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三十六计》 作者:吴蔚【完结】 第1章 序 　　先看两个国外真实的故事。 　　美国有一家大公司看上了一家小公司的一位工程师，该工程师依恋原来的企业，不肯被这家大公司高薪聘走。于是这家大公司花巨额资金连人带财产买下这家小公司，从而获得这位人才。 　　还有这样一件事，瑞士一位研究生研制成功了一支电子笔和一套辅助设备，可以用来修正遥感卫星所拍摄的照片。这一发明引起世界各国重视。美国一家大公司派人去游说这位发明者，要用重金聘用他。瑞士一些公司也千方百计想留他在他们那儿工作。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提高薪水的人才争夺战，你加我也加。最后美国人说，现在我们不加了，等你们加足了，我们把此数乘一个五。就这样，美国将这位研究生“连人带笔加设备”一起弄走了。 　　不要以为竞争仅仅是产品的竞争，产品是人发明、生产的，企业之争说到底是人才之争。在竞争的角逐场上，人才争夺战是十分激烈的。 　　被誉为“企业管理天才”的ibm的沃森，曾说过这么一句发人深思的话：“你可以接收我的工厂，烧掉我的厂房，然而只要留下这些人，我就可以重新建起ibm。” 　　世界是人类创造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这正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得一人而得天下，失一人而失天下。” 　　人才是最可宝贵的。战国时期，齐威王与魏惠王这两个国君，一次在围猎中发生了这样一个争论。 　　魏王问：“齐国有宝贝吗？”齐王答没有。 　　魏王说：“我国国土虽小，却有直径一寸大的珍珠10颗。每颗可照亮车前车后的车辆12辆。齐国是大国，就没有珍宝吗？” 　　齐王说：“我认定的珍宝概念同你不一样。我有个大臣叫檀子，派他守南城，楚国人不敢入侵；我有个臣子叫盼子，派他守官塘，赵国人就不敢到黄河来打鱼；我有个官吏叫黔夫，派他守徐州，燕国人对着徐州北门祭祀求生；我有个臣子叫种首，叫他防盗防贼，百姓可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像这样的珍宝，其光泽可远照千里，何止照亮12辆车子呢。” 　　这则故事充分说明了人才的重要。 　　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都离不开人才，人才是立国之本，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历史上由于善于知人善任、拥有一支雄厚的人才队伍而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不乏其人，比较典型的应该算刘邦了。 　　刘邦出身于普通百姓，毫无政治背景，势单力孤，可就是因为他善于识人用人，起用了张良、韩信、萧何等一批文武人才，最后夺取了天下，建立了汉朝400年基业。其实，从相反的一面看，也可以看出人才的重要性。出身于贵族官宦之家的项羽，靠山坚固，势力雄厚，但可惜他不会用人，最后只好演出了一场《霸王别姬》的悲剧。 　　历史上还有两个因为不会用人而招致失败的例子。 　　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西戎国君，由于失去由余这个大才而导致国破家亡。另一个就是五代时期后梁最后一个皇帝朱友贞，由于重用小人而招致国家灭亡。朱友贞本人不算是个坏皇帝，他为人恭俭，不荒淫暴虐，但他没有知人之明，误用小人，最后还是没有逃脱国破身亡的下场。自古以来，凡是失去帝王之业，甚至招致灭顶之灾的，都无不与用人是否得当有直接关系。观察历史的兴亡轨迹，虽然朝代的更替兴亡，各有其自己的特点和特殊因素，如夏、商、周灭亡是因宠爱女色所致；短命的秦朝是因奢侈暴政所致；西汉灭亡是因外戚专权所致，东汉灭亡是因宦官专权所致等等，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因为用人不当，重用小人所致。可见选拔任用人才是多么重要啊！因此，历史上圣明的帝王深知人才的重要性，无不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 　　人才对于现代企业的作用不言而喻，所以企业的领导者们无不把“如何用人”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以期企业的“风和日丽，歌舞升平”。但事实上，虽然领导者们都有各自的用人原则和方法，却并不能如想像中的得心应手：或怵之，或烦之，或急之，或怒之，不一而足。这时候，领导者们就该冷静下来，仔细思考自己是否缺乏人才的支持，是否阅人无术，是否有人却不会用，是否没做到合理授权等等。 　　是否有一个可以供中国企业的领导者们借鉴参考的参照物呢？ 　　中国有几千年文明历史，其中不仅纵横捭阖，而且博大精深，蕴藏着一个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那些辉煌的历史文明多方位、多视角地记载着我们的祖先对社会竞争各个领域的观察、思考、实践和总结。随着人类历史的推移和文明的进步，它们不仅没有被埋没，中外学者还不断地从中发现价值、吸取精华，使之成为历久常新、取之不竭的谋略宝库。 　　在众多学科成就中，发展得最为丰富、最为成熟、最为灿烂的，如何选择人才、任用人才是其中之一。而且，这些择人任势之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各种精辟见解、独特做法、典型例证大多都是同伐师兴邦治国等联系在一起的。一代王朝中兴史，一部正确人才运用史，国家兴与贤才举是结合发生的。战事胜负，朝代更迭，国家中兴，择人任势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如周文王渭水河畔用吕尚兴了周，汉刘邦脱衣以衣韩信兴了汉，唐太宗以魏征为明镜兴了唐，朱元璋建礼贤馆待刘基等人兴了明等。丰富的择人任势的矿藏，是很值得我们作深层开发的。 　　本书汲取了《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的智慧精华，从历史典故中选出了大量用人之道的案例，加以精心编译，归纳出用人36计，以成功的用人经验和失败的用人教训，真实展现了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的用人之道，对当今企业界和管理界都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掌握了这些历史人物的用人精髓，也就是掌握了优势契机。 　　伴随着人类社会向新世纪的迈进，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国家，中国社会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希望本书对帮助中国企业的领导者解决“人才无处觅，人才留不住”的难题有些裨益。 　　作者 第2章 第一计鉴人有术(1) 　　汉朝的开国皇帝高祖刘邦衣锦还乡时，在酒宴上击筑自唱《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慷慨高歌，以致伤怀，流下了眼泪。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首著名的《短歌行》经常被现代人当成爱情诗句来吟诵，然而，当年击节而唱的曹操要表达的却是求贤若渴的拳拳之心。 　　实际上，两千多年前的刘邦和曹操就已经唱出现代企业领导者们的心声，即对人才真诚的渴望。 　　人才的重要，古人议论甚多。司马迁是位史学家，为了撰写《史记》，他收集了浩瀚的史实，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史记.匈奴列传》）。 　　古人留下识才、惜才、爱才、用才的感人轶事很多。汉宣帝设麒麟阁，唐太宗建凌烟阁，在阁中悬挂功臣肖像以资垂范；战国时燕昭王筑“黄金台”以招贤；明朱元璋出“招贤榜”广揽人才。如此等等众多美好典故在人间流传着，也被后人模仿采用着。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用人之先，则由鉴人开始。 　　“鉴”，在古代是“镜子”的意思，鉴人就是观察、审察对方，鉴人有术就是善于发现对方的才华品行；也就是说，老板们如何在阅人的过程中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具有一双善于识人的慧眼，既懂得识人之道，又能发现人才，这是学会用人的基本条件。 　　发现和识别人才，是一个“剖石为玉，淘沙为金”的复杂过程。 　　“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善”。 　　面对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浪潮，如何着眼企业的生存发展，透过现象鉴别人才与庸才，便成为衡量领导者自身能力的一项重要标志。 　　然而，即便是mba的硕士毕业生或是拥有几十年经验的大企业的ceo，也不见得就真正能做到这点。 　　伯乐相马 　　中国自古就有伯乐相马的故事。 　　伯乐本名孙阳，是春秋时代人。传说中，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伯乐。由于孙阳对马的研究非常出色，人们便忘记了他本来的名字，干脆称他为伯乐。 　　一次，伯乐受楚王的委托，购买能日行千里的骏马。伯乐向楚王说明：千里马少有，找起来不容易，需要到各地巡访，请楚王不必着急，他尽力将事情办好。 　　伯乐跑了好几个国家，连素以盛产名马的燕赵一带都仔细寻访，辛苦至极，还是没发现中意的良马。 　　一天，伯乐从齐国返回，在路上，看到一匹马拉着盐车，很吃力地在陡坡上行进。马累得呼呼喘气，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伯乐对马向来亲近，不由走到跟前。马见伯乐走近，突然昂起头来瞪大眼睛，大声嘶鸣，好像要对伯乐倾诉什么。伯乐立即从声音中判断出，这是一匹难得的骏马。 　　伯乐对驾车的人说：“这匹马在疆场上驰骋，任何马都比不过它；但用来拉车，它却不如普通的马。你还是把它卖给我吧。”驾车人认为伯乐是个大傻瓜，他觉得这匹马太普通了，拉车没气力，吃得太多，骨瘦如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伯乐牵走千里马，直奔楚国。伯乐牵马来到楚王宫，拍拍马的脖颈说：“我给你找到了好主人。” 　　千里马好像明白伯乐的意思，抬起前蹄把地面震得咯咯作响，引颈长嘶，声音洪亮如大钟石磐，直上云霄。楚王听到马嘶声，走出宫外。伯乐指着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给您带来了，请仔细观看。” 　　楚王一见伯乐牵的马瘦得不成样子，认为伯乐愚弄他，有点不高兴，说：“我相信你会看马，才让你买马，可你买的是什么马呀，这马连走路都很困难，能上战场吗？”伯乐说：“这确实是匹千里马，不过拉了一段车，喂养又不精心，所以看起来很瘦。只要精心喂养，不出半个月，一定会恢复体力。” 　　楚王一听，有点将信将疑，便命马夫尽心尽力把马喂好，果然，马变得精壮神骏。楚王跨马扬鞭，但觉两耳生风，喘息的功夫，已跑出百里之外。后来千里马为楚王驰骋沙场，立下不少功劳。楚王对伯乐更加敬重，伯乐也因此名声远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具备像伯乐那样的慧眼，才能从人群中发现千里马。人们赞许伯乐，是因为伯乐识才独具慧眼，后人多以伯乐相马形容举荐人才的善举，伯乐这一名字也成了“擅长发现人才的人”的代名词。 　　汉代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使骥不得伯乐，安得千里之足！”唐代韩愈在《杂说》中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意思都是说，如果没有伯乐，这匹千里马就要被埋没了。 　　差点被烧掉的焦尾琴 　　然而，千里马常在，而伯乐不常有。识别人才，需要高超的才能，平庸人无法识别出才智人，甚至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英雄人物也不具备伯乐的“慧眼”。 　　东汉灵帝在位的时候，有个大臣名叫蔡邕。蔡邕为人正直，性格耿直诚实，眼里容不下沙子，对于一些不好的现象，他总是敢于对灵帝直言相谏。这样，他顶撞灵帝的次数多了，灵帝渐渐讨厌起他来。再加上灵帝身边的宦官也对他的正直又恨又怕，常常在灵帝面前进谗言说他目无皇上，骄傲自大，早晚会有谋反的可能，蔡邕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他自知已成了灵帝的眼中钉、肉中刺，随时有被加害的危险，于是就打点行李，从水路逃出了京城，远远来到吴地，隐居起来。 　　蔡邕爱好音乐，他本人也通晓音律，精通古典，在弹奏中如有一点小小的差错，也逃不过他的耳朵。蔡邕尤擅弹琴，对琴很有研究，关于琴的选材、制作、调音，他都有一套精辟独到的见解。从京城逃出来的时候，他舍弃了很多财物，就是一直舍不得丢下家中那把心爱的琴，将它带在身边，时时细加呵护。 　　在隐居吴地的那些日子里，蔡邕常常抚琴，借用琴声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反遭迫害的悲愤和感叹前途渺茫的怅惘。 　　有一天，蔡邕坐在房里抚琴长叹，女房东在隔壁的灶间烧火做饭，她将木柴塞进灶膛里，火星乱蹦，木柴被烧得“劈里啪啦”地响。 　　忽然，蔡邕听到隔壁传来一阵清脆的爆裂声，不由得心中一惊，抬头竖起耳朵细细听了几秒钟，大叫一声“不好”，跳起来就往灶间跑。来到炉火边，蔡邕也顾不得火势，伸手就将那块刚塞进灶膛当柴烧的桐木拽了出来，大声喊道：“快别烧了，别烧了，这可是一块做琴的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啊！”蔡邕的手被烧伤了，他也不觉得疼，惊喜地在桐木上又吹又摸。好在抢救及时，桐木还很完整，蔡邕就将它买了下来。然后精雕细刻，一丝不苟，费尽心血，终于将这块桐木做成了一张琴。这张琴弹奏起来，音色美妙绝伦，盖世无双。 　　这把琴后来流传下来，成了世间罕有的珍宝，因为它的琴尾被烧焦了，人们叫它“焦尾琴”。 　　灵帝不识人才，使蔡邕落魄他乡；而焦尾琴又何其有幸，遇到了蔡邕这样慧眼识良材的音乐专家，终于使一身英华得以展现。这两件事情形成了鲜明对比，告诉我们的道理却是一样的：要爱惜人才、尊重人才，要善于发现别人的才能并合理地使用，做到人尽其才。 　　与不识人的汉灵帝相比，春秋时期的伍子胥和吴王阖闾则是相当有慧眼的伯乐。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决心同楚国大战，当时任吴王阖闾谋臣的伍子胥借与吴王论兵之机，连续7次向吴王推荐孙武是真正可以“折冲销敌”的主将人选。于是，吴王决定召见孙武。孙武便带上他那蔚为大观的兵法13篇到吴宫晋见吴王。在回答吴王的提问时，孙武那惊世骇俗的议论，新颖独特的见解，引起了一心图霸的吴王的强烈共鸣，他连声不迭地赞誉孙武高妙的战争见解，为孙武横溢的军事才华所折服，立刻任命他为将军。从此，孙武与伍子胥一起辅佐吴王，理国治军，使吴国迅速崛起。孙武还给后人留下了著名的《孙子兵法》。 　　迷信相术的孔明 　　作为现代企业的领导者，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列，独具识才之眼，特别是对那些才能尚未完全显现，却具有很大潜力的人。要力争做到知人、知面、知心，全面了解，区分清是主观问题还是客观原因，防止以偏概全、以貌取人，或人云亦云。然而，很多企业的领导者还是常常走进鉴人的误区。 　　有些老板喜欢采用诸如血型、笔迹、星座和面相等方法进行了解人才，作为经验学的成果。这当然并非一无是处，但这些方法测试的结果绝不能当成任人的前提。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喜欢通过面相看人的老板。在魏延杀刘玄、救黄忠、双双投奔刘备后，诸葛亮竟然让刀斧手将魏延推出斩首，理由是：“据我观察，魏延的脑后有反骨，日后他必定要造反，所以我要先杀了他，以绝祸根。”之后魏延虽然没有被杀，但诸葛亮一生基本没重用过魏延。按《三国演义》中的描述，后来魏延在诸葛亮死后确实造反，但其实他造反与诸葛亮的苦苦相逼不无干系。 　　魏延曾建议诸葛亮出兵子午谷、直取长安，但未被采纳。诸葛亮对魏延处处设防，临终前将兵权交给了杨仪。而杨仪与魏延向来不合，居然派人去探听魏延的意向，又公报私仇、诬陷他造反，最后逼得魏延不得不造反。 第3章 第一计鉴人有术(2) 　　在这方面上，诸葛亮的气度远不如刘备。魏延跟随刘备作战时，经常被派出去单独执行任务，后来又被刘备封为汉中太守，总督军马，守御东川；甚至刘备伐吴时，魏延担当起了防魏的重任。如果他确有反意，这么多反叛的机会为什么不反？所以诸葛亮说的“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之说”是毫无根据的。 　　春秋时期还有个识人只看外表的鲁哀公。 　　鲁哀公对拜见他的庄子深有感慨地说：“咱鲁国儒士很多，唯独缺少像先生这样从事道术的人才。” 　　庄子听了鲁君的判断，却不以为然地持否定态度：“别说从事道术的人才少，就是儒士也很缺。” 　　鲁哀公反问庄子：“你看全鲁国的臣民几乎都穿戴儒者服装，能说鲁国少儒士吗？” 　　庄子毫不留情地指出他在鲁国的所见所闻：“我听说在儒士中，头戴圆形礼帽的通晓天文；穿方形鞋的精通地理；佩戴五彩丝带系玉玦的，遇事清醒果断。” 　　庄子见鲁王认真听着，接着表示自己的见解：“其实那些造诣很深的儒士平日不一定穿儒服，着儒装的人未必就有真才实学。”他向鲁王建议：“您如果认为我判断得不正确，可以在全国范围发布命令，宣布旨意，凡没有真才实学的冒牌儒士而穿儒服的一律问斩！” 　　鲁哀公采纳了庄子的谏言，在全国张贴命令。不过5天，鲁国上上下下再也看不见穿儒服的“儒士”了。唯独有一男子汉，穿戴儒装立于宫门前。鲁哀公闻讯立即传旨召见。 　　鲁哀公见来者仪态不俗，用国家大事考问他，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千变万化，对方对答如流，思维敏捷，果然是位饱学之士。 　　庄子了解到鲁国在下达命令后，仅有一位儒士被国君召进宫，敢于回答问题。于是他发表自己的看法：“以鲁国之大，举国上下仅只一名儒士，能说人才济济吗？” 　　这个故事很有讽喻意味。真才实学不是靠衣着来装扮的，形式不能取代实质。一种思想、学说或职业“吃香”与流行后，就会有人弄虚作假，附庸风雅，借以牟取私利。 　　只看表面的赵孝成王 　　有位工匠名叫匠石，他前往齐国，来到曲辕的地方，看见一株大树生长在土神庙旁。这株树的树阴可以遮盖几千头牛，树身有百尺粗，树干高过山头80尺后才有枝叶，可用来造船的旁枝就有十几枝。围观这株巨树的人多得像到市场赶集。 　　奇怪的是，匠石竟视而不见，不屑一顾。他不停脚地往前赶路。 　　徒弟们大开眼界，却不明白师傅的意思，追上匠石问个究竟：“自从我们跟随师傅走南闯北学手艺，从来没有碰见这样好的木材，您为什么一点也不看重它？” 　　匠石回答：“不要夸这棵树了，它是脆而不坚的树木，造船沉，做棺材会很快腐烂，制成柱子会被虫蛀，打成器具会毁掉，造门会流出污浆……”匠石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认定它是不能做材料的树木，正因为没有用，所以才长得这么大，有这么长的寿命！ 　　貌似强大的事物往往华而不实。看问题、观察事物不能被表面所迷惑，要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否则，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鉴人之时，学历、教育与智力往往是限定人选之必要条件，但过分注重则容易落入智力证明的迷思。学历高并不代表完成任务之能力很高，当然更不是解决困难的绝对保证。 　　纸上谈兵的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小时爱学兵法，谈起用兵的道理来，头头是道，自以为天下无敌，连他父亲也不在他眼里。