《中国印刷史话》
作者：张绍勋【完结】




　　编者献辞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有的中断了，有的随着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到另外的地区。唯有中国这个国家，既古老又年轻。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五千年以上。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久性：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到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

　　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的目标。要让中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文化辉煌的历史，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打下基础，这是一件宏伟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丛书的宗旨。

　　对文化层次较高的成年读者以至专家来说，个人的专业知识总归有限，本丛书对于成年人也不失为一种高品位的、可信赖的文化知识读物。

　　本丛书的前身有110个专题，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商务印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现由编委会对类目重新加以调整，确定了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经济、文艺、体育十个门类，共100个专题，由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每个专题也由原先的五万多字扩大为八万字左右，内容更为丰富，叙述较前详备。希望这套丛书能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读者能够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所系，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愿望。

　　对于本丛书的批评及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力求使之趋于完善。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四月

　　出版说明

　　百册本《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是由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主编，国内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由我国著名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面向青少年和一般读者的大型文化普及丛书。被共青团中央启动的“新世纪读书计划”列为第一批推荐书目。这套丛书，是在1991年版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1991版曾荣获当年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和日本、韩国的出版机构相继选译和出版了这套丛书，丛书的英文选译本也随后面市。

　　新版由原先每本5万字增加为8万字。合并了一些内容近似的图书，同时增加了一些选题，对古代难辨字还注了音，并补充了有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成为一套内容丰富、文字规范、装帧精美、可读性强的真正的图书精品。

　　丛书编委会及作者队伍强大，名家云集，他们中有著名学者，有北京大学的校长，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几乎都是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可以说，这套丛书，是名附其实的大专家给普读者写小书。他们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保证了丛书的科学性，文字表述方面做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丛书是一个较为完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体系。可大致分为10个专题，分别是思想、文化、教育、科技、考古、史地、军事、经济、文艺、体育。从多角度、多层面勾勒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中华民族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丛书加强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说的介绍，文理兼备，显示出编者整体上把握传统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是一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百科丛书。同时也是一套增长知识、陶冶情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

　　内容简介：

　　印刷术被称为“文明之母”。它的广泛传播，为全世界各国出版大量书籍打下了可靠的基础，为全人类享受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了不起的贡献。

　　作者简介：

　　张绍勋，该作者暂无简介。

　　目录

　　第一章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

　　第二章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兴衰

　　第一节 唐代前期雕版印刷的发明
　　第二节 唐代后期雕版印刷的兴起
　　第三节 五代十国雕版印刷的扩大
　　第四节 宋代雕版印刷的兴盛和辽金西夏的印刷业
　　第五节 元代雕版印刷的萎缩
　　第六节 明代雕版印刷的继续发展
　　第七节 清代雕版印刷的衰落

　　第三章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第一节 宋代的活字印刷
　　第二节 元代的活字印刷
　　第三节 明代的活字印刷
　　第四节 清代的活字印刷

　　第四章 中国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第一节 印刷术传入亚洲各国
　　第二节 印刷术传入欧洲、非洲和美洲

　　辅文图片

　　第一章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

　　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上，记载着丰富多彩的发明创造，举世闻名的印刷术，就是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发明的。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特别是在造纸术尚未问世之前，缺乏轻便便宜的书写材料，文化知识的传播受到很大限制，因而读书学习非常困难。

　　大约距今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在陶器上刻画示意符号，这些符号由竖道、横道、斜道组成，约二三十种，这可能就是中国原始文字的起源。试想，在陶器上刻画文字和阅读陶器文字，该有多大的困难！

　　到了3000多年前的商代后期，我国的文字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那时的文字大都刻在龟甲或兽骨上，后人称之为“甲骨文”。我们今天的汉字就是由甲骨文发展来的。在可认识的汉字中，甲骨文是最古的文字体系，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在5000个以上，能够认识的约1700字。甲骨本身很笨重，并且多已破碎；甲骨文的形态和我们今天的文字差别很大，一般人几乎不能认识它；而且文字的内容都是关于占卜的记录。占就是占卦，卜就是问事，商王凡事必须通过占卦来决定。占卜的记录，叫做卜辞。卜辞用词简单，内容广泛，许多内容目前还不清楚。可想而知，在甲骨上刻写文字和阅读这种文字，该是何等的不易！

　　大约从商代后期起，我们的祖先又开始在青铜器上刻字铸字。有的是在器物铸成后刻上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对器物的所有权；有的是在铸造器物时就铸上一篇纪念性短文，说明作器的原因、用途等。青铜器上的这种文字，一般称做“铭”(俗称金文)。铭文少的仅一二字，多的达几百字。像赫赫有名的商代“司母戊”大方鼎，在鼎腹的内壁上有“司母戊”三个字；西周晚期著名的毛公鼎，铭文多至497个字，为现存青铜器上最长的铭文。我们从发现的铭文里可以学到许多历史知识。但是，青铜器是当时最珍贵的器物，多为统治阶级所专有，一般人见不到；铭文的内容又过于简单，像“司母戊”三个字就有不同的解释，何况有的铭文像图画，很难辨认。可以想像，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和阅读铭文，也是难之又难！

　　大概也是在商朝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懂得用毛笔和墨在竹木简上书写了。竹木简就是细长的竹片或木片，每片长约一二尺，宽约半寸左右。每片多的写三四十个字，少的写七八个字。一个文件要用上几十片或几百片，一部书要用上千片。成百上干的竹木简，需要按顺序用麻绳把它们编连起来，麻绳容易断烂，所以有时用丝绳，叫做“丝编”，有时用熟皮带，叫做“韦编”。通常是先编后写。编串起来的竹木简，古时候叫册。册字古人写成“【图1】”，就像几片竹木简编连在一起的样子。通常一册是一篇完整的文字，所以又叫做“篇”。直到今天我们还沿用着册和篇的名字，只是册、篇的概念有了一些变化。古人把写在竹木简上的书称做简册，有了简册，古人读书的条件就好多了。但是，也有诸多不便。首先，读起来十分烦琐。竹木简不但翻动起来相当笨重，而且日子一久，翻动的次数多了，编串竹木简的绳子、皮带便容易断，带子断了，简的次序一乱，就不容易读，要整理和重编又得花费许多时间。我国古代的大学问家、大教育家孔子，他老年时用功研究《易经》，由于时常翻动，那竹木简的皮带就断了三次，这就是人们说的“韦(皮带)编三绝”的典故。由此可见古人读简册是很困难的。其次，简册体积大，又沉重，携带起来很不方便。据说战国时候有个名叫惠施的学问家，他外出旅行时随身所带的书籍要用五辆车装载，故而后人称赞读书很多的人为“学富五车”。其实五车简册的内容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一本书。汉朝有个文学家名叫东方朔，他写信给汉武帝献策献计，这封信一共用了3000多片竹简，要两个壮汉才能抬得起来，汉武帝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看完。还有东汉初年，光武帝把图书搬到洛阳，就用了2000多辆车子装运。这些事例说明简书携带起来实在太不方便了。简册的这些缺点，不仅给古人的学习带来困难，同时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也十分不利。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写在丝织品上的书出现了。丝织品有缣、帛等名称，所以这种书就称做“缣书”、“帛书”。战国时期的《墨子》书里，有“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的记载，可见那时帛和竹木简已经同时并用。汉代的著作里，常用竹、帛二字表示记录，竹帛成了书籍或历史的代名词，成语“名留竹帛”就是名留史册。长幅的帛书总是卷起来收藏的，因此有了“卷”的名称。古时“卷”和“篇”是计算书籍数量的单位。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一部记录国家图书馆藏书的书籍目录，其中记录的书有用篇计算的，也有用卷计算的，而用卷计算的还不到用篇计算的一半。篇指简书，卷指帛书，这说明汉代的主要书写材料还是竹木简，帛书还不普及。很显然，竹木简比帛便宜得多，尽管没有帛轻便，但还得使用它。不过帛书到东汉时还是相当流行的。《后汉书·儒林传·序》记载，东汉末年，军阀董卓胁迫汉献帝从洛阳西迁长安，官府和宫廷的帛书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士兵们取帛书做成帷帐车篷，制成袋子，可见当时帛书的数量是不少的。帛书柔软轻便，可随意折叠或卷起，阅读、携带、保存都很方便，它的出现和流行，为古人学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缣帛价格昂贵，一般人用不起，还不是普及文化的最好工具，于是，我们的祖先又想法研究新的书写材料了。这样，就有了纸的发明。

　　西汉时候，当人们还用竹帛写字时，就有了一种丝质的“絮纸”。纸字的左半边是“糸”，就是因为原始的纸是用蚕丝纤维制成的。那种絮纸可能是漂洗绵絮的劳动妇女首先发明的，是她们从废料中捡出残余的蚕丝纤维制出的副产品。由于原料来源有限，产量不多，絮纸并没有用作书写材料，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可贵的造纸方法。随后，古人在制造絮纸经验的基础上，又制出了最早的植物纤维纸——麻质的纸。不过早期的麻纸很粗糙，还不足以代替缣帛和竹木简作为书写材料。到了东汉时期，宦官蔡伦总结了劳动人民的造纸经验，和有关工匠共同设计，利用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等废料，从中提取植物纤维来制造纸张。公元105年，一种轻便便宜又能大量生产的植物纤维纸试制成功了，从此，造纸术流传各地，纸的应用也就推广开了。有了纸张，古人读书写字就有了良好的条件。到了魏晋时期，纸张逐渐取代了笨重的竹木简和昂贵的缣帛，纸写本书籍流行开来。但是，在书籍全靠抄写来流传的时期，古人读书还是相当困难的，文化的普及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一部长篇巨著，就得抄上几年甚至10多年的时间，不但耗费了许多时间和人力，而且抄来抄去，容易发生错误和脱漏。一有抄错抄漏，往往把原书的意思都改了。一部宝贵的著作，假如只有一个或几个抄本，一旦遇到天灾人祸，这部好书就容易被毁掉。我国古代有不少有名的典籍就是因此而没能保存下来。

　　如上所述，陶器、甲骨、青铜器、竹木简和缣帛曾是我国古代的书写材料，这些材料要么笨重得很，要么价钱很贵，这给古人读书写字带来很大困难。到了汉代，发明了纸，虽然轻便便宜，却要靠抄写传播，人们才能读到书，学到文化知识。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抄写书籍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这就促使我们的祖先想方设法，去探索寻求复制书籍的新工艺，于是，便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第二章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兴衰

　　第一节 唐代前期雕版印刷的发明

　　印刷术的发明，可以从古代的石碑和印章说起。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在石头上刻字。现存最早的刻石是秦国的石鼓。石鼓共有10个，每个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颂秦国国君游猎的情景，故又称“猎碣”。现存故宫博物院铭刻馆。这套石鼓的绝对年代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春秋初年秦文公(公元前765—前716年)所造。后来，人们把刻上了字的长方形大石块立在地上，这就有了石碑。最初的石碑，原是统治阶级自吹自擂的东西，例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巡游各地，就在七处名胜地方刻石立碑，宣扬自己的“功德”。当时的人民也用同样的方法表示对秦朝的不满，在大石块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

　　汉朝更盛行石刻。从汉武帝起，历代皇帝大多利用石碑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到了东汉末年，石碑成为重要典籍的标准本。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皇帝接受著名书法家蔡邕〔yong雍〕的建议，把校正了的七种经典：《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共20多万字用隶书刻写在46块石碑上，立在洛阳太学门外，作为标准本供大家抄写和校对，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图1)(亦称《汉石经》)，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据说每天有上千人前去抄写石碑上的经文，或拿了抄本去仔细校对，一时太学门外，车水马龙，拥挤得水泄不通。为了节省抄写的烦劳，尤其是避免抄错抄漏的缺憾，我们的祖先又发明了拓〔ta踏〕碑的方法。最早的拓碑方法，是先在石碑上涂上墨，然后覆上一张纸把字印下来；印出的碑文是黑底白字，但字是反的，读起来很不方便。后来改变了方法，先把纸浸湿了贴在碑上，用刷子在上面刷几遍，或者用布包着棉花在上面敲几遍，使碑文凹陷的笔划清楚地现在纸面，然后上墨，这样就拓出了正面的黑底白字，我们称它为“拓本”，而这种技术则称“拓石”，今天我们练字用的“碑帖”，大多数还是用这种方法拓印下来的。用石碑来印书，自然比抄书方便得多，但是却很难普及。平民百姓哪有能力在石碑上雕刻整部的书呢，因此，“拓石”的技术只能给发明印刷术以启迪，并不能满足广大人民对书籍的要求，于是我们的祖先又在寻求新的印书方法了。

　　图1 东汉《熹平石经·公羊传》经文残石刻于公元175—180年间

　　大概在四五千年前，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就已经懂得了在陶器上使用压印的方法了。他们先制出刻着几何纹、水波纹、弦纹等花纹的陶印模，趁陶器坯尚未干燥时，就将印模印在器皿上，这就是印纹陶器。可以说它是最原始的印刷。到了战国时期，印章出现了。最初的印章是铜制的，也有用金或银制的，秦始皇的印章“传国之宝”是用白玉雕成的。使用简牍①的时候，印章的用法和现在不同。那时候封发重要公文和私人信件，要在捆扎简牍的绳结处涂上粘土，这叫“封泥”，在封泥上再加盖印章作为封口的印记，这叫做“封”。古时不论公私信件所用木版通常是一尺长，所以叫做尺牍，后人把书信叫做“尺牍”，就是沿用了这个古名称。印章上的文字都是反字。有的是凹下去的阴文，有的是凸起来的阳文，印出来都成了正字。一般印章上刻字不多。汉代流行佩戴“刚卯”，这是一种用玉或桃木刻成的约三寸长的长形四方体的印，上面有孔，可以穿绳佩戴，四面皆有文字，其内容都是驱疫避鬼的迷信之辞，如刻上“莫我敢当”等字，字数约30多个。到了东晋时期，上山修道的道士身上佩戴一种枣木符印，在二寸见方的木块上刻着100多个字，据说是用来驱赶猛兽水怪的。那时候，纸的应用相应广泛了，印章的用法基本上与现在一样。如果把木刻的符印蘸了颜色，印在纸上，那么只要盖印一次，就等于抄写100多字，真是方便多了。我们的祖先从这里得到了启发，想起把成部的书像刻图章一样刻在木版上，不是比在石碑上刻书容易得多么？于是，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人们就选择适于雕刻的梨木和枣木，锯成一块块方版，把誊清校定的底稿反着贴在木版上，按着每个字的笔划雕刻出凸起的阳文。整部的书版雕好后，就可以着手印刷。先用蘸了墨的刷子，在书版上刷一下，让版上凸出的反字都涂上墨，然后把白纸覆上去，再用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取下来，一页白纸黑字的书便印成了。就这样，从石碑、印章、符印逐渐演变，经过无数人的钻研改进，最后终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的，现在很难考证。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说法达几十种之多。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创始于唐朝。

　　目前可见的保存在国内外的唐朝印刷品比较早的有四件。

　　其一，是1900年在甘肃敦煌发现的一卷首尾完整的《金刚经》，这是现存有明确年月记载的最早的印刷品。这卷佛经是用雕版印在七张纸上，粘连起来，全卷长16尺，高一尺，卷首印着一幅木刻的佛教画，上面绘着释迦牟尼佛坐在莲花座上，在给孤独园长老须菩提说法的场面。莲花座前的小桌上供奉着法器，长老须菩提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聆教，神态怡然。座前两侧有两员护法天神守护佛座，周围环立着许多贵人、施主和僧众。他们虔心静听，神色肃穆。佛座前有二狮分踞左右，以表示佛为人中之王。上端还有二飞天驾云旋绕。全图中心突出，人物错落有致，栩栩如生，生动传神，呼之欲出，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jie介〕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字。说明了这件印刷品是唐懿宗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有个叫王玠的人，为了替他的父母祈福消灾而出钱印造的，离现在已经1100多年了，这卷举世瞩目的《金刚经》，不但墨色鲜明，刻镂精美，而且字体端庄凝重，古朴大方；图画和笔法都很纯熟，从雕版印刷技术和木刻版画雕印技巧看，不像是拙稚粗陋的初期作品，而是有了相当高的水平。可见雕版印刷的发明，一定比这卷佛经印成的时间早得多。可惜我国这部珍贵的雕版印刷品，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有精美插图的刻本，连同许多宝贵文物，于1907年已被英国人斯坦因盗走了，现在还存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里，这是令人切齿痛恨的。

　　其二，是1944年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一座唐墓中发现的唐代雕印的单页咒本《陀罗尼经咒》，这是现存国内的比上述《金刚经》可能还早的印刷品。这件《经咒》印本装在一只空手镯中，约一尺见方，是用唐代名茧纸印刷的，上面正中央和四周均刻有小佛像，其余大部分为古梵文经咒，右边有一行模糊不清的汉字，可以认出的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雕印非常精细，墨色浓淡匀称，反映出雕版印刷技术已相当成熟。这一单页咒本，是中文和梵文合刻的最早印本。在这件印刷品上没有具体的印刷日期，但从雕版及其所刻的汉字来看，字体秀劲圆活，具有唐人书法的风格；成都开始设府是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的事，以此可以推断印本当在这年之后，而墓葬年代约在9世纪后半期，从而推断这件印本的印刷时间应在公元757—900年之间。印本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其三，是1966年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庆州佛国寺的一座石塔中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品。庆州是古代新罗王国的都城，佛国寺和石塔建成于公元751年。这卷木版印刷经卷，长约20尺，高约21/4寸，是用12块木雕版印在楮〔chu础〕纸上粘连而成，放在塔内一个舍利瓶上的绸袋中。经卷上没有注明年份，但是经文中出现了几个武则天在位时期(公元684—704年)创造的新字，如证字写作，地字写作埊，初字写成，授字写成；同时经文是由中亚细亚古国吐火罗的一个名叫弥陀山的僧侣，在公元680—704年寓居唐都长安时由梵文译出；而佛国寺石塔又完工于751年，因而朝鲜学者考证，它是公元704—751年间刊印的，并且以武则天新字在新罗和日本很流行为理由，推断它是新罗自己雕印的。但是多数中外学者认为，这卷经文是704年由弥陀山译出后在中国印成的，很可能是在佛国寺建成时带往朝鲜作为贺礼的。

　　其四，是作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于中国的旁证物，目前保存在日本的一卷《妙法莲华经》里，它是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发现的，是印在黄麻纸上，经文中也使用了武则天的新字，因此二者很可能是同一时期的遗物。以此，我们说《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唐朝的印本，而不是新罗的印本，恐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这个印本字似欧(阳询)体，结构匀称，线条优美，刻印极工，它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还要在这卷佛经问世之前。

　　除了上述四件可见的印刷品之外，在唐朝文献中提到印刷的还有好几处。

　　《旧唐书·文宗纪》里说：“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原来在古代颁布历书是皇帝的特权，当时四川、江苏、安徽等地，每年在官历颁发之前，民间私自印的历书已经布满天下了，这有损于中央政府的权威，以致皇帝不得不下令禁止，这件事反映了文宗时候民间私印日历的盛行。

　　再有，著名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诗集《长庆集》作序，其中有“缮写模勒，衒〔xuan绚〕卖于市井”这句话，一般认为“模勒”就是印刷。当时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深受人民喜爱，因此有人雕版印刷出来，到处叫卖。这件事发生在公元825年。

　　再往前，唐代有一部著作中谈到，著名高僧玄奘于公元629—645年间访问印度，回国后，曾“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印数相当可观了。

　　还有一条后出的史料，就是明朝享有盛名的史学家邵经邦，在他著的《弘简录》中说，唐太宗的长孙皇后，36岁死了，她生前著有关于封建社会妇女修养的书《女则》10卷，唐太宗认为此书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所以为了让“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梓行”就是雕版印行。这部书可以说是最早的刻本，其时间大约在公元636年或稍后。

　　由此可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可以追溯到贞观(公元627—649年)年间，只不过上面提到的印刷品都没有流传下来，还缺乏实物的证明。

　　注释：

　　①简牍，古人用长方形的薄木板写字，叫做版牍。简牍与版牍，统称简牍。

　　第二节 唐代后期雕版印刷的兴起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公元618年建立，定都长安，907年灭亡，历时近300年。以“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为转折点，可以把唐朝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唐帝国的强盛时期；后期是唐帝国的衰落时期。唐帝国疆域辽阔，经济发达，文化灿烂，在这个基础上，随着雕版印刷的发明，印刷业在唐代后期迅速兴起了。

　　那时，印书的地点已逐渐遍及陕西、河南、四川、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区域相当广大，而长安和成都则是当时刻书业的中心。

　　在长安城的东市里已出现了民间书坊，如大刁家印的历书，李家印的医书都很有名，李家印的《灸经》就是医书的最早印本。

　　在成都有印书铺，出版的书籍种类很多，如印历书的樊赏家，在公元882年印的历书还有残页流传到今天，上面印有“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的标题。这部历书和比它早五年的乾符四年(公元877年)丁酉历书，都是现存世界上最古的雕版印本历书。丁酉历书缺卷首，无标题，上部为历书，下部为历注，还有各种用于迷信占卜的图表以及包括12生肖的画像，是1900年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但不知是何地何人所刻。可惜这两部历书于1907年都被斯坦因盗往伦敦去了，现存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还有“西川过家”刻印佛经，今天北京图书馆还藏有唐代末年一位无名老人根据“西川过家真印本”重写的《金刚经》残卷；巴黎图书馆也藏有公元943年“西川过家真印本”《金刚经》，可见过家是成都历史悠久的老书铺，从唐末至五代都在刻印佛经。西川也出版有配合诗歌创作的工具书——韵书和字书。公元865年，日本僧人宗睿由中国返回日本时，就携带了西川刻印的《唐韵》和《玉篇》，还带走佛经134部。当时成都刻本的内容还要广泛得多。根据一个叫柳玭〔pin频〕的官吏，在他著的《柳氏家训》的序里说，唐僖宗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他在成都的书铺里看到许多印本书，有阴阳、杂记、占梦、看家宅之类的迷信书以及字典和小学生读物等，不过印刷质量不高，印得墨迹模糊，读起来“不可尽晓”。

　　由此可见，上述成都的“樊赏家”、“过家”以及“龙池坊的卞家”，可以说是现在所知的中国最早的书店，他们兼做出版和发行业务。唐代后期成都书铺雕印品种，已由日历、佛经、杂记发展到了大量雕印字书、韵书，而且已能远销日本了，这反映了成都印书铺比较多，印书量比较大，印书业已相当发达了，它已成为我国印书业的先进地区。

　　河南洛阳敬爱寺藏有佛经《毗尼藏》印本，后来可能在公元845年唐武宗敕毁全国佛寺时被毁，敬爱寺的和尚惠确，又重新刻印了佛经，时间大约在公元869年以后。当时的文学家司空图还为他写了募化传单，“印本共八百纸”，用来向社会募捐。

　　此外，江苏扬州、浙江绍兴也有雕版印刷。前面提到的元稹，曾在越州(今绍兴)做过官。他说越州、扬州一带，有许多人刻印他和白居易的诗作，在市场上出卖；有人还拿白居易诗集的印本换取酒茶喝，而且“处处皆是”；有人甚至盗用他们的姓名贩卖伪作，令人“无可奈何”。那时，在扬州和苏州一带，民间私印历书的风气很盛行。在北宋人写的笔记体杂史《唐语林》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末黄巢起义时，僖宗逃往四川，长江下游一带得不到官府的历书，于是那里的人便自己刻印了历书出卖，没想到印卖历书的人竟因每月大小尽不同(农书，一个月30日为大尽，29日为小尽)，发生了争执，被拘送到官府，糊涂的地方官对他们说：“你们同行做生意，差一天半天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把他们呵退了事。这件事反映了唐末长江下游一带民间印卖历书盛行。

　　江西也刻印书籍。唐末有位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市)观察使纥干泉，很迷信道家烧炼的什么龙虎丹，认为服用这些丹药可以“长生不死”，为此，他在公元847—851年之间，雕印了讲求烧炼之术的《刘宏传》一书几千本，送给京城内外喜欢炼丹的同道，这是道教徒印书的最早记载。

　　除了上述印刷物之外，在唐玄宗开元(公元713—741年)年间，唐政府还在长安出版了中国最早的印刷报纸《开元杂报》，“杂报”就是唐统治者发行的宫廷邸报。这份报纸的内容大多刊载皇帝个人的言行，如说：皇帝某日到某处去狩猎；某日皇帝躬耕籍田；某日皇帝接见某大臣；某日皇帝下达什么诏令等，也登载官员升迁的新闻。其材料多采自“起居注”和“时政记”。“起居注”是皇帝言行的记录，由随侍皇帝专管记录的官员负责执笔。“时政记”是皇帝和大臣讨论国家大事的记录，通常由宰相执笔。邸报印出后，分送给皇族和封疆大吏。这份报纸发行数量不多，流传下来的很少。唐末有个文学家孙樵(韩愈的学生)曾经看到过这份报纸，他在公元851年写的《读开元杂报》一文中，记载了这份报纸的部分内容，并对这份报纸所反映的“开元盛世”怀念不已。近代有位研究雕版印刷的学者孙毓修，在其著的《中国雕版源流考》仿制一书中说：“近有湖北江陵杨家藏有《开元杂报》七叶，说是唐人雕本，每叶13行，每行15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其款式犹如唐人写本。作蝴蝶装，墨影漫漶，不甚可辨。”由此可见，《开元杂报》确曾问世并流传了下来，它是我国和全世界最早的印刷报纸。

　　图2 根据《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的说明仿制的《开元杂报》

　　《开元杂报》出版的时候，欧洲人还不知道用纸和造纸，更谈不上印刷。欧洲人自己造纸是12世纪的事，使用雕版印刷要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才出现，至于德国出版的欧洲第一份报纸，则已经是1609年了，比《开元杂报》已晚了约900年，所以英国学者在《大英百科全书》中称《开元杂报》是“世界第一个报纸”。这是我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又一例证。

　　综上所述，唐代印刷的地区已经相当广大了，印刷的内容也相当广泛了，甚至士大夫请客吃酒时玩的纸牌——“叶子格”和作为商人纳税的凭据——“印纸”，也都有了印刷品。唐代后期雕版印刷已初步兴起了。

　　第三节 五代十国雕版印刷的扩大

　　从公元907—960年，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与此同时，南方各地与北方山西也先后建立过10个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的动乱时期，但是雕版印刷却日益扩大起来。