大家也都认为他的智力极高，赵孝成王也是非常迷信智力证明的人，以为高智商必能打胜仗，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接替廉颇。 　　蔺相如对赵王说：“赵括只懂得读父亲的兵书，不会临阵应变，不能派他做大将。”可是赵王对蔺相如的劝告听不进去。 　　赵括的母亲也向赵王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王别派他儿子去。 　　赵王把她召了来，问她什么理由。赵母说：“他父亲临终的时候再三嘱咐我说，‘赵括这孩子把用兵打仗看作儿戏似的，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大王不用他还好，如果用他为大将的话，只怕赵军断送在他手里。’所以我请求大王千万别让他当大将。”赵王不听，说：“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管吧。”公元前260年，长平之役开始，40万赵军在纸上谈兵的主帅赵括手里全部覆没。赵国从此一蹶不振。 　　这个故事说明，只用学历、教育和智力来识别人才是不足取的。 　　还有些用人者常常被他人的言论所惑而轻率地用人。三国时，北方青州一个叫隐蕃的人跑到东吴，对孙权讲了一大通道理，分析时局。孙权有点为他的才华动心，就问陪坐的胡综的意见。胡综说：“不能治民，可派个小官试试。”于是孙权派隐蕃去刑部当差。左将军朱据等人都说隐蕃有大才，为他的大材小用叫屈。当时，人们都很奇怪这种有人说隐蕃好，有人说隐蕃坏的情况。后来，隐蕃因在东吴作乱被杀。 　　孔子很憎恶隐蕃这种言论君子、行动小人。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主张在用人上既“不以言举人”，也“不以人废言”。西汉的桓宽也说：“故以言举人，若以毛相马，此其所以多不称举。”明末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孔子的“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这句话是“诚千古片言之居要矣”，意思是千古以来短语中最重要的一句。 　　李密当皇帝 　　看过《说唐》的人都知道，隋朝末年义军四起，但数瓦岗寨的实力最强，本来是最有可能得天下的。 　　瓦岗寨原本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当皇帝。但程咬金当了3年皇帝后，一日临朝，突然对众人道：“我这皇帝做得太辛苦了，一大早要起来，夜深还不能睡觉，何苦如此！如今我不做皇帝了！”于是就把头上金冠除下，身上龙袍脱落，走下来叫道：“哪个愿意做皇帝的上去，我让他吧！”众人苦劝不听，只好重新推选皇帝。 　　李密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李密的上代是北周和隋朝的贵族。李密少年时候，被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差使。李密并不懊丧，回家以后，发愤读书，决定做个有学问的人。有一回，李密骑了一头牛，出门看朋友。在路上，他把《汉书》挂在牛角上，抓紧时间读书。 　　正好宰相杨素坐着马车从后面赶上来，看中了这个好读书的人，于是推荐他到朝中做官。 　　李密是皇亲国戚，身份显赫有背景，这是瓦岗寨中只知道舞枪弄棒的英雄好汉们比不了的。加上李密长期在隋朝担任高官，有经验，有业绩，于是众英雄立即推举他做皇帝。结果此人没几天就弄得形势大好的瓦岗寨鸟飞兽散。后来太原李渊得了天下，建立了唐朝。 　　这是演义版。历史上的真实情况跟这也差不了太多，不过憨厚的程咬金换成了厚道的翟让，后来主动让贤的翟让还被李密忘恩负义地杀死。瓦岗寨选中李密当皇帝，是看中了他的背景，放在现代的环境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不少企业的老板特别青睐有海外或跨国公司工作背景的人才，希望以此来弥补内部人才的不足，但同时又很容易为这些人才头顶耀眼的光环而左右自己的看法，从而往往忽视其内在管理能力上的局限性。例如，tcl就曾引进在it行业非常出名的吴士宏。 　　吴士宏在ibm、微软等跨国公司担任过高级管理职位，其英语水平更是tcl寻求跨国发展所急需的特长，但实际上吴士宏的能力更适合于有良好品牌开拓市场的成熟公司，而不太适应制定新产品战略的需要，结果两年时间不到就提前结束了任期。 　　家贼难防 　　选用忠诚度不足的人担任重要岗位特别是核心岗位，将有可能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甚至葬送整个企业。 　　看了《三国演义》，常忍不住感慨，为什么居然有那么多君主或地方军阀不战而败，轻易地将自己辛苦打下的地盘拱手送给对手，而究其原因只是由于下属忠诚度不足、为对手所策反。 　　而三国人物中，死于家贼手中的也不在少数。最出名的当数权倾天下的董卓，如日中天之时却一不小心就死在义子吕布的方天画戟之下。而这个连杀了丁原、董卓两任义父的吕布，号称三国武力第一的好汉，也是一不小心就给手下几名牙将轻易绑了献给曹操，最后命丧白门楼。另一名绝顶高手张飞凶横一世，曾在长阪桥以一夫喝住曹操百万大军，但最后也是在梦中被手下几刀就做了。 　　有些企业的老板总认为德才兼备只是机关行政单位的选才标准，企业选才时大可不必对人才的德行过分要求。但仔细思考之，无德者则容易无良，没有良知没有原则的人则容易为对手所收买，其结果可想而知。典型例子是吕布；有些无德者的嫉妒心极强，两面三刀，阳奉阴违，暗地里挑拨离间，搅乱人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袁绍谋士郭图，在曹操乌巢烧粮后曾献计让张郃、高览去曹营劫寨，但事败后，为推卸责任居然暗中造谣，最后逼得张郃、高览无奈投曹；也有些无德者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第一，没有事业心和责任感，遇到困难转身就跑，甚至投靠敌人，如孟达。关羽败走麦城时，曾派廖化向刘封、孟达求救，但孟达却认为此时出兵如“驱羊入虎窟”，要求刘封不要出兵相救，关羽死后又怕刘备降罪，居然投曹而去。 　　企业并非一定要将无德者通通炒掉，但如果在总经理、财务经理、分公司经理等重要岗位上任命无德者则应慎之又慎三思而行。 第4章 第二计度势任时 　　为了做成一件大事，首先必须要有诚意和耐心。而一个人谋事的决心，不仅仅是反映在口头上，更重要的是应该用实际行动来体现。对企业的领导者来说，求贤若渴也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叶公好龙鲁哀公 　　我们先看一个反面的例子。 　　春秋时期的鲁哀公经常向别人说自己是多么的渴望人才，多么喜欢有知识才干的人。有个叫子张的人听说鲁哀公这么欢迎贤才，便从很远的地方风尘仆仆地来到鲁国，请求拜见鲁哀公。 　　子张在鲁国一直住了7天，也没见到鲁哀公的影子。原来鲁哀公说自己喜欢有知识的人只是赶时髦，学着别的国君说说而已，对前来求见的子张根本没当一回事，早已忘到脑后去了。子张很是失望，也十分生气。他给鲁哀公的车夫讲了一个故事，并让车夫把这个故事转述给鲁哀公听。然后，子张悄然离去了。 　　终于有一天，鲁哀公记起子张求见的事情，准备叫自己的车夫去把子张请来。车夫对鲁哀公说：“他早已走了。”鲁哀公很是不明白，他问车夫道：“他不是投奔我而来的吗？为什么又走掉了呢？” 　　于是，车夫向鲁哀公转述了子张留下的故事。那故事是这样的： 　　有个叫叶子高的人，总向人吹嘘自己是如何如何喜欢龙。他在衣带钩上画着龙，在酒具上刻着龙，他的房屋卧室凡是雕刻花纹的地方也全都雕刻着龙。天上的真龙知道叶子高是如此喜欢龙，很是感动。一天，真龙降落到叶子高的家里，它把头伸进窗户里探望，把尾巴拖在厅堂上。这叶子高见了，吓得脸都变了颜色，惊恐万状，回头就跑。真龙感到莫名其妙，很是失望。其实那叶公并非真的喜欢龙，只不过是形式上、口头上喜欢罢了。 　　我们现实生活中像鲁哀公这样的人也有不少，他们往往口头上标榜的是一套，而一旦要动真格的，他们却临阵脱逃了，这跟叶公好龙又有什么两样呢？企业的领导者们如果要得到真正的人才，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才会收到效果。 　　燕昭王用黄金台求才 　　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都是世袭制，唯一把君位禅让他人的是燕国的燕王哙。燕王哙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他十分勤俭，“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亲自下田同百姓一起劳作。他立意改革政治，招纳贤才。燕王哙的相国叫子之。他很有才干，而且善于用人。 　　当时燕国宗族保守势力是改革的阻力，因而，燕王哙决定把君位禅让给子之，以削弱和打击贵族的势力，扶植新生力量。燕王哙把三百石俸禄以上的官吏（多为燕国的贵族）的官印全部收回，授权子之重新任用官吏，然后禅让君位，自己为臣。子之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四年以后，燕太子平和将军市被等贵族势力起兵叛乱，子之又把太子平等人杀死。但是由于齐国出兵干涉，燕国弱不敌强，子之被杀，燕王哙也同时被杀。子之被齐国杀死后，燕昭王即位。面对燕国被兵火践踏的局面，燕昭王立志使燕国强大起来，下决心物色治国的人才，可是没找到合适的人。有人提醒他，老臣郭隗很有见识，不如去找他商量一下。 　　燕昭王亲自登门拜访郭隗，对郭隗说：“齐国趁我们国家内乱侵略我们，这个耻辱我是忘不了的。但是现在燕国国力弱小，还不能报仇。要是有个贤人来帮助我报仇雪耻，我宁愿伺候他。您能不能推荐这样的人才呢？” 　　郭隗摸了摸自己的胡子，沉思了一下说：“要推荐现成的人才，我也说不上，请允许我先讲个故事吧。”接着，他就讲了个故事：古时候，有个国君，最爱千里马。他派人到处寻找，找了三年都没找到。有个侍臣打听到远处某个地方有一匹名贵的千里马，就跟国君说，只要给他一千两金子，准能把千里马买回来。那个国君挺高兴，就派侍臣带了一千两金子去买。没料到侍臣到了那里，千里马已经害病死了。侍臣想，空着双手回去不好交代，就把带去的金子拿出一半，把马骨买了回来。 　　侍臣把马骨献给国君，国君大发雷霆，说：“我要你买的是活马，谁叫你花了钱把没用的马骨买回来？”侍臣不慌不忙地说：“人家听说你肯花钱买死马，还怕没有人把活马送上来？”国君将信将疑，也不再责备侍臣。这个消息一传开，大家都认为那位国君真爱惜千里马。不出一年，果然从四面八方送来了好几匹千里马。 　　郭隗讲完这个故事，说：“大王一定要征求贤才，就不妨把我当马骨来试一试吧。” 　　燕昭王听了大受启发，回去以后，马上派人造了一座很精致的房子给郭隗住，还拜郭隗做老师。 　　燕昭王还在易水旁边建筑了高台，堆置黄金，称为“黄金台”，用名誉和金钱招揽天下之士。很快，燕昭王好贤的名声传遍诸侯，各国有才干的人听到燕昭王这样真心实意招请人才，纷纷赶到燕国来求见，燕昭王都给以优厚的礼遇。燕国一度形成了“士争凑燕”的局面。齐国著名的阴阳家邹衍、赵国著名的军事谋士剧辛等贤能志士，也纷纷应招来投，辅佐昭王励精图治，终于使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燕昭王招募到的人才中，魏国大将乐羊的后代乐毅是最杰出的人物。燕昭王拜乐毅为亚卿，请他整顿国政，训练兵马，燕国果然一天天强大起来。后来，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联合秦、魏、韩、赵四军进攻齐国，先后攻下七十余城，攻入齐国都城临淄，报了当年齐国灭燕之仇。 　　燕昭王的故事告诉我们，要求到真正的人才，就必须动真格的，求才只停留在口头上，是求不到真正的人才的。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人才还有个时效性的问题。 　　作为企业的基本要素，人才不仅与厂房设备等其他要素一样会老化，同时人才还具有流动性，所以人才一定有其有效的使用时间，当然也有其最佳的使用时间。人才不成熟时用之，只能变成小马达拉大车，很难有效开展工作。 　　吕蒙是三国时吴国著名的统兵将领。吕蒙年轻的时候，不爱读书，大字不识几个，因此被鲁肃看不起，还得了个“吴下阿蒙”的诨号。 　　有一天，孙权对吕蒙说：“你应该努力学习，增长才智。”吕蒙寻找理由，说事务繁杂，依旧不想念书。 　　孙权开导说：“我并不是要你攻读经书，成为博士，不过是希望你多浏览一些书籍，了解知晓过去的历史，你说你的事务繁多，能多过东汉光武帝吗？光武帝指挥打仗和军事繁忙时，依旧手不释卷，坚持不懈，用功学习。” 　　这个时候的吕蒙可以说是有勇无谋，假如孙权用之，恐怕也成不了气候。但在吕蒙苦读经书后，“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已经成长为文武双全的帅才。孙权这才任命吕蒙为都督，统领三军，最后打败关羽，拿下了荆州。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人才的有效时间的问题，即用人一定要恰到好处地把握最合适的时机。 　　宋仁宗的时候，范仲淹主持与西夏的军事。有人向他推荐，当地有个普通军官叫狄青，英勇善战，有大将的才干。前后参加了25次大小战斗，受了8次箭伤，从没有打过一次败仗。西夏兵士一听到狄青的名字，就吓得不敢跟他交锋。 　　范仲淹当时正需要将才，立刻召见狄青，问他读过什么书。狄青出身兵士，识字不多，问他说读过什么书，他答不上来。 　　范仲淹对狄青说：“你现在是个将官了。做将官的如果不能博古通今，只靠个人的勇敢是不够的。”接着，他还向狄青介绍了一些书。 　　狄青见范仲淹这样热情鼓励他，十分感激。以后，他利用打仗的空隙时间刻苦读书。过了几年，他把秦汉以来名将的兵法都读得很熟，又因为立了战功，不断得到提升，名声更大。不久后，宋仁宗把他调回京城，担任马军副都指挥。后来，因为狄青多次立功，被提拔为掌握全国军事的枢密使。一个小兵出身的人当上枢密使，这是宋朝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范仲淹当时不重用狄青，跟孙权是一样的，因为当时还不是最合适的时机。 　　有才不用过期作废 　　不过，企业的领导者还要注意一点：有人才不用，过期作废。你不用人才，自有人用之。 　　韩信是刘邦夺天下的关键人物，但他出道初期投奔的却是项家，一开始他仗剑投奔项梁军，项梁兵败后又归附项羽，他曾多次向项羽献计，但项羽看不起他，始终不加以采纳，于是韩信离开项羽前去投奔了更擅长用人的刘邦。而让项羽最料想不到的是他一直不用的韩信竟是他日后的掘墓人。 　　有些企业总喜欢将人才储备起来，有些企业家出于“爱才之心”，“惜才之意”，搜求各类人才，以备后用。结果造成了各类人员，特别是各类专业人员的相对过剩，造成了人才使用效益的浪费。 　　还有的企业等到真正需要使用人才时，才发现原来储备的很多人才早已氧化、大不如前，也有很多人才在沉默中蒸发了。长时间不用早已成熟的人才，可怕的不是企业为之付出高昂的人才成本，最可怕的是人才甚至是人才群因此逃亡，所以企业在制定人才计划时，不能不充分评估如何保证人才在有效时间内得到使用。 　　用人适时而用 　　最后一点，用人要适时而用。 　　据《贞观政要》记载：唐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上奏举荐杨思齐，唐太宗李世民命其当场试作。于是，杨思齐制作出美轮美奂的木偶等玩具。唐太宗很喜欢，也很欣赏杨思齐的才华，但把玩一番之后，却以进献人才不当为由削去段纶的官衔。 　　初读这段文字，觉得李世民有些过分。段纶官居工部尚书，一品大员，只因推荐错一个人，就落个“削去官衔”的下场，处分未免太重。但掩卷深思，觉得也有其道理。 　　唐太宗即位时，国家刚刚摆脱战乱，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李世民敏锐地意识到：天下安定的根本在于得到人才。于是诏令百官，举荐贤才，凡五品以上的京官，必须推荐一名县令人选。于是乎跑官者四处活动，结党者滥用私人，长此以往，官员队伍必然鱼龙混杂。经历隋末战乱的李世民，深知“吏治腐败”的危害，不得已，只好出此下策——对刺史以上的官吏举荐、任用，均亲自把关，并严惩举荐失误者。 　　杨思齐确实是个人才，但他的才华却不适合在唐初的时候。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人才要根据实际情况而用。可以这么说，古代的明君贤将，大凡在事业上颇有成就的，莫不是善于择人、度势任时所取得的。 第5章 第三计不拘一格(1) 　　宋朝的范仲淹用人不拘一格，不计较细小的毛病。他当元帅的时候，招纳的幕僚很多都是因为犯了罪被贬官或流放，而且未恢复原职回归原籍的人。有人对此疑惑不解。范公说：“有才能而没有过错的人，朝廷自然应当使用他们。如果某人确实有可用之才，但不幸因为做官议论政事而遭祸，不靠一些特殊情况起用他，他就成废人了。”所以范仲淹所使用的人大多是有用之才。 　　每一种行业、每一家公司的负责人，都希望能网罗到一流的人才，来帮助自己拓展业务。但除了一小部分比较幸运的企事业单位，可以招聘到好部属之外，大多数都很难如愿。所以，许多领导发出“人才难求”的感慨，并且把失败的责任，归咎到没有很好的人才上。然而，这个理由到底对不对呢？ 　　其实，这并不是真的没有可用之人，而是没有把握用人的原则。各级领导如果都能把握唯才是用的原则，那人才奇缺的局面就会一举而改变。 　　汉武帝广选人才 　　公元前141年，16岁的汉武帝刘彻即位，君临天下。少年天子雄心勃勃，欲为国效力，一展才华。汉武帝深知，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选贤任能。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诏举贤。 　　不久，汉武帝颁布了一道求才的诏书：“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古文观止.卷六》） 　　从诏书中可以看出，武帝不是招纳一般的人才，建一般功业，而是用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对这些人不是一般任用，而是用将或负有国命的通外使节。汉武帝公开地、以正式皇帝文件的形式指出那些受世俗讥讽的人可以建立功名，这是对以往传统用人观念的一大突破。 　　消息传遍全国，国内学子振奋，或举荐，或自荐，各地贤良之士，纷纷汇聚京师。汉武帝十分重视，亲自出题，亲自阅卷，亲自面试，他从中选拔出大批人才，这其中就有优秀的儒学大师董仲舒。 　　董仲舒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据说，为了刻苦攻读，他3年不出门，以致不知春夏秋冬。武帝早已微知其名，此次亲阅其试卷，被其惊人的论点、严谨的逻辑和优美的语言所慑服，在其试卷上批了“贤良之首”四个大字，并命速传董仲舒进宫当面策问，即天子面试。 　　策问的当天，汉武帝就天道、人世、治乱等3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3次策问，董仲舒一一从容作答，史称“天人三策”。“天人三策”主要是说，君主受命于天，就要奉行天道。天道，就是使国家走向大治的途径。而儒家的仁义礼乐，是推行天道的具体方法。国家的治乱关键在于国君。国君首要的是用人。用人得当，方法正确，国家就会大治。反之，国家就会大乱。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被董仲舒的君权神授、天下一统的宏大理论所振奋，决定要以儒家学说治国，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为汉朝推行新政的指导思想。 　　为了选拔通晓儒经的学士，汉武帝想了很多办法：有察举选拔，天子征召，上书自荐和设立太学等。汉武帝选人用才，不拘门第，不论辈分。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的卫青、霍去病都出身卑微，却被委以重任。卫青是平阳公主家奴卫媪同小吏郑季的私生子。从小为人放牧，过着非人的生活。其妹卫子夫是平阳公主的歌女，为武帝所幸，卫青有机会接触武帝。武帝见卫青朴实、勇武，破格提拔，委以军权。后来，又决然立卫子夫为皇后，这都是前无先例之举。霍去病也是奴婢的私生子，武帝命他随卫青出击匈奴，首战有功，18岁即被封为冠军侯。 　　东方朔是一个诙谐、不拘小节的人。武帝即位之初，他上书自荐，说自己13岁学书，15岁学剑，16岁学《诗》、《书》，读了22万字。19岁学孙吴兵法和战阵的摆布，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钲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22万字，总共44万字。 　　还说自己现年22岁，身长九尺七寸，目如明珠，齿如编贝，有古将孟贲和庆忌那样的勇敢和敏捷，有鲍叔牙和尾生那样的谦直和守信，因此，完全有资格充当皇帝的大臣。 　　在一般人看来，东方朔狂妄、荒唐、不近情理，但汉武帝竟然召见他，任其为常侍郎和太中大夫之职。东方朔果然不是庸才，他能寓深刻道理于幽默诙谐之中谕讽武帝，甚至尖锐批评皇帝的过失。 　　他曾经在《答客难》的文章中，述说一个文士不受重用、没有建功立业的种种理由，从而揭露君主不尊重人才的错误和叹惋有志之士的怀才不遇。这对于比较注重人才甚至对东方朔本人也予以任用的武帝是一个尖锐的刺激，但武帝“亦不罪之”，认为东方朔的述说“常有补益”。 　　对俘虏委以重任，是武帝在用人问题上与众不同的地方。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杀死了不愿投降汉朝的休屠王，率部投降汉朝。汉武帝起初让休屠王的太子日磾在御马厩养马，身份是俘虏加奴隶。后来，武帝见日磾容貌端庄，养的马肥壮，同他谈话，深深喜爱这个被俘的匈奴太子，当日提拔为马监；不久又提升为侍中和光禄大夫，并赐给金钱、车马，出入都让其陪同；后又赐其姓金。 　　汉武帝病重临终之前，找霍光、上官桀和金日磾托付后事，让他们辅佐年幼的太子刘弗陵，金日磾以自己是外族俘虏而推辞，武帝坚持，不许推让。武帝死后，金日磾协同霍光，为维护国家安定作出巨大的贡献。 　　人是国家强大的根本。汉武帝确实是不拘一格，广选人才，这就使许多有才之士，得到了重用。这对大汉空前的强盛起到了关键作用。 　　商汤拜奴隶为相 　　历史上还有个商汤不计身份拜奴隶为相的著名故事。 　　夏朝的最后一任国王桀荒淫残暴，民怨沸腾。商部落的首领成汤决心推翻夏桀统治。他精心治理商国，任用能人，求贤若渴。 　　左相仲虺对成汤说：“夏桀无道，天下诸侯都寄希望于您。大王要成就大业，一定要任用一个人，但他出身微贱，不知道我该不该举荐他？” 　　成汤回答说应该。于是仲虺举荐了伊尹。 　　伊尹本身出生于伊水河畔一个养桑人家，自幼被卖到有莘国当奴隶，为国君做厨师。他立志摆脱奴隶境遇，建功立业，因此在接待宾客时博闻强记，钻研治国施政之道。一次仲虺到有莘国，在与伊尹闲聊中，发现他通晓天下大事，是难得的治世之才，想把他买回国去委以重任，由于有莘国国君不同意，仲虺便赠给伊尹一些财物让他赎身为民，购置田产，暂且安身。 　　但仲虺向成汤举存伊尹后，莘国君胸无大志，虽然不敢重用伊尹，可他又怕伊尹为他国所用于己不利，便将伊尹再次贬为奴隶。 　　成汤依仲虺的建议，派使者带厚礼到有莘国向国君的女儿求婚，提出以伊尹为陪嫁。有莘国君心中疑虑顿失，便顺水推舟答应了成汤的要求。 　　伊尹到了商国以后，成汤以贵宾之礼待他，伊尹同他畅谈天下大事、治国之道，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分析得透彻又精辟，商国大臣们无不佩服。成汤更是欣喜万分，相见恨晚，立即任命为右相。 　　伊尹拜相后，商国势力渐强，引起了夏桀的注意。一次他把应召入朝的成汤困禁在夏台。伊尹为营救成汤，派人给夏桀献上厚礼，同时私下重贿他的宠臣赵梁。夏桀看到商国进奉的珍宝、美女，喜不自胜，加之赵梁在一边美言，夏桀就把成汤给放回去了。 　　此后成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内政上，宽以待民，轻刑薄赋，发展农耕，笼络人心，积聚财力；外交上，同邻国修好，对夏桀的暴行进行揭露，展开政治围攻，一方面对于夏朝加送贡赋，伪装恭顺，麻痹夏王；一方面多次派伊尹到夏朝了解情况，掌握了“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社会状况，同时在军事上相继对夏的属国进行征讨兼并，完成对夏的孤立和包围。由于成汤屡扬王威，夏民如同“大旱之望云霓”一样企望成汤的到来。 　　公元前1600年左右，成汤看时机成熟了，便联合各诸侯兴师伐夏，终于推翻了夏桀的统治使400多年的夏朝毁于一旦。各诸侯推举成汤为天子，建立了商朝。史称商汤。 　　在成汤死后，伊尹先后辅佐了其3个子孙——外丙、中壬和太甲天子，其中在太甲继位3年后，由于他不接受商汤立下的法令，伊尹便把他流放到桐邑，自己摄政。太甲在桐宫反省悔过3年后，决心弃恶从善，伊尹便派人迎回太甲，将政权交还给他。太甲从此勤政修德，天下大治。 　　为相20余年，伊尹为商朝600余年的统治打下稳固的基础，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贤相。 　　伊尹的故事告诉我们，企业的领导者们用人不可仅仅论资排辈。 　　唐太宗以人才为镜 　　唐太宗李世民时代人才济济，这绝非偶然。他善于用人和纳谏，是他在政治上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在中国帝王中是很突出的，并且具有很多特点。 　　一、广泛吸收人才，包括敌对集团的人才。 　　在李世民征战时，吸收了原李密、王世允、窦建德集团的人才，吸收了瓦岗军的徐茂公、秦叔宝、程咬金等；在攻破刘武周时吸收了尉迟敬德；在攻破窦建德集团时，吸收了张玄素等；在消灭李建成集团时，吸收了魏征等。 　　二、吸收了隋朝旧臣和李渊集团的人才。 　　从隋朝灭亡到唐朝建立，从李渊到李世民登基，这中间有一个过渡。李世民为了政局的稳定，使用了隋朝的旧臣立纲等人。对李渊集团的人才也做了恰当的安排，李世民公布的一个予以重用的“功臣”名单中，名列榜首的正是李渊的心腹裴寂。 　　三、用人不避亲仇。 第6章 第三计不拘一格(2) 　　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妻舅，在玄武门事变中立下大功，理当封高官，但历来外戚掌权会被众人攻击，因此，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本人为了避嫌，再三请求只当一个空头官儿。但长孙无忌确有宰相之才，李世民用人不避亲，任命他为宰相。魏征是李建成手下有名的谋士，多次建议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可谓李世民的大仇人。但魏征为人耿直，有才干，是个忠臣，李世民不记前仇，任用他为谏议大夫。魏征不断向李世民提出好的建议，使李世民对他十分佩服，经常将魏征请入居室，询问得失，魏征愈来愈被重用，先后被李世民提升为秘书监、侍中、宰相，并封他为魏国公。 　　李世民曾说：“我好比山中的一块矿石，矿石在深山是一块废物，但经过匠人的锻炼，就成了宝贝。魏征就是我的匠人！”魏征去世后，李世民悲伤地说：“用铜制成的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端正；用古史做镜子，可以参照政治的兴衰；用人做镜子则可以知道自己的成绩与过错。我经常保持着这三面镜子，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少了一面镜子。” 　　四、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李世民用人，不计较出身和经历，他选用了隋朝显贵旧臣，也提拔了张玄素、孙伏加等小县吏为朝中大臣。 　　公元631年（贞观五年），李世民令文武百官上书发表自己的见解。中郎常何上书，写了20多条，条条有理有据，很有水平。李世民知道常何是个武夫，素无学问，便好奇地询问常何。常何老实地供出不是自己写的，是他的一个客人——穷困潦倒的书生马周写的。李世民立即召见马周，对马周的学问十分赏识，将他一步步地提升到中书令（宰相之一）。 　　明智的帝王深知，有许多人才出自于普通百姓家里，出自于社会最底层。因此，他们积极到民间寻找人才，打破门第观念选用人才。如：五帝时期的帝舜是一个瞎子的儿子；成吉思汗手下有许多大将都是奴隶出身，北魏孝文帝的大将赵黑也是奴隶出身；郑国的军尉弦高是个牛贩子，汉武帝的御史卜式是个羊倌；鲁国的曹刿、楚庄王的令尹孙叔敖、齐景公的司马穰苴是种地的出身；赵国的蔺相如、秦国的公孙鞅、平原君的毛遂、唐朝的马周是打杂的门客出身。这些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才都为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胥臣荐才 　　公元前600年的一天，在晋国宫殿上，大夫胥臣正在为推荐郤缺向晋襄公苦谏。 　　“这万万不可！”廷尉出班反驳道，“郤缺是罪臣郤芮的儿子，怎么可以录用呢？” 　　胥臣见殿上殿下一片摇头唏嘘，就正色说：“父亲有罪，儿子就不能起用么？大禹的父亲鲧有罪，舜帝惩罚了他，但是舜帝还是起用了他的儿子，治水不是获得了成功吗？岂能因为父亲获罪的缘故而埋没了人才，贻误了国家大业呢？” 　　晋襄公说：“郤芮有罪，国家惩治了他。他的儿子一定耿耿于怀，怎么能赤胆忠心为晋国效力呢？” 　　胥臣说：“士为知己者死。郤芮有罪伏法，是郤芮罪有应得。君王你现在重用郤缺，正表明君王选贤授能，不拘一格。连罪臣的儿子都能重用，天下贤士怎能不策马扬鞭，踊跃前来投奔您呢！再说君王认为郤缺会因家仇废公，这也没有根据。管仲曾经用箭射击齐桓公，按理说齐桓公抓住了他，应将他碎尸万段，然而，齐桓公却不记前嫌，重用他做相国，终于使齐国称霸诸侯。”晋襄公说：“管仲是天下奇才，郤缺能够和管仲相提并论吗？”胥臣说：“一斑可窥全豹，一叶可知秋至，察其貌而观其行，即可知其为人。今天我从鲁国归来，见一对夫妇在田里锄草，那女子将饭罐高高举过头顶，十分恭敬地请丈夫进餐。而那丈夫也以同样的礼节回敬妻子。我后来得知此人便是郤缺。夫妻相敬如宾，显示了郤缺的德行。以模范的德行治理百姓，百姓就会讲仁义、尊君王、听命令，一呼而百喏，令必行，行必果，国家何愁不强大呢？”胥臣的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动了心。晋襄公羞赧地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险些因为世俗的偏见损失了贤才。”于是召见了郤缺，任命他为下军大夫。郤缺果然很有才能，为晋国的强盛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奖励胥臣荐才有功，晋襄公把“先茅”之地赏给了胥臣。 　　用人误区 　　一些企业的领导者们在选拔人才时，多多少少有些误区，常见的有下面几种： 　　1.以龄取人 　　宋朝何朝宗18岁中了进士，可是当时的皇帝赵匡胤却嫌他嘴上没长髭须，硬是不许他做官。其实年龄不应成为取人的主要标准。“自古英雄出少年”概括了青年成才的规律，甘罗12岁拜相，刘晏10岁任秘书省正字、贾谊18岁做汉武帝顾问都是证明。但也有老有所为的，如姜尚80岁始拜相，元人罗结107岁官升长信卿。 　　2.以情取人 　　以个人好恶亲疏用人，此所谓以情取人。西汉的颜驷，汉文帝时就做了郎（即宫廷卫士），历经文、景、武三朝还是个郎。有一次，武帝见颜驷龙眉皓发，惊奇地问：“老叟何时为郎，怎么这么老啊？”颜驷答：“臣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则臣貌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故三世不遇，老在郎署。”武帝遂委任他为会稽都尉。 　　奸相李林甫与秦桧用人极尽情感反复之能事。李林甫对于政敌诸如宰相张九龄、李适之、裴耀卿等竭尽排挤陷害之能事，但对自己荐用的人如牛仙客、陈希烈之辈尚能共事达六七年之久。秦桧排挤政敌，当然不比李林甫逊色，但在对待自己提拔的同党反复无常这一点上，李林甫就难以望其项背了。秦桧用人，只要见谁可为己用，不出三两年就能把一无名小官提拔为执政大臣，如把宋朴从殿中侍御史连升数级擢升为签书枢密：事。但是，他对被其提拔重用的这些人厌倦了，就能在几个月内将其降职直至罢免，其随心所欲、了无章法是古今少见的。 　　3.以势取人 　　按家族地位和势力用人。自曹丕用“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起，直到南北朝末年的300余年中，高级官吏的人选全部被大官僚所垄断。他们按家谱选官，世代相传，中、小地主阶级和下层人民失去了参与政治的渠道，政治黑暗至极。南朝梁武帝时，交趾（今越南） 　　人并韶富有文才，到吏部参加选举，时任吏部尚书的蔡撙以“并姓无前贤”为由，只给并韶广阳门郎（负责城市管理）的官职。并韶感到奇耻大辱，遂回故乡谋反。 　　4.以资取人 　　把资历作为晋升的主要依据，这是历代用人的通病。 　　北魏吏部尚书崔亮首创“停年格”来解决官多位少的矛盾，官吏晋升不问政绩，专以资格为标准，造成“贤愚同贯，泾渭无别”。唐开元年间吏部尚书裴光庭又创“循资法”，官吏“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是铨授（晋升）”，结果是“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朝又实行“磨勘法”，“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不限内外，不问劳逸”，年限一到，照例升官。明、清两朝是换汤不换药，基本沿用宋制。 　　用人不问他的才、德、行，而先问他的出身高低；不问他的才能是否称职，而问他做官时间长短和官阶经历；明知他有才能足以任职，但因其资历浅而不安排合适的职务；明知他无才无德，却不敢因他不能胜任而辞退他，这种不敢大胆提拔有用之才和不敢辞退无能之辈的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弊端丛生，遗患无穷。 　　龚自珍中进士后，曾在清朝政府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宗人府主事等闲职达10多年，受尽权贵的倾轧，一生在官场不得志，深感并痛恶封建官场的腐败与暴虐。 　　他指出：一旦事定，或者杀头，或者兴文字狱，或赐“名教罪人”匾额以丑之。在这种环境中，封建官僚精通了投机钻营的把戏，说话投人所好，善于察言观色，其他什么本领也没有。皇帝给个好脸色，赏点不值钱的玩意，那些大官就洋洋自得，向自己的门生和妻子炫耀。皇帝把脸一沉，那些大官就磕响头，另寻得宠的办法。官员狡诈成性，变得油头滑脑，而且官当得愈久，愈不知耻，地位愈高，愈接近皇帝，愈会奉迎讨好。龚自珍愤怒地谴责道：“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称这种卑鄙的钻营是“辱国”“辱社稷”。 　　对于用人制度中论资为官的弊端，龚自珍也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指出为官者一般平均30岁才开始进入官场，等到60岁后列为一品大臣时，牙也掉了，头发也白了，精力也不足了，虽然他们德高望重，应该给新的官员做出榜样，然而往往因为阅历深了而顾虑重重、畏葸不前，甚至玩物丧志、不干实事。又因为考虑子孙的问题而不愿辞去官职，即使有人因故去职，年轻有为的人常常限于资历也不能被起用、提拔。他慨叹：以资历长短作为考察、选拔、提升官职的标准，如何能惩戒那些意志衰退的人，而使勇智才能之士得到鼓励，去为国家作出重大的贡献呢？龚自珍还指出皇帝唯恐大权旁落，对大臣严加防范。地方官员受到清规戒律的束缚，无所适从，“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大臣们的一点棱角也渐渐地被磨平，只做些“无大损大益”的事情，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弄得“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封建官员只是一群群行尸走肉，治理国家毫无办法。鸦片战争时期，琦善、伊里布等人丑态百出，屈膝于外国侵略者的脚下就是例证。 　　正是基于对封建吏治的深恶痛绝，龚自珍大声呼吁“更法”。发出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通过气势磅礴的诗句，呼唤社会大变动的风雷，期望立志改革的人才出现，以打破令人窒息的局面。 第7章 第四计礼贤下士(1) 　　元朝的廉希宪，礼贤下士，常常想到自己的不足。元世祖至元年间，他任荆南平章行省，刚上任时，江南有个高官刘整，前来拜谒，廉公毫不客气，连坐都不给他让。刘整走后，南宋的一些士子衣衫不整，袖中揣着自己写的诗词，请求接见，廉公马上请他们进来入座，高兴地与他们交谈，谈经论史，询问饮食劳苦，如同会见平生好友一般。 　　这些士子离开后，廉公的弟弟廉希贡问他：“刘整是个贵官，哥哥您却对他傲慢无礼；诸生都是些贫寒士子，而哥哥却对他们优礼有加，这该作何解释呢？”廉公说：“这就不是你所能知道的了。大臣的言语举止，亲疏贵贱，都关系着天下大事，刘整的地位虽然尊贵，但他是背叛了国家和君主而归顺过来的人；宋朝这些士子有什么罪，要将他们拘捕囚禁呢？现在我们的国家刚刚从北方的荒漠中崛起，我如果对读书人不加优待，那么，儒家学说就会从此衰微下去。” 　　礼贤下士是对待贤才的基本态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人人都渴望被别人理解、尊重，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才，在这方面要求就更为强烈。礼贤下士尊重人才，可以给人才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激发其事业心和责任感，人才也会对领导产生向心力，甘为所用。 　　尊重人才，用真诚凝聚人才之心，才能吸引到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 　　刘备三顾茅庐 　　三国时期著名的官渡大战以后，刘备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拨给他一些人马，让他驻在河南新野。刘备在荆州住了几年，刘表一直把他待为上宾。但是刘备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因为自己的抱负没有实现，心里总是闷闷不乐。 　　有一次，刘备心发感触流下了眼泪。刘表发现了，就问他遇到什么不快活的事。刘备说：“没什么！以前我经常打仗，每天不离开马鞍，大腿上的肉很结实。现在在这儿过着清闲生活，大腿的肉又长肥了。看看日子像流水般地过去，人都快老了，还干不了什么大事业，想起来就感到难过。” 　　刘表安慰了他一阵。但是刘备心里总在考虑着长远的打算。为了这个，他想寻找人才。他打听到襄阳地方有个名士叫司马徽，就特地去拜访。司马徽很客气地接待他，问他的来意。 　　刘备说：“不瞒先生说，我是专程来向您请教天下大势的。”司马徽听了，呵呵大笑起来，说：“像我这样平凡的人，懂得什么天下大势。要谈天下大势，得靠有才能的俊杰。”刘备央求他指点说：“往哪里去找这样的俊杰呢？”司马徽说：“这一带有卧龙，还有凤雏，您能请到其中一位，就可以平定天下了。” 　　刘备急着问卧龙、凤雏是谁，司马徽告诉他：卧龙名叫诸葛亮，字孔明；凤雏名叫庞统，字士元。 　　刘备向司马徽道了谢，回到新野。正好有一个读书人来见他。 　　刘备一看他举止大方，以为他不是卧龙，就是凤雏，热情地接待了他。经过一番谈话，才知道这个人名叫徐庶，也是当地一位名士，因为听到刘备正在招募人才，特地来投奔他。刘备很高兴，就把徐庶留在部下当谋士。 　　徐庶说：“我有个老朋友诸葛亮，人们称他卧龙，将军是不是愿意见见他呢？” 　　刘备从徐庶那里知道了诸葛亮的情况。原来诸葛亮不是本地人，他的老家在琅琊郡阳都县。他少年的时候，父亲死了。他叔父诸葛玄跟刘表是朋友，就带着他到荆州来。不久，他叔父也死了，他就在隆中定居下来，搭个茅屋，一面耕地种庄稼，一面读书。那时，他年纪只有27岁，但是学问渊博，见识丰富，朋友们都很钦佩他，他也常常把自己比做古时候的管仲、乐毅。但是他看到天下乱纷纷，当地的刘表也不是能用人才的人，所以他宁愿隐居在隆中，过着他恬淡的生活。 　　刘备听了徐庶的介绍，说：“既然您跟他这样熟悉，就请您辛苦一趟，把他请来吧！” 　　徐庶摇摇头说：“这可不行，像这样的人，一定得将军亲自去请他，才能表示您的诚意。” 　　