　　刻书地点以开封、成都、杭州为最有名。

　　开封为五代梁、晋、汉、周四朝都城，都城内设有国子监，有名的“监本九经”即完成于此。

　　公元932年，后唐宰相冯道首先倡导刻印儒家经典。据说他看到当时吴、蜀一带刻印的书籍，虽然种类很多，但多是一般平民百姓所用的日历和一些通俗读物及佛经等，唯独没有儒家经典。于是他上书皇帝，奏请依石经文字刻印“九经”①印版。得到皇帝批准后，由当时的大儒田敏等人，召集国子监(当时的大学)的“博士儒徒”，依照当时最好的官方范本《唐石经》经文，取六朝以来通行的经注本之注，合编成经、注兼有的经本，再经六七个以上专家学者的仔细阅读精校，然后请书法高手以端楷写出，再组织工匠雕刻印刷。这样，从公元932—953年，历经22年时间才全部完工。同时还刻印了《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辅助著作，共130册，这是官府大规模刻书的开始。在“九经”刻成后两年，即公元955年田敏又奉命刻印了关于解释经书音义的书《经典释文》。这次刻印的“九经”，因为是国子监印本，后世称为“五代监本九经”，从此，版本学上出现了“监本”这个名词。“监本九经”的问世，使古代经书有了统一的标准本，在当时还允许公开出卖，使“‘九经’流布甚广”，因而对于文化的普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当时和后来的宋代对“监本”却毁誉不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公元1877—1927年)在他著的《五代监本考》一书中，则给予“监本”以比较公允的评价，他说：“自开成石经出，而经文始有定本；自五代监本出，而注文始有定本，虽文字不无差讹，然比之民间俗本，固有优无绌。田敏等校订之勤，与整齐划一之功，究未可尽非。”可见“监本九经”的刻印，是有功于历史的。同时，自此以后，刻书不再是民间书坊或和尚道士的事，而成为历代政府的出版事业，对后世印刷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政府对印刷业的提倡，士大夫私人刻书也多了起来。私家刻书世称“家刻本”。蜀国的京城成都，在唐代就是刻书业的先进地区，此时更为兴盛。因为这里从唐末到宋初，70多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因而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人们对书籍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加上又盛产麻纸，印刷技术又有根底，这就为该地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后蜀的宰相毋昭裔是私人大量刻印书籍的先驱。史书记载毋昭裔年少时，向别人借阅诗文总集《文选》和类书《初学记》的抄本，人家不肯借给他，他十分气愤地发誓说：“他日得志，愿刻版印之，以便利天下的读书人。”后来他果然当了宰相，便叫人刻印了这两部书和白居易编的类书《白氏六帖》，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他还自己出钱兴办学校，刻印“九经”，镌刻《后蜀石经》十三经(但未全部完成)。在他的倡导下，后蜀文风由此蔚兴。毋昭裔对蜀国文化教育的发展确实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到了宋代，毋家所刻的书籍，已遍销海内了。正因为如此，宋太祖灭后蜀时，许多在后蜀做官的人都受到了惩罚，并没收其家产，唯独对毋家网开一面，下令把雕版全部发还给毋家。他的子孙继续从事刻书事业，成为成都世代相继的有名的出版家。

　　此外，前蜀任知玄看到印刷术“不烦染翰(以笔蘸墨)之劳，可遍普天之内，使人皆持诵”的优点，于是就在公元909—913年，自己出钱，在成都雇工雕刻著名道士、道教学者杜光庭著的《道德经广圣义》30卷，五年中雕成460多块版，并印刷出来使其广泛流传。在成都刻印的还有蜀国和尚昙域。他搜集了他的师父禅月大师贯休的诗作1000首，在公元923年雕印出版，题名《禅月集》。这些都反映了五代时成都印书业的发达，从而为宋代享有盛誉的“蜀本”打下了技术基础。

　　吴越国的京城杭州，印刷业也相当发达。单是国王钱弘俶〔chu处〕与和尚延寿就刻印了大量的佛经、佛像、塔图、咒语，其中印数可考的就达68万多卷，印数之大是空前的。而且印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印本纸张洁白，墨色均匀，字体清晰悦目，图画也很精美；还有两万幅印在素绢上的观音像，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我国最早的用丝织品印刷的版画，这些都反映了杭州印刷技术水平之高。可是如此大量的佛教印刷品，今日只剩下几卷经卷和少量残损的塔图了，其中有的还落入美国、英国、瑞典等国。国内除浙江图书馆、浙江博物馆、常州博物馆各藏一卷外，私人也略有收藏。常州所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卷，保存最为完好，经卷前部刻有“丰财园说法”图，后部为经文，共269行，每行10字，共计2675字。字体古雅，墨色清晰，图文并茂，印刷精良。这卷珍贵文物，是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第五代传人瞿凤起于1985年捐献的。

　　五代时，著名词人和凝，曾在五代各朝为官，一直做到宰相的高位。其人爱好学习，才思敏捷，长于短歌艳曲，尤重声誉，为此他在自己的家乡山东出版了自己的文集100卷，分送给友人，其作品流传到开封、洛阳一带。和凝是文学家出版自己作品的第一人，从此刻印私人文集的风气盛行起来。

　　后晋石敬瑭命道士张荐明雕印的老子《道德经》，就是和凝为该书写的序文，并冠于卷首，使其颁行天下。

　　还有南唐的京城金陵(今南京)，曾刻印了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著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还刻印了南朝陈徐陵编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此外西北的敦煌、东南的福州也都出版过书籍。

　　敦煌地处偏僻的河西地区，当时驻守敦煌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于公元10世纪四五十年代，先后请匠人雕印了单张的上图下文的各种菩萨像、大圣毗沙门天王像(佛教中的护法天神，是四大天王或俗称四大金刚之一)和《金刚经》、《切韵》、《唐韵》等书。其中毗沙门天王像，结构紧凑，中心突出，刻画的线条，刚劲而不呆板，豪放而不粗糙，古朴而不庸俗，充分表现出这一时期雕版印刷技术的水平。在该像的题记中，刻有“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版，唯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的愿文。“大慈大悲救苦观音菩萨像”和《金刚经》除印上曹元忠的名字外，还印有当时刻工雷延美的名字，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刻书工人。这几种佛像和佛经是迄今传世的写明主刻人和雕印年款的五代时期的珍贵印刷品。可惜这些印刷品，后来大多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了，分别藏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目前国内仅有的五代时期敦煌印刷品，只有“大圣文殊师利(意为吉祥)菩萨像”(图3)，今藏北京图书馆。这幅单张版画描绘的是文殊菩萨身骑坐狮，驾云而行，普渡众生的故事。菩萨手持如意，稳坐狮背，面目慈祥。背后佛光缭绕。佛像两旁左题“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右题“普劝志心供养受持”。图像下是题记，上图下文，结构严谨，笔调简洁，刀法清晰，是一幅十分古朴的印刷品。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当时的闽国国王王审知很重视文化教育，他的大臣徐寅所写的《人生几何赋》，曾被书商刻版印卖，因此他写了“拙赋偏闻镌印卖”的诗句，可见当时的福州已出现了以刻卖书籍为营生的书坊了。

　　随着刻书业的发展，收藏图书比以前容易了，因而私人和国家的藏书也多了起来。据记载：后梁节度使赵匡凝“颇好学问，藏书数千卷”。后唐大将王都“好囊图书”，家中藏书30000卷。后周张昭积书数万卷，并建有藏书楼。荆南国的学者孙光宪，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家有藏书几千卷。南唐的三位国君李昪[bian变]、李璟、李煜都收买图书，兴办教育，“宫中图籍万卷”。吴越国国君钱镠[liu流]的儿孙都崇信儒学，好藏图书，“家聚法帖图书万余卷，多异本”。所以史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这个时期有成千上万卷的藏书出现，在干戈扰攘时期十分难得，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代十国刻书业的发达。

　　图3 五代刻本《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

　　总之，五代十国的刻书事业在印刷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第一，雕版印刷的三大系统——官刻、家刻、坊刻开始形成了。第二，刻书地点遍及大江南北，特别是当时那些较为安定的地区。第三，明确了雕印书籍分书写、雕版两个工序完成，这就大大提高了印本书籍的质量，因此，一直为以后公私雕印书籍者所遵循。第四，蜀国、吴越的老刻印工的技术和印刷设施，为北宋时成都、杭州印刷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所以五代十国虽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期，但是雕版印刷业却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地位。遗憾的是五代印本流传到今天已经很少了，仅有的几种都是残本，而且有的已散失在国外，至于“监本九经”更是一本也见不到了。

　　注释：

　　①“九经”，实为十二经，即《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孝经》、《论语》、《尔雅》。

　　第四节 宋代雕版印刷的兴盛和辽金西夏的印刷业

　　公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1127年金灭北宋，赵构重建宋朝，后来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直到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南宋灭亡。这一时期在北方，与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有辽、西夏和金。

　　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宋朝政府比较重视教育。中央有国子学、武学、律学、算学、医学、画学等各类学校；地方上有郡学、府学、县学和书院、家塾、舍馆等。公元1093年，北宋的太学生人数就达3100多人；1203年，南宋报考太学的考生就多达37000人，可见宋朝教育是相当发达的。由于教育的发展，需要的书籍量也大为增加，这就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同时，宋代纸墨的产量与质量都超过了前代，又为印刷业的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再加上宋朝廷本身又大力奖励刻书，像毋昭裔的后代毋克勤，就是因为捐献了《文选》和《初学记》的书版而做了官，毋家也因为刻印书籍发了财，据说家累千金。再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因进献了自己编选的北宋时期的诗文总集《宋文鉴》150卷，得到了朝廷赏赐的大量银两和绢帛。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宋代的雕版印刷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宋代的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和坊刻方面均有很大发展。

　　首先，宋代的各级政府都致力于刻书，像中央的国子监，主管国家图书事业的机构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秘阁、崇文院和秘书省(国家图书馆)等，这些文化机构都出版了大批书籍，特别是国子监刻书最多。当时就有人说：“国子监之印群书，虽汉唐之盛无以加此。”北宋、南宋的监本书都多达110种。其中有儒家经典“十三经”①，正史“十七史”②，司马光主编的被称为史家绝作、大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大部类书《太平御览》③、《册府元龟》④，老子《道德经》等书。除了这些正统文献外，还刻有医学著作《开宝本草》(因刻于宋太祖开宝年间，故名)，并“广颁天下，传而行焉”。尤其是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的监本《经典释文》⑤，是中国古籍中的稀世之宝，今藏北京图书馆。

　　其他官府机构刻印的，如公元963年掌管刑狱的大理寺刻印的由窦仪主编的《宋刑统》，这是我国刑事法典的最早印本，也是宋代官方刻书的开始；有天圣(公元1023—1031年)年间崇文院刻印的农书名著《齐民要术》，史称此书在当时“非朝廷要人不可得”；还有1084年秘书省校刻的包括《周髀〔bi毕〕算经》(图4)、《九章算术》、《孙子算经》在内的《算经十书》；还有许多有关历史、哲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诗歌文章、娱乐游戏以及佛教道教经典等书籍。官刻书籍除颁发各地作为官用外，还允许出售作为政府的一项财政收入。

　　图4 宋代刻本《周髀算经》

　　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也仿照中央办法纷纷刻书。其中有州(府、军)、县官署刻印的，如公元1058—1059年江宁府(治所在今南京市)刻印的《建康实录》⑥；公元1139年绍兴府刻印的研究《诗经》的专著《毛诗正义》等。除此之外，当时有些地方官用公款刻书，而后又私运回家乡出卖，以捞取外快，如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县)知州(州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唐仲友就是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人。也有各路使司机构刻印的，如公元1069年两浙东路(今浙江东部，治所在今绍兴)茶盐司刻印了我国重要医书《外台秘要方》⑦，今天北京图书馆仅存两卷；1147年福建路(治所在今福州市)转运司重印了最受人欢迎的《太平圣惠方》⑧等。还有公使库刻印的。原来宋代地方政府各机关，都设有公使库，犹如今日的招待所。公使库有所谓公使钱，除用作免费招待过往官员外，还准许用公使库钱刻书。有的公使库下设印书局，专门刻印书籍，所出版的书称作公使库本。其中较为有名的，如1133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印了《资治通鉴》；1183年福建泉州公使库刻印了司马光的《司马温公集》。这些官刻本往往有知名学者校勘，其质量比一般地方刻本要好一些。

　　此外，地方书院和各类学校也都有刻本，如1265年建宁府建安书院刻印了朱熹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可惜今已纳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了；再如1175年严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府学刻印了南宋史学家袁枢著的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还有泉州州学刻印了宋代程大昌著的地理书《禹贡论》，该书被今人评为“纸墨精莹，如初拓《黄庭》，光彩照人，为宋刻书中杰作”。书院和学校一般都有学田，有资金，有人力，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它是宋代刻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府机关及文化机构刻书颇多。

　　那时候，宋朝政府也发行了官报——“邸报”，或称“朝报”，苏东坡有诗句可见：“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邸报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起居言行，政府的法令公报，各级臣僚的奏章，官员的升迁赏罚，中央各机关的工作报告以及边防驻军的战况等。邸报经门下省(掌管国家政令审批的机构)审核后，由各路州郡派驻首都的进奏官，按照规定的日期(如每日、每五日、每10日或一月发报一次)传发。当时常驻首都的进奏官约有120—150人，他们受上都(即首都)进奏院(地方驻京办事机构)管辖。邸报上不得传报有关“机密”的消息，否则“以违制论”。邸报除传发给各级政府部门外，还允许出卖，当时京都就有卖朝报的人。邸报大部分是抄写的，只有一小部稿件是“镂版”印发的，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宋代印刷业发达，邸报当是印刷品。

　　宋代还出现了非法出版的私人办的小报，奏官、使臣、政府机关的中下级官员及书坊主人。小报发表的多是政府尚未公开的“朝廷机事”及其他小道新闻，所以小报也称“新闻”，从此“新闻”一词开始和报纸联系了起来。其材料来源于宫廷内部和朝廷机构内部通报新闻的“内探”和“衙探”。因为小报上多是抢先发表的“新闻”，所以很受社会的欢迎。办小报者每天出版一张，在社会上出卖，可以“坐获不赀之利”，很是赚钱。但是小报常常触犯朝廷的禁令，以至被政府以“撰造浮言”、“乱有传播”的罪名，严厉查禁，尽管如此还是屡禁不绝。小报大部分是手写的，也有少量为雕版印刷。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小报既是为了赚钱，雇人抄写岂不得不偿失，当为印刷品。可惜无论邸报或小报，今天都已荡然无存了。

　　其次，宋代的士大夫私人刻书的也很多。有刻印自己著作的；有刻印祖先遗著的；有刻印其师友著作的；也有刻印家藏善本的；另外还有刻印名家著述的。这些私家刻书在南宋蔚然成风，许多著名版本就是私家刻印的。如福建建溪三峰蔡梦弼，他刻了不少书，流传到今天的有刻于1171年的《史记集解索隐》。该书的雕印、纸墨，均属上乘。建安黄善夫在绍熙年间(公元1 190—1194年)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是现存最早的三家合注本⑨，后世许多重刊本，都是以黄善夫刊《史记》为底本。他还刻了《汉书》、《东坡先生诗》等，这些书的字体刚劲似柳(唐书法家柳公权)，刀法严肃稳重，墨色黑而凝重，看上去庄严郑重，把雕版印刷技术推向了新的水平。他刻的《史记》、《汉书》和这一时期建安刘元起刻的《后汉书》，无论版式、字体、刀法、墨色都极相似，可能同属一家刻写工人承办，由黄刘两家分别出资。这三本书日本都有藏本，并且非常珍视，被定为日本的“国宝”。福建邵武廖莹中的“世彩堂”(书楼名)在南宋末年刻印的“‘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本比较，百余人校正而成”。另有《春秋经传集解》、《论语集解》刻工都很精妙。特别是他刻的唐代著名散文家韩愈的《昌黎先生集》(图5)和柳宗元的《河东先生集》，其字秀雅似欧(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刀法、纸墨均极精良，被认为是韩柳文集中的标准印本，藏书家把它视为宋版书的上品。陆游的儿子陆子遹[yu域]于1220年刻印了他父亲的《渭南文集》，刻印极精，今北京图书馆有藏本。岳飞的孙子岳珂刻印的“九经”、“三传”，都由“本经名士，反复参订，始命良工入梓”。他刻印的校勘专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更是对于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考异，详审精确。今北京图书馆还藏有他刻的记述先秦政治制度的书《周礼》一卷。这些私家所刻的书，一般都校勘严谨，刻印精美。

　　图5 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昌黎先生集》

　　再者，就是坊刻。宋代坊刻在刻书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所刻之书称为“坊刻本”。坊刻就是指一般书商开设的书坊，专门从事刻印书籍，是以营利为目的。有些普通百姓还要靠刻书谋生，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锓 [qin寝]，以取衣食”。许多城市中书坊林立，书坊拥用自己的写工、刻工和印工。宋代最有名的书坊要数福建建安余家的“万卷堂”和“勤有堂”。余家从北宋末年起，世代刻书达600多年之久，刻印了大量书籍，一直到明代余家的刻本依然名闻遐迩。甚至到了清代中期，余家还有人在经营书坊，以致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下诏军机处：选派诚妥之员，善为访问，寻据复奏。余家书坊对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传世的万卷堂宋本中，有刻于1191年的东汉经学家何休著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勤有堂刻有西汉刘向著的记述古代100多位妇女事迹的传记文学《列女传》(图6)。万卷堂刻的东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周礼》，被清代人评为“点画完好，纸墨极佳”。

　　南宋时，临安陈起的书籍铺也是很有名的。陈起，字宗之，因室名芸居楼，故号芸居，浙江钱塘人。他不仅是个出版商，而且多才多艺，能诗善画。他为人豪放豁达，结交了不少怀才不遇的江湖诗人，并对他们表示同情。为此，他编印了《江湖集》、《南宋六十家名贤小集》，使当时许多无名诗人的作品得以流传。他出版的书，不仅价格低，而且买书的可以赊欠，又“赊书不问金”；买不起的可以借看，所谓“成卷好诗人借看，盈壶名酒母先尝”，正反映了他待人厚道、事母至孝的品德，所以他赢得了“文士独知音”的美名和“江湖名姓香”的声誉。他的书籍铺开设在临安棚北街，“门对官河水，簷依柳树荫”，是一个舞文弄墨的好地方。所以有人写诗云：

　　官河深水绿悠悠，门外梧桐数叶秋。

　　中有武林⑩陈学士，吟诗消遣一生愁。

　　图6 宋代余氏勤有堂刻木《列女传》

　　这一带书坊出版的书，藏书家称为“棚本”或“书棚本”。他的儿子陈续芸也继承了父业，父子相继经营书铺，一共出版了100多种书籍，特别是刻印了大量诗选，唐宋两代著名诗人几乎无一遗漏。至今传世的有唐朝《杜审言诗集》、《周贺诗集》、《王建诗集》、《朱庆余诗集》、《唐女郎鱼玄机诗集》、孟郊的《孟东野文集》(图7)等20多种；宋朝有岳珂的《棠湖诗稿》、郑清之(号安晚)的诗集《安晚堂集》。这些书刻得秀丽精湛，是陈家刻本中的代表作。由于陈起是位读书人，又有著作《芸居乙稿》，因此和一般书商不同，他“生来稽古心”，所以他刻的书，对于内容和形式都很讲究，堪称坊刻中的精品，颇为明清藏书家所珍爱。

　　此外，还有临安尹家，建阳麻沙镇刘家，原居开封后迁临安的荣六郎家以及山西、江淮、湖广、四川等地的许多书坊，都刻了门类众多的书籍。坊刻本追求名目新颖，内容适合社会需要，刻印及时，因而行销广泛，对活跃宋代文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图7 宋代蜀刻本《孟东野文集》

　　上述三种刻本，比较起来，官刻本在雕刻用料方面，不惜工本，印得美观大方。家刻本在校勘方面仔细认真。坊刻本为了多赚钱，力求节约工料，版排得行紧字密。宋代三种刻本流传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了，所以藏书家都十分珍视。

　　从上面可以看到，宋代刻书业是相当发达的。

　　宋代的刻书中心，主要有都城开封和临安，福建的福州、建宁、建阳，四川的成都、眉山。

　　开封，是北宋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城内除国子监和其他院、部大量刻书外，还有很多书铺，印卖书籍。相国寺东门大街一带，就是书坊的集中地，有的门前高挂“兑(悦)客书坊”的红边白布市招，有的还写上“发兑古今书籍”字样。逢到相国寺庙会，顾客熙熙攘攘，各种商贩喧嚷叫卖，车马行人来往不绝，热闹非凡。书商们也想尽办法推销书籍，有的用变相赌博兜售书籍；有的许诺只要“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以此招揽顾客。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沿河许多店铺间就有一家书铺，店主正在和顾客交谈。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公元1132年著的《金石录后序》中记载，他的丈夫赵明诚(金石考据学家)早年在太学读书时，每逢假日就到相国寺买书，可见相国寺一带一直是印卖书籍的集中地。这些都反映了开封印刷业的兴旺。但是1127年开封被金兵攻陷后，有不少书籍印版被当作战利品运往金的中都(今北京)；有些书铺相继南迁临安，书版也被运走，刻书业逐渐衰落。

　　公元1138年，南宋建都临安后，临安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北宋起，杭州就享有“地有山湖美，东南第一州”的声誉。这里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刻书业兴盛。刻印工人不仅人数多，而且技术精湛，因此宋政府出版的许多书籍，都要送到杭州制版，很多监本书都是在杭州刻成的，甚至当时的高丽国也委托商人在杭州代刻佛经版。临安城内有书铺20多家，有的还开设分号。他们或刻印佛经、文选、史书，或刻印诗话、唱本、小说异闻，或刻印有关娱乐游戏、占卜、赌博的书。当时还出版了一种类似今天交通游览图的《朝京里程图》，在入杭要道的白塔桥边出卖，士大夫往临安时，途经此处都买来查看，因为上面“长亭短驿甚分明”。此外下棋的棋盘，玩的纸牌，都有印刷品，总之，所刻内容十分广泛，而且杭州版本刻印精良，当时居全国印刷业之首。

　　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库中的《忘忧清乐集》就是杭州刻本，这是南宋御书院棋待诏李逸民编辑的围棋书，因宋徽宗御制诗句“忘忧清乐在枰棋”而得名。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围棋专著，他把有关围棋的前人撰述以及历代流传下来的著名棋局、弈谱一一收集起来，加以编次，形成了一部有实战对局、有理论指导的系统著作。该书字体隽美，刀法娴熟，墨色清纯，行格疏朗，古朴大方，充分展现出宋代杭州刻本的风貌。

　　福建的福州，在北宋时期刻书业盛极一时。这里人力物力丰盛，教育事业发达，各乡里都有“书社”(学校)，学生多者数百人，少者几十人，有的已四五十岁了还去上学，当时的情景是“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这就促进了该地区刻书业的发展。这里的百姓过去在闽国和吴越国的统治下特别崇信佛教，为了宣扬佛法，善男信女们就千方百计地募捐刻印佛经，从公元1080年到1103年，历时23年，终于由福州东禅寺募款刻印成了《福州东禅寺大藏经》(简称《福藏》)，共6000多卷，580函。这部藏经是我国民间募刻的第一部大藏经，因刻成于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和“为了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故又名《崇宁万寿大藏》(简称《崇宁藏》)，今天故宫、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都存有零散卷本。在《福藏》刻成之后不到10年，福州城内的开元寺又发起募捐，在信徒的资助下，于1112年也开始雕刻大藏经，到1151年才完成，历时近40年。共6132卷，595函，世称《毗卢大藏经》，或称《毗卢藏》。

　　宋徽宗时，又大力推行道教，多方搜访道教遗书，下令道士刘元道校定大藏，于政和六至七年(公元1116—1117年)，在福州闽县万寿观，由知州黄裳招工雕版印行，共5481卷，540函，因刻于政和年间的万寿观，故名《政和万寿道藏》，这是我国第一部道教经典总集。后来元灭宋时，把道教经书完全焚毁，所以现已失传了。

　　上述两部佛经，一部道经，雕版共约30万块，多成于北宋福州，可见福州刻书业的兴盛。只是到了南宋已大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福建的建阳和建安。

　　福建北部的建阳县与建宁府的建安县(今建瓯)，周围多山，出产大量竹木，刻版原料丰富；加上造纸工业发达，纸张供应充足；还有自唐末五代以来，这里远离战区，环境比较安定；南宋定都临安后，福建又成了小后方，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因此刻书业盛行。民间开设的书坊特别多，见于记载的有37家，称得上全国之冠。福建出版的书，称作“建本”或“闽本”，而这里是建本出版的中心。据记载：建宁府出版的书籍行销四方，建阳出版的书籍“无远不至”。建阳的麻沙、崇化，书坊林立，号称“图书之府”。离麻沙镇20里左右，还有一个“书林”，又名书坊街，也是刻书的集中地。不过麻沙镇出版的书，大多粗制滥造，任意删节，校对马虎，错字较多；而且纸张脆薄，颜色黄黑，内容和形式都不好，因此麻沙本被时人视为劣本。北宋元符(公元1098—1100年)初年，有位名叫姚祐的老师，出错了考试题目，学生质问说：先生是否看了麻沙本，若是监本则没有错。后来这位老师一查，发现果然错了，于是十分惭愧地“升堂自罚”，这件事反映出麻沙本在人们心目中是何等的低劣。正因为如此，南宋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福建转运司就发出禁止麻沙书坊滥行翻刻的榜文。但是麻沙本字体生动，出书多而快，成本低廉，价格便宜，很适合广大群众的需要，而且其中也不乏刻印俱佳的印本。1975年苏州市图书馆发现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就是一部刻印精美的麻沙坊刻本，该书大约出版于南宋孝宗(公元1163—1189年)以后，迄今已历数百年，尚保存完好，是研究杜诗的一种较早版本。清朝就有人说过“大字麻沙本最善”的话，可见麻沙本也有善本，不能一概而论。由此可见，建阳、建宁的刻书业是非常发达的。这里除了刻印经史百家和唐宋名家诗文外，书坊主人还和当地文人合作，编辑刻印了一些适应科举考试需要的参考书，这类考试用书是“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还编印了民间需要的医书、小说、酬世大全之类的书。总之，建本书，种类多，印量大，流传广，几乎遍及全国，有的还远销高丽和日本。但是在质量上赶不上杭州和成都的版本。