刘备先后听到司马徽、徐庶这样推重诸葛亮，知道诸葛亮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带着关羽、张飞，一起到隆中去找诸葛亮。 　　第一次到了隆中诸葛亮的住处，只见到守门童子，而诸葛亮却杳无踪迹。问及童子，童子却说，诸葛亮先生清早便已外出，踪迹不定，不知去往何处，也不知何时归来。刘备兄弟三人只好高兴而去扫兴而归。 　　第二次前往拜访，为避免扑空，刘备特使人前去探察，回报说诸葛亮先生确已回家。当时正值隆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他们顶风冒雪来到隆中卧龙岗。哪知在家的却是诸葛亮之弟诸葛均，又未得见。无奈，刘备便当场要来纸笔，亲手写下一信，说：“刘备久慕先生高名，两次前来拜见，都未遇而空回，无限惆怅失望。”还恳切陈述了自己忧国忧民之心，仰望先生大才，表述了再来求见的愿望。 　　第三次拜访是次年春季。行前，刘备择吉期、更新衣，斋戒二日。当时，关羽认为刘备的身份，两次前往拜谒，其礼已过，并猜想诸葛亮是徒有虚名而无真才实学，故意避而不见。张飞更不耐烦，直说不用刘备去，他自己去用一条麻绳捆来便是。而刘备则用古代齐桓公及周文王敬贤士之事开导两位义兄弟，再次前往。这次诸葛亮虽在，但守门童子却说先生在草堂上昼寝未醒。刘备不忍打扰，不让通报，竟拱立阶下一个时辰，这位卧龙先生才终于起身下堂，接待了刘备。 　　于是，二人畅说天下大势，详细分析各方势力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并为刘备谋划了南取荆州、西据巴蜀、联吴抗曹、三分天下、进而一统天下的决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刘备闻言，顿首拜谢不已，并诚心恳请诸葛亮出山相助，以致“泪沾袍衲，衣襟尽湿”。诸葛亮感其至诚，当即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尔后，二人同归新野，刘备待诸葛亮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朝夕请教，并委以重任，拜为军师。 　　关羽和张飞看在眼里，对此十分不满，背后直嘀咕。他们认为诸葛亮年纪轻轻，未必有多大能耐，怪刘备把他看得太高了。 　　刘备向他们解释说：“我有了孔明先生，就像鱼得到水一样。以后可不许你们乱发议论。”关羽、张飞听了刘备的话，才没有话说。 　　诸葛亮也未负刘备三顾茅庐礼待之恩，终于辅佐刘备，先取荆州，后夺西蜀，建成王业。 　　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中也说：先帝刘备不以我贫寒微贱，屈驾三顾我的草庐。后来，用三顾茅庐比喻真诚地邀请和拜访。 　　萧何月下追韩信 　　秦朝末年，项羽进咸阳后，自称为西楚霸王，并分封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汉王刘邦对他的封地很不满意，但是他自己的兵力弱小，没法跟项羽计较，只好带着人马到封国的都城南郑（今陕西汉中东）去。 　　刘邦到了南郑后，拜萧何为丞相，曹参、樊哙、周勃等为将军，养精蓄锐，准备再和项羽争夺天下。但是他手下的兵士们却都想回老家，几乎每天有人开小差逃走，急得刘邦连饭也吃不下。 　　有一天，忽然有人来报告：“丞相逃走了。”刘邦急坏了，真像突然被人斩掉了左右手一样难过。 　　到了第三天早晨，萧何才回来。刘邦见了他，又气又高兴，责问萧何说：“你怎么也逃走？”萧何说：“我怎么会逃走呢？我是去追逃走的人呀。”刘邦又问他：“你追谁呢？”萧何说：“韩信。”萧何所说的韩信，本是淮阴人。项梁起兵路过淮阴时，韩信见项梁实力雄厚，便去投奔他们，期望能有所作为。然而，项梁却只让韩信在楚营里当个小兵。项梁死了以后，韩信又跟着项羽。项羽见韩信比一般兵士强，就让他做个小军官。韩信好几回向项羽献计策，项羽都没有采用。韩信感到十分失望，所以当刘邦到南郑的时候，韩信就投奔了刘邦。 　　可是韩信到了南郑后，刘邦也只给他当个小官。有一次，韩信还因为犯法被抓了起来，要被押到辕门外砍头。刚好刘邦手下的将军夏侯婴经过，韩信忙高声呼喊，向夏侯婴求救，说：“汉王难道不想得到天下了吗，为什么要斩杀壮士？” 　　夏侯婴看韩信相貌威武，谈吐不凡，便下令把他放了，并将韩信推荐给刘邦。刘邦召来韩信一看，也没有发现有什么过人之处，看在夏侯婴推荐的分上，勉强派韩信做了个管粮食的官。 　　后来，韩信多次与丞相萧何交谈，被萧何赏识，得到器重。萧何还几次三番劝刘邦重用他，但刘邦始终不大瞧得起韩信，所以一直没有听进去。 　　韩信见刘邦不肯重用他，趁着将士纷纷开小差的时候，也找个机会走了。萧何得到韩信逃走的消息，急得跺脚，立即骑上快马亲自去追，追了两天，才追上了韩信。韩信开始表示不愿回来。萧何说：“如果这次汉王再不重用你，我宁愿同你一起逃走。”于是韩信才答应同萧何回见刘邦。 　　刘邦听说萧何追的是韩信，生气地骂萧何说：“逃走的将军有十来个，没听说你追过谁，单单去追韩信，是什么道理？”萧何说：“一般的将军有的是，像韩信那样的人才，简直是举世无双。大王要是准备在汉中呆一辈子，那就用不到韩信；要是准备打天下，就非用他不可。大王到底准备怎么样？”刘邦说：“我当然要回东边去。哪能老呆在这儿呢？”萧何说：“大王一定要争天下，就赶快重用韩信；不重用他，韩信早晚还是要走的。” 　　刘邦说：“好吧，我就依着你的意思，让他做个将军。”萧何说：“叫他做将军，还是留不住他。” 　　刘邦说：“那就拜他为大将吧！” 　　萧何很高兴地说：“这是大王的英明。” 　　刘邦叫萧何把韩信找来，想马上拜他为大将。萧何直爽地说：“大王平日不大注意礼貌。拜大将可是件大事，不能像跟小孩闹着玩似的叫他来就来。大王决心拜他为大将，要择个好日子，还得隆重地举行拜将的仪式才好。” 　　刘邦无可奈何地说：“好，我都依你。” 　　汉营里传出消息，刘邦要择日子拜大将啦。几个跟随汉王多年的将军个个兴奋得睡不着觉，认为这次自己一定能当上大将。 第8章 第四计礼贤下士(2) 　　到了拜大将的日子，大家才知道拜的大将竟是平日被他们瞧不起的韩信，一下子都愣了。刘邦举行拜将仪式以后，再接见韩信，说：“丞相多次推荐将军，将军一定有好计策，请将军指教。”韩信谢过刘邦，向刘邦详详细细分析了楚汉双方的条件，认为刘邦发兵东征，一定能战胜项羽。刘邦越听越高兴，直后悔没早点发现这个人才。此后，韩信指挥将士，操练兵马，东征项羽的条件渐渐成熟了。 　　倘若不是萧何慧眼发现了韩信的才干，月下千里追回了韩信，倘若不是后来刘邦举办盛大的仪式拜韩信为将，恐怕后来的历史就要改写了。这就是善于发现人才、礼贤下士的重要性。 　　商山四皓 　　刘邦晚年宠爱戚夫人。戚夫人的儿子如意，言谈举止都有刘邦的风范，刘邦对他十分钟爱。如意10岁时，刘邦封他为赵王。 　　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天性仁厚，和刘邦的性格相去太远，刘邦一直不怎么喜欢他，认为他懦弱无能，不能成就大事。加上戚夫人的枕边进言，刘邦大有废掉刘盈的太子头衔，另立如意来继承衣钵的意向。 　　这件事的态势在不断发展，吕后整天胆战心惊，眼看戚姬先是夺走丈夫的爱，如今又要攫取太子的位置，一个是情仇，一个是政敌，她必须反击，但也必须小心翼翼。戚夫人有媚术，而吕后有权术。 　　刘邦将改立太子的意图告知大臣，希望能得到大臣的赞同，起码不反对就行，因为太子的废立已不仅仅是皇家自己的事，而是国家的储君，储君决定着国家未来的命运，大臣们不能不参与决策，更不会坐视不管。 　　意外的是，朝臣们一致反对，认为刘盈被立为太子已经8年，名位早就确定，而且为人仁厚，宽怀待人，如果无罪坐废，而以个人的私宠另立如意，则必将大失人心，动摇根本。大臣反对的奏章纷呈沓来。刘邦宠爱戚夫人，无意改变废立的决心。太子的废立便在刘邦、戚夫人、如意和吕后、刘盈、朝臣之间相持，呈对峙状态。 　　危急时刻，御史周昌挺身而出，力争保留刘盈太子的地位。刘邦怒气冲冲，当庭质问他：“为什么不能改立太子？”周昌口吃结巴，但还是完整表达出了他坚决反对改立太子。周昌的结巴显得十分滑稽，一番严肃的争辩被这可笑的气氛冲淡，怒气冲冲的刘邦不禁笑了起来。这场争论不欢而散。偷听的吕后捏了一把汗，事后召来周昌，拜谢说：“如果不是你的力争，太子几乎被废去了，感谢先生的直言！” 　　刘邦改立太子的决心很坚定，加上宠妃戚夫人的眼泪，刘邦的这个决心似乎不可动摇。仅靠大臣能力挽狂澜吗？吕后不敢相信，惶惶终日。为了巩固儿子的太子地位，吕后求计于张良。经过张良的穿针引线，刘邦都没有请动的“商山四皓”被太子刘盈和吕后的诚心感动，答应出山，作太子的宾客。 　　所谓“商山四皓”就是商山之中的四位隐士，名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用里。这4位饱学之士先后为避秦乱而结茅山林。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林壑幽美，云蒸霞蔚，地势险峻，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 　　汉代定鼎以来，千方百计想要罗致德高望重的“商山四皓”，来为治理国家出谋划策，但“商山四皓”听说刘邦不太重视儒生，言语之间又喜欢不干不净地骂人，所以始终不肯应合。 　　请来了“商山四皓”，吕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一天，宫中大摆筵席，4位须发皆白的长者，肃立在太子刘盈身后，等到刘邦得知他们就是“商山四皓”时，大吃了一惊，问道：“我以前请你们，你们躲避我，如今怎么却追随我的儿子？”四皓恭敬地回答说：“皇上征伐四海，令天下臣服，英豪归心。 　　但是，皇上一直轻视儒生，动不动就骂人；我等义不受辱，当然只能逃避皇上；太子恭敬仁孝，宽以待人，礼贤儒生，遐迩闻名，天下豪杰之上都愿意为太子所用，所以，我等自愿追随太子。”大宴结束以后，四皓簇拥着太子从容不迫地离去。刘邦目送太子一行远去，对侍从在侧的戚夫人说：“我一直想废了太子，但是，如今太子有这4个高士辅佐，名望日隆，羽翼已成，恐怕更难动摇了！” 　　自这次宴会后，刘邦就再也不提另立太子的事了。太子刘盈就这样靠礼贤下士保住了太子的地位，从而决定了日后的结局。刘邦于公元前195年死于长乐宫，不久，太子刘盈即位称帝，称汉孝惠帝，尊吕后为皇太后。 　　王莽兴学招贤 　　汉平帝时，王莽做了国丈。为了搜罗人才，培养儒生，宣传儒学，王莽在京师里设立了最高级学校，对那些老师和弟子们也给予优厚的待遇，给他们盖了10000多间房子。凡是有一技之长或有一种专门学问的人都可以得到录用。 　　前前后后各地有1000多人来投奔王莽，这些学者在王莽手下集中精力研究经学、礼学、音乐、天文、兵法、历史、古书、文字等各门学问。当时正赶上黄河发大水，王莽先在这些学者中征求会治水的人，问他们有没有办法不让黄河泛滥，这些文人学者没办法。王莽又从全国各地征求会治水的人才，应征的人有100多位，黄河的大水很快止住了。这样，王莽把全国各地有知识、有技术、有才能的人提拔了一大批，使他们各尽其才。 　　此举既为国家搜罗了人才，又使有才之士得到了提拔，有了地位以发挥其才干。 　　王莽做了新朝的皇帝后，又想方设法招收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想利用他们的名望抬高自己，安定人心。听说儒生袭胜十分有名，人们也很崇敬他，王莽就派使者带着厚礼去聘请他。听说薛方是个有名之士。他也派人用最讲究的车马去迎接。虽然这两个人最终都没来，但王莽礼贤下士、谦虚待人的名声广泛传开了。 　　急贤待士 　　公元210年，袁绍七十万大军与曹操七万人马对峙官渡，两个月后，曹操军力渐乏，粮食不足，陷入进退不能的困境。正在忧愁不已时，袁绍手下的谋士许攸深夜来访，曹操喜出望外，来不及穿好衣服、鞋子，就连忙出迎，远远望见许攸，就抚掌大笑，然后携手共入，并先拜于地。 　　许攸本来是在袁绍处受了委屈才连夜投奔曹操的，心中还考虑曹操是否能“收录”自己，今见曹操以大礼相待，深受感动，遂向曹操献上火烧，军粮食的计策。曹操依计而行，果然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唐朝开元某年7月15日，大雨不停，道路泥泞。唐玄宗在便殿休息，想与姚崇讨论政务。当时的姚崇还没有出任宰相，只是一个翰林学士，但才华出众，博闻多识，极得玄宗的喜爱。恰巧这一天，凉风吹拂，大雨倾盆，道路一片泥泞。玄宗就命侍从抬着步辇召学士姚崇。玄宗用皇帝坐的步辇急召姚崇，这种急贤待士的行为一时传为美谈。后来，用步辇召学士比喻急贤待士。自古以来，像玄宗这样礼贤下士的帝王是少有的。 　　宋璟任宰相时，朝“上下都赞扬他。有一年，宫廷设御宴，招待文武百官，玄宗以所用的金筷子叫内侍臣赐给宋璟。宋璟虽然接受了赏赐，但不知什么原因，不敢致谢。 　　玄宗说，“所赐的物品，不是赐给你金子而是筷子，是表彰你正直无私呀！”于是宋璟下殿拜谢。 　　唐玄宗在勤政楼。以七柱装饰成一座宝座、有七尺高，规定在召集学士们讲解儒家经典或议论政务，获得的人可座上它。只有张九龄议论风生，登过此座，其他的人都未登过。当时的人都赞美此事。 　　姜抚是宋州人，自诩通晓仙人不死之术，隐居不出。开元末年，大常卿韦祭名山时，因访隐民，找到了他，回来说姜抚已数百岁了。 　　于是把他召到洛阳，让他住在集贤：，姜抚说：“服用常春藤，可使白发变黑，长生下老。此藤长生在太湖一带的最好，终南山也有，但不易得到。” 　　于是唐玄宗派人支太湖采集大量的常春藤，用以赏赐朝中老臣。 　　这几则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尊重人才，才能获得成功。 　　齐桓公五顾 　　齐桓公拜访一位叫小臣稷的隐士，一日前往三次都不得见。他的随从说：“拥有万乘车辆大国的国君，拜访布衣之士，一日前往三次都不得见就算了。” 　　桓公说：“这样说不对，蔑视爵禄的士人，瞧不起国君；无志于霸王功业的国君，也瞧不起士人。即使这位先生蔑视爵禄，我哪敢放弃霸王的功业呢？”桓公五次前往，终于得见。 　　桓公五顾小臣稷的消息传开，各国诸侯都说：“桓公对布衣之士还如此尊重，何况国君呢？”于是各国诸侯都相继来朝。桓公之所以能称霸于天下，是因他如此尊敬和重视贤士。 　　刘备三顾始得见诸葛亮，而桓公五顾始得见小臣稷。桓公访贤次数多两次，且此事比刘备“三顾草庐”早八百多年。桓公这次拜访小臣稷得到什么教益，记载此事的刘向《新序.杂事》没有谈及，但这“五顾”已树立了桓公礼贤下士的高大形象。桓公“三顾”不得见，明知是这位蔑视爵禄的隐士小臣稷瞧不起他，但有志于霸王功业的他，不能因此而作罢，还是继续往访，终于五顾而得见。桓公如此尊敬和重视贤士，故有多贤辅助，且影响到各诸侯都愿听从其指挥。 　　桓公确是个能尊贤又善于用贤的明君，管仲曾跟他谈及及对待贤人的五种有害于霸业的做法。管仲说：“不知贤，有害于霸业；知贤而不用，有害于霸业；用贤而不给权，有害于霸业；给权而不信任，有害于霸业；信任而使小人参与，有害于霸业。”宁戚也对桓公谈得贤之法，他说：“大开进贤之路，察访贤者用之，尊其位，重其禄，显其名，那么天下贤士会争先恐后前来了。”桓公对管仲、宁戚所说的都深为赞赏，且付以实践，身体力行。 　　如他忘却一箭之仇，听鲍叔牙的推荐，而用管仲为相；他出外听宁戚悲歌，知其非一般人而载之归，听其称霸天下之论大喜，便任为卿大夫。桓公知二人之贤而重用之，不仅给其权且充分信任，使二人能发挥才智。桓公能称霸天下，实有赖于重用管仲、宁戚。 　　桓公能尊贤，正如他“三顾”不见而其随从要他“算了”时所说的，蔑视爵禄的士人可以瞧不起国君，但他不能像那些无志于霸王功业的国君那样。 　　于任何大事业，必须得贤才为之助方有所成。而要得贤才，必须尊贤，不尊贤则难于发现人才和信任贤才，贤才不愿和不可能为之助，即使想助之也不行，如此而想事业有所成就是很难的。 第9章 第五计用人适己(1) 　　从各地人才市场传来的信息表明，用人单位招聘人才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有的单位招聘人才提出：博士生多多益善，硕士生来而不拒，本科生考虑考虑，专科、中专生一个不要。 　　用人单位对人才使用的高消费，直接增大了毕业生就业的压力，造成人才的积压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并使盲目追求高学历的风气愈演愈烈。近年来，全国的考研人数逐年激增，从1999年的30万人增加到2003年创纪录的接近80万人，预计今后几年考研的人数将持续增加。 　　许多大学毕业生反映，如今就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不少不需要较高专业水平的岗位，也对学历提出很高的要求，让人无法理解。 　　有的招聘幼儿园园长、博物馆解说员也要博士生，甚至有的单位招聘门卫工、擦鞋工、清洁工也非要大学毕业的不可。 　　其实，选用人才要适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古代在“用人适己”方面的例子就非常多。 　　不搞一刀切 　　古代选拔官吏，年龄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其中的一条重要标准。古代有作为的帝王在选官的年龄上把握的不是过死，而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周文王在渭水河边请来80岁的姜子牙；秦穆公用5张羊皮换来70岁的百里奚；郑文公以重礼请来七十多岁的烛武，这些老人都为帝王和国家建立了大功。对于年龄问题，主要是看怎么用，用的地方合适不合适。周文王请来姜子牙后，有人小声对周文王说：“这个老头都这么大岁数了，胡子眉毛都白了，还请他干啥？”周文王说：“这么大岁数怕什么，又不是请老人家冲锋陷阵，而是请老人家出谋划策，辅佐我治理国家和军队。”作为老人，用他冲锋陷阵肯定是一败涂地，用他出谋划策则是一把好手。因此年龄不是唯一的界限，关键看怎么用人。 　　同时，有作为的帝王更加重视年轻官吏的选拔任用。这样的例子更多。最著名应该算“甘罗十二拜上卿”的故事了。战国秦庄襄王时期，秦燕两国想联合起来对付赵国。燕国派太子到秦国为人质，秦国想派张唐去燕国为国相。张唐因去燕国路过赵国不敢去，国相吕不韦几次上门去请，张唐坚决推辞不去。正在吕不韦毫无办法的时候，年仅12岁的甘罗出面说动了张唐同意去燕国为相。后来，甘罗又说动赵国割5城给了秦国。不久赵国又攻取燕国30城，赵国要19城，又送给秦国11城。就凭一个12岁小孩子的一张嘴，秦国白得16城。这都是秦王没有因为甘罗年纪小就弃之不用，敢于大胆起用年轻人的结果。 　　再一个典型就是元世祖忽必烈重用安童的故事。安童13岁的时候被忽必烈任命为四怯薛长，位在百僚之上。18岁的时候又被忽必烈任命为中书省的右丞相。 　　比较注重选拔年轻人的还有金朝的金世宗。公元1162年，尚书省给金世宗打报告，准备按资历提拔一批官吏。金世宗接到报告一看尽是一些年老的人，生气地批评说：“按资历选拔官吏，只适用于一些平庸的人。对于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应该打破常规，破格提拔，这样才能为国家选拔好人才。你们在选才上总是因循守旧，不肯为国家大胆选拔贤能之才，是不是怕有人顶了你们的位子啊？不然就是你们没有知人之明。”随后，金世宗又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可用之才宜早用，特别要注意选拔年轻人。凡是用人，应该用在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候。如果我们因循守旧，论资排辈，就会使年轻人错过了施展才华的机会。等到按论资排辈的路子把他们选上来后，他们没干几年就力不从心了。这样的教训还少吗？”并举了一个阿鲁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因此，古代明智的帝王并不是在年龄上机械地搞一刀切，而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本人的能力，该用老则用老，该用年轻人则敢于大胆起用年轻人。 　　现代的许多用人单位，在许多职位上对年龄作了限制，这其实是不恰当的，人才本身的才华就不应单纯地用年龄来衡量。 　　释鹿得人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国君孟孙有一次带随从进山打猎，臣子秦西巴跟随左右。打猎途中，孟孙活捉了一只可爱的小鹿，他非常高兴，便下令让秦西巴先把小鹿送回宫中，以供日后玩赏。 　　秦西巴在回宫的路上，突然发现一只大鹿紧跟在后，不停地哀号。那只大鹿一号叫，这里小鹿便应和，那叫声十分凄惨。秦西巴明白了，这是一对母子，他觉得心中实在不忍，于是便把小鹿放在地上。那母鹿不顾秦西巴站在旁边对自己有什么危险，一下冲到小鹿身边，舔了舔小鹿的嘴，两只鹿便撒腿跑进林子里，眨眼就看不见了。 　　孟孙打猎归来，秦西巴对他说放走了小鹿，孟孙一下子火冒三丈，打猎回来的余兴一下子全没有了，他气得将秦西巴赶出宫门。 　　过了一年，孟孙的儿子到了念书的年龄，孟孙要为儿子找一位好老师。许多臣子都来向孟孙推荐老师，孟孙一一接见这些人，但他总觉得不是十分满意。正当孟孙闷闷不乐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一年前被自己赶出宫去的秦西巴，心中豁然开朗，立即命人去寻找秦西巴，并把他请回宫来，拜他为太子老师。 　　左右臣下对孟孙的做法很不理解，他们问道：“秦西巴当年自作主张，放走了大王所钟爱的鹿，他对您是有罪的，您现在反而请他来做太子的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孟孙笑了笑说：“秦西巴不但学问好，更有一颗仁慈的心。他对一只小鹿都生怜悯之心，宁可自己获罪也不愿伤害动物的母子之情，现在请他做太子的老师，我可以放心了。”秦西巴的仁慈之心，终于被国君理解，国君抛弃前嫌而合理启用秦西巴的长处，这一点对我们是大有启发的。用人不能单纯地凭自己的喜好，只要是适合自己的需求的，就该抛弃前嫌，合理用才。 　　毛遂自荐 　　这是发生在公元前258年的故事。赵国国都邯郸被秦国包围，平原君受赵王之命出使楚国，与楚联盟抗秦。平原君准备带领20名精明强干、文武兼备的门客跟随。他精心挑选了一番，只选出了19名，再也选不出中意的人了。 　　这时门客中有个叫毛遂的走上前来，向平原君自我推荐说：“我听说您将要出使楚国，准备带家中的门客，20名现在还缺一人，希望您就把我当成其中的一名吧。” 　　平原君说：“先生到我的门下几年了？”毛遂说：“已经3年了。”平原君说：“有才能的人处在世上，就像是一把锥子放在口袋里一样，那锋利的锥尖很快就会透出来。如今先生在我门下住了3年，可左右的人没有称颂你的，我也没有听说你呀。这似乎说明你没有什么才能，先生还是留在家里吧。” 　　毛遂说：“我只是今天才请求把我放进口袋里去罢了。假如我这只锥子早一点进口袋里，早已脱颖而出了，难道仅仅是露一点锋芒吗？” 　　平原君听了很惊异，于是，同意带毛遂同去楚国。 　　到了楚国，平原君和楚王在朝廷上谈论合纵抗秦大事，毛遂与其他19人在台阶下等候。他们从早晨，一直谈到中午竟毫无结果。 第10章 第五计用人适己(2) 　　其他门客对毛遂说：“先生你上去谈一谈吧。”毛遂提着宝剑，沿石阶而上，来到平原君面前说道：“合纵的利害关系明明白白，两句话就可以说完，可是今天太阳一出来就开始谈，直到中午没有结果，这是为什么呢？”楚王呵斥道：“还不给我退下去，我正在同你的主人说话，你来干什么？” 　　毛遂按剑而上前说：“大王竟敢如此呵斥我毛遂，凭借的是楚国人多吗？眼下，在十步之内，大王无法依仗人多势众，大王的性命就是在我手中，你呵斥我干什么？况且，我听说商汤凭方圆70里的土地就可以在天下争王，周文王凭方圆百里的地盘，使诸侯归附称臣，哪里是仅凭他的兵士多呢？现在楚国有方圆5000里的土地，拿着兵器的将士亦有百万，这是你称霸的好资本，天下谁能抵挡呢？然而事实上楚国却连连受辱。白起，只不过是秦国的末将，仅率几万人马，就起兵与楚作战。第一战就拿下了你的城鄢、郢，第二仗就烧毁了你的夷陵， 第三仗污辱了大王的宗庙，这是世世代代的怨恨，连赵国都为之感到羞愧，但大王却淡忘了这种刻骨仇恨。合纵之事，主要为的是楚国，而不是赵国啊！你还有什么拿不定主意呢？” 　　楚王被说服了，当场表示：“是的，的确像先生说的，为保全我楚国的江山社稷，我们参加抗秦。” 　　毛遂问：“大王决定了吗？”楚王说：“决定了”毛遂对左右的官员说：“请把狗、鸡、马的血拿上来。”然后捧着盛血的铜盒跪着献给楚王，说：“那就请大王和我的主人平原君歃血而盟吧。” 　　就这样，楚赵联合抗秦的盟约确定了。毛遂自荐立奇功的故事传颂至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表面上精明强干、文武兼备的人才在某些场合不一定合用，要懂得在合适的时候选用合适的人才，这才是用人的高明之处。另外，能否发现人才，发现什么层次的人才，与领导自身水平直接相关。有的领导成天喊着“人才好”、“人才少”，却不拿身边的人才当回事，使一些宝贵的人才被埋没，关键是缺少“知人”的本事。 　　只值五张羊皮的人才 　　秦穆公五年（公元前655年），娶晋献公女为夫人。在晋国联嫁的奴仆中，有一个名叫百里奚的人。但是，秦穆公清点奴仆人数时，只见其名不见其人。晋国使臣说：“百里奚是60来岁的老奴，没多大用处，跑了算了。”秦穆公的谋臣公孙支了解百里奚的底细，对穆公说，只是因为虞国国君不听百里奚的劝谏，使得虞国被晋国所灭，百里奚也被俘为奴。他劝秦穆公重用百里奚。秦穆公听了，立即派人四处打听百里奚的下落。原来百里奚已到了楚国，当了放牛的牛倌。 　　秦穆公起初打算用重金向楚国赎回百里奚，但怕由此使楚人了解到百里奚的真正价值。于是派使者带上5张羊皮，以赎逃跑的奴隶的价格把百里奚从楚国带到秦国。 　　秦穆公当即召见，但见眼前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不禁十分惋惜。百里奚看出了秦穆公的心思，微微一笑说：“臣年70，确实老了，冲锋陷阵，同猛兽格斗，当然不行。但出谋划策，运筹帷幄，不是比当年的姜子牙还年轻10岁吗？” 　　秦穆公为百里奚的举止言谈所惊异，立即拜为上大夫，委以重任。接着，百里奚又向穆公推荐了他的儿子孟明视和他的朋友宋国人蹇叔，蹇叔又带来了两个儿子西乞术、白乙丙。这样，五张羊皮不只换得了一个百里奚，而是招致了五位文武人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大夫”。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搞人才高消费，有时候还会适得其反。 　　用人用其一技之长 　　唐德宗时，韩滉曾任三吴节度使。凡是他所接纳的宾客，都根据他们各自的才干器识，恰当地予以使用。有一次，一个老朋友的儿子来投靠他，但却没有什么特殊技能。一天，韩滉让他参加宴会，他居然从始至终端坐在席上，没有和对面的人交谈一句。韩滉注意到这一点，事后就将他安置在军中，让他看守仓库大门。这个人每天一早进入帷帐，一直端坐到太阳落山，官吏和士兵都没有敢随便出入的。 　　如果能像韩滉那样用人，用人一技之长，适合自己，天下就不会有被遗弃的人、被荒废的大事了。 　　重用能人 　　汉武帝时有一个叫江充的大臣，他为人虽然刻毒，但却从不徇私，皇亲国戚他都敢碰，因此而深受汉武帝的重用。汉武帝让他做穿着绣花衣服、手持节杖的绣衣使者，带领大军围剿反抗官府的百姓，去督察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江充把贵族子弟的错误检查出来，然后威胁他们说要送他们从军，结果这些贵族子弟情愿拿出大批钱财来赎罪。此时汉武帝正需要大量军费，见到这么多的赎罪款，他十分高兴，认为江充忠实可靠，能办事，是个铁面无私的大臣。 　　有一次，江充跟汉武帝上甘泉宫，路上碰到太子刘据手下人坐着马车过来，他就上前喝住，把车马扣下。当时的规矩，皇帝出行，除了随从的人以外，路上不许有别的人，否则要受处罚。 　　太子很害怕，派人向江充求情，别让皇上知道这件事。江充可不买账，他特地上了个奏章指责太子不严格地管理手下人。 　　汉武帝知道这件事后，很赞赏江充，把江充夸奖了一番，说：“做大臣的是应该这样。”又升了江充的官职。 　　虽然江充的举动未必完全出于公心，但他不徇私情，铁面无私，却也震慑了一些王公贵人、皇亲国戚，使他们变得规矩多了。 　　汉武帝能量用这样一位敢于犯上的人，也可以说是一项明举。 　　人才高消费 　　据了解，许多用人单位的人才高消费，大多有这样几种心理：一是攀比心理，你单位招聘的起点是本科，我单位实力和社会知名度不比你低，我们也非大本不要；二是虚荣心理，有的单位领导认为，本单位招聘博士、硕士生虽派不上用场，但是可以点缀一下本单位的门面；三是哗众取宠心理，有的单位领导觉得尽量多招一些博士、硕士生，可以制造轰动效应，提高本单位的知名度。 　　其实，选用招聘人才要从我国的国情和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出发，要各取所需，讲究用人成本，不能互相攀比，更不能搞人才高消费。 　　企业更多地应该讲求人才使用效益。市场经济是惟效益至上的经济，劳动力是商品的一种。人才作为高层次的劳动力，同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使用人才也应以效益为中心。 　　人尽其才是古今中外公认的用人之道，也是人才使用的基本战略原则，而重能力、轻学历，降低人才聘用的门槛，建立以能力为评价体系的人才录用标准，是提高企事业单位经济和社会效益、增强竞争能力的关键，同时也是用人策略上的远见卓识，是企事业用人理念成熟的标志。 　　同时，国家有关部门也应出台限制人才高消费和浪费的法规，比如：对接受高学历人才征收一定的培养成本费，变目前的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对随意积压高层次人才者征收部分滞留金等措施。 　　总之，要采取必要措施，规范人才市场招聘的秩序，使我国的人力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和有效的利用，从根本上杜绝人才资源和教育资源的铺张浪费。 第11章 第六计因贤求贤(1) 　　在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上，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德与才的关系问题。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二者不可偏废。古人说“大德之行，天下为公”，考核“德”的真伪关键在于“公心”如何。所谓“才”，是指处理问题、解决矛盾、取得工作成绩和效果的能力和办法。德、才兼备，是为贤者。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总的来讲，在选人用人上，无不在追求德才兼备，尽善尽美。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做到德才兼备，达到完美无缺。因为德和才不是一个同一体的东西，而是一个人才素质要求的两个方面。 　　就具体某个人来看，德才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不平衡。有些人德比较好，但才能差些；有些人虽然有才，但德却稍逊一筹。德才相比，一般更应注意德。德优才弱，通过努力可以提高自己的才，从而达到德才统一。 　　良莠不分的后果 　　阳虎的学生在天下为官的，比比皆是。可是有一次阳虎在卫国却遭到官府通缉，他四处逃避，最后逃到北方的晋国，投奔到赵简子门下。 　　见阳虎丧魂落魄的样子，赵简子问他说：“你怎么变成这样子呢？” 　　阳虎伤心地说：“从今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培养人了。”赵简子问：“这是为什么呢？” 　　阳虎懊丧地说：“多年来，我辛辛苦苦地培养了那么多人才，在当朝大臣中，经我培养的人已超过半数；在地方官吏中，经我培养的人也超过半数；那些镇守边关的将士中，经我培养的同样超过半数。可是没想到，就是由我亲手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在朝廷做大臣的，离间我和君王的关系；做地方官吏的，无中生有地在百姓中败坏我的名声；更有甚者，那些领兵守境的，竟亲自带兵来追捕我。想起来真让人寒心哪！” 　　赵简子听了，深有感触。他对阳虎说：“只有品德好的人，才会知恩图报；那些品德差的人，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你当初在培养他们的时候，没有注意挑选品德好的加以培养，才落得今天这个结果。比方说，如果栽培的是桃李，那么，除了夏天你可以在它的树阴下乘凉休息外，秋天还可以收获鲜美的果实；如果你种下的是蒺藜呢，不仅夏天乘不了凉，到秋天你也只能收到扎手的刺。在我看来，你所栽种的，都是些蒺藜呀！所以你应记住这个教训，在培养人才之前就要对他们进行选择，否则等到培养完了再去选择，就已经晚了。” 　　阳虎听了赵简子一番话，点头称是。 　　人的品德应该比才能更重要，因此应有选择地培养人才，不可良莠不分，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良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在用人时，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还要坏。司马光还说，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的才，而忽视了德。 　　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 　　所以，选人应以德为首，这是基本要求。 　　才有余而德不足者奸 　　战国时统治晋国的智宣子想确定诸子中的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他不如智宵。智瑶有超过他人的五项长处，只有一项短处，仪表堂堂是第一项长处，精于骑射是第二项长处，才艺双全是第三项长处，能言善辩是第四项长处，坚毅果敢是第五项长处。他的唯一短处就是居心不仁。如果他以五项之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和他和睦相处？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离灭亡不远了。” 　　智宣子置之不理。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另立为辅氏，以避灭族之祸。 　　待到智宣子去世，智瑶当政统治晋国，一天与国中另两位大夫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席间智瑶戏弄韩康子，又侮辱他的家相段规。韩康子和段规很是不快。 　　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就告诫说：“主公您不提防招来灾祸的话，灾难就真的会来了！” 　　智瑶狂妄地说：“人的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就不错，谁还敢对我兴风作浪！” 　　智国说：“这话可不妥。《夏书》中说过：‘一个人屡次三番犯错误，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出来时就设法提防。’贤德的人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现在主公一次宴会就开罪了人家的主君和臣相，又不戒备他们的报复，只一味说：‘谁敢对我兴风作浪。’这种态度实在是不可取。蚊子、蚂蚁、蜜蜂、蝎子是小虫，却能害人，何况是家族庞大的韩康子、段规呢！”智瑶毫不在意，只一笑而已。 　　智瑶又向韩康子索要领地，韩康子想不给他。段规进言说：“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他一定会起兵来讨伐，不如姑且给他。他拿到地更加狂妄，一定又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其锋芒而伺机行动了。”韩康子说：“好主意。”便派使臣去见智瑶，送上有万户居民的一个县。智瑶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魏桓子不想给。 　　家相任章问：“为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来要地，所以不给。” 　　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的警惕，我们给他地，智瑶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对，我们警惕而团结众人；用精诚团结之兵对付狂妄轻慢的智瑶，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周书》说：‘要打败敌人，必须暂听从他，引导他犯错误；要夺取敌人利益，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作诱饵。’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让他骄傲自大而无备，然后我们可以趁机联络其他人共同图谋，又何必我们一家现在去激怒他遭受出头鸟的打击呢！” 　　魏桓子说：“很好。”也交给智瑶一个有万户之民的县。 　　智瑶得寸进尺，又向赵襄子家索要蔺和皋狼两处地方。赵襄子断然拒绝。智瑶勃然大怒，集合韩、魏两家，率领甲兵前去攻打赵家。 　　智瑶、韩康子、魏桓子三家出兵团团围住赵襄子所在的晋阳，又引水灌城。城中百姓的锅灶都被泡塌，鱼虾孳生，然而人民仍是对赵襄王忠心耿耿，誓死不降。 　　赵襄子派使臣张孟秘密出城来见韩、魏二人，劝说道：“唇亡齿寒，古之常理。现在智瑶率领韩、魏两家来围攻赵家，赵家亡就该轮到你们韩、魏自身了。” 　　韩康子、魏桓子也说：“我们心里也知道他会这么做，只是怕事情还未发动计谋先泄露出去，就会马上大祸临头。”张孟又说：“计谋出自二位主公之口，只有我一人听见，有什么可担心的？”于是3人秘密商议，约好起事日期。 　　夜里，赵襄子派人杀掉智军守堤士兵，使大水决口反灌智瑶军营。智瑶军队为救水淹，大乱阵脚，韩、魏两家军队趁机从两翼夹击，赵襄子率士兵从正面痛击，大败智家军，杀死智瑶，又将智家族人斩灭。只有智果因改姓辅氏得以幸免。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的故事。晋国灭亡，分出赵国、韩国和魏国。 　　杜拉克在《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谈到：“人的品德与正直，其本身并不一定能成什么事，但是一个人在品德与正直方面如果有缺点，则足以败事。所以人在这一方面的缺点，不能仅视为绩效的限制而已，有这种缺点的人，应该没有资格做管理者。”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智瑶有才无德，因此自取灭亡。在用人的时候，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自然是上策，当德和才不能两全时，应该以德为本，德比才重要。无数事实证明，选人若不把德放在首位，就会造成用人上的失误，并将导致领导事业惨遭失败。古往今来，德都是第一位的。 　　刘秀屈驾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首要任务之一是招聘贤才以治理国家，因为他认识到：“朝廷没有贤才辅佐，就好像鸿鹄没有羽翼一样，虽有飞千里的愿望，也不能顺其意而达到目的地。”从他以厚礼聘请和屈驾会见老同学严光的事迹看，足见其何等尊贤和敬贤。 　　《后汉书.严光传》记载：严光，字子陵，又名遵，会稽余姚人，少年时有高名，曾与刘秀同学，等到刘秀做了皇帝，他却变姓埋名，隐居不见。刘秀敬佩他有贤才，想聘请他辅佐以治理国家，便图画其形状派人到处探访。 　　后来，齐国上书报告说：“有一男子，披羊裘钓干泽中。”刘秀疑是严光，便为之备有舒服座位、四匹马拉的小车，派使者前往聘请。 　　前往二次都遭到拒绝，第三次才来，刘秀安排他住在保卫皇宫的北军宿舍，供给美食。 　　刘秀到其住处拜访，严光却高卧不起。刘秀到其卧所，抚光腹说：“子陵，不愿相助以治理国家吗？” 第12章 第六计因贤求贤(2) 　　光闭目不应，良久，才张目看着刘秀说：“从前唐、盛德要巢父执政，巢父洗耳不听。士故有志，何必相迫！”刘秀说，“我如此下你还是无动于衷吗？”于是，上车叹息而去。 　　又请严光入宫，两人整天相对，论道旧故。 　　刘秀问光：“朕比以前怎样？” 　　光答道：“陛下略比前好。” 　　是晚，刘秀与严光同榻相卧，光以脚加在刘秀腹上。刘秀任严光为谏议大夫，他拒绝，便回去自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建武十七年，刘秀又特派使聘请他，也不来。