　　四川的成都和眉山也是刻书业的集中地。

　　成都在唐末已有书铺出卖各种印本书，五代时后蜀又大力提倡刻书，因此刻书业经久不衰。到了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政府派人到成都雕刻《大藏经》版，到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才全部告成。共刻版13万块，收载佛经1076部。同年，经版被送至开封，宋太宗在开封成立了专门的印经机构——“印经院”，从日本人收藏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的卷尾上，盖有“太平兴国八年奉敕印”的墨记来看，这一年就出版了这部藏经，这大概是北宋官方第一次大规模正式印经活动。这部大藏经以卷轴装形式出版，共5048卷，分装成480帙。这次究竟印了多少部，目前尚无史料可知。不过，它是在宋王朝最高统治者亲自关注下，经过了12年的雕造，又做了充分的印经准备工作，其印刷数量当不会很少。在这次印经之后，宋政府可能为了节省国库财政开支，于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把《大藏经》雕版，交给了寺院经管印行，国内各处庙宇都可以自备纸墨，向它借用经版自行印刷，从此印经无需再奏请皇上批准，而成为民间的一种化缘印经活动了。这部大藏经从983年雕成以后，到宋徽宗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其间经过多次修补增订，前后历时120多年，至少印刷发行不下于七次。在公元1071年以前的近90年间，是由宋政府直接控制内部印刷发行的，而在此后的近40年，则是由寺庙经管公开印刷发行。在长达125年期间，这部佛经作为皇朝盛典，其印数一定相当可观。因为这部佛经开始雕刻于开宝年，所以称《开宝藏》；还因为是在开封印刷的，故又称《开封藏》或《豫藏》；又因为是在成都刻的，故又称《蜀藏》。雕刻这样一部规模宏伟的佛教大丛书——《大藏经》，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恐怕也是世界历史上刻印最早的佛教总集，因而它成为国内外各种佛藏的祖版。这部书印成后，曾分送给朝鲜、日本、越南和国内少数民族及各大名寺，对这些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印刷事业，毫无疑问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这部佛经今天已无全本传世了，现在存于国内外的《开宝藏》经卷，只剩下10多卷残卷，其中《妙法莲华经》卷第七刻于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是迄今存世的《开宝藏》雕刻时间最早的经卷，其他都是在公元972—976年刻成的，如今分别收藏在山西省博物馆，山西高平县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日本也收藏了两卷。(11)

　　到了南宋时期，四川刻书业逐渐向眉山发展，这里刻印有著称于世的“眉山七史”(12)和唐宋名家著作，如李白、李贺、孟郊、刘禹锡等人的诗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和秦观等人的散文集及医书、地理志等。其中《新刊经进详注昌黎文》、《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二书纸墨精良，字画遒劲，被称为蜀本双璧。四川刻本通称“蜀本”，蜀本纸张洁白，校勘精细，可与杭州本媲美。

　　南宋有位目录版本学家叶梦得(公元1077—1148年)在他著的《石林燕语》一书中，对杭州、蜀、闽三地的刻书评价是：“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其话不无道理。

　　宋代刻书地点很多，除上述几个中心地区外，江西、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地也有质量很高的刻本书。连偏僻边远的海南岛也刻有医书。据记载北宋刻书地点仅30多处，而南宋已达200多处，刻书业几乎遍及南宋全境。

　　总之，宋朝刻书业最盛行，最普遍，不愧为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所刻之书，数量既多，质量又高，字体优美，纸墨精良，装订考究，校勘严谨不苟，版式疏朗悦目，在书写艺术、装帧形式和刻印技巧上都创造了时代风格，达到了前所未有、后世楷模的成熟境地。因此宋版书成为一种很珍贵的版本，为历代收藏家所珍爱。宋版书在当时可能有几万部，而今天收藏在国内外图书馆的已为数不多了，而且多是残本和复本。虽然如此，一部分古代作品还是靠宋代印本流传了下来，所以宋代印刷业对于保存我国古代文化是有很大功绩的。

　　附带说一下，据说宋代曾采用过蜡版刻印法。其方法是将蜂蜡混合松香，加热化开，涂在木版上，待冷却坚硬后，便可在蜡上操刀刻字，敷墨印刷。用蜡版印刷又快又简便，但是印刷的清晰度比不上木版印刷。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京城开封有人用蜡版印刷传报新科状元的名单，那一科状元名叫毕渐，第二名榜眼名叫赵谂[shen审]。由于蜡版带有油性，毕渐的渐字三点水未着墨没印出来，结果印成了“斩”字。传报人急于报喜，又将状元、榜眼名字连读，大声呼喊成“状元毕斩第二名赵谂”！后来这位赵谂因谋反被杀，人们就说传报时就已有预兆了。这个故事虽然近于荒唐，但它说明了北宋时已使用了印刷质量不高的蜡版刻印法。

　　宋代的雕版印刷也推广到当时的辽、金和西夏。

　　辽建国后，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创造了以汉文为基础的契丹文字，代替木刻记事。后来从北宋输入了大量印本书，逐渐掌握了雕版印刷技术，开始自己刻印书籍。辽代的出版中心在南京，或称燕京(今北京)，燕京设有印经院，还有私人书坊，都刻印过一些书籍，最著名的要算11世纪刻印的汉文大藏经《契丹藏》(也称《辽藏》)，这是根据宋代的《开宝藏》翻刻的汉文本，有大小两种字体版本。大字本共5000多卷，是卷轴本，卷首还有精美的扉画佛像。小字本，纸薄字密，刻镂精巧，史称“似借神巧而就”。《契丹藏》出版后，曾赠送给高丽王室几部，国内各寺庙也有收藏，不过小字本迄今尚未发现，今天留存的只有大字本残卷，这是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发现的。

　　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因为该塔是木结构，所以它以“应县木塔”闻名于世。木塔高20丈，雄伟宏丽，是我国古建筑中的瑰宝。但是900多年来，由于地震、风雨剥蚀及人为灾害的影响，塔身已经变形，十年动乱之初，塔内塑像又遭破坏。因此，从1974年起，国家文物局对木塔进行了抢险维修，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辽代文物。其中单是刻印的佛经就有40多种，其他刻书、杂刻和版刻印刷佛像10多件，还有佛经抄写本等，内容十分丰富。这批文物因为年代久远，屡经鼠患，部分经卷画幅已经残断折裂，有的撕成碎片，有的糜烂成团，后经文物部门的校核拼对，装裱修复，终于使这批残破不堪的经卷古籍，整旧如初，始得再现于世。

　　在这次发现的辽代刻印的佛经中，有汉文《契丹藏》12卷，但大多是残卷。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雕版大藏经，自北宋以来历代各朝或多或少都有传世之本，唯独《契丹藏》未见流传，多年以来，国内外学者深以为憾。这次《契丹藏》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印刷史上的空白。

　　这次发现的《契丹藏》12卷，包括《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称赞大乘功德经》、《大法炬陀罗尼经》等。每卷经文都需要雕刻几块甚至几十块版，每一卷都是由几张或几十张纸粘连而成。每卷都用《千字文》(13)编号，卷首多有精致的扉画佛像，每卷均有译者姓名，皆是大字楷书。字体工整有力，行格疏朗，排列整齐，版式统一，纸质优良，印刷精美。各卷都未见虫蛀，足见当时防蠹技术水平之高。全部为卷轴装，用的是圆木轴，竹制杆，丝织缥带，卷成一卷后，贴上印好的书签，再用缥带捆起来收藏。印刷书签是辽代的首创，《契丹藏》是最早使用的。

　　《契丹藏》的雕印年代，说法不一，大约始于辽圣宗统和年间(公元983—1011年)，而完成于辽兴宗重熙年间(公元1032—1054年)，是仅晚于《开宝藏》而早于国内其他木刻大藏经。它与北京西南房山县云居寺保存的石刻本《契丹藏》比较，在经名、译者和千字文编号方面都一一吻合，这进一步证明了木刻《契丹藏》的真实性。

　　木塔发现的其他刻经与杂刻印刷品，根据经卷卷尾题记，最早始于统和八年(公元990年)，最晚止于辽天祚帝天庆年间(公元1111—1120年)，前后绵延130年之久。在这批雕版印刷品中，有一本目前世所仅有的辽版书籍《蒙求》，这是该书现存的最早刻本。这本书是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课本，编者是唐代李翰。该书广集历史人物言行故事，编成四言对偶韵语，内容丰富，易读易记，因而成为千余年来流传广泛的儿童读物。它与《千字文》前后辉映，对古代的识字教育起过很大作用，对以后的蒙书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世许多以“蒙求”为名的课本，都以它为范本(14)。

　　此外，木塔秘藏的辽代木刻版画共有六幅，都是以佛教内容为题材的，其中三幅是印在绢上的《南无释迦牟尼像》大型彩色绢画，画面上刻画了释迦牟尼扶膝端坐在莲台向弟子说法的情景。释迦牟尼身披红色衣，头部绕以红蓝光圈，顶部华盖帛幔下垂，华盖两旁饰以天草；佛前有四众肃立，另有供养人、化生童子。画面结构繁杂，布局紧凑。两旁印有“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据1982年《文物》第6期侯恺、冯鹏生《应县木塔秘藏辽代美术作品的探讨》一文中说，其印制方法可能属于丝漏印刷，似是用两套版印刷，先漏印红色，后漏印蓝色，字底上的黄色则是用笔刷染上的，这和我国民间镂孔印染花布的方法基本相同。三幅佛画都是先用同一套版印刷人形、物状的轮廓，而后用笔墨勾画人物的面部五官及手足。因为只制了半幅画的漏版，印时将绢对折，使颜色浸过两层绢素，再打开成整幅，这样，画面上的人物、图案、字迹左右对称，而“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就出现了左为反文，右为正文的情况，对折处也留下一条污痕。这三幅辽代彩色佛画，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虽然不是印在纸上，而是绢本，但在我国彩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外两幅《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版画，画面刻画了药师佛(15)向胁侍及十二药叉神将说法的盛大场面。但木刻粗糙，设色简单。还有一幅《炽盛光九曜图》版画，正面为炽盛光佛坐在须弥座莲台之上，人形化的“九曜”星宿环佛而立，似在聆听教义。刻工精细，线条流畅，遒劲圆润，顿挫有方，是我国木刻中的优秀作品，也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立幅版印着色佛教画幅。

　　这三幅佛教故事画，都是印在白麻纸上，在雕版印刷后再着颜色，它反映了辽代民间画工之功力和木刻版画之精致。

　　上述应县木塔发现的《契丹藏》和大部分刻书、刻经与版印佛画，都是在辽都燕京印刷的，这说明了当时的燕京，不仅是北方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且在雕版印刷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其雕印业的繁荣完全可与北宋印刷业发达的城市相媲美。

　　过去记载的北京地区传世的最古刻本，是唐代李贺撰的《歌诗编》，该书是元宪宗六年(公元1256年)的刻本，但是它比应县木塔发现的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上生经疏科文》已晚了266年，也就是说北京的雕版印刷史可上溯到990年的辽代了。

　　辽代还刻印了汉文《五经传疏》、《史记》、《汉书》、辽僧行均著的字书《龙龛手镜》(16)和晋朝葛洪著的医书《肘后方》(17)等。当时辽朝翻刻汉文书籍非常积极。由于苏东坡才名重当代，他的《眉山集》问世不久，辽朝就有了翻刻本，在范阳(今河北涿县)书肆还印卖他的诗集《大苏小集》，所以苏轼有“谁将家集过燕都，每被行人问大苏”的诗句。辽朝的使臣刘霄与苏轼晏饮时，能背诵苏轼的诗句：“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使苏轼深为惊讶，后来苏轼写道：“虏亦喜吾诗，可怪也！”当时北宋大量民间印本也流入辽朝，所以苏轼之弟苏辙就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辽朝)无所不有。”有的宋朝商人甚至出卖军事外交机密文书与辽，因为“贩入虏中，其利十倍”。此外辽还把一些汉文书籍译成契丹文印刷出版，如白居易的《讽谏集》，唐史学家吴兢著的《贞观政要》(18)，还有《五代史》、《通历》等书，而这些译本也都早已失传了，加上当时“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所以辽代刻书流传下来的极少。但上述情况，却反映了辽代刻书业的兴盛和对汉文书籍的喜爱。

　　金代的刻书事业也相当发达。

　　金朝统治者很重视学习汉族文化。金熙宗(公元1135—1148年在位)本人非常崇尚儒学，他不仅建立孔子庙，还亲自祭祀孔子庙。他读《尚书》、《论语》及《五代史》、《辽史》等，常常夜以继日，因此他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所以从此女真贵族学习汉族文化之风，日盛一日。到了被称作“小尧舜”的金世宗(公元1161—1189年在位)，尤其注重文化教育，他创建了国子学和地方各级学校，勒令女真贵族学习文化，否则不能承袭其官职。他的后继者金章宗(公元1190—1208年在位)也喜欢汉文化，本人能作诗填词，善写汉字，模仿宋徽宗的“瘦金书”(19)，几乎达到了神形兼备的程度。这样，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刻书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金的刻书中心有燕京(今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山西平阳府(治所在今临汾市)、河北宁晋等地。

　　燕京在公元1153年成为金朝的国都后，改名中都，它是金朝政治商业文化中心，曾设立了秘书监掌管经籍图书。国子监利用从北宋汴京掠夺来的旧印版，印了“六经”、“十七史”、《老子》、《孟子》、《荀子》等29种汉文经史典籍，分发给各级学校，许多女真文的译本也都在中都出版。公元1214年，金宣宗在蒙古军的进攻下，仓皇撤离中都，迁往汴京，临行时还没有忘记把图书带走，当时仅载运内府的书籍，就用了三万辆车子，可见金朝燕京书籍、文物之多。

　　汴京，在金迁都燕京后，改称南京。南京重印了《贞观政要》和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那时，相国寺仍承袭北宋民俗，每月定期举行庙会，庙会上也出卖书籍。金世宗的孙子完颜璹〔shu赎〕晚年刻印了自己的诗作《如庵小藁》〔gao搞〕，汴京各书铺多有出售。

　　平阳，地处山西南部，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唐代时已成为大郡，北宋建置平阳府，那时这里已兴起刻书之风。金朝时，政府在平阳府设立经籍所(相当后来的官书局)，专门出版书籍。当地出产白麻纸，周围盛产刻版用的梨木和枣木，北边的太原府又有造墨场，木、纸、墨取材都比较方便，所以平阳府也是出版商汇集之地，一时书肆萃集，成为官民雕版印刷中心。有许多书坊刻印了不少书籍，著名的有平水(平阳府城的别称)王文郁刻印的《经史证类本草》(20)和《新刊韵略》(21)，李子文刊印的王朋寿增修的类书《增广分门类林杂说》，王敏仲校刊的《尚书注疏》，张存惠刻印的《通鉴节要》。还有平阳姬家刻印的大型单张《四美图》版画，上面绘刻着历史上的四位美人：西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居中，与西晋石崇爱妾绿珠同在前列，王昭君与班姬(即班昭)同在后面。画中还配以栏杆、假山和牡丹。上刻横标题“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下款落“平阳姬家雕印”。人物生动活泼，刻工细致，是平阳坊刻本的代表作。这幅版画是1909年由俄国探险队在甘肃黑水城发现的，已被科兹洛夫盗走，现存前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博物馆。因为平阳是当时公私出版业的中心，读书人很多，所以许多人家“家置书楼，人蓄文库”。平阳所刻书籍，以“平水版”见称，书写雕镂之精都是第一流的。

　　河北宁晋荆家出版的书籍，精美价廉，销路很广，可惜宁晋本今已罕见。今北京图书馆藏有崇庆元年(公元1212年)韩道昭撰的韵书《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即是荆家刻印的。

　　其他地方从事刻书的也不少，金代19路中有刻书地名可考的达九路30处之多，几乎遍及今天的华北地区。许多地方刻书蔚然成风：有的人家家境并不宽裕，像济南李德元以教书为生，竟不惜出利借贷刻印书籍；有人购得南宋国史院编修馆胡铨著的《劾秦桧疏稿》刻印出卖，获利甚多；有人还在宋金两国边界贸易之地榷场(22)刊印书籍出卖；小学教师王鼎自己无钱，特请朋友帮助，刊印了北宋名医成无己著的《伤寒论注解》，这是“医圣”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的最早注本，被称为“万全之书”；还有许多地方大量印卖看风水的《地理新书》，这是金代版本最多的书。但是，金代的官刻和家刻刻印最多的还是经、史、文集，坊刻最多的是民间所需要的医书、类书、字书、韵书和说唱文学。

　　金代刻书有书名可考的约有100多种，其中最有名、工程最大的则是佛教经典《金藏》和道教经典《道藏》。

　　《金藏》就是在山西解州(今运城县)刻的《大藏经》，这部书原藏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内，所以又叫《赵城藏》。大约公元1148年开始雕版，至1173年刻成，1178年出版，前后历时30年。据说首先发起刻这部藏经的是一个名叫崔法珍的女子。她苦心学佛，把胳臂断下来募集刻经的款项，感动了许多包括汉人、女真人、蒙古人在内的善男信女，他们纷纷捐献钱财、物品、牲口，有的甚至不惜破产而应募捐资。劝募地区遍及山西南部和陕西西部各州县，而后由解州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主持开雕，所以这部藏经是由民间发起依靠广大信徒集资刻印而成的。《金藏》印成后，崔法珍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公元1181年，又将经版送到燕京，继续印刷流通，为此，崔法珍受封为宏教大师。这部藏经汇集了金代以前在中国流行的各种佛教的经论和著述。原书可能有7000多卷， 至1934年发现时，只剩下4900多卷了。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劫走这部佛经，中国共产党赵城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当时还不知佛经藏在何处，经派人查访，才得知藏在广胜寺飞虹塔的二层上。在力空和尚的配合下，由广胜寺附近村庄的抗日村干部，动员了一些身强力壮的抗日群众，以“运公粮”为名，在游击队和八路军战士的掩护下，用箩筐担挑连夜抢运到太岳军区。为了保全这部《金藏》，有几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部佛经已移交给北京图书馆收藏。

　　这部佛经是我国仅存的一部珍贵的孤本佛经，它的原刻版式除千字文编次略有更动外，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也是卷轴式装帧。它保留了《开宝藏》蜀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和它的另一复刻本《高丽藏》初刻印本都失散的情况下，保存了数千卷《开宝藏》蜀本的面貌，无论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1935年北京三时学会(研究佛教的学术团体)把《金藏》中独具的经论46种，249卷，编为上、中、下三集，缩印成32开线装本120册，分装成12函发行，名为《宋藏遗珍》。

　　1959年，文化部又在西藏萨迦寺北寺图书馆，发现了31种559卷卷轴装木刻印本佛经，其编排和《金藏》完全一致，从版式、字体、刻工等方面判断，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金藏》版送到燕京后的补雕印本，这就进一步丰富了《金藏》的内容，十分可贵。

　　金代金章宗明昌(公元1190—1195年)初年，在中都刻印的《大金玄都宝藏》，是大师孙明道花了好几年时间，先是派人到处搜访道经，而后又对北宋刻印的已经残缺的《政和万寿道藏》进行了增补才完成的，共6455卷，是最完备的道藏经，其内容之丰富，工程之浩大，可与《金藏》媲美。可惜这部搜罗广泛的道藏经版，因存放地天长观(旧址在北京白云观西)，公元1202年一场大火，经版被付之一炬。

　　此外，金朝统治者为了使女真人“知仁义道德”，还把许多汉文经史典籍，译成女真文字刻印出版，其中著名的有《尚书》、《易经》、《春秋》、《论语》、《老子》、《孟子》、《史记》、《新唐书》、《贞观政要》以及白居易的《白氏策林》等书。这些书的印数想来相当可观，像宣扬“以孝治天下”的《孝经》刊印后，金世宗一次就分赐给护卫亲军上千部，可见为数不少。不过，这些译本今天也无一本流传下来。

　　西夏统治者也比较重视文化教育和印刷事业。元昊本人通晓汉语，喜欢汉文书籍，他建立学校，创制西夏文字，命人翻译《孝经》和解释词义的词典《尔雅》，供给学校作为课本。他的后继者仿照宋朝建立太学和各级学校，实行科举考试，又向宋朝求得许多监本书，向金朝购买儒家书籍和佛经。由于教育的发展，印刷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西夏政府在都城兴庆(今宁夏银川)设有官营纸工院和刻印司，专门造纸和刻印书籍。199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部门，在清理贺兰县宏佛塔过程中，除清理出一批珍贵的佛教文物外，还发现了西夏文木雕残版2000多块，虽然已大部碳化变黑，但版面文字清晰，字体方正秀丽，刻工细腻娴熟。此外还有其他西夏文书残页。宏佛塔位于贺兰县以东九公里，西面距宁夏首府银川市20多公里。从发现的这些文物看，这里可能是西夏王朝刊印西夏文书籍的一个重要场所，同时也反映了西夏印刷业的发达。

　　西夏刻汉文本很少，刻印最多的是西夏文著作和汉文典籍的西夏文译本，共约30多种，其中不少刻本还流传至今。西夏文本中有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格言集《圣立义海》、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和《西夏诗集》以及佛教劝善的诗文等。汉籍西夏文译本有《贞观政要》的节译本，有包括《列子》(道家重要著作)、《左传》、《孔子家语》(有关孔子的遗文轶事)在内的《汉文典籍择译》，有史书《十二国》和兵书《孙子兵法》、《三略》(23)、《六韬》(24)等军事经典著作。为了“和蕃汉之众，增二国之谊”，还在公元1190年出版了骨勒茂才编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以便西夏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此外，西夏与辽、金一样崇尚佛教，多次用马匹向宋朝换取佛经，并翻译成西夏文《大藏》，共3579卷。这部《大藏》后来在元朝时又对它作了校勘和增补，并于公元1293—1302年在杭州万寿寺重新雕印出版，全藏已增加到3620卷，共印了140多部，赠送给以前西夏境内各寺院100多部，现仅存数十种。还有，国王王后为祈求所谓福利，常大量印施佛经，一次印数多至五万卷或十万卷。可惜许多流传下来的西夏文印本，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被俄、英帝国主义分子盗走了。据记载：公元1908—1909年沙俄的柯兹洛夫曾两次率领探险队到我国西夏的黑水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遗址，发掘掠走大批西夏文文献，共达8000号(登录号)之多，其中有西夏文印本和写本80种，汉文印本10多种，现藏前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博物馆。稍后，盗窃我国珍贵文物的老手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也紧步科兹洛夫后尘，于1914年夏也来到了黑水城，又盗走了西夏文书和汉文古书280多件，其中有西夏文印本20多件，还有佛像版画残片几十件。这二人的强盗行径实在令人发指。

　　今天特别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元朝时西夏的刻字工人到江南去刻书，如文学家杨桓著的韵书《书学正韵》，就是西夏刻字工人大约于公元1308年在江浙行省刻印的(今天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该书的元刻明修本)。此书“条理周详，字画端正”。可知他们在600多年前就献身于沟通文化事业，体现了汉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

　　注释：

　　①“十三经”：即“五代监本九经”(实为十二经)，加上1011年刻印的《孟子》，构成今天标准的“十三经”。

　　②“十七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这是首次官刻的历代正史。

　　③《太平御览》：原名《太平类编》，由李昉等14人编写，用了七年时间，于983年编成。全书共1000卷，分55门，引用文献资料达1690种，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据说书写成后，进呈宋太宗，宋太宗每天阅览三卷，用了一年时间才读完，因此赐名《太平御览》。

　　④《册府元龟》：原名《历代君臣事迹》，由当时的宰相王钦若等15人编写，用了八年时间，于1013年编成。全书共1000卷，分31部，900多万字，引用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和“十七史”材料，是一部传记汇编。据说写成后，宋真宗亲自审阅，赐名《册府元龟》。

　　⑤《经典释文》：唐代陆德明著，是解释“十二经”(“十三经”除去《孟子》)加《老子》、《庄子》等14种经典的词义、音韵的专著，是一部关于儒学术语的辞典。

　　⑥《建康实录》：唐朝许崇著，共20卷。该书以编年体记述吴、晋、宋、齐、梁、陈六朝的兴亡和南京城池宫苑的遗迹，征引广博，多出“正史”之外，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因六朝皆都建康，故名。

　　⑦《外台秘要方》：唐朝王焘编，共40卷。该书汇集了唐以前6000多个验方，全面整理和部分保存了唐以前的医学典籍，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医学文献。

　　⑧《太平圣惠方》：宋太宗命太医王怀隐等编著，共100卷。公元992年编成。载方16834首，集宋代医方之大成。是我国宋代具有总结性的重要医药文献。

　　⑨《史记》三家注本：《史记》成书后，史家注释《史记》者很多。而流传最广的是《史记》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骃[yin因]著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著的《史记索隐》，唐张守节著的《史记正义》。原来各自为书，北宋时合三家为一，分条注于《史记》正文之下，书名简称“集解”、“索隐”、“正义”。

　　⑩武林：杭州的别称。

　　(11)本段内容参考了赵冬生、陈文秀《山西高平县发现的两卷〈开宝藏〉及有关〈开宝藏〉的雕印情况》，1995年《文物》第4期。

　　(12)“眉山七史”：公元1144年，井孟宪所刻，即宋、齐、梁、陈、魏、北齐、北周七书。

　　(13)《千字文》：是中国古代的蒙学课本。南朝周兴嗣撰。该书拓取王羲之遗书不同的字1000个，编成四言韵语，叙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使用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

　　(14)参见1982年《文物》第6期毕素娟：《世所仅见的辽版书籍——<蒙求>》一文。

　　(15)药师佛：即药师琉璃光佛，又名大医王佛。传说居东方净土，曾发十二誓愿，救众生之病源，疗治无名痼疾，是古代民间崇拜的一个重要偶像。

　　(16)《龙龛手镜》：该书共收录26430字，每字下注反切音和字义，佛经及民间俗字亦被收入，对研究汉字流变和唐代前后俗字使用情况有很大价值。北宋熙宁(公元1068—1077年)时流入中原。宋刻本因避讳改名《龙龛手鉴》。