年八十，病死于家。刘秀伤惜之，下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显然，严光是巢父、许由一类的隐士。这类人一生修身洁行，自命清高，自乐其乐，甘与草木同朽。刘秀当时已贵为天子，如此屈驾以待严光，不仅显示其不忘故旧，更重要的是说明其思贤若渴、急于求贤治国的迫切心情。而刘秀能完成汉室中兴大业，是跟他尊贤敬贤分不开的。 　　适度把握德与才 　　德和才又有不同的层次和内容。就是单讲一个“德”字，其中里面的内容每个人也不是一致的。一些聪慧的帝王深知这个道理，他们往往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形势需要来选用人才。当政治需要“德”强些，他们往往以德为主选人用人。 　　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在选拔官吏上就非常注重德的标准，把德放在第一位。他对魏征说：“作为国君，一定要在选拔官吏上不能草率从事。我现在每做一件事，就会被天下人看到；每说一句话，就会被天下人听到。任用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大家都能得到勉励；任用一个坏人，其他不好的人就会投机钻营。所以，我知道用人是多么需要慎重啊！” 　　魏征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说：“您说得太对了，全面地了解一个人，自古以来就是很困难的。所以，考核官吏要严，以政绩来决定一个人是否升迁罢免，以德行好坏来决定用还是不用。现在选人一定要先考察他们的品德。如果品德好，能力差点，只是不能把事情办好，不会造成大的祸害。能力差点，可以锻炼培养，提高能力，品德不好就不太容易改了。天下混乱的时候，选人可以多注意一些才能，如今国家安定太平了，选人一定要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唐太宗和魏征的话是正确的。天下大乱的时候，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争夺天下，一切只要对战争胜利有用的人才，都可以启用。当战争胜利了，国家安定太平了，国家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搞好建设，发展生产，安定社会，这时在选用人上就要注意德的标准。因为官吏的言行是国家的导向，人民的楷模，一个国家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往往会通过各级官吏的言行传向全国。 　　但是，历史上也有的时期，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集团总的目标任务的需要，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偏重于才的方面。三国时期曹操的三道《求贤令》中都是在把握德与才的关系上，偏重于“才”的方面。 　　第一道《求贤令》中讲，选人以才为主，唯才是举。只要有才，其他方面有点毛病也可以启用。 　　第二道《求贤令》中讲，有德行的人未必能干成事；能干成事的人未必德行怎么高尚。陈平“盗嫂受金”，但他能帮助刘邦成就汉朝基业；苏秦最不讲信用，但他能使弱小的燕国强大起来。 　　第三道《求贤令》中讲，陈平、韩信是市井无赖，吴起杀妻求将，母死不奔丧，但他们都为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大功。现在天下还没有统一，正是国家用人之际，只要是文能安邦，武能治国用兵之人，不管他有什么缺陷，都要积极举荐上来，千万不要有所遗漏，甚至提出对那些“贵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各州郡长官名举所知。 　　这种处理方法，实际上是从客观上、整体上把握“德”的标准。 　　现实生活中德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也分为很多层次。德的内容很丰富，可以分为政治品德、思想品德；也可以分为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等。从用人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制约用与不用的标准是政治品德和职业道德。假如说，一个人政治品德、职业道德不好，不拥护政治集团的路线、目标和任务，不遵守应有的职业道德规范，那么这个人的才能再高，也不会被选用的。陈平、韩信、苏秦在当时社会上不能说口碑很好，不能说道德品质很好，但就是因为他们在德的内涵里面属于政治品德、职业道德那一部分是好的，符合当时政治集团的需要，他们就被大胆地起用了。这是古代用人上一个特点，即在处理德与才的关系上，服从服务于当时政治集团的政治路线和总的目标任务。 　　孙权因贤求贤 　　人才的选拔首先要搞好人才的推荐。推荐不能“私听于一人世间之口”，而要根据众人的意见。众人认为贤能的人，才能按照他的“德之大小”、“才之高下”，授以适当的官职。 　　三国时的孙权就是个因贤求贤的高手。孙策临死前把印绶交给孙权，说：“咱们兄弟俩，要论上阵打仗的本领，你不如我；至于选拔人才，任用贤人，我比不上你。希望以后你好好保住江东这份基业。” 　　孙权记住他哥哥的话，用心搜罗人才。周瑜向孙权推荐说：“我有个好友鲁肃，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请他来帮助将军，准没有错。”孙权派人把鲁肃请了来，两个人一见面，就谈得挺对劲儿。有一次，孙权会见宾客，等别人走完了，把鲁肃单独留下来谈心。 　　孙权说：“现在汉室衰落，天下扰乱。我想继承父兄的事业，像齐桓公、晋文公一样，来扶助天子，建立霸业，您看怎么样？”鲁肃说：“我仔细研究过天下大势。汉室已经不能再兴盛起来了。曹操势力已经强大，也除不了他。我替将军打算，还是保住江东这块地方，等待时机。曹操现在正忙着对付北方，顾不到我们这一头。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讨伐刘表，占领荆州，然后再来平定天下。 　　这倒是汉高祖的事业呢！” 　　孙权听了这番话，心里豁然开朗，但是嘴里还是谦虚地说：“我哪能做到这些呢。”由于孙权重用人才，江东地方，文臣武将，人才济济，出现了一片兴旺景象。 　　如何“找对人才”，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首要问题。错误的决定，会让老板们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不仅仅是财政上的支出，以公司的营运效率而言，老板和其他员工都会在这个过程中蒙受损失，甚至会致使工作团队元气大伤。 　　曾国藩观察求贤 　　人才的考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现任官员要从言行方面详加考察，由此而观察其言行，然后“试之从事”，看其对所交办的大事是否能胜任，而且还要坚持长期的考察。诸葛亮的《知人性》中提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以观其廉，期之以事以观其信。”企业“招兵买马”时，可以通过一些预先设定模拟情景，如吃饭喝酒、委以重任等，来了解被招聘人的品德性格。 　　唐朝人赵蕤《长短经.知人第五》中谈论如何知士有术：“微察问之，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远使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 　　清廷派驻台湾的总督刘铭传，是建设台湾的大功臣，台湾的第一条铁路便是他督办修的。刘铭传的被任用，有一则发人深省的小故事： 　　当年李鸿章将刘铭传推荐给曾国藩时，还一起推荐了另外两个书生。曾国藩为了测验他们3人中，谁的品格最好，便故意约他们在某个时间到曾府去面谈。可是到了约定的时刻，曾国藩却故意不出面，让他们在客厅中等候，暗中却仔细观察他们的态度。只见其他两位都显得很不耐烦似的，不停地抱怨；只有刘铭传一个人安安静静、心平气和地欣赏墙上的字画。后来曾国藩考问他们客厅中的字画，只有刘铭传一人答得出来。结果刘铭传被推荐为台湾总督，后来名垂青史。 　　是否可造之材，是否可大用、重用以及用在什么位置，都基于对人的了解与把握。与其说用人难，不如说识人难，其中奥妙即在于此。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用人之道，亦同此理。这已被古今中外的用人高手千百次验证过了，用人者不可不察。 　　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的问题，历来就是选拔任用官吏上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明君坚持任人唯贤的选官路线，昏君则不能很好地坚持任人唯贤的选官路线，经常滑向任人唯亲的选官路线上去。历史上有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汉明帝不给自己的外甥封官、后周的武安节度使周行逢不给自己的女婿封官、金世宗选人重贤不重亲等，都是任人唯贤的表现。 　　任人唯贤不能机械以亲疏为标准，认为任人唯亲就是任用自己的亲属，任人唯贤就是任用自己亲属以外的人。关键是个“贤”字，只要是贤才，不管亲疏远近，都可以选用。 第13章 第七计任人唯贤(1) 　　《孙子.势篇》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这话是说，善于作战的人，求作战的有利势态，不苛求下属，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人才去利用这种有利势态，造就一个把圆木从高山上滚下那样的不可抵挡的气势。 　　“择人而任势”，据《十一家注孙子》说：“一作故能择人而任之。”看来，择人而任势，择人而任之是有区别的。但是，不管择人任势也好，择人任之也好，造就军队新的有利势态要择好人，这是肯定的。 　　择人任势是就军事角度提出这个命题的。其实，企业经营管理也要讲择人任势。这不是现代人才有的认识，古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作如此认识，比如范蠡。据《史记.货殖列传》说：范蠡就说过：“吾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 　　值得注意的是，范蠡的观点与孙武的观点是何等一致，连用字措辞也那么相似。仔细想，这也不奇怪，范蠡本来就是一位军事家，是后来弃戎从商的。于是把他原来熟识的军事上战略战术做法、兵法的语言也搬用到商业经营中来了。 　　要敢用人，用贤人，任人唯贤，事业才能成功，古之经验如此，今之经验也如此，政治上是这样的，经营管理上也是这样的。 　　敢用与自己作对的人 　　三国时期，战乱纷争。曹操、刘备、孙权都能用人，曹操又略胜一筹。他广招天下贤才，知人善任，形成了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局面，留下了许多用人佳话。 　　曹操不愧为“一代枭雄”，多年激烈的战场争斗，使他深知人才的重要。“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些词句充分表达了他尽揽天下贤才的恢弘气度。为了招揽人才，他多次发布《求贤令》。在《求贤令》中，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其中有出身微贱者，如当过奴隶的伊尹、曾为罪犯的傅悦、就职小吏的萧何和曹参，后来都成为名相，用以反对按出身、家世、门第任人得标准；有名声不好者，如杀妻求荣的吴起，胯下受辱的韩信，后来成为名将，用以否定仅凭操守取人得原则；有执政者的私敌，如管仲与齐桓公有一箭之仇，管仲兵败被囚，桓公爱其才任其相，一匡天下，用以说明任贤不避仇等等。 　　曹操明确表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说到做到，他对有“负俗之讥”的郭嘉、“简傲少文”的杜畿大胆使用，使其“终各显名”。对投降过来的有才能的人，他不计前嫌，量才使用，甚至委以重任。如“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曾为袁绍起草过《讨曹操檄文》，把曹操骂得狗血喷头，归曹后，被任为司空军谋祭酒。张辽、徐晃本是战俘，进曹营后不仅未被歧视，反而因战功大获恩宠。 　　为此，史学家曾评论：“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也有如此风度，他曾说过：“吾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对于原是元朝的官员将士，他都能既往不咎真诚相待。 　　敢于重用年轻人 　　年轻人有冲劲、更有大无畏精神，有时更能开拓出意料不到的局面。 　　商鞅是卫国的庶公子，他第一次见到秦孝公才28岁。一开始秦孝公对年少的商鞅很不以为然，但在商鞅向他进言“霸道”后，决定重用之。而商鞅当然也明白实行变法失败也就意味着自己将从此完蛋，但他依然勇往直前，先后进行了两次变法，彻底改变了秦国落后的面貌。为树立百姓对新法的信心，在第一次变法前他曾很有创意地通过50金重赏搬3丈木头者来树立信用。 　　而历史上因重用年轻人而成大事的事例可说是比比皆是。曹操重用26岁的郭嘉为第一谋士，他为曹平定北方曾献妙计无数；孙权重用36岁的陆逊为都督智取荆州，此后又大败刘备；47岁的刘备流浪半生才遇到27岁的孔明，从此授予大权，终立蜀汉；而汉武帝重用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奇才霍去病率一万精兵破匈奴时只有19岁。 　　年轻人最富有创造力，人一生中25耀45岁是创造力最旺盛的黄金时代，所以企业在安排一些需要打破常规注重创意的岗位上，更要注意使用年轻人。要改变以“资序”任人的传统办法。有时明知此人贤能，足以任事，却只因他无资历，便不加以任用；有时明知此人无能而且不肖，却不敢因他不能胜任而斥退之。这种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其结果必然造成弊端丛生，贻害无穷。 　　敢用比自己强的人 　　搞现代经营管理最成功的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说过：“将我所有的工厂、设备、市场、资金全部夺去，但只要保留我的组织人员，4年之后，我仍将是一个钢铁大王。”卡内基死后，在他的墓碑上写的碑文是“这里躺着的是一个善于使用比自己更能干的人来为他服务的人。” 　　企业家应当心胸宽广，勇于起用比自己更出色的人才。能够承认别人比自己强并且大胆地起用之，这本身就是一个人格的升华。卡内基之所以成为钢铁大王，并非由于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能力，而是因为敢用比自己强的人。那种生怕下级比自己强，超过自己，其实是把自己看作是“小人国”中的巨人，这样的企业家是很难成就大事业的。 　　朱元璋能建立一代王朝，其成功之处在于敢用比自己强的人。朱元璋与刘邦一样，原也是草莽英雄，大字不识几个，但他敢重用武略高于自己的徐达、常遇春、蓝玉，敢用文人李善长、朱升、刘基，终于灭了张士诚、方国珍，最后推翻了强大的元朝，建立明朝。 　　孙权继承江东大业之后，召集人才不遗余力。孙权一生曾重用4位都督，各有成就。用周瑜为大都督时，联蜀抗曹，赤壁一役，大胜曹兵。用鲁肃时，巩固与刘备的联盟。用吕蒙时，取荆州九郡。用陆逊时，破刘备报仇之兵。 　　不以亲疏为标准 　　春秋时，晋平公有一次问祁黄羊说：“南阳县缺个县长，你看，应该派谁去当比较合适呢？” 　　祁黄羊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叫解狐去最合适了。他一定能够胜任的！” 　　平公惊奇地又问他：“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还要推荐他呢！” 　　祁黄羊说：“你只问我什么人能够胜任，谁最合适，你并没有问我解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呀！” 　　于是，平公就派解狐到南阳县上任了。解狐到任后，替那里的人办了不少好事，大家都称颂他。 　　过了一些日子，平公又问祁黄羊说：“现在朝廷里缺少一个法官。你看，谁能胜任这个职位呢？” 　　祁黄羊说：“祁午能够胜任的。” 　　平公又奇怪起来了，问道：“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你怎么推荐你的儿子，不怕别人讲闲话吗？” 　　祁黄羊说：“你只问我谁可以胜任，所以我推荐了他；你并没问我祁午是不是我的儿子呀！” 　　平公就派了祁午去做法官。祁午当上了法官，替人们办了许多好事，很受人们的欢迎与爱戴。 第14章 第七计任人唯贤(2) 　　孔子听到这两件事，十分称赞祁黄羊。孔子说：“祁黄羊说得太好了！他推荐人，完全是拿才能做标准，不因为他是自己的仇人，存心偏见，便不推荐他；也不因为他是自己的儿子，怕人议论，便不推荐。像祁黄羊这样的人，才能是说大公无私啦！”任人唯贤不能以亲疏为标准，认为任人唯亲就是任用自己的亲属，任人唯贤就是任用自己亲属以外的人。关键是个“贤”字，只要是贤才，不管亲疏远近，都可以选用。 　　唯亲不用 　　宋仁宗继位时年仅13岁，他的母亲太后刘娥掌权，成为宋朝第一个垂帘听政的皇太后。 　　有一天，刘太后在召见大臣们时，忽然两眼含泪，满怀深情地说：“国家近来多难，若非你们同心协力，何以能有今天的局面。 　　现在大行皇帝（指死去的宋真宗）的后事已经处理完毕，你们可以把自己的子孙和内外亲戚开列一张名单给我，我当适当照顾他们。” 　　听了刘后的话，大臣们都以为太后会封他们子侄当官，所以一个个欢天喜地，把子孙侄子及内外亲戚，凡是成年男子都列了出来，恭恭敬敬地交给了刘太后。 　　刘太后得到这些名单，把它们贴在处理朝政房间的墙上。一旦有某人保举某人做官，刘后便把姓名与墙上的名单相对照。凡是被列入名单上的人她一概不用，大臣们这才叫苦不迭。 　　这种唯亲不用的办法虽然武断了点儿，但它却收到吏治清明的效果。在刘后掌权的年代里，没有产生权臣集团，这大概与这些亲属名单有关吧。 　　东汉刘庄即位后，一切遵循其父刘秀建立的制度，不作任何变更。皇后跟嫔妃娘家，没有一个加封侯爵，也不准他们掌握权力。 　　馆陶公主刘红夫（刘秀的女儿，刘庄的妹妹）替她的儿子要求当一郎官（禁卫官），刘庄不答应，而只赏赐钱1000万，并对文武百官说：“郎官将来还要到地方上为官，管辖百里，假如人选不当，人民就会受到伤害，所以要一再考虑。”尚书阎章的两个妹妹都是刘庄的妃子，阎章精力充沛，精通法令规章，依照正常考绩，早就应该擢升更重要的职位。但刘庄认为他是后宫姬妾的娘家人，为避嫌而没有给他擢升。 　　这样，一方面限制皇亲国戚为官，一方面全国官吏都由适当的人担任，一时间人民安居乐业，远近臣服。 　　切忌任人唯亲 　　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往往很喜欢单凭员工特别是核心员工以往的杰出表现而想当然认为该员工一定能胜任其他重要的职位，殊不知如此一来，很有可能适得其反，误人误己。 　　汉武帝用人，从来是任人唯亲，而对有杰出军事才华的李广、李陵都不肯重用。汉武帝先是重用内亲卫青和霍去病，二人在对匈奴的作战中倒也屡屡获胜。霍去病18岁随军出征，20岁就因战功封侯。当时，汉武帝给这员小将建了一座府第，他却推辞不要，并慷慨地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正是这两位大将军，横刀立马，四处征战，为汉疆域扩张、边陲安定立下了不朽功劳。从他们之后，汉家皇朝再不用低声下气，把自己的金枝玉叶送到荒漠边关去和亲了。汉武帝看到卫青、霍去病功勋卓著，后来继续重用内亲李广利，为了得到汗血宝马，派李广利前去西域大宛征讨，结果李广利大败而回。后来与匈奴交战，兵败投降，这是任人唯亲的结果。 　　唐太宗曾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才也正如此，所以我们在用人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关注人才使用是否得当。 　　我们再看看日本有一家叫技研工业公司的状况。该公司的董事长本田宗一郎。他创业后25年，时年60岁，自感需要让贤了，于是他把这份事业交给当时才45岁的河岛喜好。10年后，河岛又把接力棒传递给51岁的久未是志。正是他们几位奠定了本田四轮汽车事业的基础，成为继“丰田”、“日产”后日本汽车行业中第三把交椅的占有者。本田宗一郎压根儿没有想过由他的儿子来接手他的事业。他自有他的经营哲学：“家庭归家庭，事业归事业。”为了让贤，他甚至用眼泪去劝说任该公司常务董事的弟弟一起退休。 　　任人唯贤 　　要做到任人唯贤，就要唯才是举，还要避免以下几点： 　　1.不戴有色眼镜。 　　在用人问题上，人们最厌恶的是用有色眼光来看人。所谓用有色眼光看人，就是带着感情色彩，戴有色眼镜，带着成见看人。正如当前社会流行的一种说法那样，用有色眼光看人的人，往往是他“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中，你就中，不中也中；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种带有色眼光看人，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2.不以貌用人。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是中国人民的一句有益的辨才格言。除艺术表演部门需要有一定的相貌标准外，其余各类人才，均不应将相貌之美丑定为人才标准。 　　明代有一个学官，名叫张和，正统年间参加廷试，本来按才学可得第一名，因为一只眼睛有毛病，被判为第四名，这可算“以貌取人”的一个典型事例。又如春秋时期齐国晏婴虽然个子矮小，却有很高的外交才能、治国才能，是古代有名的政治家。 　　正如泰戈尔说的：“你可以从外表的美来评论一朵花或一只蝴蝶，但不能这样来评论一个人”。以相貌取人，判人，没有丝毫科学依据。事实上其貌不扬的人中，有不少有才学的人；而相貌出众的人中，也有不少平庸之辈。任何人也没有找到人的才能与人的相貌之间的必然联系。 　　3.不搞求全责备。 　　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金无足赤，这是自然界现象；人无完人，这是人文学的真理。过分苛求他人的人，最终他也会被现实所不容的，成为孤家寡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是前人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 　　前人，大凡在事业上颇有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在用人问题上是颇能注意求贤不求全的，对贤者，能赦小过，不计前嫌。 　　择人要敢于择用有才能但也有过错的人，这既是衡量领导者水平的问题，也是广开才路的问题。你既然真诚用人，真诚待人，容得他人过去过错，今日小错，自然能赢得众人之心，士为知己者死，士心归之，众才士趋之。曹操麾下一批贤才，就是因为曹操能赦人小过，善于待人而投奔过来的。择人要敢于择用有才能但也有过错的人，还有这样一层道理。常常是一个有突出才能的人，过错也是明显的。现在你只见他缺点一面，而不见他优点的一面，拒人门外于不顾，这等于否认他的优点，不让他突出才能，这于理不合，于情不公，也不是催人奋进之举。 　　择人敢于择用有才能但也有缺点的人。美国著名管理学者杜拉克在《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讲了一段很有哲理色彩的话，他说：“倘若所用的人没有短处，其结果至多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组织。所谓‘样样都是’，必然一无是处。才干越高的人，其缺点也往往越明显。有高峰必有深谷。谁也不可能是十全十能。”杜拉克还如此断言：“一位经营者如何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 第15章 第八计知人善任(1) 　　唐高宗巡幸东都洛阳的时候，正碰上关中闹饥荒。高宗考虑到路上草寇盗贼太多，命令监察御史魏元忠作车驾检校官，在车前开路，车后保驾。魏元忠接受了诏命，就立即视察了赤县监狱，看见一个在押的盗窃犯，神采语言都不同凡响。就命令给他打开镣铐，换了衣服，戴上帽子，让他坐着驿车紧跟在自己后面。魏元忠与他一起吃饭睡觉，将治理盗贼的事委托给他，那个人笑着答应了。一直到从东都返回，随从高宗的上万人马中，没有人丢失一个铜钱。 　　因才任能，根据每个人的德才学识来安排合适的工作，连盗贼也可以使用。要想掌握高超的用人之道，必先要做到知人善任。知人，就是要了解人，指的是对人的考察、识别、选择；善任，就是要善于用人，指的是对人要使用得当。知人善任，就是要认真地考察下属、确切地了解下属，把每个员工都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去，充分地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施展才干。这是做好用人工作的根本任务之一。 　　孔子不知人 　　孔子被称作圣贤，一向提倡说“老实话”。但是，他为了考察弟子，只好借助谎言。 　　孔子有弟子三千，他带领颜回周游列国，因被误解，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整整饿了一星期。 　　有一天，孔子正在午睡，颜回从外面讨回一些米来，煮好稀饭后，把手插进锅中的大米粥中，然后又把手指放进口中吸吮起来。这些动作被孔子看见了，心想：“这颜回先自己偷吃而后敬老师实在有失大礼。”决意拐弯抹角批评一番。 　　于是孔子撒谎说：“我刚刚梦到先父，因此，我想先供奉先父，再用饭。” 　　颜回慌忙回答说：“千万不可，供奉先父的东西要干干净净的，刚才我看到锅里有脏东西，就用手把脏东西捞起来，但这脏东西沾满了米粥，扔掉又太可惜，我就放在嘴里吃了。如要供奉祖先，重煮一些吧？” 　　孔子听了颜回的话，深感错怪了颜回，于是喟然叹息道：“我一直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就是事实，没想到亲眼看到的也并非全都可靠哩！以前以为自己的心是可信赖的，现在才知道，自己的心也并非是完全可信赖的。弟子们记住，知人难啊！” 　　管仲更知人 　　春秋时期，齐桓公身边有4个很合心意的人。齐桓公想尝尝小孩肉的滋味，长于烹饪之术的易牙，就把自己的儿子蒸熟了献上；齐桓公需要一名阉者（太监）管理宫内事务，其中的竖刁就阉了自己供齐桓公驱使。他们两人与齐桓公的宠妾长卫姬和开方等人结党营私，蛊惑桓公，排挤管仲、鲍叔牙等人。 　　齐桓公本是一代雄杰，在贤相管仲和鲍叔牙的辅佐下，成为春秋时期各诸侯的第一位霸主。而至晚年则意志衰退，宠妾用奸，好色起佞。他有6个儿子，均从庶出，也都有资格继承君位。 　　齐桓公先是立昭为太子，而竖刁、易牙等人却预谋立无诡为太子，并对管仲极为不满，利用近臣身份多方诽谤他。当管仲告诫桓公，要远离这4个人时，他很有些舍不得，才离开几天，便觉得日子很不好过，因为其他人都不及这4个人办事合乎他的心意。 　　于是，又把这4人召回身边。 　　管仲病危时，桓公曾问之“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没有正面回答。桓公问易牙怎么样？ 　　管仲说：“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意谓人情莫过于爱子之情，易牙杀儿子做肉羹以取宠，这种人是靠不住的。 　　桓公又问开方如何？管仲说：“背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意谓人情莫大于父母之情，开方以卫国公子的身份来齐国，父母过世也不回国奔丧，这种人是不会忠诚的。 　　桓公再问竖刁怎么样？管仲说：“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意谓人情莫过于爱己之情，竖刁自阉以求宠，这种人并不是出自忠心。 　　管仲对这三位近臣作了揭露，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近人情，而是另有所图，不可委以重任。 　　管仲死后，齐桓公年事已高，又多内宠，身体难支，于是朝中大权便旁落易牙、竖刁这些人手中。公元前643年，桓公终于一病不起，易牙、竖刁遂趁发动宫廷政变，把桓公囚于宫中。他们先是假传圣旨，不准桓公诸子和大臣入宫探病，继又断了桓公的饮食。只有一宫女晏娥从洞中爬入前来侍奉。 　　桓公问她，自己饥渴交加，怎么无人送水送饭。晏娥告诉他，易牙、竖刁在外作乱，封锁了宫廷已经很久了。桓公至此才醒悟，慨叹道：“寡人死后有何面目见管仲于九泉呀！”言罢含恨而死，晏娥也撞堂柱而亡。 　　桓公被饿死以后，易牙、竖刁秘不发表，并对聚集宫门口的朝廷官员下毒手，顿时血肉横飞，尸横遍地。接着长公子无诡即立，其他诸公子亦各自拥兵对抗，争相占据了左宫、右宫及其他重要据点，刀光剑影，使整个齐国都城成了一座人间地狱。而桓公的尸体却一直在床上停了67天，无人理睬，尸蛆爬出宫门之外，臭气熏天，惨不忍睹。 　　第二年三月，宋襄公以支持太子昭复国名义，联合其他诸侯军兵伐齐。易牙、竖刁等乱党贼子或被杀，或潜逃。于是太子昭继位为公，这是历史上的齐孝公。然而齐国在经历这场动乱之后，国力已远非桓公为霸主时可比。 　　伯乐荐人 　　伯乐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有名的相马能手，他的相马技能是天下有名的。 　　在伯乐暮年之时，有一回秦国国君秦穆公召见他时问他说：“您的年纪也很大了啊！在您的后辈人中有谁能够继承您寻找千里马呢？” 　　伯乐回答道：“对于一般的良马，它的特征很明显，是可以从其外表上、筋骨上观察得出来。而那天下难得的千里马呀，看起来它与一般的好马差不多，论其特征，也是很难捉摸，好像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不过，千里马奔跑起来，又轻又快，刹那间从你眼前一闪而过，不一会儿远驰得无影无踪，让人看不到飞扬的尘土，寻不着它奔跑的足蹄印儿。我的儿子们都是才能低下的人，对于好马的特征，我可以告诉他们，对于千里马的特征，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仅凭自己相马的经验来判断，他们是无法掌握的。不过，在过去同我一起挑过菜、担过柴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九方皋的人，他的相马技术很高，的确不比我低，请大王召见他吧。” 　　秦穆公便召见了九方皋，叫他到各地去寻找千里马。 　　九方皋到各处寻找了三个月后，回来报告说：“我好不容易为大王您寻找到了一匹千里马。不过，那匹千里马眼下正在沙丘那个地方。” 　　秦穆公问：“那匹马是什么样的马呢？” 　　九方皋回答：“那是一匹黄色的母马。” 　　秦穆公于是派人去取，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这时候秦穆公很不高兴，就把伯乐叫来，对他说：“你该怎么说呢？太不中用啊！ 　　你推荐的人连马的毛色与公母都分辨不出来，又怎么能认识出千里马呢？” 　　伯乐这时长叹一声说道：“竟然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啊！其实，这正是他所以超过我千万倍的地方。九方皋相马注重的是马的内在素质，这说明他深得相马的精妙之处，而忘了其他的地方，明察马的内部而忽略了马的外表；只注意观察它应该观察的，而不去观察它不需要观察的！只看到他应该看的，而漏掉了他不需看的。像他这样的相马，包含了比相马本身价值更高的东西。”秦穆公听罢，有所醒悟。等到把那匹马从沙丘那地方牵到秦穆公和伯乐面前时，大家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天下少有的千里马。 　　这篇故事启发我们：看问题时要有所舍弃才有所专注，同时要将获得的感性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样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知人善任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有知道了人才的真正价值，才能发挥出人才的作用。 　　刘邦如何得天下 　　领导者要想成功，就要做到知人善任，用人所长，因为用人的目的就是要他出色地完成任务。所以，领导者要善任就决不能依人论人，而必须依事论才，按需任才。领导者在任人之前，首先应根据所需完成的任务的性质、责任、权限及去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等因素，认真加以分析，提出明确的要求。然后，根据下属的特点长处，分别加以任用。 　　刘邦称帝后，与大臣讨论自己夺取天下的原因时，他总结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 　　刘邦把取得天下的原因归之自己善于用人，可谓一语中的。 　　刘邦知人善任，使得他守有贤相，谋有良臣，战有猛将，最终“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 　　刘邦对人的看法，也总是一分为二并看主流，既看到一个人的长处，也深知其弱点。在他临终时安排后事和吕后的谈话中足以证明。吕后问道：“陛下百岁后，萧相国若死，何人可代？”高祖道：“莫若曹参”。吕后道：“参年已将老，此后当属何人？”高祖曰：“王陵可用，但陵愚直，不能独任，需用陈平为助。平知识有余，厚重不足，不可独任。周勃朴实少文，但欲安刘氏，非勃不可，就用为太尉便了”。事实证明，刘邦的分析和任用是完全正确的。刘邦临终前和诸将臣的“白马之监”，显然是看出吕后有篡权的“心。 　　结果刘邦死后，吕氏要篡朝，陈平、周勃一举诛吕，扶刘邦儿子汉文帝刘恒继续刘邦所创大汉基业。另外在封其侄刘濞时，刘邦却看出了刘濞的“反骨”，告诫他曰：“将来东南方有反乱之事发生，莫非你刘濞，望你勿反刘氏天下。”事实证明，后来真在东方发生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 　　和刘邦用人完全相反的是项羽，他是“其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致使“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之用”。所以，连部下的能人如陈平、韩信、彭越、叔孙通等，皆陆续投奔刘邦。 　　刘邦评价项羽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范增是项羽的军师，称为亚父，深有谋略，项羽听从范增时，每每成功。但项羽“意忌信谗”，十分猜疑，陈平抓住他这一弱点挑拨了项羽与范增的关系。范增曾建议项羽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项羽不听，放虎归山，使鸿门宴之谋落空。后范增又力劝项羽趁刘邦受伤攻下荥阳，项羽又不听，并怀疑他与刘邦勾结。范增一怒之下离开项羽，背生疽疮而死。项羽既失了陈平、韩信等人，又失去了范增，成了孤家寡人，灭亡的下场是难以避免的。但项羽对此至死不悟，自刎之前还大叫：“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史记.项羽本纪》） 　　可见知人善任是用人最基本的技巧。 　　诸葛亮与孙权的用人之术 　　任用人才，首先要根据其专长，知农的为农官，知工的为工官。“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孙权有识人之明，即使酒意朦胧之时，仍不减分毫。据《资治通鉴.卷七十二.魏纪四》记载，蜀人费出使吴国，孙权酒后吐真言，对费韦说道：“贵国杨仪、魏延，不过是两个小人，即使对蜀国曾有过鸡鸣狗盗之德，也不该委以重任。贵国一旦没有了诸葛亮，两人必定会生出祸乱来。诸君太不晓事，不知早加防范，那时不仅贵国深受其害，怕也要连累孙某不轻。”——这是惊人的预言，由于后事完全如孙权所料，孙权的善于识人知人，由此可见一斑。 　　马谡是《失街亭》中的主角。马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的身份跟随先主入蜀，历任绵竹（今四川德阳）、成都县令，越（今四川西昌）太守。他才识过人，喜好纵论军事，见识非凡。诸葛亮找他商量打仗的事来，他就谈个没完，也出过一些好主意。因此诸葛亮很信任他。 　　刘备在世的时候，就已经看出马谡不大踏实。他在生前特地叮嘱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不能派他干大事，还得好好考察一下。”但是诸葛亮不以为然，依旧觉得马谡才识过人，是个难得的人才，并委马谡为参军。每次找他来谈论问题，总是通宵达旦。马谡作为参军可以说是非常出色的，却不是独当一面的将才。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出兵祁山，讨伐魏国。有一天在祁山寨中，听探马报说司马懿出关，已到新城。 第16章 第八计知人善任(2) 　　诸葛亮大吃一惊，说：“司马懿出关，必取街亭，断我咽喉之路！”问众将：“谁敢领兵去守街亭？”参军马谡应声而出：“我愿往。” 　　诸葛亮说：“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若街亭有失，我大军皆休矣！” 　　马谡甘立军令状。当时经验丰富的老将魏延、吴壹等都在军中，参与计谋的人都认为应该让他们充任守街亭的主将。但诸葛亮违背众意，执意用马谡，让其带领两万五千精兵去守街亭，并叫王平相助。还唯恐有失，又派高翔到柳城屯扎，魏延引本部兵马于街亭后屯扎，一一作了周密安排。 　　马谡和王平带领人马到了街亭，张郃的魏军也正从东面开过来。马谡看了地形，对王平说：“这一带地形险要，街亭旁边有座山，正好在山上扎营，布置埋伏。” 　　王平提醒他说：“丞相临走的时候嘱咐过，要坚守城池，稳扎营垒。在山上扎营太冒险。” 　　马谡没有打仗的经验，自以为熟读兵书，根本不听王平的劝告，坚持要在山上扎营。王平一再劝马谡没有用，只好央求马谡拨给他一千人马，让他在山下临近的地方驻扎。 　　魏军大将张郃率领魏军赶到街亭，看到马谡放弃现成的城池不守，却把人马驻扎在山上，暗暗高兴，马上吩咐手下将士，在山下筑好营垒，把马谡扎营的那座山围困起来。 　　马谡几次命令兵士冲下山去，但是由于张郃坚守住营垒，蜀军没法攻破，反而被魏军乱箭射死不少人。 　　魏军切断了山上的水源。蜀军在山上断了水，连饭都做不成，时间一长，自己先乱了起来。张郃看准时机，发起总攻。蜀军兵士纷纷逃散，马谡要禁也禁不了，最后，只好自己杀出重围，往西逃跑。 　　王平带领一千人马，稳守营盘。他得知街亭失守，就叫兵士拼命打鼓，装出进攻的样子。张郃怀疑蜀军有埋伏，不敢逼近他们。王平整理好队伍，不慌不忙地向后撤退，不但一千人马一个也没损失，还收容了不少马谡手下的散兵。 　　街亭失守，蜀军失去了重要的据点，又丧失了不少人马。诸葛亮为了避免遭受更大损失，决定把人马全部撤退到汉中。蜀军从此一蹶不振。 　　诸葛亮甚悔自己用人不当！按军令状，诸葛亮挥泪斩了马谡，照旧拨俸禄赡养他的家小。马谡这年39岁。诸葛亮又亲自上表给后主刘禅，请求自贬官爵，连降三级。 　　后主不知人而亡国 　　陈后主名叫陈叔宝，是个不懂国事、只知喝酒享乐的人。他大兴土木，造了3座豪华的楼阁，让他的宠妃们住在里面。他手下的宰相江总、尚书孔范等，都是一伙腐朽的文人，陈后主和宠妃经常在宫里举行酒宴，宴会的时候，让他们一起参加。大家通宵达旦地喝酒赋诗，你唱他和，还把他们的诗配上曲子，挑选了1000多个宫女，为他们演唱。 　　陈后主这样穷奢极侈，他对百姓的搜刮当然非常残酷。百姓被逼得过不了日子，流离失所，到处可见倒毙的尸体。有个大臣傅縡（音zài）上奏章说：“现在已经到了天怒人怨、众叛亲离的田地了。这样下去，恐怕陈朝就要完了。” 　　陈后主一看奏章就火了，派人对傅縡说：“你能改过认错吗？如果愿意改过，我就宽恕你。” 　　傅縡说：“我的心同我的面貌一样。如果我的面貌可以改，我的心才可以改。” 　　陈后主就把忠心耿耿的傅縡杀了。 　　