　　(17)《肘后方》：原名《肘后备急方》。该书记载内、外、妇、儿、眼各科疾病的治疗方药，多为民间常用的单方、验方，多取易得之药，药味简单，便于采用。反映了公元3世纪我国的医学成就。因该书卷帙不多，可悬肘后，故名。

　　(18)《贞观政要》：该书记录了唐太宗的治国经验，收有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诤议和所上劝谏的奏疏以及政治上的措施。向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成为他们必读的政治教材。

　　(19)“瘦金书”：宋徽宗赵佶正楷学唐薛曜，略变其体，自称“瘦金书”。

　　(20)《经史证类本草》：北宋唐慎微著的药物学著作。该书收载药物1558种，并附有药图和方剂3000多首，对药物的采集、性味、主治、鉴别、炮制都有详细介绍，为《本草纲目》问世前本草学的范本，是研究宋以前中药学的重要文献。

　　(21)《韵略》：宋丘雍等编，是供科举考试之用的韵书，因是《广韵》一书的略本，故称《韵略》。今已不传。

　　(22)榷场：宋辽夏金时期，政府在边境上设立的收税贸易市场。

　　(23)《三略》：相传为汉初黄石公所作，故名《黄石公三略》，全书分上略、中略、下略三卷。

　　(24)《六韬》：相传为西周吕望(姜太公)所作，近人研究可能是战国时的作品，六韬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

　　第五节 元代雕版印刷的萎缩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1260年忽必烈继承了汗位，随后定都大都(今北京)，1271年改国号为元。

　　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知识分子的地位十分低下，处于“九儒十丐”的境地。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防范，对著作的出版严加限制，史书上说：“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刊印。”这就是说刻印书籍，首先要经全国最高行政机关的审阅，而后下发到所属机构去刻印，主要是指派地方政府印刷。个人著作要付印，先由地方绅士把书稿送请学使审阅，学使认为可以刻印，还要上报到部，经部批准后才能出版。这种前所未有层层审阅图书的制度，不知要使多少有价值的著作失去了出版机会；再加上生产遭到破坏，纸墨产量不多，这就使印刷业呈现萎缩之势。

　　元代刻书，也有官刻、家刻和坊刻。刻书地点有大都、平阳、杭州、建宁、吐鲁番等地。

　　元代官刻，在中央有兴文署、广成局、国子监、太医院等，不过都刻书不多。其中以兴文署刻书最为著名，其刻本也最早，例如1290年刻的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和《通鉴释文辨误》；1309年刻印的南宋史学家郑樵著的纪传体史书《通志》。地方上刻书最多是各级政府设立的儒学，刻了不少经史典籍，如江西路(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儒学刻的11种经书；建康路(治所在今南京市)等九路分刻的九种史书，都是比较著名的。其他如1227年嘉兴路(治所在今浙江嘉兴)儒学刻印的北周卢辨著的《大戴礼记注》；1306年绍兴路(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儒学刻印的元代徐天祐著的《吴越春秋音注》，都刻印极精。再如公元1340年庆元路(治所在今浙江宁波市)刻印的宋朝王应麟编的类书《玉海》，共204卷，尤为世人称道。该书分天文、地理、官制、食物等21门，240多类，重点辑录典章制度与吉祥善事，内容丰富，征引完整，因此元代人称之为“天下古今稀有之奇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该书“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这部书的书版到清代还存放在南京藩署，还在修补重印，因历经元、明、清三朝，世称“三朝本”。今北京图书馆存有元刻本42卷。元代共有27路儒学刻印过书。但是刻书最多最佳的还是各地书院。根据清代学者顾炎武著的学术笔记《日知录》一书中说：“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即校长，多由著名学者担任)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则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版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因为书院有这些优越条件，所以所刻书籍又多又好，深受读者喜爱。再加上刻书“非以图鬻〔yu育〕”，就更是精益求精了。元代全国有书院100多个，其中杭州西湖书院最为著名，因此宋、辽、金三史和其他要籍，都奉旨送到西湖书院刊印，刻工极精，世称“院本”。如公元1324年，该书院刻的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著的《文献通考》(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字体书写优美，行款疏朗悦目，刻印俱精，是元本中的代表作。西湖书院有学田收入，经费充足，曾经修补了宋朝国子监的书版，共约120种左右，是该书院的最大工程。

　　南宋大哲学家大教育家朱熹，曾在建阳城外建了竹林精舍，后改名考亭书院，这个书院就有学田500多亩，朱熹的三世孙朱沂在南宋末年就出任过该书院山长。这个书院的学生在元代至正(公元1341—1368年)年间曾编校了法律著作《唐律疏义》，由勤有堂书铺刻印。当时讲学的风气很盛，书院的师生，有的自己编书刻印，有的为书坊编书，所以元代书院为刻书业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官刻书，因为是官家出资，大都不惜工本，选用能工巧匠和上等纸墨，所以一般刻印精良。

　　私家刻书最有名的，有江苏宜兴(原名义兴，因避宋赵匡义讳，改称宜兴)的岳家，在元初刻有《春秋经传集解》，据说还刻了许多经书，号称“岳氏九经”。还有平水(今山西临汾)曹家在1310年刻的《中州集》①和《中州乐府》。山东东平丁思敬于1304年刻的北宋散文家曾巩的诗文集《元丰类稿》(因编于宋神宗元丰年间，故名)，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称该书“书法椠[qian欠]手，俱极古雅，麻纸浓墨，摹印精工，为元刻上乘。”江西吉安王常于1301年刻的《王荆文公(王安石)诗笺注》等。这些书今天都有传本。私家刻书校勘都很认真，而且往往由名人书写上版，刻工高手雕版，所以其中有不少是精品。有的书是作者自己书写上版的，像1322年槜[zui最]李(今浙江嘉兴一带)龚端礼刻的《五服图解》。他在自序中说：“不辞衰老，细字夜书，厥始厥终，皆出一笔，用倒羞囊之余，以资锓〔qin寝〕梓之费。”这就是作者亲笔书写上版的，刻本十分精美。

　　元代书坊之多不亚于宋代。福建道建宁路的建安、建阳两县，见于记载的书坊有42家。其中余志安的勤有堂、刘锦文的日新堂、叶日增的广勤堂和虞平斋的务本堂都是历史悠久的著名书坊，都刻印了很多书籍。前两家各刻印了近20种著作。勤有堂刻了元代文学家、史学家苏天爵著的《国朝(元)名臣事略》，该书保存了大量元代历史文献。日新堂刻印了元代学者虞集(字伯生)的诗集《伯生诗续编》，此书是用行书写刻，别具一格。广勤堂则精于刻印医药书籍，如刻印了我国魏晋间医学家王叔和著的脉学专著《王氏脉经》②。该书第一次将脉象分为24种，基本上包括了循环生理上所有的现象，是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务本堂于1341年刻了元代著名大书画家赵孟頫〔fu俯〕(字子昂)的诗集《赵子昂诗集》。这些书今天也都有传本。建宁书坊大约刻书几百种之多。

　　此外，燕山窦桂芳的活济堂，也精于刻印医书，如1312年刻印了他自己编的《针灸四书》。山西平阳张家的晦明轩和王家的中和轩都是金元两代的老书坊，晦明轩在1149年刻印了宋人著的药物学著作《证类本草》；中和轩在1306年刻印了用于写作韵文的字典《韵略》等书。杭州书坊刻印了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的《关大王单刀会》、尚仲贤的《尉迟恭三夺槊》、王伯成的《李太白贬夜郎》等七种戏曲著作，今天也多有传本。

　　这些书坊所刻书籍，刻印量大，流传广，对文化的传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书坊刻印最多的书，还是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和科举应试用书与医书等，刻印大部经典史籍和诸子善本的不多。因为前一类书适合一般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的需要，官家和私人刻印的很少，所以这类书在市场上卖的又快，赚钱又多，因而各书坊纷纷刻印。只是许多书坊旨在营利，只求速成，雕刻粗疏，校勘不精，书写也不规范，粗制滥造者不少，这几乎是一般书坊的通病。

　　元代还继续刻印佛教道教经典，而最大的印刷工程还数雕印佛教《大藏经》。如杭州路余杭县大普宁寺大约于公元1277—1290年刻印的《大藏经》，共6004卷，人称《普宁藏》。刻工精巧细致，装帧古朴典雅。江苏平江府碛〔qi弃〕砂(在今江苏吴县内)延圣院(后改名碛砂禅寺)，大约在南宋理宗宝庆(公元1225—1227年)或绍定(公元1228—1233年)年间开雕藏经，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完成，历经宋元两朝约90年，收经1532部6362卷，人称《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简称《碛砂藏》(图8)。这些佛经大都由寺院募缘雕印而成。1982年底，在云南发现了元代官刻《大藏经》残本32卷，估计全藏至少有6500卷，仅次于《赵城藏》(现藏云南省图书馆)，这一发现填补了过去佛教人士认为元代无官刻藏经的空白。此外，在新疆吐鲁番一地，就发现有汉文、蒙文、藏文、西夏文、维吾尔文、梵文等六种文字的佛经刻本，可见元代刻印佛经的盛行。至于道教经典还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即1244年蒙古就刻印了《道藏》7800卷，因为雕刻于山西平阳玄都观，故又名《玄都宝藏》。后来由于道教在与佛教斗争中失败，1281年元世祖下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书和道经的印版全部烧毁。一时京师内外道教经版印本，大都化为灰烬，《玄都宝藏》也未能逃此厄运。从此道经亡佚很多，道教势力也一蹶不振。

　　图8 元代刻本《碛砂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元代还印了大量的纸币，由于发行额太大，造成通货膨胀，以致最后被拒绝使用。

　　元代刻本流传至今的约有六七百部，而现存于北京图书馆等17家图书馆中的也只有270多部，台湾存有230部，其他则散于他处。

　　纵观元代印刷业虽然继承了宋、金的传统，刻印了很多书籍，甚至有的元版书还胜过宋本，如平阳梁宅本《论语注疏》；平水曹氏进德斋本《尔雅郭璞音注》；叶增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等，都为宋本所不及。杭州刻印的元大德本《绘图列女传》，图画秀丽工整，在我国版刻艺术史上具有较高的价值。但是总体来说，元代出版的数量远比不上宋朝，质量上也赶不上宋代的精美，纸墨的生产比不上宋、金。所以印刷业与宋代相比，处于萎缩时期，但也有创新，如朱墨两色套印的发明，书名页(封面)的出现，都是印刷史上的创举。

　　元代的套色印刷(通称“套版”)，最初是朱墨两色，这是由以往朱墨两色写本中发展来的，它是为使图书利用不同颜色以区别内容的不同作用而出现的。其做法是用一块版分两次印刷而完成。比如正文用黑色敷印，眉批眉评，行间评、注或评点则是用红色敷印，在印刷时，必须使再次加印的版框严密吻合，因而在技术上要比单纯的一色印刷复杂得多。流传到现在最早的套印本，是元末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中兴路(治所在今湖北江陵)资福寺无闻和尚注解的《金刚经注》。卷首扉页画着一个老僧正坐在松树下的书案旁讲经，还有侍童一人，旁立一人，桌前地面上生出几枝灵芝草，天空中还有云彩飞绕。画中松树用黑色，其他用红色。经文、注文亦用朱墨两色套印，即经文大字用红色，注文小字用黑色。这本《金刚经注》，解放前收藏在南京图书馆，今天保存在台湾。木版套印技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印刷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明代文学家、画家陈继儒在评论印刷术时，曾把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及套版印刷术称为印刷史上的三变，可见意义的重大。以往的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术，都是单色的白纸黑字，至此有了两色印本，开卷朱、墨分明，一目了然，只是这一新发明，在当时以及此后一二百年中没有广泛应用，直到明代后期才又盛行起来。

　　元代以前的书籍没有书名页，像宋版书最多是在每卷卷端题署书名，或在版心刻书名简称，没有封面。到了13世纪末才出现了书名页。元英宗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建安虞氏出版了《武王伐纣书》、《秦并六国》、《三国志》等五种平话，这些书都有带图画的封面，如《三国志》整个封面上，最上端印有“建安虞氏新刊”的横批，其下是“三顾茅庐”图画一幅，再下是《新全相三国志平话》的书名，八个特大字双行排印，十分醒目，中间有“至治新刊”四字，字体较小，表明该书刻印的时间。书名标出“新全相”，是指新加上的人物图画，目的是以广招徕(图9)。书分上下栏，上图下文，展卷阅读，引人入胜。普通书名页不带图，像公元1356年刘君佐的“翠岩精舍”刻印的《广韵》，封面上只印有《新刊足注明本广韵》八个大字，双行排印。其上标明“校正无误”，两旁印上“五音四声切韵图谱详明，至正丙申仲夏绣梓印行”(图10)。不带图画。书名题署“明本”是指出版家依据的是明州(今浙江宁波)版本重刻。该书是宋代陈彭年等人奉诏重修的，是汉语音韵学中一部重要韵书。版本有官刻本，注文完整；有坊刻本，注文简略。

　　书名页的出现，给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实为印刷史上的又一大进步。

　　图9 元代建安虞氏刻本《三国志平话》

　　图10 元代翠岩精舍刻本《广韵》

　　注释：

　　①《中州集》：金代文学家元好问编选，共10卷，另附《中州乐府》一卷。共选录金代作家251人，作品2062首，每位作家系一小传，兼评其事，评具始末，是研究金史和金代文学的重要文献。因入选作者多集中于中州(今河南一带)，故名。

　　②《脉经》：魏晋年间王叔和著，王做过晋朝太医令，他在该书中第一次将脉象分为24种，基本上包括了循环生理上所有的现象。

　　第六节 明代雕版印刷的继续发展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建都应天(今南京)，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也是当时世界上统一而又富强的大国。明初统治者一开始就采取偃武修文的政策，十分重视图书的收集和出版，朱元璋曾下令将元代西湖书院所有宋元版片，全部运往南京，存于国子监；朱棣也曾遣使访购古今图书，1408年编成的“网罗无遗”的空前大类书《永乐大典》①就是一例。此类书广收各类图书自先秦至明初七八千种之多。同时，明代没有元代图书出版逐级审批的手续，允许“书皆可私刻”，只要有钱人人可任意刻印；还有文房业发达，纸墨生产丰富，因此刻书业甚盛。

　　明代的官刻部门很多。首先有“内府”，即在皇帝宫廷内刻印书籍，主持内府刻书的机构是司礼监，所刻书籍称做“内府本”。后来司礼监扩大了机构，设立了经厂，经厂如同一个印刷厂，有刻字工、印刷工、折配工、装订工等，总人数上千人。经厂所刻书籍称做“经厂本”。明代内府经厂共刻书约200种左右，这些官刻本，讲究精写精刻，纸墨均用上品，而且版框宽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钱，看起来美观大方，舒畅悦目，又多加句读，便于诵读。单从形式上看，不失为艺术精品。但是，因为主持司礼监和经厂的都是学识不高的太监，故校勘不细，错误颇多，学术价值不高。刻印的内容多是作为“标准本”的“四书”、“五经”和明政府的政令政典，如1461年出版的明帝国官方志书《大明一统志》(图11)，以及1511年出版的法规汇编《大明会典》等。还刻印了一些宣扬帝王言行著述的《皇明祖训》、《御制文集》；告诫皇亲国戚和群臣的《外戚事鉴》、《历代臣鉴》；教育皇宫中小太监、宫女的启蒙读物，如《百家姓》、《千字文》、《孝经》、《论语》、《孟子》及《女训》、《女诫》等。但是中央刻书最多的机构，还要数南京、北京两个国子监了(简称南监、北监)。两监刻印了不下300种经史、地方志、法帖、类书以及医学、农业、科技书籍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十三经”、“二十一史”，两监都曾一刻再刻，许多经书、史书之所以能广泛流传，两监之功不可没。不过北监所刻书籍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比不上南监，而南监刻印的史书，多据宋元旧版凑合而成，到了明中期以后，版片漫漶[huan患]不清，国子监就惩罚犯了过错的学生出资补刻补修，刻得草率不堪，脱页、缺文、错字百出，印本墨色浓淡不一，被人称之为“大花脸本”。北监又往往根据南监本重刻，又不依据其他善本校勘，以致以讹传讹，谬以袭谬；而且版式凌杂，字体时方时圆，大小不等，印本质量甚差，因而被人讥之为“灾本”。这样的印本，自然不为藏书家所重视，而且引起版本学家的不满，有人不禁责问道：“吾不知当时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司业(祭酒的副手)诸人亦何尸位素餐至于此也！”此外，两京部院(礼部、工部、兵部、都察院、太医院、钦天监等)，也刻了不少书。礼部编印了有关赐谥的书《大礼集义》；兵部刻印了论述北方边防并附有地图说明的《九边图说》；太医院刻印了《铜人针灸图经》，论述针灸和穴位，并绘出铜人人体上的针灸部位。还用黄铜新铸了较真人高大的腧〔shu述〕穴铜人，上面刻有全身穴位，作为学针灸者的模型，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钦天监(掌管天象历法的官署)垄断了刻印历书《大统历日》的特权，严禁民间私印，违者“依律处斩”；北京都察院还刻印了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通俗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关于弈棋、音乐歌曲的书。

　　图11 明代内府本《大明一统志》，印于公元1461年

　　官府刻书，除中央机构外，地方上十三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少数运盐使司及各府也都刻书。像扬州府刻书就有75种，杭州各官府刻书达140多种，苏州府刻书多达170多种，为全国各府之冠。在各地官刻本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以皇子身份分封到外地的藩王，他们既富有钱财，又有闲散精力，还拥有搜集善本和组织刻印的便利条件。因此藩王府的刻本，以版本最佳、刻印俱优、校勘精当、纸墨上乘著称于世。像1534年秦藩朱惟焯〔zhuo卓〕在封地西安刻的《史记集解索引正义》；1606年郑藩(封地怀庆，今河南沁阳)朱载堉〔yu育〕刻其自著的音乐著作《乐律全书》(图12)，都刻印极精，可以说是藩本中的代表作。朱载堉早年学习天文、历算，后来潜心研究乐律，汇集了他所写的15种音乐著作，编成了《乐律全书》，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乐律理论，发明了“十二平均律”，这一发明比欧洲早50多年，近代的键盘乐器和竖琴等都依“十二平均律”定弦。所以他堪称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再有宁藩(封地南昌)朱权刻书最多，达137种。史称朱权“博古好学……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又说“古今著述之富莫逾献王(朱权)者。”他自己的著述有书名可考的50多种，包括史学、文学、兵书、地理、音乐、医学、戏曲、琴谱、棋谱等。今天还存有他著的杂剧《冲漠子(皇甫寿的号)独步大罗天》、《卓文君私奔相如》两种。他不愧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文武兼备、博学多才的大学问家。还有周藩(封地开封)朱橚〔su肃〕于1406年刻了他和别人一起编的医方书《普济方》，该书记载医方61739个，是我国古代最大的方剂学著作，其版式款识〔zhi志〕都具有元人遗风。同时又刻了自著的植物学著作《救荒本草》，该书记载了可供饥荒之年食用的草木野菜400多种，并一一绘图说明，图极精审。藩王府刻本不仅质量高，而且数量大，其总数达430种，比南北监本还多。其中颇多佳刻善本，甚为后世藏书家所珍视。

　　图12 明刻本《乐律全书》，约刻于1606年

　　明代官府除刻印上述书籍之外，还刻印了佛教典籍《大藏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由于出身和尚，崇信佛教，他即位后立即敕令校刻《大藏经》，他的后继者明成祖也信佛教，他为了“图荐考妣在天之福”，继续刊印《大藏经》。明代《大藏经》有三个官刻本：最早的是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下令在南京刻印的，称《洪武南藏》，约在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告成，全藏包括1600种佛经，共7000多卷。可惜这部经版在1408年遭火焚毁，因而这部《大藏经》保留至今的唯一印本，一直到1934年才在四川崇庆县上古寺中发现，但是已经略有残缺了，其间还杂有部分补抄本和坊刻本。第二部官刻《大藏经》是明成祖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根据《洪武南藏》在南京重刻的，称《永乐南藏》。经版藏在南京大报恩寺，供全国各地寺院请印，平均每年约印刷20部，大航海家郑和就印了10部，所以这部《大藏经》流传的印本较多，但是它的书写和雕刻都不如《洪武南藏》工整。第三部官刻《大藏经》，是1421年在北京开始雕刻，至1440年完成，称《永乐北藏》。它包括1621种佛经，6361卷，分装成636函。这部藏经印成后，分赐给全国各大寺院。后来在1584年，万历皇帝(明神宗)的母亲又续刻各宗著述36种，410卷，称《续入藏经》，并把它并入《永乐北藏》，成为一部相当完备的《大藏经》。今浙江图书馆有藏本。此外，明成祖还派人到西藏取经，并于1410年复刻了西藏文《大藏经》，称为《番藏》，以报答“皇考妣生育之恩”，并使“下界一切众黎，均沾无涯福泽”。

　　至于《道藏》，明成祖即位之初，就曾下令编修，但是一直到明英宗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才刻印完毕，名为《正统道藏》，共5305卷，480函，并下令作为御赐分给全国各道观。后来因为《正统道藏》搜访不周，缺漏较多，又于1607年刻印了《续道藏》180卷，32函。此后又合为《正、续道藏》。这部经版传到清代，已缺损了不少。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遂全部被毁，其印本流传下来的已经不多了，今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都有藏本。《道藏》对研究我国哲学、医学、文学、史地都极有参考价值。明代皇帝不惜耗费巨资，大肆印刷佛、道经典，为的是想达到“华夏归仁，四夷宾服，邦国巩固，宗社奠安”的目的，但是明朝只统治了270多年，就被明末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洪流淹没了，这说明任何宗教是维护不了封建统治的，历史的车轮将按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前进。

　　明代私家刻书的也不少，特别是嘉靖(公元1522—1566年)以后，更是盛极一时。那时许多士大夫以刻书为荣，有的刻印古籍秘本，有的刻印名家诗文，有的刻印宣扬祖德的家集。像1525年江苏王延哲刻的《史记》，就是依据宋朝黄善夫的刻本，不但刻工精美，而且行款格式几可乱真，是《史记》复宋本的最佳本。1533年和1535年苏州袁褧〔jiong炯〕先后复刻的宋本古代礼仪集《大戴礼记》和古代小说《世说新语》，也都是精美绝伦，为世所称。到了万历年间，刻书业更为繁荣，如安徽歙〔she射〕县的程荣刻印了自己编选的《汉魏丛书》38种，大多是遗闻佚史、小说寓言之类；还有胡维新刻印了自己编选的《两京遗编》12种，其中包括两汉诸子10种和魏刘劭《人物志》、梁刘勰〔xie协〕《文心雕龙》，他认为“两京文尽于此”。这些书大都据宋本摹刻，都是私家所刻的著名善本。而最有名的刻书家与藏书家要数崇祯时候的毛晋了。

　　毛晋(公元1599—1659年)，江苏常熟人，喜欢读书藏书。专门购求宋元刻的珍本书，曾在自己的门口贴了一张广告：

　　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这样，湖州一带的贩书商人，满载着一船船的古籍，送到毛晋的家门口。当时常熟流行着一句谚语：“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毛晋收藏的书达84000册，有“海内藏书第一家”之称。他建造了汲古阁、目耕楼，将书藏在里面，其中多为宋代刻本，这就为他大规模校勘、出版书籍创造了条件。

　　他大约从30岁起，就开始经营出版业，一直到他去世，40多年先后刻书600多种，书版多达109000多块，为历代私家刻书之冠。他刻的书大多用宋本作底本，每本都有他写的跋语，介绍书的作者和编者，说明过去有哪些版本流传，他用的是什么版本，有什么优点。因此他刻的书很受人欢迎，不但流行大江南北，连云南也远道来采购，当时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说，“一时载籍之盛，近古未有也”。他校刻的“十三经”和“十七史”，开始于1628年，中间经过灾荒战乱，书版被“水火虫鼠，十伤二三”，他不断地“收其放失，补其遗亡”，直到清初1656年才完工，前后历时近30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资金告竭，他不得不“捐衣削食”，“亟弃负郭田三百亩以充之”；若逢到“兵兴寇发，危如累卵”之时，要把书版分别藏在“湖边、岩畔、茆(茅)蓭草舍”中，真是艰难之极。他还刻印了自己编辑的大部丛书《津逮秘书》共15集，140多种书，该丛书所辑多是宋元人著作，偏重掌故琐记。他还根据北宋本翻刻了《说文解字》，使元明两代一直不曾出版过的几乎失传的书，得以重新流传世间，因而对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贡献甚大。其他如唐宋人诗词集，也都校勘不苟，雕印精湛。他印刷用的纸张，是江西造纸厂特造的，厚的称“毛边”，薄的称“毛太”，今天我们还沿用着“毛边纸”这个名词。

　　他不仅刻书，而且每遇到别人没有的世所罕见的宋元善本，必借来请书法高手，用好纸墨影写②，名为影宋抄本，后人名为“毛抄”。今故宫博物院有毛氏抄本，非常精致，比起原刻印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代孙庆增著的《藏书纪要》中说：“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由于毛晋首创了影抄法，后人争相仿效，遂使大量的宋元善本得以保留下真实面貌，为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

　　毛晋苦心经营出版事业，40年如一日，他自己说：“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迄今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矻矻[ku枯]不休。”因此被人誉为“典籍印刷之忠臣”。许多宋代刻本靠他翻刻得以流传下来，他对于古代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好积德行善的人，家乡的“水道桥梁，多独力成之；岁饥，则连舟载米，分给附近贫家”。因此赢得“行野田夫皆谢赈”的称赞，可见他是个很富于同情心、热心助人的人，这样的为人，在那个时代也算难能可贵了。

　　明代私家刻书虽不乏精品，但粗制滥造者也不少，“书帕本”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还在南宋时，官场上就盛行送书的风气，地方官吏或幕僚离任时，总要把六朝史书《建康实录》和词总集《花间集》这两种书，作为赠送礼物送上，这已形成了定例，可以说开了明代“书帕本”的先声。

　　明代官场行贿之风极盛，行贿时，必以新刻书一本和手帕一块作为陪衬。比如京官奉使出差，回京时必刻一书，以一书一帕为馈赠礼品，这样才显得雅致些。新书的序文上堂而皇之地写道，“捐俸绣梓，用广流传”。其实新刻书用的是公款，谈不上“捐俸”；所刻之书，本子狭小，刻工拙劣，校勘粗疏；有的书内容是东抄西袭，胡拼乱凑，又哪里说得上“用广流传”。就是这些书被人称做“书帕本”。书帕本被看作是应酬馈送礼物，刻者不上心，受者不重视，所以无一佳本。

　　上面所谈官刻、家刻之书，虽然不少，但多是经史典籍和名家诗文，而人民大众所需要的小说、戏曲、识字课本、酬世便览、百科大全之类的民间读物却不多，于是坊刻本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明代书坊多集中于南京、建阳、杭州、北京、徽州等地。

　　南京有书坊90多家，居全国之首。它们刻印了大量的戏曲、小说、传奇和民间应用类书。其中唐对溪的富春堂刻印的戏曲，据说就有百种之多，如《三顾草庐记》、《岳飞破虏东窗记》、《王昭君出塞和戎记》、《管(仲)鲍(叔牙)分金记》、《新刻出像音注花栏南调西厢记》、《新刻出像音注花栏韩信千金记》(写楚汉战争的故事)等，这些书的版框四周有花纹图案，称做“花栏”，打破了宋元以来传统的单边、双边的单调，增加了书籍的美观。陈大来的继志斋也刻有戏曲10多种，如元人作品《黄粱梦记》，明人作品《玉簪记》(写南宋书生潘必正与陈娇莲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和《旗亭记》(写北宋末年官吏董国度不愿为金人做官，与其妻子隐娘先后投奔南宋的故事)等。各书坊所刻书籍总数可能有二三百种。各书坊刻印的小说有《三国志演义》、《西厢记》、《警世通言》、《隋炀帝艳吏》等；刻印的应用类书籍有《针灸大成》、《医方选要》、《尺牍大全》和识字课本《四言杂字》等。这些书大部分带有插图，销路很广，对活跃当时人民的文化生活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金陵王氏槐荫堂还刻了图谱类的书《三才图会》，这是明代王圻[qi齐]和他的儿子王思义汇集诸书图谱编成的，分天文、地理、人物等14门，是图谱学的重要著作。他还刻有明代梅膺祚编的字书《字汇》，该书收字33179字，首次将《说文解字》创立的部首加以简化，并首创同部首的字按笔画多少顺序排列的方法，每字有注音，字义解释也通俗易懂，其编制体例对后世影响颇大。

　　建阳书坊(均自称“书林”)，有堂号姓名可考的约有80多家。许多书坊历史悠久，刻书很多。这些书坊都能根据读者的不同要求，编印出各种类型的书：一是诗文集汇注本。即把各家不同的注解，集编在一起，刻成一部书，使读者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不用翻阅很多不同注解的刻本。二是通俗类书。为了使读者得到一部书，就能获得丰富的知识，编印者广采博收，按内容分门别类，大量刻印了日用参考的通俗类书，如《事林广记》、《居家必用》等。三是插图本。为了使读者明了文字内容，引起阅读兴趣，刻印了许多插图本书籍，如《全像三国志演义》、《全像牛郎织女传》、《水浒传》等书都是上图下文；而《新刊图像音释唐诗鼓吹大全》、《出相唐诗》则是上图下诗。这些连环画式的图书，都是深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不过万历以前，所刻书籍多是经史之类；到了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刻印的民间读物才日渐增多。

　　建阳开设书坊最多的是余、刘、熊三姓，三姓开设书坊近40家。他们除刻印经、史、文集、医书、类书外，还自己编写、刻印了许多演义小说。如双峰堂的主人余象斗，经他编著和刊行的小说就有《四游记》、《列国志传》、《三国志传评林》、《东西晋演义》、《大宋中兴岳王传》等。忠正堂的主人熊大木，也编著和刊印了《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乔山堂的主人刘龙田刻印了《千家姓》、《天下难字》、《西厢记》等书22种。刘洪的慎独斋刻印的大部史书、诗文总集、医书、类书较多，如刻了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30卷；南宋朱熹著的《资治通鉴纲目》90卷；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十七史节要》273卷，北宋的诗文总集《宋文鉴》150卷；宋末元初马端临著的典章制度通史《文献通考》384卷；《大明一统志》90卷等，共30多种。如此卷帙浩繁的大书，竟出自一个私人书坊，可见慎独斋规模不小。他刻的书，大多密行小字，别具风格。而且他校勘认真，错误较少，如他刻的《史记大全》，就校正出错讹字245个；校正《文献通考》错讹字多达11221个，可见他刻书非常认真。因此，有人说他刻的“细字书”，“远胜元人旧刻大字巨册”。此外，当时最兴旺的还是建阳的崇化、麻沙两地书坊，那里所刻书籍，风行四方。崇化里的书坊街，这时已有四五千户，据《建阳县志》记载：这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这就是说它不仅是刻书集中地，而且已发展为买卖书籍的书市了。这种每个月有六天专门出卖书籍的书市，是国内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因此它吸引着各地书商络绎不绝地来这里批发书籍。位于建阳城西70里的麻沙镇，也是刻书贩书的集中地。清初学者杭世骏写诗道：“书棚到处贪翻刻，俗本麻沙遍学堂”。因为刻书多，来这里贩卖书籍的书商也多，山东曲阜就曾派人不远千里来买书。据说来这里贩书的江西人最多，自宋以来从未间断，为此镇上还建有一座砖刻精细、门墙高大的江西会馆，以接待来往的江西书商。清初的诗人查[zha扎]慎行写诗赞道：

　　江西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

　　妆点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回。

　　可见崇化、麻沙两地刻书业之兴旺。总之，建阳书坊之盛与南京不相上下，仅在公元1545年所刻书籍就多达451种，特别是所刻小说、杂书、医书，超过了南京书坊。不过，建本依然存在着只求数量、不重质量、校勘不精的老毛病，以致引起政府出面干涉，下令“五经”、“四书”这类科举考试用书，只准依照“钦颁官本”照式翻刻，不准另刻，否则“拿问重罪，追版铲毁，决不轻贷。”但是瑕不掩瑜，建本对文化的普及是有贡献的。

　　至于杭州、北京的书坊，数目就少多了。杭州有书坊24家，刻书最多的是胡文焕的文会堂，刻书达450种，其中他自己编写的书就有二三十种：有《诗韵》、《词韵》、《琴谱》、《省身格言》、《格致丛书》等，后者收载古人著述300种，多是考证名物的书，取《大学》“格物致知”命名。杭州还有容与堂书坊，刻印了很多戏曲传奇小说，大都题名“李卓吾评”，如《李卓吾先生评忠义水浒传》等，刻印都很精美。

　　北京书坊有堂号可考的只有13家，分布在正阳门、宣武门、隆福寺、护国寺等处。其中著名的有永顺堂、汪氏书铺。前者近年发现有11种唱本和南戏剧本《白兔记》，这是现存最早的戏曲刻本；后者刻书最多，从汪家的一张卖书广告中，所列书目就有14种，其中有史书、文选、诗集、医书，还有一部琴学的重要参考书《太古遗音大全》。他所刻的书，多是翻刻宋、元善本，刻印皆工，可惜多已不传。还有座落在正阳门内岳氏书坊，于1498年刻印了《新刊奇妙全像注释西厢记》，内有150个情节配有插图，有的情节一连用了八幅插图，这是现在传世的最早的插图本《西厢记》，今已收入郑振铎主编的戏曲善本大型丛书《古本戏曲丛刊》中。

　　徽州(治所在今歙县)，盛产纸、墨和雕版用的良材，据说徽州书版，即便到了清代，也都完好如初，印出来的书仍然很清晰精致，不像建本书版那样，质软经不起印刷；歙县虬[qiu求]村刻工技术高超，有不少人善书工画，精于镂刻，而且父子兄弟相传，世代为业，一直到乾隆、嘉庆时代，历经200多年不衰；同时又崇尚文风，读书人也多，对书籍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因此明中期以后，徽州兴起了刻书之风，有书坊不下10家，其中著名的有歙县人吴敏学的师古斋，先后刻印经史子集100多种，刻书之多，在徽州可算是第一人了。关于吴敏学刻书的事，《议庵偶笔》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歙县吴敏学，梦为冥司所录，叩头求生。旁有一判官禀曰：“吴生阳寿未尽。”吴连叩头曰：“愿做好事。”冥司曰：“汝作何好事？”吴曰：“吾观医集率多讹舛，当为订正而重梓之。”冥司曰：“刻几何书？”吴曰“尽家私刻之。”冥司曰“汝家私几何？”吴曰“三万。”冥司可而释之。吴梦醒，广刻医书，因而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梓费及十万。

　　这段故事十分荒唐，不足置信，但它反映了吴敏学对待刻书事业尽心尽力的敬业精神。他刻的书确实不少，著名的有医书《河间六书》八种27卷；《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204卷；还有宣扬理学的书《性理大全》；有朱熹和吕祖谦编的《近思录》以及经、史、诗集、文选、小说等。流传至今的有“五经”、“四书”、《资治通鉴》、《二十二子》等书。以明代工价纸张之低廉，刻梓费达到10万，可称得上徽州第一书坊了。还有吴继仕的熙春堂摹刻的《六经图》，据说“图象俱精，字纸兼美，一照宋本，校刊无讹”，几乎与宋版书完全一样，以致书商们把书上“吴继仕考校”一行字剜下，冒充宋版，可见刻印之精美。

　　此外，江苏的苏州、常熟、扬州，江西的抚州，福建的漳州都有书坊，刻书业也相当兴旺。

　　纵观明代雕版印刷，其地区之广超过了宋元，它已由内地扩大到东北、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甚至传到台湾。刻印书籍的总数，可能达几万种之多。题材也十分广泛，这些都为宋元所不及。尤其是版画艺术到了明代，大放光彩，无论在数量上或技艺上都超过了前朝，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境界。像上述岳家刻的《西厢记》中的插图，构思精丽动人，雕刻细致入微，人物眉目传神，栩栩如生，真是开卷悦目，引人神怡。正像出版者在扉页上说的：“大字魁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特别需要大书一笔的，是套印技术推陈出新，由元代朱墨两色发展到了朱墨黛紫黄五色套印。我国彩色套印技术的发展，先是采取一版分色套印，既可套印文字书籍，又可套印彩色版画。现在所知明代最早的套印本，是公元1602—1607年刻印的《古今女范》(又名《女范编》或《闺范》)，是朱墨套印本，这是由安徽歙县黄尚文编著、程起龙绘画、黄应瑞、黄应泰刻版。书中所载列女，从周秦到明代，每人立一传，绘一图，共200幅插图，现代著名作家郑振铎称赞书中的插图说：“线条细若毛发，柔如绢丝，是徽派版画最佳者。”与此同时，1605年又出版了彩色套印本《程氏墨苑》，这是由歙县制墨家程大约(君房)的滋兰堂绘图刻印的，其中有近50幅是用四色、五色套印的，有一幅《天姥对庭图》，上面有黄色、红色的凤凰和绿色的竹子，就是采用一版分色套印的方法。这时，歙县另一位刻印高手黄一明出版了彩色套印本《风流绝畅图》，图中人物的肤色、目光、窗帏、衣鞋都印得生动逼真、清晰流畅，在技术上已比《墨苑》更成熟更优秀了。稍后，浙江湖州(治所在吴兴)的闵齐伋、凌瀛初两家，雇用徽州刻印工人，运用套印技术，刻印了包括先秦诸子、史书、诗文集、戏曲等书130多种，大多数为朱墨两色，还有三色、四色、五色的，其印本风行全国。他们采用的已是分版分色套印方法了。到了明代末年，又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为多色迭印的饾〔dou豆〕版水印和与拱花技术相结合的印刷方法。饾版的操作方法是：在雕刻之前，先根据彩色画稿的设色深浅浓淡、阴阳向背的不同，进行分色分版。每色一版，画面大的要多至几十块小版。随后用透明的雁皮纸蒙上画稿勾描下来，反贴在木版上，雕成大大小小的印版。然后逐色由浅入深依次套印或迭印，多的要套印六七十次。印出的画面，不仅色彩艳丽，而且能显示出色调层次和阴阳向背；印出的花卉鸟虫，惟妙惟肖，几乎达到了乱真的地步。因为这种印刷方法是用零碎的木版拼凑堆砌，有如饾饤[ding订]③，所以明代人称作饾版。只是这种饾版彩印，每次套版时，必须与第一次版完全精密吻合，否则便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致使画面上各种颜色混淆不清，一塌糊涂。所以套色越多，雕版和印刷就越费事，没有熟练的高度精密准确的技术，是难以从事这种具有民族艺术特色印法的。

　　饾版印刷始自明末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吴发祥(号萝轩)在南京刻印的《萝轩变古笺谱》④。稍后，寄居南京的胡正言编印了《十竹斋书画谱》⑤和《十竹斋笺谱》⑥，全用饾版印法，刻、画、印俱佳。书中各种花卉动物，色彩逼真，栩栩如生，真是“翠瓣丹柎〔fu甫〕(指花萼)，葩分蕊析，花之情，竹之姿与禽虫飞蠕之态，奇石云烟之气，展册淋漓，宛然在目”。因此，二书对以后的彩色版画起了楷模作用。出版后，立即受到大江南北人们的欢迎，初学画的人都奉它为临摹范本，对绘画教育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胡正言其人，聪明过人，多才多艺，擅长篆刻绘画，精于书法，喜欢刻书，又能造出优质纸墨，还精通医术，以医为业，人们称他“巧心妙手，超越前代，真千古一人”。他在自己的庭院内种竹10余竿，所以用“十竹斋”名其室，自号“十竹主人”。

　　上述二人还采用了“拱花”(又名拱版)的印刷方法。“拱花”是将雕版压印在纸上，好像现在使用钢印一样，把白纸压成凸出的花纹；或者把纸放在凸凹版之间，挤出拱起的花纹。用它来衬托画中天空舒卷的行云，河中流水的波纹，花叶的脉纹和鸟类的羽毛。这种无色的印刷，更显出作品的素雅大方，它与彩色的画面相映辉，又显得精彩而富于变化。欧洲的德国第一次采用拱花技术，已经是18世纪中叶以后了，比中国晚了100多年。

　　饾版和拱花印刷技术的发明，把印刷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在中国印刷史上是一个大的飞跃，在世界印刷史上也开创了一个新纪元。由此可见，明代的雕版印刷已臻于登峰造极了。

　　注释：

　　①《永乐大典》：明永乐元年(1403年)命解缙等147人，将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分类汇为一编，次年告成，名《文献大成》。成祖因嫌其过于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1408年定稿，赐名《永乐大典》。全书共22937卷，约3.7亿字，是我国古代最大类书。但未刻印，只缮写正本一部，后又摹写副本一部。正本约毁于明末，副本后来也逐渐散失。

　　②影写：即用优质纸张，蒙在所据底本之上，照其点画行款描写，以与原书不差丝毫。影写宋版书籍的本子，称影宋抄本。

　　③饾饤：是指几种拼在器皿中的仅供陈设而不食用的小饼。

　　④《萝轩变古笺谱》：是一部采用饾版、拱花木刻彩印的画集，由颜继祖辑稿，吴发祥刻版，为中国早期饾版印刷精品。1964年在上海发现，现存上海博物馆。

　　⑤《十竹斋书画谱》：公元1627年印制，分成翎毛、水果、兰、竹、梅、石、团扇面及书画八类，编入约180幅版画和140首诗的书法佳作，在中国艺术史上是首次对书画进行选辑和分类的著作。

　　⑥《十竹斋笺谱》：公元1644—1645年间印制，分博古、雅玩、人物、花石等32类，辑入280余幅图。

　　第七节 清代雕版印刷的衰落

　　清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王朝。公元1616年，东北建州女真的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了政权，国号金，历史上称为后金。1636年，皇太极称皇帝，改金为清。1644年明亡，清军入关，顺治皇帝定都北京。

　　清朝前期国家实现了统一，社会相对安定，政治比较清明，出现了所谓国富民丰的“康乾盛世”，这为印刷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一面大兴文字狱，严酷压制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一面又崇尚文治，提倡学术研究，利用印刷为其政治服务，所以雕版印刷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到了清朝后期，外国入侵，社会动乱，经济凋敝，国力孱弱，文化活动呈现衰退，加以西洋印刷术的传入，因而传统的雕版印刷也逐渐衰落，最后被西方传来的新的印刷技术所代替。

　　清代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坊刻方面都有所成就。

　　清代官刻本中，首推武英殿本。清初，宫廷刻书属内务府，所刻书籍称“内府本”。1680年，康熙帝在今故宫西华门内武英殿设修书处，把校定官员和刻写工匠集中在一起，由翰林院词臣(掌管朝廷制诰诏令撰述的官员，如学士、翰林之类)总领其事，从此内府书籍、清代官本都由武英殿承刻，内府本也就改称“武英殿本”了，简称“殿本”。殿本以校勘精当、纸墨上乘、字体圆润、版式疏朗、装订端庄而著称。如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诏刻的“十三经”、“二十一史”，都是特选派词臣缮写校对的，因而使殿本之名大振。大体上凡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7年)以前所刻的殿本书，多认为不亚于宋元版书。近代版本学家叶德辉在其所著的藏书技术专著《藏书十约》一书中说：“武英殿刻本，当时馆臣校勘，多据宋刻善本，又处分颇严，故讹误遂少。”在殿本中有些书因为是皇帝自己的著作，或是经过皇帝审阅、批准、修改的，所以在印刷时都冠上“御制”、“御批”、“御定”、“钦定”等字样，像1711年刻印的康熙皇帝的著作，就称《圣祖御制文集》(图13)；1716年刻印的著名字典就名为《钦定康熙字典》(图14)；1739年乾隆皇帝诏刻的历代正史，就定名为《钦定二十四史》。武英殿刻本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盛：康熙帝时刻书63种；雍正帝时刻书71种；乾隆时期(公元1736—1795年)刻书最多。乾隆帝当政60年，以右文为治，所刻经史子集达100多种。道光以后，殿本的数量就大大减少了。

　　这里需要记载一下近年来汉文《乾隆版大藏经》重新出版的事。该藏经又名《龙藏》或《清藏》。在雍正皇帝十一年(公元1733年)时，为了使《大藏经》“不至简错字讹，疑人耳目”，在北京贤良寺设立了藏经馆，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主持超圣等人负责，集合佛教大师，晓夜校阅经文，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开始雕刻，到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就完成了，这部佛藏雕印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短短四年的时间，共雕刻两面版经版79000多块，总重量达400吨，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版刻典籍。这部佛经共7000多卷，724函，总字数达6700万字，收录佛经1669部，按经、律、论、杂分类，以《千字文》为序编目。其中一些经、律、论的原文在印度早已失传。当时共印了100部，分赐给京内外各寺院珍藏，据记载后来又印过22部，但是保存至今的已不到30部了，而且每部都残缺不全。

　　图13 清代武英殿刻本康熙皇帝的著作《御制文集》，公元1711年武英殿刻印

　　图14 清代武英殿刻本《康熙字典》

　　我国自宋元以来，刻过10多部汉文《大藏经》经版，至今都已片版不存，只有这部经版保存了下来(目前世界上还有两部《大藏经》经版，一部存在韩国海印寺，即八万《大藏经》经版；一部存日本京都万福寺，即“黄檗版”《大藏经》经版)。它原来存在故宫武英殿，后因印刷不便，移存于柏林寺，至今仍在该寺，由北京图书馆负责保管。但是这部经版在经过250个春秋的风风雨雨和人世沧桑的变迁之后，已有不少经版丢失、腐朽或遭鼠咬虫蛀，再加上乾隆皇帝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三次下令撤毁经版，追缴经书，使这部经版也已不全了。近年来我国文物出版社，为了抢救国宝，保存佛教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承担起盛世修典、重新出版《乾隆版大藏经》的重任。为了凑齐这套完整的经书，他们派专人遍访全国几十个省市的寺庙和文物机构，查对底本，搜辑佚书。在北京白塔寺找到了几本残损的经书；在潮州偏远的一座寺庙里，又意外地发现了乾隆皇帝下令毁掉的经书，并把这些书复印下来带回北京。这样，从1987年到1990年，经过三年的校勘编纂，终于使这部卷帙浩繁、濒于失传的《乾隆版大藏经》以完整的面貌重见了天日。

　　《乾隆版大藏经》不仅是研究佛学的重要典籍，也是研究古代东方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的珍贵文献，它在今天重新出版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评论该书的出版时说：“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巍峨丰碑，它凝聚了中国世代人的聪明和辛勤劳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无价的精神宝藏。”

　　1991年，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泰国时，曾将这部《大藏经》作为国礼送给泰国国王，泰国上下对该书极为尊崇，奉为圣物。可见该书一出版又充当了友好使者，为沟通中泰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代官刻本除殿本外，就是地方官署刻本了。地方官署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主持的设于扬州天宁寺的扬州诗局(官书局)，该诗局是曹寅在江宁织造兼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任上，奉旨以经营盐务余款创办的，它是以编校、刊刻内府书籍为主的出版机构。由于经费充足，经管人员认真督科，所刻书籍，无论缮写、刊刻、印刷、纸张、校勘、装订都精益求精，堪为清代刻书的楷模。如所刻《宋金元明四朝诗》、《历代赋汇》、《历代诗余》、《佩文斋书画谱》等10种书，将近3000卷，皆工楷写刻，秀丽悦目。校对也很精审，装订端庄大雅，其尽善尽美，不亚于武英殿本。尤其是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刊行的《全唐诗》，是用开化纸(因产于浙江开化，故名)精印的，刻印最佳，而且字体秀润，墨色均匀，纸张洁白，又以鹅黄色硬纸装潢封面，淡黄色绢布装饰书签，非常漂亮，被称为清代版刻的代表。为此康熙皇帝特在一份奏折上朱批：“刻的书甚好！”

　　鸦片战争以后，南方战火连年，为了补充动乱中损失的书籍，各省设立了官书局，所刻书籍称“局刻本”。官书局创始于同治(公元1862—1874年)初年，由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创设于南京，名为金陵书局(后改名江南官书局)。刻本中最著名的是由五局(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合刻的“二十四史”，金陵书局分刻了《隋书》以上的“十四史”，都是以毛晋的汲古阁本为底本。其他还有“四书”、“五经”、《文选》、《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等。因为都是由有名的学者担任校勘，所刻之书以校勘精当著称，以致引起当时的朝中大官纷纷索取。在金陵书局创始之后，各省纷纷仿效，设局刻书。如湖南长沙的思贤书局刻了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遗书《王船山遗书》，近代文献学家王先谦(公元1842—1917年)著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公元1848—1908年)著的《墨子》的注释本《墨子间诂》和《周礼正义》①等，所刻之书，校勘认真，字体雅正，又很适用，甚为畅销。再如四川成都的存古书局，由成都尊经书院主持，所刻史书及《说文解字注》等，版式宽大，字体方整，行格疏朗，读之醒目，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各地官书局刻书数量大、质量高的还数浙江书局：首先它重视选用善本作底本，如刻印的周、秦、两汉各家主要著作选辑《二十二子》，就是子书丛书中最完美的本子；其次它延聘名家校勘，如“九通”②和类书《玉海》，错讹很少，超过殿本；再有它还想法缩小版式，增加行字，降低成本，使一般读者有能力购买，所以在“局刻本”中享有盛名。“局刻本”多是“御纂”、“钦定”的经史诗文，但也印普通读物，并且定价低廉。它刻印数量大，流通范围广，对文化的普及起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曾设立镌刻衙、刷书局，刻印了太平天国首领的许多诏书、文告、文献和儿童读物，如《太平诏书》、《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诛妖檄文》、《三字经》、《幼学诗》、《天历》等，这些书对于揭露清政府的罪恶、鼓舞太平军士气、推动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回族英烈杜文秀，领导云南回民起义，在大理建立反清政权“平南国”，他为了普及伊斯兰教经典，曾以“总统兵马大元帅”的名义，下令刻印《古兰经》，在那血雨腥风、干戈不息的严峻岁月里，他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终于在公元1862年颁刊了“大元帅杜新镌”的《宝命真经》30卷，书名用汉文，经文用阿拉伯文，这是中国最早的阿拉伯文《古兰经》刻本，它的首次出版，对当时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学习《古兰经》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促使广大穆斯林群众更加拥护和支持大理政权。但是四年之后，清军占领了大理，焚毁了《宝命真经》的印刷场所和所有版片，从此民间流传下来的原版刻本，多是断笺残篇，完整无缺者极少见。后来伊斯兰教的著名学者、经师马联元，大约在1895年又第二次刻印了阿拉伯文《古兰经》，由著名的阿拉伯文书法家田家培哈吉书写，聘请四川刻工高手20多人刻成。该书书法遒劲，宛如一气呵成，版面醒目美观，装帧古朴典雅，开卷爽心悦目，深受国内外穆斯林的喜爱。初版问世后，曾经风行国内外，南京、北京、广州、上海、大西北以及泰国、缅甸等地的穆斯林都踊跃订购，一时发行近1000部。至今全部经版尚保存在昆明市南城清真寺，近年经清理统计，全部雕版共1946片，总计3576面，30卷经版完整无缺。这是中国穆斯林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稀有的回族历史文物，即使伊斯兰教国家也不曾拥有，堪称“海内孤版”。

　　除官刻外，清代私家刻书的，有达官显宦，为了博得“好学”的雅名，用公款或私款刻书；有著名的文人，为了传播学术成果，刻印前人的诗文和自己的著述；有著名的藏书家和校勘学家，或复刻善本，或辑佚、校勘丛书、逸书。其中著名的有：乾隆时安徽歙县鲍廷博辑刻的《知不足斋丛书》30集，辑录了汉至清朝的经史考订、算术、金石、地理、诗文集、书目等著作207种。鲍家富有藏书，而且多世所罕见的珍本名抄，他取“学然后知不足”之意，名其室“知不足斋”。鲍廷博本人曾经因向朝廷献书而获得举人的功名。他还让他的儿子向乾隆皇帝献书600多种，成为当时藏书家献书之冠。他学识广博，尤精于校勘。他汇刻的丛书，使一些久经湮没的书得以再传于世。这时，还有江苏吴县黄丕烈辑刻的《士礼居丛书》，选采古书19种，这是一部以版本校对为特色的丛书，也是清代精校精刻的著名丛书之一，甚为藏书家所重视。黄丕烈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有一藏书室，藏有宋本100多部，故起名“百宋一廛[chan蝉]”。他刻印的书，以仿刻善本著称。如仿宋刻本国别体史书《国语》，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所刻《战国策》，是记载战国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汇编，这些书都是由“清代校勘学第一人”顾广圻(字千里)校定的，其精妙超过宋本。再有咸丰时广东南海伍崇曜辑刻的《粤雅堂丛书》30集，辑录古书190种，每种都附有跋文，叙述作者的生平和本书的源流。他还刻了《岭南遗书》61种，所收载的都是汉代至清代广东学者的著述，特别是以明清著述最多。伍崇曜其人是贩卖鸦片起家的，他因为办理畿辅赈捐的事，获得了举人的资格，后又捐款买了个布政使的职衔，为攀附风雅，扬名后世，又不惜重资搜求秘籍，延聘学者校勘，从而出版了这些综合性大丛书。然而私人刻书最多、时间延续最久的是金山(今上海金山县)钱家，从乾隆到道光年间，刻书从未间断，刻印了许多史书、医书和丛书，特别是钱熙祚辑刻的《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等丛书230种，辑录了古代佚而仅存或流传极少的著述，其精择审校在诸家丛书之上。这些丛书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资料。

　　总之，仅就清代私家所刻的丛书而言，约有2000种之多，大多精校精刻，可谓美不胜收。因而这些刻书家，对中国古典文献的保存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工作，可以说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私家刻本中，有许多著述都是由名书法家精写上版，由著名刻工雕刻，写刻工整，校勘精审，印刷极为精致。像康熙时的名书法家林吉写的散文家汪琬(人称尧峰先生)著的《尧峰文钞》，陈廷敬著的《午亭文编》，诗人王士禛(号渔洋山人)著的《古夫于亭稿》、《渔洋山人精华录》被誉为“林氏四写”，是比较著名的精刻本。

　　直到清末，私家刻书仍然盛行不衰。其原因，除了政治上许多读书人怕罹难而隐身于书斋，和当时社会上大力劝人刻书也有关系。有位刻书家张海鹏就常对人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修学，其道更广。”(见《藏书纪事诗》卷六)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劝人刻书，他说：“今人各自问德业学问无以逾人，莫若刻古人之书籍，如吴之黄(吴县黄丕烈)，歙之鲍(歙县鲍廷博)，南海之伍(伍崇曜)，金山之钱(钱熙祚)，其姓名于五百年内必不至湮没无闻。”况且刻书可以“传先哲的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见《书目答问》)。近代藏书家叶德辉也劝说人们：“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并举了后蜀毋昭裔和明末汲古阁毛晋的例子，说他们“因刻书或子孙食其禄，或乱世保其身，或数百年版本流传，令人景仰”(见《书林清话》)。在他看来，刻书于名、于利、于子孙都好，可谓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所以终清一代，私家刻书蔚然成风。

　　清代官私刻书多是供应官僚地主士大夫阶层，而供应人民群众所需要的通俗读物则仍然有赖于民间书坊。

　　清代书坊非常普遍。北京有书坊100多家，多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琉璃厂的书坊最兴旺，它是自清代中叶迅速发展起来的，有人统计自清中叶到民国初年，琉璃厂有书坊62家，共出版246种书籍。有一时期同时开业的书坊竟超过300家，这些书坊有的以贩卖为主，有的兼刻印和发行。他们除印卖供应入京会试举人一般经史用书、八股文试卷外，主要是刻印小说、民歌、俗曲、谜语、字典、医书、鼓词和初级满文课本等民间日常所需的通俗读物。有些书坊则专门刻印某一类书籍，如文光堂、英华堂多出版满文书；三槐堂、鸿远堂则多出版满汉两种文字的书籍(图15)；尊古斋善于印刷美术、考古著作；邃雅斋则多刻印自己的藏书(今琉璃厂中国书店仍沿用邃雅斋的名号)。这里有许多书是很有价值的罕见本、精刻本或者名人手稿，因此许多有名的学者常来访书求书，甚至为了方便，就近租赁房屋居住，如前面提到的黄丕烈、王士禛和考据学家孙星衍(公元1753—1818年)等人，都在琉璃厂附近居住过。琉璃厂在经历了200多年变迁之后，今天已发展成为北京著名的文化街市了。这里沿街建筑，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引人遐想，各店号内陈列的古籍新书、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琳琅满目，中外学人徘徊其间，流连忘返。隆福寺的书坊以刘英烈(字魁武)的聚珍堂最有名，它除擅长活字印刷外，也从事版刻。刻印的多是儒家经典，封面题“京都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书坊梓行”双行牌记，版心下刻“聚珍堂藏版”。所刻之书，底本多经慎重遴选，又详加校勘，字画清晰，纸墨刻工都属坊本之上品。

　　图15 清代鸿远堂刻本《满汉字书经》

　　苏州有书坊50多家，出版经史、医书和大量小说戏曲，而刻书最多的是创始于明朝的席家扫叶山房。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刻印史书最多，当时的主人是席世臣(字邻哉)，他每次得到善本书，都要亲自校对，立即刻印，因而很为藏书家所称许。他刻印的史书有班固等人编修的东汉纪传体史书《东观汉记》(因书修于洛阳南宫东观，故名)，宋朝钱俨著的专记五代时期吴越国史事的编年体杂史《吴越备史》，南宋王称著的北宋纪传体史书《东都事略》，还有《贞观政要》、《五代外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南宋书》、《元史类编》等。后来刻书范围扩大，于经史子集外，又刻印笔记小说和村塾所用的启蒙读物多达几百种。稍后又在上海、松江、汉口等地设立了分号，业务十分发达，成为清代经营最久影响最大的书坊。

　　此外，广东的广州和佛山镇也有不少书坊，刻印了许多小说和日用医书。至于此时的杭州、徽州、南京的书坊已远不如明朝兴盛了。建阳麻沙镇书坊，自宋至明历经数百年不衰，但是在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遭遇了一场大火，使这里的老书坊连同旧有书版全部化为灰烬，自此以后，就一蹶不振了。

　　清代书坊，各省都有，刻书最多，发行面广，对发展文化普及教育是有功绩的。

　　在清朝雕版印刷史上，还出现过蜡版印刷和面版印刷。在道光(公元1821—1850年)初年，广东省衙门曾用蜡版印刷方法每天印行辕门钞，也就是省政府公报，这是自北宋以后再次使用这种质量不高的印刷方法。到了清代末年，梁启超等人为宣传维新变法还采用过用白面制版刻字印刷的方法，印过一些宣传品。这两种印刷法，由于印刷效果不佳，自然难以久行，它成了雕版印刷史中的小插曲。

　　清代的版画艺术，在清朝前期并不逊于明代，有些作品颇可称道。像清初画家萧云从(公元1596—1673年)，善画山水，兼工人物，诗文写得也不错。他绘的屈原的《离骚》插图《离骚图》，构思深沉，寓意感人，人物面部表情生动，衣服线条流动有力；他的另一套佳作是《太平山水图画》(图16)，绘的是安徽太平山水43景，并附有诗篇和散文，诗全用古人句，画皆临古人法，可谓集唐宋元明山水画之大成，全部山水景色，刻印绝精，极为艺林所重视。这两套作品皆由当时精于木刻的良匠刘荣、汤义、汤尚等人刻成。前者刻于1645年，后者刊于1648年。另外康熙时著名宫廷画师焦秉贞，擅长画人物，亦工山水、花卉、楼台，他吸取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画中的透视明暗画法，所绘山水、人物、楼台，自远而近，自大而小，不爽毫发，深受康熙帝喜爱。他根据宋代同名绘画重绘的《御制耕织图》46幅，每幅画的右上方有宋画中原有的题诗，天头上有康熙的题诗，如在一幅描绘插秧场面的《插秧》图上，宋画中原有的题诗是：

　　晨雨麦秋润，午风槐夏凉。

　　溪南与溪北，笑歌插新秧。

　　抛掷不停手，左右无乱行。

　　我教插秧马，代劳民莫忘。

　　图16 清代萧云从绘、刘荣等人刻的《太平山水图画》，刻印于公元1648年

　　康熙的题诗是：

　　千畦水泽正弥弥，竞插新秧恐后③时。

　　亚攘④同心欣力作，月明归去莫嫌迟。

　　还有一宫廷画师王原祁，也擅长画山水，用笔沉着刚劲，笔端如“金刚杵”，设色长于浅绛，重彩作品，青绿朱赭，相映生辉，甚得艺林称赞。他和冷梅等人绘的庆贺康熙60大寿的《万寿盛典图》148幅，如果连成卷轴，可达166尺。这两套作品都先后由当时最杰出的木刻匠师朱圭刻成，是殿本中的精丽之作。前者刻于1712年，后者刻印于1713年。1714年，康熙时吴熔画的《白岳凝烟》(图17)(白岳在今安徽休宁县)40幅，是由刻工刘功臣刻成，镌法严峻雅洁，堪称清初“徽派”版画的上乘。还有乾隆时于1745年刻印的《圆明园四十景诗图》，绘出了北京西北郊避暑御园内40处景色的秀丽风光；1765年刻印的乾隆《南巡盛典图》，记录了乾隆在公元1751—1765年之间四次巡幸南方的盛况，把沿途几千里最美丽的景色刻画了下来，极为精美。

　　图17 清代徽派版画《白岳凝烟》，刻印于公元1714年

　　至于套版印刷，在清代前期也有相当成就，如康熙年间内府刻本《御选唐宋文醇》，是用朱、墨、绿三色套印的；传奇剧本《劝善金科》是用五色套印的，色调雅丽，均是殿本套印书中的佳作。道光年间涿州卢坤刻的《杜工部集》是用六色套印的，即正文用墨色，各家评语分别用紫、蓝、朱、绿、黄五色。这些作品色彩艳丽，配上洁白的纸张，读之令人悦目怡神。

　　民间套印书，最负盛名的要算多色饾版套印版画集《芥子园画传》了(通称《芥子园画谱》)。“芥子园”是戏曲理论家、作家李渔(号笠翁，约公元1611—1680年)晚年定居南京的别墅名，画传就是在这里刻成的，因居地小如芥子，故名芥子园。该书共分四集：初集为山水谱，是1679年套版精刻出版；二集为梅兰竹菊谱；三集为草虫、花鸟谱，都是1701年出版的。此三集均为五色套印本，极为美观。一般认为这三集是李渔的女婿沈心友请当时名画家王概及其弟王蓍〔shi师〕、王臬〔nie聂〕绘编而成，其间也有其他画家参加。每集首列学画浅说，画法歌诀，如“画螳螂诀”：

　　螳螂虽小物，画此宜威严。

　　状其攫物时，望之如虎焉。

　　双眸势欲吞，情形极贪馋。

　　所以杀伐声，形诸琴瑟间。

　　其次为摹诸家画起手式，并附简要说明。最后为摹仿名家画谱。后来又有了第四集，是人物画谱，这是书商凑辑的，1818年出版。这部画谱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画的用笔、写形、构图基本技法，由浅入深，浅显明了，是初学绘画的入门之书，因此一出版，立即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迅速风行全国，其印行数量打破了一般图书的出版纪录。各书商见有利可图，纷纷争相翻印，版本达十几种之多，不过多已失去原本的精美和神韵。此书还译成多种文字流行国外，成为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然而流传到今天的初印原本已很难见到了。

　　道光以后，由于国势日衰，民生凋敝，无论版画艺术和套版印刷都逐渐衰落了，戏曲小说中虽然也附有不少插图，但刻工拙劣粗率，值得称道的佳作甚少。

　　19世纪中叶，西方的平版石印和凸版铅印以及其他新技术、新设备传入我国，逐渐取代了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和雕版插图技艺。这样，我国人民发明的历史悠久的雕版印刷，在经历了1300多年之后，完成了它的伟大历史使命，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注释：

　　①《周礼正义》：《周礼》是记述先秦政治制度的书。汉代经学者为《周礼》作了注解，如郑玄的《周礼注》，就是综合诸家旧注而成。唐代经学者又为汉代人的经注作了注释，称作“疏”，又称“正义”，如贾公彦的《周礼注疏》。清代经学者又为《周礼》另作新疏。《周礼正义》就是博采宋元明清诸家之说，对“周礼之学”作出的最后一次总结。

　　②“九通”：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加上《清续文献通考》，谓之“十通”。

　　③烈后：指午后烈日下。

　　④亚攘：即低垂身子，捋起袖子。

　　第三章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第一节 宋代的活字印刷

　　雕版印刷发明之后，人们用木板做原料，相当省钱。一部书版，可以印出几百部，几千部，比起一字一句地靠手抄写，真是简便多了。它的发明和推广，对文化的普及和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雕版印刷还是有它的缺陷。第一，每印一页书就得刻一块版，每印一本书就得刻一副版，人力物力耗费甚多。第二，一部大书往往要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如果印了一次不再印第二次，显然是很大的浪费，倘因不得已的事故半途而废，损失更大。第三，一块块书版，占据着大量空间，保存起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针对这些缺点，我们的祖先又继续钻研，努力改进，终于发明了比雕版印刷术更为先进的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术的原理和雕版印刷有相同的地方：这就是都先制成凸出的反体字，而后刷上墨，把它印在纸上。不同的地方是：雕版印刷是用整块的书版，而活字印刷用的是一个个单字。印书时，先把需要的单字排成版，就可以印刷了；印完后，再把书版拆开为一个个单字，以备下次排印。这样，一副活字可以根据不同的书稿一次次地排版，就可以印出许多部不同的书，既省钱，又省力，印刷又快，大大提高了印书的效率。这种活字印刷术，就是我们的祖先首先发明的，它的发明者就是我国宋朝的毕昇。

　　毕昇是北宋中期即公元11世纪人，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得太少了。同时代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公元1031—1095年)，曾著了一部《梦溪笔谈》，这是一部用笔记体裁写成的关于我国古代科学成就的书，其中有一段关于毕昇的记载，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材料了。后人提到毕昇的事迹，也都是照抄或摘录沈括的原文。《梦溪笔谈》中说他是一位“布衣”，也就是说他是一位没有做过官的普通平民百姓，但他究竟是什么样的普通百姓也就无从知道了。有人因为沈括在书中另一地方说到一位“老锻工毕升”，以为就是毕昇，因而推测他是一位铁工。但是就年代推算起来，似乎不可能是同一人。也有人说他是刻字工人，这也是推想，缺乏文献根据。电影《毕昇》，说他在杭州开设毕氏活字印书铺，也是虚构的，不可信。毕昇的籍贯无从考查，有人说他是四川人；有人因为沈括是杭州人，因而推测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人，这些都没有充分根据。在发现新材料以前，毕昇的生卒年月、出生地点和职业只好存疑了。

　　现在我们知道的毕昇的唯一事迹，是他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即公元1041—1048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件事记载在《梦溪笔谈》中。

　　按照沈括所记，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可分为三个主要步骤。首先是制活字。他用一种质地细腻的粘土(胶泥)，制成一个个像铜钱那样薄的小泥块，像刻图章一样在每一块上刻一个字，放在火上烧过，就成了坚硬的活字。每字都刻好几个，对于“之”、“乎”、“者”、“也”这些常用字，每字刻20多个，以备排版时一字重复出现时使用。这些活字是活字印刷的基本工具。其次是排版。先预备一块铁板，上面铺上一层松脂、蜡和纸灰一类的东西，再用铁做一个书版大小的铁范(铁框)。印书时先把铁范放在铁板上，依照书稿把所需要的活字排在范内，排满版后，就把铁板放在火上烘一下，使松脂和蜡稍一熔化，再用平板按压一下，使字面平整。等到松脂和蜡凝固了，这活字就牢固地胶着在版上，排版的手续就完成了。最后一步，就是在版上施墨印刷。如果要加快印刷，可以用两块铁板替换，一版印刷，一版排字，前一版印刷完毕，后一版就准备好了。这样互相交替着用，既可节省时间，又可提高印刷效率。印刷完了，再把铁板放在火上烘一下，等松脂和蜡熔化，就可以把活字取下来，以备下次使用。在这一过程中，印刷的三个主要步骤——制活字、排版、印刷，已经完全具备了。因此，毕昇的这一发明，虽然还很原始简单，但它的基本原理与现在通行的铅活字排印方法完全相同。从这里可以看到毕昇是很有科学头脑并富于创造精神的人，他的这项发明，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比欧洲谷登堡发明铅活字整整早了400年。

　　遗憾的是，毕昇在当时用这套泥活字究竟印过什么书，现在已很难稽考了。相传清末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公元1844—1919年)曾说，北宋范祖禹(公元1041—1098年)著的《帝学》一书有宋代泥活字印本传世，该书收载了上起伏羲氏下至宋神宗历代贤君的事迹，用意是宣扬祖德祖法，启迪后贤，是一部有关资治的书。当时的宋朝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那样“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因此用活字尽快把这部书印出来，也是时政所需要的；又因为此说出自名家缪荃孙之口，所以人们都信以为真，这本书现藏重庆图书馆。1978年国内版本学家汇聚成都，共同鉴定此书，结果均认为绝非宋代泥活字印本，而是清代活字印的翻刻本，这样，唯一传世的所谓宋代泥活字印本遗存靠不住了。过去还传说唐代韦应物的诗赋集《韦苏州集》(因韦曾出任苏州刺史，故名)有宋代泥活字印本传世，这也是一种误解，其实它是明代的活字印本。在毕昇之后，他的活字印刷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得到广泛应用，这主要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不会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当时统治阶级的史学家连毕昇的名字都不肯载入史册，更不要说期待封建政府支持这项发明了。同时，封建时代书籍的需要量虽然在逐步增长，但毕竟十分有限，每次印书，往往印数很少，活字印刷的优越性，还不能充分显示出来。正如沈括所说：“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这说明一次印数太少，影响了活字印刷术的推广和应用。其次，也有技术上的原因，泥活字容易残缺，不能耐久，不易上墨。由于这些原因活字印刷术未能广泛流传开来。还有人说，毕昇在发明了泥活字之后，没过几年就去世了，因此来不及向同行们介绍他的新发明，这可能也是这项发明未能及时流传和很少资料记载的原因，不过，这只是推想而已。

　　毕昇死后，他创造的活字落到了沈括的侄子辈手里，被当作“古董”宝藏起来，这样，世界上第一副泥活字从此默默无闻了。但是毕昇的这项发明，实在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这项技术并没有因为毕昇去世而被人遗忘，而是被后人继承下来继续使之发展。

　　在毕昇发明泥活字之后50多年，即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浙江温州出版了活字印本佛经，这是1987年在温州市郊白象塔出土北宋文物中得到证明的。这里出土有《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页和同一出处的《写经缘起》残页。后者写有“崇宁二年五月”，它与前者纸质相同，色泽相似，因而考古学者断定佛经亦为同年之物。温州烧瓷工业发达，有烧制泥活字的物质和技术条件，所以考古学者断言温州出土的这件佛经残页，当为《梦溪笔谈》中关于泥活字印刷记载的确切实物见证。如果此说成立，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泥活字印本了，也是世界上第一本泥活字印本。

　　后来，南宋时，做过宰相的周必大(公元1126—1204年)，曾仿照毕昇的方法，在1193年用泥活字印过自著的《玉堂杂记》①。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近用沈括的方法(实即毕昇的方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这可以说是宋朝的最可信的泥活字印本，可惜原印本也早已失传了。

　　宋朝以后，泥活字印刷还继续被人采用，并取得了成功。

　　注释：

　　①《玉堂杂记》：玉堂，南宋翰林院的别称，周必大入翰林院多年，深受皇帝宠遇。因此该书记载了翰林院奇闻趣事、作者与皇帝的唱和诗，高宗晚年所住德寿宫的庭馆、假山、花木、鱼池以及官员们到浙江亭观潮等。原本早已失传，今有《明清丛书》本。

　　第二节 元代的活字印刷

　　元代的活字印刷继续得到发展并有所创新，除沿用泥活字外，又发明了锡活字和木活字。

　　元朝初年，有个叫杨古的人，曾用活字版印过几部书。元朝学者姚燧(号牧庵，公元1238—1313年)著的诗文集《牧庵集》中说，忽必烈的谋臣姚枢“以《小学》流布未广，教其弟子杨古为沈氏活板”，这里所谓“为沈氏活板”，就是指根据沈括的记载而仿制的泥活字，其时间大约在公元1241年到1250年。他印的书有朱熹等人编的儿童教育课本《小学》和北宋几位哲学家的言论集《近思录》，还有南宋吕祖谦(世称东莱先生)著的《东莱经史论说》等，并让这些书“散之四方”。这些书也是我国较早的活字本，可惜也未能流传下来，不过它表明杨古已再一次实践了毕昇的伟大发明，但比毕昇发明泥活字已经晚了200年。

　　差不多与此同时，有位不知姓名的发明家，可能考虑到锡的熔点低，适宜于用字模浇铸活字，于是发明了锡活字。根据元朝著名的科学家王祯著的《造活字印书法》一书中说：“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这就是说可能在宋末元初的时候，已有人用字模浇铸出锡活字了；印刷的时候，要用细铁丝把字串起来(字身上可能铸有小孔)，排在字盘内，再用界条一行行隔开，就可以印书了。只是由于当时没有好的油墨，往往印坏，所以未能流行开来。但是，它却是我国最早的锡活字，它比欧洲人谷登堡用金属活字印书，几乎要早一二百年。遗憾的是，有关发明锡活字的这位发明家的姓名和生平事迹，王祯没有留下记载，今天除了对这位默默无闻的发明家表示崇敬外，也就一无所知了。

　　在锡活字发明之后不久，元朝人又创造了木活字，它的创始人就是最早记载锡活字的王祯。

　　王祯这位科学家，对农业科学、机械制造和印刷技术都有重大贡献。他做过两任县官，生活俭朴，把自己的薪俸节省下来，修建学校、道路和桥梁，又教导农民种田植树，栽桑种棉，还帮助穷苦人治病施药，做了不少有利于百姓的事情，是一位很受百姓爱戴的地方官。

　　公元1295年，王祯做了安徽旌德县县官，开始撰写他的不朽名著《农书》①。为了出版这部著作，他请工匠按照自己的设计，花了两年的时间，刻制了三万多个木活字，这是我国第一副木活字。在这之前，据沈括说毕昇曾经想按照雕版印刷的方法，用木材做活字材料，只是因为木材沾了水就会膨胀，版面容易高低不平；而且木材经不起火烤，和铁板上的药物粘在一起不容易取下来，所以才改用胶泥做活字，制做木活字的计划也就未能实现。

　　王祯制造木活字，又把活字印刷术大大提高了一步。他制作活字的方法是：先准备一方整块木板，把写满字样的纸反着贴在上面，然后仔细地雕刻。字刻好以后，用小细锯把单字一一锯下来，再用小刀修整，使木活字大小高低相同。这样，制作木活字的工作就完成了。

　　排印的时候，先制作一个方形木盘，把木活字一行行排进去，用竹片做为界行把字夹紧。排满一版后，再用小竹片垫平，用木楔塞紧，使活字固定不动，然后就可以在排好的字版上涂墨铺纸印刷了。

　　公元1298年，王祯用木活字试印了他自己主编的《旌德县志》，全书六万多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了100部，速度又快，质量又好，这就是见于记载的我国第一部木活字印本，也是我国地方志中最古的活字本，不幸的是，它在明朝万历(公元1573—1619年)年间已全部失传了。

　　公元1300年，王祯被调到江西永丰县做县官，他还把自己的那套木活字印书工具带了去，准备在那里排印他的《农书》，没想到那里已经用传统的雕版方法把《农书》印刷了出来，他带去的那套木活字只好贮存起来，没再用来印过书，后来这套木活字的去向不明。

　　王祯还有一大贡献，就是创造了可以转动的排字盘(或称转轮排字架)，那是类似圆桌面的转盘，盘的直径约七尺，轴高约三尺多。盘内用竹条分隔成许多格子，格子依诗韵次序编了号码，每个字也编了号码，并登录在册子上，把活字按照编号归入相应的格子内。一般常用字和杂字，排放在同样的另一大轮盘内。两个轮盘可以排放三万多字。排版时，一人看着文章喊字的号码；另一人坐在两个轮盘之间，转动左右轮盘，就可很方便地取出所需要的活字。这样，排字工人就不必走来走去了，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这在排版技术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王祯在木活字试印成功之后，总结了活字印刷的经验，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记述了包括写韵、刻字、锯字、修字、造轮、取字、存字、印刷等一整套工序，并把它附在《农书》后面。这是最早系统地叙述活字印刷的文章，是研究我国印刷史的重要文献，它已被译成几国文字传到国外。

　　王祯创造的这副木活字虽然早已失传了，但是元朝的木活字，曾在甘肃敦煌千佛洞中发现了几百个，刻的是古代维吾尔文单字，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古的木活字实物。可惜这些木活字，在20世纪初期大部分被法国的伯希和盗走了，目前只剩下了五个，陈列在北京历史博物馆里，这是元朝木活字技术流传到兄弟民族地区的有力证明。

　　在王祯发明木活字以后20多年，有位在浙江奉化做州官的马称德，他在任内曾为当地老百姓做过不少好事，如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植树造林，兴办学校，建藏书楼等，也是一位体恤下情、为民造福的地方官。这期间他也雕刻了10万个活字，并且在公元1322年印成了20册一部的《大学衍义》若干部以及另外一些书籍。虽然记载中没有提到这副活字用的是什么材料制成的，但是一般认为是木活字，因此这是继王祯之后，又一次用木活字印书的记载。不过这部书也早已失传，可是上述二人的印书事迹，证明了元朝初年木活字不仅流行于安徽南部，也已经流行到浙东一带了。

　　今天人们谈论元代的木活字印本，大多认为已不存于世。可是近年有的国内学者根据对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残卷的研究，认为就是元朝初期刻于杭州的木活字印本。果真如此，西夏文《华严经》就成了现存仅有的最早的木活字印本了。

　　元朝以后，木活字继续流行，只是锡活字被其他金属活字所代替了。

　　注释：

　　①《农书》：该书分三部分：《农桑通诀》总论农业各方面；《农器图谱》280多幅，并附有文字说明；《谷谱》分述农作物及竹木的栽培、收获等技术。共37卷，11万多字，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农书之一。

　　第三节 明代的活字印刷

　　明代的活字印刷，除沿用木活字外，又发明了铜活字和铅活字。

　　明代没有用泥活字印过书，只有少数文人用的图章是陶印或磁印，如海瑞用的黄泥印是用火烧过的，印文是“掌风化之官”。

　　明代的木活字印刷比之元代更为普遍。不仅在皖南、浙东一带流行，而且也流行于南京、苏州、福州及四川、云南等地。从事木活字印书的，有封于外地的藩王，如就封于成都的蜀藩，于1541年印了北宋学者苏轼的诗文别集《栾城集》；就封于建昌(今四川西昌)的益藩，于1547年刻印了元代人著的破除迷信的书籍《辨惑编》和明代人著的《辨惑续编》。此外，还有各地书院、私家和书坊等。木活字印本有书名可考的约有100多种，其中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印本最多。其内容多是名家诗文集，也有史书、文学理论、小说、艺术、军事和科技著作等，其中享有盛名的是战国人的著作《鶡〔he荷〕冠子》，此书后来很得乾隆皇帝的赏识。同时南方一些地方也开始用木活字排印家谱。从1638年起，北京发行的明政府的公报《邸报》也用木活字排印了。清初学者顾炎武(号亭林)在他著的《亭林文集》中说：“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版。”以活字印邸报是新闻史上的一大进步。《邸报》上多是登载官方发布的政府文件和朝政消息，事关边防机密的则禁止透露。崇祯时兵部尚书陈新甲，就因为在《邸报》上泄露了他奉派出使秘密向清方求和的消息，被处死了。由于《邸报》上也登载一些奇闻怪事，颇受朝野人士的欢迎。那时，北京也有经政府批准的民间自设的报房，所发行的报纸通称为《京报》(有时也混称《邸报》或《邸钞》)，所载内容与官方《邸报》区别不大，可以公开出卖，接受订户。《京报》开始是抄写的，后来也有了活字印刷。

　　明代继元代发明锡活字、木活字之后，又发明了铜活字。

　　我国何时有铜活字，至今说法不一。有说始于五代的：有人根据明朝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进士杨守陈在《朱氏经义考》中说：“晋天福(公元936—943年)有铜版九经，皆可纸墨摹印，无庸笔写。”认为这里所说“铜版九经”不是指把40多万字的《九经》雕刻在一块或几块大铜版上，因为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恐怕是不可能的，因而以为是铜活字。也有的说始于宋朝，有人根据清朝孙从添在《藏书纪要》①中说：“宋刻有铜字刻本，活字本”，认为宋代已有铜活字。还有的说始于元朝的：有人根据元朝人黄溍在《智延和尚塔铭》中，“三岁将镂铜为板以传”这句话，认为元朝已有了铜活字。其实这些说法都缺乏有力的资料和实物来证明，只不过是推想而已，难以为凭。

　　根据完全可信的资料，我国真正用铜活字印刷还是明朝中期的事。在弘治和正德年间(公元1488—1521年)，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一带，就有不少书坊制造铜活字印书，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无锡的华家和安家，他们用铜活字印的书数量最多，也有印本流传下来。

　　华家以华遂最有名，此人自以为对铜活字“会而通矣”，故名其室曰“会通馆”，他铸成的一

　　副铜活字，也名为“会通馆铜版”。大约在1490年，他第一次试印了《宋诸臣奏议》(图18)大小两种字体的版本。这次印刷，由于缺乏经验，金属本身不吃墨，印得墨色模糊；再加上排版参差不齐，正文和小注不分大小，校对不精，脱文误字比比皆是，所以远远比不上朝鲜铜活字的精美，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因而也特别为人们所珍视。后来又印了南宋类书《锦绣万花谷》和有关唐宋人野史杂说的丛书《百川学海》等大书以及他本人的著作。前后印书可考者达18种之多，约在千卷以上，就其数量而言，在明人铜活字印本中是首屈一指的。

　　稍后，华家的华珵〔cheng呈〕，也制造了精密的铜活字。他做过小官，善于鉴别古奇器和书法名画，尤喜欢收藏古书，他称自己的书斋为“尚古斋”，每次得到稀有的古书，很快就排印出版。他在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印成了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续稿》诗集，印本质量超过华燧的铜版。

　　再后，华燧的侄子华坚和华坚的儿子华镜也热心从事铜活字印刷事业。华坚印的书以“兰雪堂”为名，先后印了汉朝著名文学家蔡邕的《蔡中郎集》(蔡邕官至左中郎将，习惯上称蔡中郎)，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和元稹的诗赋文集《元氏长庆集》，并于1515年印成了唐代类书《艺文类聚》100卷，这是一部古籍择录汇编的书，所引古代典籍多达1400多种，堪称唐代类书之冠。其中所征引的古书今天差不多都散失了，所以此书保存了不少的珍贵资料。随后又印了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经学、哲学著作《春秋繁露》。这些书都是兰雪堂用铜活字排印的有名版本，兰雪堂印本因为在每一直行内排印两行，所以被称为“兰雪堂双行本”。

　　图18 明代会通馆铜活字印本《宋诸臣奏议》

　　总之，从公元1490年至1516年的近30年间，华家共用铜活字排印了大约24种书籍，1500多卷，这些书传世稀少，很为藏书家所珍爱。

　　当时，和华家齐名的还有无锡的安国，他是一个“富几敌国”的大地主大商人，号称“安百万”。他为人比较开明，曾经为地方上做过不少的公益事业。据《常州府志》载：安国“赡宗党，惠乡里，乃至平海岛(捐款帮助平倭寇)，浚白茅河，皆有力焉。父丧，会葬者五千人。”可见他是一个很有钱而又热心公益、深得百姓拥戴的人物。同时，他又喜欢古书名画、造字印书。他印的书，称为“安国活字铜版”，又因为他家种有大量桂花，所以也称“桂坡馆”。他从1521年至1534年印了至少10种著作，内容有地方志、水利通志、文集和两种大部类书，均以印刷精美、校勘严谨著称。有些书在边栏外还印有《千字文》编号，次序十分清楚，其装帧工作的认真细致，在中国古籍中是不多见的。他最先出版的《东光县志》，是我国唯一的一部用铜活字印的地方志，但是也早已失传了。可惜安国的这副铜活字，在他死后被他的六个儿子瓜分了，每人所得都残缺不全，成了无用的废物。

　　明代的铜活字印书，除上述两家外，还有南京的张家，刻有五代时王仁裕著的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事》，该书杂录唐明皇时宫中琐事及民间传说，今天还有印本传世。苏州的金兰馆(不知是谁家室名)刻有南宋诗人范成大(号石湖居士)的《石湖居士集》和明初诗人孙蕡[fen坟]的诗文集《西庵集》，二书每页版心上都印有“弘治癸亥(公元1503年)金兰馆刻”一行字。这些书字体秀丽，笔画挺拔，版式疏朗，印制精良，与华、安两家印的书字体风格迥然不同，今天也都有印本流传下来。位于浙江南部颇为偏僻的庆元县，县学教谕韩袭芳也印了《诸葛孔明心书》，今上海图书馆有传本。福建的芝城(建宁的别称)在1552年所印的《墨子》一书，是蓝色印本，印得异常精美，尤为藏书家所重视。比《墨子》出版早一年，芝城还印了一部大肆宣扬迷信的书《通书类聚尅择大全》，书中记载了举凡婚丧嫁娶、上官赴任、入学求师、洗头沐浴、甚至妇女穿耳都要选择日子，以便择吉避凶，求得平安，很像黄历的“宜、忌”，可谓荒唐之极。该书的字体版式大体与《墨子》相同。大概在江苏南部地区，还用铜活字印了大批唐人诗集，如《唐玄宗皇帝集》、《许敬宗集》、《骆宾王集》等共约50种，这些诗集字体古雅，版式疏朗，行款一律，纸张有黄白两种，都是明代的珍本。

　　纵观明代铜活字印书，可考者60多种，以无锡华家为最多。华燧作为第一位用铜活字印书的人，是一位很富于创造精神的人，他解决了铜活字的镌刻、排字、施墨、印刷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对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有人说他是受了朝鲜铜活字的影响才有了上述成就的，但是这种说法还缺乏具体证据。

　　至于明代发明铅活字的事，历史上记载很简略。16世纪初，陆深在他著的《金台纪闻》中说：近来常州人用铜、铅做活字，比雕版印刷要方便巧妙得多。但是排印时容易发生错误，还不如用手抄写，因此这种方法不可取。当然这种对铅活字的评价是不公允的。当时用铅活字印过什么书，没有留下记载，也没有印本流传下来，不过明代发明铅活字这是事实，只是没有大量使用而已。

　　注释：

　　①《藏书纪要》：该书为藏书专著，分为购求、鉴别、抄录、校雠、校订、编目、收藏、曝[pu瀑]书等八则，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图书管理方法，是我国古代图书馆学的集大成著作。

　　第四节 清代的活字印刷

　　清代的活字印刷，除沿用泥、木、锡、铜、铅等活字外，还发明了磁活字。

　　清代发明的磁活字，就是有名的“泰山磁版”，又称“真合斋磁版”。它的发明人是曾经做过知县的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公元1718年他在泥活字上加上一层磁釉，烧制成了磁活字。1719年印成了当时山东经学家张尔岐著的《周易说略》(图19)和作者阅读儒家经典的心得《蒿庵闲话》。由于受到封建社会的束缚，那时没能大量印刷，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存，印本早已散失。1961年济南旧书店购到了《蒿庵闲话》。说来十分凑巧，《蒿庵闲话》分一二两卷，分装订成两册，第一册原是1932年山东王献唐(近代考古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收藏的，因为缺第二册，就亲自请当时喜爱收藏地方文献的路大荒协助访求，事隔一月，就在山东章丘找到了，两册在纸色、装订等方面完全一样，这样，一部散失已久的书居然又很快复合了，这堪称是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真是巧得很，在《蒿庵闲话》发现的同年，在北京也发现了《周易说略》，这两部珍贵善本几乎同时回到了国家图书馆。二书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印刷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从此，我国有了磁活字印本书籍。磁活字的优点是质地坚硬，不受寒暑湿燥的影响，在活字印刷技术上是一大进步。

　　图19 清代磁活字印本《周易说略》印于公元1719年

　　清代采用泥活字印刷的有两人。

　　一是苏州人李瑶，他于公元1830年在杭州印了经他补辑的《南疆绎史勘本》，这是一部南明(公元1645—1664年)纪传体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抗清史料。在该书的封面内有“仿宋胶泥版印法”的篆文。两年后，他又印了自己的《校补金石例四种》，他在自序中说是用自制的“仿宋胶泥版”印刷的，这都说明是仿照毕昇泥活字的方法印成的。二书北京图书馆均有藏本，看去纸白墨莹，布字排版都很精新，堪称是李瑶泥活字印刷的姊妹书。这两部书的印刷技术，不但是宋代泥活字技术的实践和继承，也为后世留下了实物，因而显得尤为珍贵。

　　另一位是安徽泾县西南80里水东村的翟金生。他于公元1844年印成了他的诗集《泥版试印初编》。

　　翟金生出身于“书香世家”，但他不是举人进士，也不是达官闻人，而是一个屡试不第的穷秀才。他靠教书为生，能诗善画，书法也不错，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家境虽不富裕，但却十分热心印刷事业。他为了解决一般穷苦读书人借书的困难和想雕刻善本而又没有力量的苦恼，于是就仿照毕昇遗法制造泥活字。他和他的全家人用了30年的时间，几乎竭尽了全家资财，耗尽了毕生精力，才制成了10万多个仿宋体泥活字，分大、中、小、次小、最小五号字体，自称是“泥聚珍版”，含有聚集珍宝的意思。在他古稀之年时，他和他的儿子、孙子、侄子、内侄、女婿、外孙、学生等人，一齐动手，通力合作，终于试印成功了他的诗集，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书中有他著的“拙著编成赋五言绝句”五首，虽然说不上有什么动人的生花之笔，但却道述了自己30年来刻字、排字、写作、编辑、印刷的艰辛历程，现抄录如下：

　　自刊

　　一生筹活字，半世作雕虫。

　　珠玉千箱积，经营卅载功。

　　自检

　　不待文成就，先将字备齐。

　　正如兵养足，用武一时提。

　　自著

　　旧吟多散佚，新作少推敲。

　　为试澄泥版，重寻故纸堆。

　　自编

　　明知终复瓮，此日且编成。

　　自笑无他技，区区过一生。

　　自印

　　雁阵行行列，蝉联字字安。

　　新编聊小试，一任大家看。

　　在这之后，他又印了他的朋友黄爵滋的诗集《仙屏书屋诗录初集》400部。在他82岁时，又叫他的孙子印了《水东翟氏宗谱》。这些印本和翟金生的泥活字，近年都不断有所发现。印本字画清晰方正，印工精致，行列整齐，比之木活字印本毫不逊色，如果不是他自己说明，很难想象是用泥活字印的，它有力地证明了《梦溪笔谈》里关于泥活字记载的真实性。过去有些中外学者认为泥活字一碰就碎，不能印书，这一错误说法随着泥活字印本书的发现，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翟金生的泥活字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近来有了新的说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水东地区搜集到若干个胎大于字的泥活字阴刻正字，并且是常用的“也”、“矣”、“其”、“以”等字。泥活字阳刻反字，才能印出墨色正字来，那么这种阴刻正字又是干什么用的呢？经研究认为这是制造阳纹反刻字的母范。原来泥活字的制造方法，或者说常用字的制造方法，并不是直接在泥块上镌刻阳纹反字，而是先制出阴纹正刻字的母范，再用火烧一下使之坚硬，而后将稀稠干湿适度的胶泥填入母范，等字干后，取出来就成了阳纹反字，再稍加修饰，一个字就制成了。这个原理与现在用字模铸铅活字就很近似了。假如翟金生的泥活字真的是这样制成的，那么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到了清代才真正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翟金生这位中国印刷史上唯一的一位兼作家和印工的教书先生，为了“表彰绝业，补缀残编，莫令古书漫漶”，不顾“家徒壁立室悬罄”的困难，以“采花酿蜜，集腋成裘”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埋首制活字，他这种孜孜不倦的创造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献身于印刷事业的崇高理想，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黄爵滋在他著的《仙屏书屋文录》中称颂他“君不远千里以求其材，不惜时日以尽其业，扩宋代宝藏之秘，踵我朝聚珍之传，此其有裨载籍，将为不朽功臣”。这段话肯定了翟金生在印刷上的功绩，表现了黄爵滋对这位老朋友的崇敬。

　　此外，江苏的常州、无锡，江西的宜黄也都用泥活字印过书。常州的泥活字印刷，在排版时，是先在字盘内填上一层泥，再把泥活字排上去，等泥把泥活字紧紧固定住了，就可以印刷了，据说印出来的书，质量很好，以致全国各地都来常州印书。

　　纵观泥活字自北宋毕昇于公元11世纪40年代发明之后，到19世纪40年代翟金生用泥活字印书，断断续续延续了800年之久，在我国印刷史上是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的。

　　清代的木活字印刷比明代更加盛行，不论官府、私家、坊间都很兴旺。

　　首先，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内务府就已经采用木活字排印硃批谕旨了，其中文用墨印，批用硃印，真是纸质莹洁，朱墨灿然，看上去赏心悦目。到了乾隆时期，清政府就大规模地使用木活字印书了。原来乾隆皇帝在修大部丛书《四库全书》时，就下令刻印从明朝《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大批失传古书，当时在《四库全书》馆任副总裁的原籍朝鲜的金简，考虑到印如此大量的书籍，如果用雕版刻印，耗费的人力、财力、时间必然很大，因此建议改用木活字印刷。他在1773年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说，刻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其工料费大约要用1400多两银子；如果用木活字印刷，连工带料，也不过1400多两银子，而且有了这部木活字，什么书都可以印，既省钱又便当。乾隆皇帝看后，立即批了“甚好，照此办理”。这样，就开始在皇宫内的武英殿刻制枣木活字，于第二年就完成了，共刻了253500万个活字。先后印书134种，共2300多卷，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乾隆皇帝认为活字版的名称不文雅，就把它改称“聚珍版”，因此这些活字印本书，就叫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后来，金简总结了这次印书的经验，写成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这本篇幅不长但图文并茂的书，堪称印刷技术的专著。全书共7000多字，分16目，从制造木子、刻字到排版、校对、印刷等一套操作技术，都有详细具体的记载，并一一绘图说明。从这里我们知道《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刻印，分工明确，程序严密，印刷工艺十分精到周全，比王祯的《木活字印书法》有了改进和发展。例如：首先在制造木活字时，王祯的方法是先在一块整板上刻字，刻满了一板后再把字逐个锯开；而金简的方法是先制成规格大小划一的单个木子，而后把每10个木子，放在一个有槽的木床上，上下用活闩塞紧，像雕刻整版一样刻字。其次，在版面的行线上，王祯的方法是先排好字，再用薄竹片把一行行字隔开来作行线；而金简的方法是先用梨木版刻好18行格子，中间留有版心(古籍书页中缝空白处，亦称“书口”或“版口”)，叫做“套版”，先用套版印好行线，再用有行线的空白页去印文字，使整行文字整齐地印在行线中间，印出的文字、行线笔直而清晰。第三，在排字时，王祯用的是可以转动的排字盘，取字时转动排字盘，以字就人；金简用的是“字柜”，字柜共有12个，按照子、丑、寅、卯等12地支名排列，把全部活字分别装在12个大字柜里，每柜有200个抽屉，每个抽屉分大小八格，每格存放大小木活字各四个，每个抽屉上都标明某部、某字及画数，取字时按字的偏旁、画数就知道在何柜何屉，如果方法熟悉了则举手可取。拣字由专人负责，排字工人只要喊出他要什么字，拣字的人就可拣出给他。这个方法是以人就字，据说“检查便宜，安摆迅速”。这些改进，都说明我国的活字印刷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到了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又用这套木活字印过八种书，但是这八种书的各种行款都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不同，因而被称做聚珍版单行本。这样，由金简主持制造的这副木活字，总共印了142种书，这是一次规模最大的木活字印书，而且流传至今的仍为数不少。从此以后，这副珍贵的木活字长期贮藏在武英殿内，没有能够充分利用，最后竟被值班的卫兵们用来烤火烧掉了，真是可惜得很。

　　由于清政府的带头和《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的问世，各地衙门、书院和官家书局纷纷仿效，使木活字印书几乎遍及内地各省。此外，私家用木活字印书的也很多，闻名于世的《红楼梦》一书的第一次出版，就是在公元1791年由高鹗的朋友程伟元以翠文书屋的名义用木活字印刷的，即世称的“程甲本”。该书出版后，因为需要量大，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于是第二年又再次修订出版，即世称“程乙本”，从此《红楼梦》从抄本转为印本流行于世。有名的南宋李焘编的史学巨著、北宋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是藏书家张金吾于1819年印行的，字体相当整齐。大部丛书《学海类编》431种，810卷，是安徽六安县晁家于1831年排印的，该书所辑古籍，多为罕见的书，学术价值较高。太平天国运动后，广东有个县官，刻了木活字36万个，刻工也很精美，其数量超过武英殿木活字约1/3，可以说开创了我国木活字数量上的新记录，可惜他印的书和他的姓名，都未流传下来。

　　还有一些营业性书坊，也采用木活字印书，像清朝末年北京的聚珍堂，就排印了大量的通俗小说和鼓词。南方的苏州书坊还翻印了日本人林衡编的《佚存丛书》，该书汇辑了中国久已失传而现存于日本的中国古籍17种111卷，弃取都很精审，编者取欧阳修的《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佚书百篇今尚存”之意，故名《佚存丛书》，这是一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十分有价值的书。在上海有的人还同时开办书局，一面用木活字印书，一面卖书。总之，南方许多省份和北方的河北、河南、山东以及西北陕甘地区都有木活字印本。

　　现在流传的清朝木活字印本，大约有2000种左右，内容涉及很广，其中以历代诗文集和通俗文学作品较多。但是一部书的印数，也只有几部、几十部，最多也不过100部。印书数量最大的是家谱，家谱也叫族谱，就是记载一姓的世系和重要人物的事迹。它开始于宋代而盛行于清朝。那时江浙一带有专门以排印家谱为职业的“谱师”，每当秋收以后，他们就挑起活字担子，五人或10人一伙，走乡串镇，为人家印家谱，半年以内就能印完一份家谱，他们把印刷当成了一种副业，利用农闲时节以印书来赚钱。生意可能相当兴隆，印数也不会少，今天仅北京图书馆，就收藏了清代木活字家谱500多种。有的人还专门刻制木活字，用来典当、出售或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把木活字当作一种商品，广为流通，可见清代木活字的盛行。

　　清朝也用木活字印报纸，除清政府印的《朝报》(也称邸抄、京报、阁抄)外，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用木活字印了《中外纪闻》，隔日一期，随同《朝报》附送王公大臣，上面登载政治新闻，宣传变法图强，对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至于自明中叶以后出现的民办《京报》，在清朝入关以后，北京有10多家，都是用木活字或胶泥活字印刷的，每日出七八页至十几页一小册，用红色套印的《京报》二字作报头，总发行数一万多份。因为多用黄纸作封面，所以称“黄皮京报”。直到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后，《京报》才停刊，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遂告结束。

　　清朝也有锡活字。

　　据一位美国人记载，广东佛山镇有个姓唐的书商，在公元1850年用泥模浇铸了锡活字。那时的佛山镇工商业发达，出版业兴旺，是清朝著名的出版业中心之一。这里出版的读物销路很好，不仅行销内地，也远销南洋各国，这引起了唐姓书商的兴趣，他投资10000多元，前后铸造了三副字体不同的锡活字：一副是扁体字，一副是长体大字，一副是作为正文小注用的长体小字，共25万个。字体美丽大方，不但在造模、铸字与排印方面取得了成功，并且解决了中国墨不易被金属活字所吸收的技术问题。

　　公元1852年，他出版了元朝史学家马端临著的关于古代典章制度的《文献通考》，这是世界印刷史上第一部锡活字印本。可惜这位在我国锡活字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书商兼印工的人，没有在书本上印上自己的名字，后人只知道他姓唐而已。他铸造的这副锡活字，在1854年被当时的天地会用来造成了枪弹打击清军。从此以后，关于锡活字的文献记载就很少见到了。

　　清代的铜活字印刷很受明朝的影响。清政府一开始就在宫廷中造出了一大批铜活字，约253500个铜字，字数说法不一。康熙末年曾用它排印了天文书《星历考原》，数学书《数理精蕴》，音乐书《律吕正义》。但是最有名的内府铜活字印本要算《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了。这部书是康熙年间由陈梦雷等人编纂的。陈梦雷是清初著名学者，博学多闻，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编成了《图书汇编》初稿；又用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雇人抄写，至公元1706年才缮写完毕，另写目录凡例一册，进呈给康熙帝审阅，康熙帝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帝为嘉许陈梦雷之才，特赐“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对联一幅，以示褒扬。不过在该书尚未付印之前，康熙帝逝世了，清朝宫廷发生了王位斗争，皇四子胤禛(即雍正帝)夺得王位。陈梦雷因曾做过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的老师，也被牵连受到处分，他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的罪名，被流放到东北，这年他已经72岁了。雍正即位后，特派户部尚书、画家蒋廷锡等人对《古今图书集成》重加编校增删，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12月正式定稿，公元1726—1728年印成。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篇幅巨大的百科全书，共印了64部。每部书一万卷，分为六编32典，6109部，每部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造句、纪事、杂录、外编。每部书约有1.6亿个字，分订成5020册，装入522函。这样一部巨著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印成了，其时间之短，实在惊人。该书把古今学问分门别类，从天文、地理、动植物到社会制度、经济、历史以及各种器具用品和外国情况，都旁征博引，详细说明，并有许多精美插图，是一部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工具书，而且所录典籍原文多为整段、整篇、整部，并一一注明出处，查对方便，因而甚得中外学者的好评。它比同时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我国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都要博大精详得多。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曾满怀激情地说：“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图书集成》……这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国外学者在使用《图书集成》的过程中，还专门编制了便于查阅的工具书，如日本文部省编了《古今图书集成分类目录》，英国的翟理斯编了《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和瓦伯尔编的《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索引》等，可见这部书在国外影响之大。该书用大小两号字体排印，大字正文，小字注文，字体端正秀丽，选用太史连纸①和开化纸印造，版式整齐，装潢漂亮，堪称文化事业中的瑰宝，也是我国绝无仅有的大百科全书。但是现在已很难找到一部完整的原本了。

　　这次铜活字版印刷工程，是铜活字印刷史上最大的工程，表明铜活字印刷技术的发展，至此已达到了高峰。

　　这副宫廷铜活字，后来再没有印过别的书，它被搁置在武英殿的铜字库中，由于主事官员的盗窃，铜活字逐渐减少，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就趁北京钱币短缺之机，奏请把铜活字熔掉，改铸钱币，于是在1744年，就把这批残存的宝贵铜字，统统熔化铸成铜钱了。

　　那时，还有一些私家、书坊也用铜活字印书。江苏常熟的“吹藜阁”，在1686年印过一部《文苑英华律赋选》，这是现在所知清代最早的铜活字印本，它比《古今图书集成》还早40年，是用楷体字印的，印刷颇精。满洲将军武隆阿也曾造了铜字，并于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在台湾引过《圣谕广训》，这部书内容陈旧，但“字画精致”。此外，常州徐家于1858年印过徐氏宗谱，这是家谱中唯一的铜字印本。杭州有两位官员也用铜活字印了诗文集和军事著作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尚存四种。太平天国也从事过铜活字印刷。但是最有名的是福州的林春祺，他从1825—1846年，用了21年的时间，花了20多万两银子，刻成了大、小铜字40多万个，其数量之多，在亚洲制造金属活字史上是少有的。这副刻制的铜字，因为林春祺的原籍是福清县的龙田，故定名“福田书海”，是用正楷书写，镌刻工整，曾用它印过清初学者顾炎武著的音韵学丛书《音学五书》，而现在所见到的只有《音论》和《诗本音》两种。还印过行军时医疗用的《军中医方备要》。他还写了一篇《铜版序》，叙述了他造铜活字的原因和经过，是一篇有关刻制金属活字的重要文献。

　　清代铜活字的流行范围和雕刻的精致都超过了明代，只是印本没有明代多。清代流传至今的铜活字印本已经不多了。

　　清代也有铅活字。1834年魏崧著的《壹是纪始》一书中说：“今又用铜、铅为活字”，可见从明至清，我国一直有人在用铅做活字。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铅印才逐渐在我国盛行起来，西方用字模铸造的铅字代替了我国的各类活字，并成为近代印刷的主流。

　　注释：

　　①太史连纸：比开化纸色略黄，质地细腻匀净，绵软有韧性

　　第四章 中国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伟大国家，现在世界各国的印刷术都是由中国直接或间接传出去的，或者是在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下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印刷术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节 印刷术传入亚洲各国

　　朝鲜是首先接受中国印刷术的国家。

　　中朝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两国就开始了文化交流。南朝时期，中国宫廷里有高丽、百济的乐舞，朝鲜有中国的学者、工匠、画师在那里讲学，传授技艺。7世纪时，唐都长安有许多新罗留学生，他们广泛研究中国文化，回国时，又往往带走大批书籍，并把学到的文化知识、工艺技术，在国内传播推广。像后来的新罗著名学者崔致远，12岁来中国，18岁在唐中进士，回国后，他的书法、诗文在新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雕版印刷术传入朝鲜，首先是从传播佛经开始的。新罗和高丽王朝都崇奉佛教，以佛教为国教。唐朝时，新罗的僧人就从中国带回写本《大藏经》，受到全国的欢迎。举世皆知的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本，也是从中国带回的。宋朝《开宝藏》印成后，宋政府先后赠给高丽王朝三部。11世纪上半期《契丹藏》印成后，辽又送给他们四部，慧昭和尚又买回三部，仅从辽获得的就不下六七部。此后他们以此为蓝本，利用本国生产的好纸好墨，依照中国雕版印刷，从1011—1082年，历时71年，刻成了第一部工程浩大的《高丽藏》，全书6000多卷，被称为“高丽之大宝”。可惜公元1232年蒙古兵入侵高丽时，大部分大藏经版都被烧掉了。但是由此可知，中国雕版印刷术传入朝鲜，大约在10世纪末，而朝鲜自己刻印书籍，则始于11世纪。

　　公元11世纪，高丽王文宗的儿子王煦(法号义天)，曾游历中国和朝鲜许多地方，搜集了宋、辽、朝鲜佛教大师的著作，于1101年编成了4000卷的《续藏》，刊印后，曾分赠给宋、辽和日本几部，不过今天多已散失，残缺无几。

　　公元1237—1251年，在高丽贵族崔氏父子鼎力协助下，历时15年，又重新雕刻了一部汉文《大藏经》，全藏共6791卷，刻版81258块，每块版两面刻字，这就是有名的八万《大藏经》(图20)。直到今天八万块经版，几乎还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朝鲜南部庆尚南道伽倻〔ye耶〕山上的海印寺中，这可能是目前保存在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一部完整的木雕印版，比我国1738年完成的保存至今的《乾隆版大藏经》早了近500年。因此海印寺被称为“海东敦煌”。

　　朝鲜刻印非宗教书籍也始于11世纪。那时，高丽王朝一面从宋朝购买大量书籍和书版，如义天和尚就曾运回《清凉疏》版片及1000卷的印本和写本书籍；有些福建商人还代他们定刻书版，用商船运去，从中获取厚利。另一方面，为适应科举考试和文人学士对书籍日益增长的需求，又翻刻了很多中国的儒家经典、史书和医书。公元1042年刻印了《汉书》、《后汉书》和《唐书》，随后又刻印了《礼记正义》、《毛诗正义》和《伤寒论》、《肘后方》等。

　　图20 朝鲜刻印的八万《大藏经》

　　12世纪初，高丽王朝在国子监设立印刷所，开始大规模印书，政府藏书达到几万本。

　　公元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建立李朝，改国号为朝鲜。李朝建立后，由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活跃，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大。因此，政府和民间都大量翻刻中国的重要经史子集、医学著作和通俗小说，即所谓“诸子百家无不锓梓，广布于世”；同时也出版了朝鲜人自己的著作，如三大医书：《乡药集成方》①、《医方类聚》②、《东医宝鉴》③，还有史书《三国史》、《高丽史》、《朝鲜历代史略》等。古代朝鲜没有文字，一直使用汉字，到了1446年，名曰“谚文”(即现在通行的朝鲜文)的朝鲜文字才创造出来，从此，又有了谚文印本和中谚文对照本，比较早的朝鲜谚文刊本，是1463年印行的《法华经》，而道书《敬信录谚释》则是早期的中谚文对照本。这时，朝鲜的印刷事业也随着中国活字印刷术的传入，进入了活字印刷的新阶段。

　　还在11世纪后半期，义天和尚旅居杭州时，很可能就获知了同时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记关于泥活字的发明；1102年，中国古代铸钱的方法也传入了朝鲜，这对朝鲜采取活字印刷都起了推动作用。

　　到了13世纪初期，朝鲜开始采用活字印刷。有一本朝鲜的文献中提到，1234年前后，有一部《古今详定礼文》就是在朝鲜江华岛用“铸字”印刷的。稍后，又有《南明证道歌》铸字本。有的学者认为后来李朝时代的铸字多是铜字，所以把这两种铸字都算作铜活字，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朝鲜就是现在所知世界上最先铸造铜活字的国家。朝鲜的这一发明大约晚于毕昇泥活字200年，而比德国的谷登堡在15世纪40年代发明的铅活字却早了200多年。

　　朝鲜的铸字方法，据15世纪朝鲜学者成伣〔qian欠〕说，是先将黄杨木刻成字，压入软的胶泥中做成字模，再把熔化的金属倾入范内凝固成字，然后加工成为能用的金属活字，这和中国铸铜印的方法几乎是一样的。

　　朝鲜采用木活字印书，开始于1376年，这年印成了《通鉴纲目》。到了14世纪90年代，又印成了《功臣都监》及李成桂传记和附有朝鲜方言文字注解的《大明律》。《功臣都监》是朝鲜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但到了15世纪，木活字印刷逐渐为铜活字印刷所取代。

　　公元1403年，朝鲜政府设立了铸字所，开始大规模铸造铜活字，此后460多年间，共铸造了近30副金属活字，其字数达二三百万个之多。其中除一副铅活字、两副铁活字外，均为铜活字。由此可知，朝鲜也是最先大量铸造金属活字的国家，从此，用铜活字印书成为朝鲜印刷的主流。在各套铜活字中，以1434年据称是仿效4世纪东晋著名书法家卫夫人④书法而刻铸的字体，最精美最流行，也是最受人喜爱的活字印刷体。这年是甲寅年，故称“甲寅字”，甲寅字被称为“朝鲜万世之宝”。两年后，朝鲜人又创造了铅活字。公元1436年，第一次用铅活字印了《通鉴纲目》(即《思政殿训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铅活字印本，这年是丙辰年，这次铅字称作“丙辰字”。丙辰字书法浑厚，大而醒目。《通鉴纲目》正文用的是铅铸丙辰字，小字用的是铜铸甲寅字，二者混合排印，是印刷史上稀有的珍本。朝鲜人发明的铅活字，比谷登堡在1450年前后排印的《四十二行本圣经》约早了20年。

　　1729年，朝鲜人又用铁活字印了《西坡集》，铁活字字体清秀，美丽悦目，更为世界上所独有。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朝鲜人民是勤劳智慧的人民，他们不仅善于吸取中国人民的科技成果，而且还善于推陈出新，创造出铜、铅、铁等金属活字；它的印本书籍，校勘认真，印刷清晰，纸墨装订均臻上乘，这是朝鲜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也借鉴了朝鲜人民的宝贵经验，朝鲜的印本书籍一向受到中国人民的好评，朝鲜的墨色泽漆黑发亮，纸张精密细致，都是印刷书籍的佳品，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中朝两国人民在印刷技术上互相交流，彼此促进，共同推动了印刷事业的发展。

　　中国印刷术传入日本，可能稍晚于朝鲜。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自古密切，3世纪时，(一说4世纪后半期)朝鲜学者已把中国的《论语》呈献日本朝廷。5世纪时，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日本。7至9世纪，日本派出了10多批“遣唐使”来到中国，他们把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技术和佛教经卷带回日本。公元865年，日本僧人宗睿又带回了印本《唐韵》和《玉篇》。中国的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也带去很多佛教经典和与佛教有关的建筑、雕刻艺术、医学知识等。983年，宋太宗赠送给日本僧人奝〔diao刁〕然一部完整的《开宝藏》印本。这些文化交流特别是印本书籍的传入，对日本的印刷业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日本自己刻书，究竟始于何时，说法不一，比较可信的物证，是公元1088年在日本奈良兴福寺刻印的汉文佛教典籍《成唯识论》，这是日本确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在这之前，有所谓宝龟本《无垢净光经根本陀罗尼》佛经四种，它是由梵文音译为汉字的文本，因为当时分放在100万座小木塔中，而这些小木塔又平均分放在10大名寺中，故又称“百万塔《陀罗尼经》”。这些佛经据某些文献记载，是763—770年之间的印本，770年是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元年，故名“宝龟本”。宝龟本，许多学者认为是招聘中国工人到日本印造的，是世界上现存最古的木版印刷品(也有人认为是铜版印刷的，或认为是活字版印刷的)。但是日本文献上并没有说是印刷品，印刷物本身也没有留下刊印的年月，因此，有些学者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

　　继《成唯识论》刊印之后，日本刻印佛经就日渐多起来了。日本是以佛教为国教，那时，抄印、广施佛经被认为是佛门的大功德，据说可以消灾延寿，修好来世，普度众生，超度亡灵。于是到了13世纪，和尚尼姑，善男信女，纷纷舍财，刻印佛经蔚成风气。其中最有名的有五座禅宗大寺刻印的“五山版”，五山寺不仅大量刻印宗教书籍，还翻刻了许多汉文儒书、医书和诗文集，大约总共刻印了近80种非宗教的中国书籍和近200种宗教著作。日本翻刻的中国第一部儒书是1247年出版的《论语集注》，翻刻最早的诗文集是1325年出版的唐朝诗僧寒山子的《寒山诗集》，翻刻较早的医书是1528年出版的《医书大全》。直到16世纪末，日本的印刷事业可以说完全由佛教寺院垄断。17世纪时，一项规模宏伟的雕印工程仍然是由寺院完成的，这就是铁眼禅师在中国禅宗法师隐元的帮助下，于1669—1681年用六万块樱桃木雕版，印成了全部《大藏经》，因为这部藏经是在日本京都黄檗〔bo薄〕山万福寺刻印的，所以称“黄檗版”，这套雕版今天还保存在该寺中。

　　日本古代没有文字，是采用汉字作为记录工具，后来参照汉字草书和楷书的偏旁，创制了日本文字“假名”，但汉字仍然流行。不过，一直到17世纪，刻印的日文版书籍并不多，刻印最多的还是汉文书籍，只是读法不同。

　　应该说，日本早期印刷业的发展，是和中国工匠的帮助分不开的。元末明初，大约有四五十名中国工匠避乱东渡日本，参加了五山版的镌刻工作，其中最有名的是元末的陈孟荣和明初的俞良甫。前者手艺精妙，自称“孟荣妙刀”；后者长期侨居日本，刻书10多种，被称为“俞良甫版”。他们不但刻印佛经，还刻印了识字课本《蒙求》，字书《玉篇》和《杜工部诗》、《昌黎先生联句集》等唐宋名家作品，使很多中国著作得以在日本流传。同时，他们还为日本培养了一批优秀刻工，大大提高了日本的印刷质量。中国工匠对日本印刷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直到今天日本人还忘不了他们的功绩。

　　直到明治维新前，日本印书主要采取雕版印刷。

　　日本采用活字印刷术，开始于16世纪90年代初。先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范利安，从印度果阿带到日本一部西洋活字印刷机，并印了一些罗马拼音的日本书籍和西文书籍，目前尚存的还有约30种，包括传教的小册子、字典、语言学习材料和文学作品等。但是由于日本严禁异教，使这位传教士带来的西洋活字几乎没有对日本文化产生什么影响。紧接着，1592年日本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朝鲜的一批铜、木活字劫往日本，第二年，日本就制成了木活字。现存最有名的木活字本是1596年出版的《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1597年出版了《劝学文》一书，书中明确记载“此法出朝鲜，甚无不便”。从此，活字印刷术在日本政府、私人、寺院中逐渐推广开来。到了1637—1648年间，日本就用木活字排印了全部《大藏经》6326卷。在此之前，中国和朝鲜还没有用活字印过《大藏经》，这次是用活字印刷的第一部《大藏经》，因为这部藏经是由宽永寺僧人天海发起印刷的，所以被称为“宽永寺版”或“天海版”。这部活字版《大藏经》比上述的“黄檗版”《大藏经》还早了30多年。此外，还根据中国和朝鲜的底本排印了中国的史学、文学以及诸子百家、各种医书、小说等。同时还出版了日文文学名著《伊势物语》，该书使用连笔字体，并附有精美插图，是1606年以色纸印刷出版的。日本用铜活字印的书籍不多，有1616年印的唐代魏征等人著的可供统治者借鉴的政术汇编《群书治要》和1621年印的《皇宋类苑》，这些书在中国早已失传，而日本却有印本。日本出版的书也有不少流传到中国，使中国久已不传的书得以保存下来。由此可见，中国印刷术传入日本，不仅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也增进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

　　中国印刷术也传入了越南。

　　越南和我国毗邻，两国在文化上早有交流。大约在3世纪时，我国的造纸术就可能传入了越南北方，那时越南就曾向中国进贡过自产的纸。我国唐朝时期，好些中国文学家到过越南；越南人姜公辅在唐朝中了进士，并担任要职。11世纪时，中国的书籍传入了越南，当时的北宋政府曾应越南的请求，先后赠送给他们三部《大藏经》和一部《道藏经》，越南的使节也常在北宋的京城汴京购买书籍，或者用土产、香料换回书籍。大量中国书籍流传到越南，对越南自己刻版印刷无疑是起了启迪作用。

　　到了13世纪50年代，越南政府用木版印成了“户口帖子”，这是见于越南史书记载的最早的印刷品。但是越南政府正式出版书籍，则是1435年的事(一说1427年)，当年第一次刻印了儒家经典《四书大全》，此后1467年，又刻成了“五经”印版。由于官刻书籍愈来愈多，以致政府不得不在文庙(孔子庙)专门造库储存。越南官刻书也仿照我国有国子监本、集贤院本、内阁本等。与此同时，民间坊刻也多起来了，他们也仿照中国书坊的名称，起名为文会堂、锦文堂、广盛堂、聚文堂、乐善堂等，河内就是书坊的集中地。他们用汉文和越南文刻印了佛经、经、史、诗文集、儿童读本、家谱、传记、小说等，《三国演义》尤其盛行。

　　越南古代没有文字，中国的汉字、汉语传入越南后，越南利用汉字为素材，创造了越南文字“喃字”，这种文字在李朝(公元1010—1225年)已经出现，13世纪已普遍通行了。因此早期的越南印本，不仅有汉文版，也有喃字版和汉字、喃字对照版，其中汉文版书籍最多。

　　到了18世纪初，越南也有了木活字印本，现知较早的印本，是1712年出版的《传奇漫录》。后来越南政府又从中国买去了一副木活字，印刷了“钦定”、“御制”一类政典、诗文集等。可见越南的活字印刷术也是由中国传去的。

　　越南也有铅活字印本。19世纪80年代，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帝国主义为了强化殖民统治，割断越南历史，断绝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就大力提倡“国语”，即现在的拉丁化越南文，并用所谓国语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小说，如《封神演义》、《水浒》、《三国演义》、《隋唐传》等好几百种，这些书多是在西贡铅印出版的。

　　越南的版画也受中国影响很深。他们彩印的年画，从题材到印刷方法都和中国的年画相似，有的可以说是中国年画的翻版。如《老鼠娶亲图》，画面刻画出由一群老鼠扮演了送礼的、抬轿的、吹号的和骑马的新郎官，场面热闹，妙趣无穷，滑稽可笑。还有一幅彩印年画《关公骑马图》，上面画着关羽骑在马上，一手握着马缰绳，一手提青龙偃月刀，目视前方，按辔徐行，简直和中国年画一样。由此可见越南印刷受中国影响之深。

　　大约在16世纪，中国印刷术也先后传入到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县)和菲律宾。

　　琉球在明清时期，和中国交往密切。公元14世纪末，琉球国王曾派遣留学生到明朝都城南京去学习；明太祖也下令把36家船民和工匠移居琉球。中国不少书籍就是通过留学生和往来的商人带到琉球的。大约与此同时，琉球也有了纸张，并会使用中国文字。到了16世纪初期，琉球国王就刻印了中国的“四书”、“五经”、《小学》和文学等书籍，有些印本上还刻印了孔孟像，加刻了圈点，加注了日文假名的读音。还出版了本国学者的一些著作。清朝派往琉球的使节，还带去了中国的雕版工匠，可见琉球的印刷术也是由中国传去的。

　　我国福建、广东一带人民，唐宋以来就到南洋(即东南亚一带)一带谋生，到了明代去的人就更多了。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其中包括印刷术和大量书籍。到菲律宾的中国印刷工人，甚至直接开创了那里的印刷事业。据文献记载，1593年，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总督分别利用汉文和菲律宾土语太格罗文刊印了基督教典籍的译本，汉文版书名译作《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现仅存一本，保存在西班牙马德里国立图书馆中。两种木版印本都是出于当地中国印工之手，1604年出版的两部金属活字印本，也是由华裔印工印成的，此人改名胡安·德·贝拉。他在刻制字模和打纸型方面的技艺是很高的，被认为是活字版印刷的半个发明者。他的兄弟也从事印刷书籍。中国印工垄断了当地印刷达15年之久，此后才有菲律宾当地人从事印刷工作，可见菲律宾的印刷事业也是由中国工人开创的。

　　此外，中国印刷术也传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洋其他地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印刷术，大都由移居在那里的华侨创始的。由此可见，华侨不仅积极参加了居住国的经济建设，也为南洋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至于地处西亚的伊朗，接受中国印刷术要比南洋各国早一些，传入的渠道是经过我国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公元9世纪，我国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hu胡]人居住在这一地区，这里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是印刷术西传道路上首先必经的孔道。20世纪初，由德国、日本和中国组成的考察队，在吐鲁番的古代寺院遗址中，发现了17种文字所写的文件，还有六种文字的雕版印刷品，其中以汉文、维吾尔文、梵文为最多。1907年，还在敦煌发现了大约在1300年回鹘人创制的维吾尔文的木活字。经过对这些印刷遗物的分析表明，在十三四世纪的时候，吐鲁番曾是各种文化的荟萃之地，这一地区的印刷业曾经相当发达。由于书籍的流传，我国的印刷术也就传入了伊朗。伊朗在我国史书上称安息或波斯。据记载1294年统治波斯的蒙古伊儿汗国⑤，在都城大不里士发行了一种纸币，上面印有汉文和阿拉伯文，并且借用了中国的“钞”字来表示钱，随后还把这个词纳入波斯语汇，这显然是宗法中国的印刷术，因此，可以说这是波斯第一次用中国雕版印刷术仿照元朝的宝钞印制的。虽然波斯的这次币制改革，由于人民的抵制不久以失败告终，但当时却轰动了国际社会，扩大了中国印刷术的影响。1310年，波斯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拉施德丁(Ra-shidal-Din)在其名著《世界史》一书中，把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包括誊写、校对、镌刻、印刷和发行都一一详细地记载下来。几年后，拉施德丁关于中国印刷术的记载，又被一位阿拉伯学者全文引入自己的著作中。这些都证明了中国印刷术不仅传入了伊朗，而且也影响了阿拉伯国家。同时波斯的纸币和拉施德丁的著作，都曾流传到欧洲，这对欧洲人认识印刷术的意义、方法和作用是有帮助的。

　　波斯也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大不里士又是一座国际性都市，那里聚集着中国人、蒙古人、欧洲人和中亚、西亚许多国家的人，中国的印刷术很可能通过波斯传入了欧洲和非洲。

　　注释：

　　①《乡药集成方》：公元1443年，卢重礼等编纂，共85卷。该书把中国唐、宋、元以及明初的医书和朝鲜的医书合编而成，收药方10000多个，并叙述了用朝鲜药材治疗各种疾病，是享有很高评价的医书。

　　②《医方类聚》：李朝世宗(公元1418—1450年)时，金循义等著，共365卷。该书分类整理了中国和朝鲜的古代医学成就，分为95个部门，各按系统汇编，引用医书150种，其中40多种原本已经失传，医学资料十分难得，被称为“医书之首”，是古代朝鲜医学巨大成就之一。

　　③《东医宝鉴》：许浚著，公元1613年成书。分为内景、外形、杂病、汤液、针灸等编。明清时，受到中国和日本医学界的重视，曾在中国刊印流传。

　　④卫夫人：姓卫名铄，汝阴(今安徽合肥市)太守李矩妻，人称卫夫人。工书法，王羲之年少时，曾以她为师，学书法。

　　⑤伊儿汗国：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公元1258年建立，建都大不里士，疆域以波斯和小亚细亚为中心，东自阿姆河，西濒地中海，南达印度洋，北到高加索，位于欧洲和中亚之间，在沟通东西方文化上起着桥梁作用。

　　第二节 印刷术传入欧洲、非洲和美洲

　　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是有诸多因素的：首先13世纪兴起的元帝国，地跨欧亚两洲，幅员辽阔，国家强大，这就为东西方人员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其次，元朝发行的纸币，已经达到“每日印造不可数记”的程度，流传极广，这也促进了印刷术的传播。欧洲人最先看到的中国印刷品，就是元朝的纸币；再者，那时的中国文化仍为欧洲人所倾慕，因而欧洲人慕名而来的旅行家、商人和使团接踵而至，元大都和杭州都是当时闻名世界的国际性大都市。像法国的传教士罗伯鲁(WilliamRuysbroeck)在1253—1254年间，曾奉法国国王之命出使来到中国，回去后向欧洲报道了中国人使用纸币进行商业贸易的情况，他是最早报道中国使用纸币的欧洲人。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世祖时来到中国，居住了十几年，回国时带走了纸币，并在他写的《游记》中，对元朝纸币作了非常详细的记载，这对欧洲印刷术的产生都有启迪作用；同时，发生在十二三世纪的十字军东侵，也使欧亚两洲各国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接触，十字军从东方带回去的纸币、纸牌、版画等印刷品，也对欧洲印刷术的产生具有影响。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印刷术被介绍到了欧洲。

　　公元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欧洲开始出现了用木版雕印的纸牌、宗教画、宗教书籍和小学生用的拉丁文法课本等，其中的纸牌是最早在欧洲出现的版画印刷品之一。现存最早的欧洲版画印刷品，是1423年印的《圣克利斯道夫像》木版画，这是在德国南部刻印的，其印刷方法和中国的雕版印刷完全相同。这时，意大利的威尼斯也是印刷画像的中心，它印刷的纸牌盛极一时。到15世纪中期，雕版印刷术在欧洲已相当普遍了。与此同时，在1440—1448年之间，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印刷，这一发明比毕昇的泥活字已晚了400年。虽然二人在活字印刷的原理上没有多大差别，但是谷登堡用的活字材料是铅、锌、锑的合金，它比以前的木活字、铜活字都易于成型，适于印刷，像这样配合的成分，时至50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在铸字工艺上，使用了铸字的字盒和铜字模，使活字的规格易于控制，也便于大量生产，这比当时中国和朝鲜铸活字时使用的翻砂方法先进得多。他还首创了脂肪性油墨，以代替水性油墨，大大提高了印刷的质量，而且脂肪性油墨也一直为后来的现代印刷术所采用。他发明的螺旋式手扳木质印刷机，改进了印刷的操作，在世界各国沿用了400多年。谷登堡对活字印刷术的一整套革新技术，奠定了现代印刷术的基础，因此，谷登堡的功绩是永远值得后人纪念的。在谷登堡发明铅活字之后不久，活字印刷术很快在欧洲各国流行起来，单是威尼斯一地，在15世纪末期，新设立的活字印刷所就约有100个，出版书籍约有200万册。谷登堡的这一发明是否直接受到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影响，有些西方史学家认为西方活字印刷术是由中国传去的；但有的学者认为还缺乏可靠的证据，不过可以肯定地说，欧洲的印刷术是在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中国印刷术也影响了埃及。19世纪末曾在埃及某古城废墟中发现了50张木版印刷品，都是用古阿拉伯文字印的伊斯兰教的祷词、符咒和《古兰经》残页，据说是印于公元900—1350年之间，其印法和中国印法极为相似。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在蒙古军西征时，把印刷术传到阿拉伯各国之后，于14世纪初年，由旅行者和商人把印刷术传到了埃及。这样，中国印刷术也就传到了非洲。

　　此后，中国印刷术也先后传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中国印刷术传遍了也影响了全世界。

　　印刷术被称为“文明之母”。它的广泛传播，为全世界各国出版大量书籍打下了可靠的基础，为全人类享受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了不起的贡献。

　　今天世界各国的印刷技术，正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向着现代化迈进。每天早晨，人们都能按时阅读各种报纸，经常按期收阅各种杂志，书店里的读物丰富多彩，精美可爱！亲爱的读者，当你们捧起一本爱不释手的读物，津津有味地阅读，沉浸在书的世界里而感到无限幸福时，你们将会有什么感想呢？

　　辅文图片

　　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结尾部分约印于公元704—751年1966年在朝鲜半岛东南庆州佛国寺发现

　　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的《金刚经》卷首扉画画中释迦牟尼佛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说法

　　辽代大型版刻彩色绢画《南无释迦牟尼佛》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

　　辽代《契丹藏·称赞大乘功德经》局部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

　　元代描绘王祯木活字印刷工序的绘画

　　最早的朱、墨套印本《金刚经注》元代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印

　　明末胡正言编印的饾版彩印《十竹斋书画谱》中的一幅印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

　　清代饾版套印画集《芥子园画传》中的一幅印于公元1701年

　　清代翟金生泥活字《泥版试印初编》印于公元1844年

　　清代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印于公元1728年

　　清代焦秉贞根据宋代绘画重绘的《耕织图》之一图中描绘了插秧的场面，右上方是宋画中原有的题诗，天头上是康熙皇帝亲笔加题的御诗。公元1712年朱圭刻

　　描绘乾隆皇帝南巡时的彩印版画《南巡盛典》中的一幅江苏镇江金山附近的行宫印于公元1765年

　　清代金简著《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中绘制的木活字印书工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