陈后主过了5年的荒淫生活。这时候，北方的隋朝渐渐强大起来，决心灭掉南方的陈朝。 　　隋文帝听从谋士的计策，每逢江南将要收割庄稼的季节，就在两国边界上集结人马，扬言要进攻陈朝，使得南陈的百姓没法收割。等南陈把人马集中起来，准备抵抗隋兵，隋兵又不进攻了。 　　这样一连几年，南陈的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影响，守军的士气也松懈下来。隋兵还经常派出小股人马袭击陈军粮仓，放火烧粮食，使陈朝遭到很大损失。 　　公元588年，隋文帝造了大批大小战船，派他的儿子晋王杨广、丞相杨素担任元帅，贺若弼、韩擒虎为大将，率领51万大军，分兵8路，准备渡江进攻陈朝。 　　隋文帝亲自下了讨伐陈朝的诏书，宣布陈后主20条罪状，还把诏书抄写了30万张，派人带到江南各地去散发。陈朝的百姓本来恨透陈后主，看到了隋文帝的诏书，人心更加动摇起来。 　　杨素率领的水军从永安出发，乘几千艘黄龙大船沿着长江东下，满江都是旌旗，战士的盔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南陈的江防守兵看了，都吓得呆了，哪里还有抵抗的勇气。 　　其他几路隋军也都顺利地开到江边。北路贺若弼的人马到了京口，韩擒虎的人马到了姑孰。江边陈军守将告急的警报接连不断地送到建康。 　　陈后主正和宠妃、文人们醉得七颠八倒，他收到警报，连拆都没有拆，就往床下一丢了事。后来，警报越来越紧了，有的大臣一再请求商议抵抗隋兵的事，陈后主才召集大臣商议。 　　陈后主说：“东南是个福地，从前北齐来攻过3次，北周也来了两次，都失败了。这次隋兵来，还不是一样来送死，没有什么可怕的。”他的宠臣孔范也附和着说：“陛下说得对。我们有长江天险，隋兵又不长翅膀，难道能飞得过来！这一定是守江的官员想贪功，故意造出这个假情报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根本不把隋兵进攻当作一回事，笑话了一阵，又照样叫歌女奏乐，喝起酒来。 　　公元589年正月，贺若弼的人马从广陵渡江，攻克京口；韩擒虎的人马从横江渡江到采石，两路隋军逼近建康。 　　到了这个火烧眉毛的时候，陈后主才有些惊醒过来。城里的陈军还有十几万人，但是陈后主手下的宠臣江总、孔范一伙都不懂得怎么指挥。陈后主急得哭哭啼啼，手足无措。隋军顺利地攻进建康城，陈军将士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 　　这就是不知人善任的结果。 　　唐玄宗重用奸佞终亡国 　　唐玄宗做了20多年太平天子，渐渐滋长了骄傲怠惰的情绪。 　　他想，天下太平无事，政事有宰相管，边防有将帅守，自己何必那么为国事操心。于是，他就追求起享乐的生活来。 　　宰相张九龄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挺着急，常常给唐玄宗提意见。唐玄宗本来很尊重张九龄，但是到了后来，对张九龄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了。 　　有一个大臣李林甫，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他什么事都不会，专学了一套奉承拍马的本领。他和宫内的宦官、妃子勾结，探听宫内的动静。唐玄宗在宫里说些什么，想些什么，他都先摸了底。等到唐玄宗找他商量什么事，他就对答如流，简直跟唐玄宗想的一样。唐玄宗听了挺舒服，觉得李林甫又能干，又听话，比张九龄强多了。 　　唐玄宗想把李林甫提为宰相，跟张九龄商量。张九龄看出李林甫不是正路人，就直截了当地说：“宰相的地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陛下如果拜李林甫为相，只怕将来国家要遭到灾难。”这些话传到李林甫那里，李林甫把张九龄恨得咬牙切齿。朔方（今宁夏灵武）将领牛仙客，目不识丁，但是在理财方面，很有点办法。唐玄宗想提拔牛仙客，张九龄没有同意。李林甫在唐玄宗面前说：“像牛仙客这样的人，才是宰相的人选；张九龄是个书呆子，不识大体。” 　　有一次，唐玄宗又找张九龄商量提拔牛仙客的事。张九龄还是不同意。唐玄宗发火了，厉声说：“难道什么事都得由你做主吗！” 　　唐玄宗越来越觉得张九龄讨厌，加上听信了李林甫的诽谤，终于借个因头撤了张九龄的职，让李林甫当宰相。 　　李林甫一当上宰相， 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唐玄宗和百官隔绝，不许大家在玄宗面前提意见。有一次，他把谏官召集起来，公开宣布说：“现在皇上圣明，做臣下的只需按皇上意旨办事，用不着大家七嘴八舌。你们没看到立仗马（一种在皇宫前作仪仗用的马）吗？它们吃的饲料相当于三品官的待遇，但是哪一匹马要是叫了一声，就被拉出去不用，后悔也来不及了。”有一个谏官不听李林甫的话，上奏本给唐玄宗提建议。第二天，就接到命令，被降职到外地去做县令。大家知道这是李林甫的意思，以后谁也不敢向玄宗提意见了。 　　李林甫知道自己在朝廷中的名声不好。凡是大臣中能力比他强的，他就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排挤掉。他要排挤一个人，表面上不动声色，笑脸相待，却在背地里暗箭伤人。 　　有一次，唐玄宗在勤政楼上隔着帘子眺望，兵部侍郎卢绚骑马经过楼下。唐玄宗看到卢绚风度很好，随口赞赏几句。第二天，李林甫得知这件事，就把卢绚降职为华州刺史。卢绚到任不久，又被诬说他身体不好，不称职，再一次降了职。 　　有一个官员严挺之，被李林甫排挤在外地当刺史。后来，唐玄宗想起他，跟李林甫说：“严挺之还在吗？这个人很有才能，还可以用呢。” 　　李林甫说：“陛下既然想念他，我去打听一下。”退了朝，李林甫连忙把严挺之的弟弟找来，说：“你哥哥不是很想回京城见皇上吗，我倒有一个办法。” 　　严挺之的弟弟见李林甫这样关心他哥哥，当然很感激，连忙请教该怎么办。李林甫说：“只要叫你哥哥上一道奏章，就说他得了病，请求回京城来看病。” 　　严挺之接到他弟弟的信，真的上了一道奏章，请求回京城看病。李林甫就拿着奏章去见唐玄宗，说：“真太可惜，严挺之现在得了重病，不能干大事了。” 　　唐玄宗惋惜地叹了口气，也就算了。 　　像严挺之这样上当受骗的还真不少。但是，不管李林甫装扮得怎么巧妙，他的阴谋诡计到底还是被人们识破。人们就说李林甫这个人是“嘴上像蜜甜，肚里藏着剑”，成语“口蜜腹剑”就是这样来的。 　　李林甫当了19年宰相，一个个有才能的正直的大臣全都遭到排斥，一批批钻营的小人都受到重用提拔。就在这个时期，唐朝的政治从兴旺转向衰败，“开元之治”的繁荣景象消失，接着出现的就是“天宝之乱”（天宝是唐玄宗后期的年号）和“安史之乱”。 　　知人善任 　　怎样才能做到知人善任呢？要做到“知人”可先从了解人的特长来说。要知人，知人者首先要勤于去知。要舍得花时间认真考察，还要善于见微知著。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十分强调领导者必须善于知人。他认为：人“美恶悬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伪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 　　就是说，人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并不都是表现在情绪和脸谱上的，也不能从一般的表现上都能看得出来。有的看似温良而实际狡诈，有的外表谦恭而内心虚假，有的给人的印象勇不可挡实则临事而惧，怯懦得很，有的人在处境顺利时可以尽力，到处于逆境、环境变化时就不能忠于事业和信仰了。因此他提出领导者应该亲自考察自己直属的下级干部，以知其意志、应变、知识、勇敢、性格、廉德、信用，而决不可凭感情和印象用人。 　　诸葛亮虽然对马谡看走了眼，但他的“知人”方法对于经营者在用人上是有极大帮助的。其方法为： 　　“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就是要亲自与对方讨论对各类事物是非对错的看法，以观察他的立场、观点、信仰、志向是否明确坚定。 　　“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就是要求领导者就工作中某些现实问题的处理意见同对方不断地进行辩论，提出质疑，以此来考察他的智慧与应变能力。 　　“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就是不断地向对方提出咨询，请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谋略和决策方案，以考察他是否有能力和见识。 　　“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就是告诉对方可能面临的灾祸和困难，来识别他是否能临难而出，勇往争先，义无反顾，救国救民。 　　“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就是领导在与对方同宴时可以劝他饮酒，以观察他是否贪杯、酒后能否自制，以及表露出来的本来性格如何、是否表里如一？ 　　“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就是把对方放在有利可图或者可以得到非分利益的工作岗位上，考察他是否廉洁奉公、以人民利益为重，还是贪图私利或者只顾小集团的利益，见利忘义。 　　“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就是委托对方独立自主地去完成某种工作，看他是否恪尽职责、克服困难，想办法去把事情办好，还是欺上瞒下、应付了事，以考察下级是否忠于职守、恪守信用。 　　今天，我们已逐渐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对下属进行日常考核、定期测评和群众评议的制度和方法。即使如此，前人和外人的有益经验仍然是我们应该吸取的宝贵营养。这些勤于考察而又能见微知著的做法，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17章 第九计扬长避短(1) 　　不同工作职位有不同要求，不同的人才适合从事不同的工作。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的才华也是一样的。用人要做到用人所长，扬长避短。这就是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道理。 　　某人既能统观全局，又善于协调指挥，善于识人用人，组织才干出众，雄才大略，是一个帅才，就应放在决策中心做领导工作。 　　某人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知识面宽，既有综合分析能力，又敢议事直言不讳，有求实精神，无利俗杂念，这是优秀的反馈人才，应选为智囊。 　　有的人忠实坚定，耿直公正，身正行端，平易近人。这样的人从事监督工作，定能做出第一流的成绩。 　　还有的人对领导意图可心领神会，对领导的指示能忠实执行，既埋头苦干，又任劳任怨，实在是难得的执行人才，如果让这样的人担任办公室主任、秘书，一定能把工作做好。 　　各种人才应该各得其位。现代领导者必须善于区别不同人的不同才能，让他们在最合适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如果让优秀的反馈人才去当执行人员，必然“犯上多事”。反之，如果让执行人才当智囊，岂不“自欺欺人”？世上无无用之人，贵在所用恰当。 　　有些企业经常肯花大力气去寻找高素质候选人，甚至不惜抛出重金挖墙脚。但在引进人才后，又没做到人尽其才，给予适当的位置和机会来发挥人才的能力，从而导致人才的极大浪费。 　　建筑师不会修床腿 　　清代思想家魏源指出：“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以前有一位建筑师，远近的人都听说过他的大名。于是有一天，有一个人问他：“先生您究竟有些什么特长呢？”建筑师颇为自豪地回答这个人道：“我呀，最擅长于衡量木材，按照要建造的房屋的情况，根据木材的具体特性来选择恰当的木料。我对整幢要建的房子的细节都了然于心，懂得什么地方应该分派什么人去做。只有在我的指挥下，工匠们才能有条有理地劳动，如果没有我，房子就建不成了。所以，官府请我去，付给我的工钱是普通工匠的3倍；在私人那里，工钱的一大半也归我。” 　　有一天，这个人到建筑师家里去拜访他，见他家里的床正好坏了一条腿，建筑师吩咐仆人说：“一会儿去请个工匠来修理一下吧。” 　　这个人吃惊地问他说：“您天天都和木料打交道，难道您连区区一个床腿都不会修吗？” 　　建筑师回答：“这是工匠做的事，我怎么会呢。”这个人当着建筑师的面不好再说什么了，心里却暗暗想道：原来这个建筑师什么本领都没有，只会到处吹牛、骗人钱财呀！ 　　后来，京兆尹要修官衙，请的就是这位建筑师，这个人就赶去看热闹。 　　到了工地上，他看到地上放着成堆的木料，工匠们把建筑师围在中间。建筑师根据房子的需要，在木料上敲打了几下，就知道了木材的承受能力。他挥舞着手杖指着右边说道：“砍！”那些拿斧头的工匠就都跑到右边的木料旁砍起来；他又用手杖指着左边命令：“锯！”那些拿锯子的工匠都到左边锯开了。在他的指挥下，不一会儿大家全都各司其职，按照建筑师的吩咐忙活起来，没有一个人敢自作主张、不听命令。对于那些不称职的人，建筑师就将其撤下以保证工程的进度，大家也没有一句埋怨的话。就这样，整个工程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建筑师将要建造的房子图纸挂在墙上，才一尺见方大小的图，详尽地标出了房子的规格和要求，小到连一分一毫的地方都算出来了，用它来修建高大的房子，竟然一点出入都没有。 　　这个人这才明白了建筑师的能耐。 　　建筑师的特长，不在于对建筑工程中不起眼的细节进行雕琢，而在于对整体作宏观的把握。对于一个人只能要求他擅长于某个单项，硬要提出些苛刻的要求，对他求全责备是不对的。 　　这个故事说明，若先看到一个人的长处，就能使其充分施展才能，实现他的价值；若先看到一个人的短处，长处和优势就容易被掩盖和忽视。因此，知人应该首先看他能胜任什么工作，而不是千方百计挑其毛病。 　　唐朝大臣韩滉有一次在家中接待一位年轻人。年轻人在韩大人面前表现得不擅言辞，不懂世故，而且脾气古怪，言语中对韩滉也很没有礼貌。中间引荐的人在旁边很着急，认为肯定是没有希望录取。不料韩滉却留下了这位年轻人。因为韩滉从年轻人不通人情世故的一面中，看到了他铁面无私、耿直不阿的长处，于是任命他为“监库门”。年轻人上任后，恪尽职守，库亏之事极少发生。 　　人才搭配术 　　唐朝开国的初期，百废待兴。唐太宗李世民把一个从战乱中平定下来的国家，发展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同他善于用人是分不开的。 　　当时，因开国不久，许多规章法典需要重新制定。李世民在与房玄龄研究安邦定国时，发现他能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具体的办法，但他却对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不善于整理，因此他的许多见解，很难让人采纳。而杜如晦，虽不善于想事，却善于对别人提出的意见做周密的分析，精于决断，什么事情经他一审视，很快就能变成一项决策、律令提到唐太宗面前。 　　于是，李世民就重用了他二人，把他们俩搭配起来，密切合作，组成合力，辅佐自己，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基业。 　　《幼学琼林》里有名句：“求士莫求全，用人如用木”。人无完人，人才也是人，肯定也有长有短，即便是近乎妖人的诸葛亮也有错用马谡的过错，也有过分谨慎贻误战机的毛病，所以在任人问题上一定要注意扬长避短、各尽所能，学会合理地将人才搭配使用。 　　人才的知识化、专业化在中国是大势所趋。然而对此问题的理解不可过于简单和机械。“知识”是必要的，“专业”如何理解？化工厂的厂长精通化工，可谓知识化专业化了，但是否能够成为该厂有效的管理者仍在怀疑之列，因为他是否懂得管理知识？作为大学校长更是如此，一个人不可能精通大学里各个专业的业务，只具备某专业知识的人，即使是世界知名的专家，其知识对管理该大学究竟有何种程度的作用还是值得研究的，何况许多名教授大都是只知埋头研究学问的人，与其让他做并不内行的行政工作，倒不如让他们专心于研究工作，而让那些虽不一定有巨大学术成就，但精于管理的人去掌管学校更为有效。一个人在不适合的岗位上是不可能有积极性的。 　　所以，要做到扬长避短，首先要根据人才的特点安排合适的岗位。 　　用人不要求全责备 　　陈平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家在“负廓穷巷，以弊席为门”，且“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到了可娶妻的年纪，“富人人莫肯与”。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刘邦初次与他相见，一交谈便发现陈平是个非同凡响的人，十分喜欢他，当日就拜陈平为都尉。不久，又升陈平为亚将。 　　周勃、灌婴等人妒忌，谗言说陈平虽然表面上是个美丈夫，但可能是虚有其表：“居家时，盗其嫂”，意思是与嫂子乱搞男女关系，是个好色之徒；“事魏不容，亡归楚、楚又不中，又亡归汉”，三易其主，是个反复乱臣；当都尉时，“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是个贪财之人。 　　刘邦开始有点疑惑，但在推荐人魏无知的规劝和陈平的辩白之后，恍然大悟，明白品行无益于胜负之数。意思是，即便陈平有这些缺点，但却不妨碍用他的长处。于是，刘邦不仅不处分陈平，反而向陈平道歉，并厚赐，拜陈平为护军中尉。 　　从陈平的连升3级，很明显看出刘邦的用人标准，既不看出身、地位、职业、也不重视个人品德、小节；唯一是看这个人是否有真才实学，是否有益于自己与项羽争夺天下的胜负之数。《吕氏春秋.求人》中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正是刘邦能任人以才，才使得“天下之士归于汉王”，“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从而为他日后建立帝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18章 第九计扬长避短(2) 　　假如说陈平升为亚将后，周勃、灌婴等老将谗言，刘邦对刚投奔自己不久的陈平还有一点疑惑的话，那么，经过魏无知的开导、陈平的辩白，升陈平为护军中尉后，刘邦对陈平的信任可以说是到达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如汉三年（公元前204年）的荥阳之围，陈平提出实行反间计。刘邦“以为然，乃出黄金4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又如，韩信以军功相挟，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时，刘邦听信陈平与张良的劝告，控制自己的怒火，满足了韩信的要求，从而使得韩信统帅下的这支举足轻重的队伍在楚汉斗争最激烈时刻临阵倒戈。再如，汉六年（公元前201年），韩信谋反，刘邦听从陈平的计策，借南游云梦之名，轻易地捉住了拥兵强大的韩信。后来，陈平更是大出奇计，在铲除异姓王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北击匈奴时平城之围，刘邦也是用了陈平的奇计，才得以脱险。 　　可以这样说，刘邦很清楚地知道陈平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每一个关键时刻，刘邦都能坚定自己对陈平的信任，即使是自己想法与陈平的想法相左，他还是对陈平言听计从，而不是以领导自居，一意孤行。刘邦的用人不疑，一方面使陈平的才智谋略得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也使得刘邦自己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一步步由弱转强，走向胜利。 　　关于选用人才不求全责备的思想，唐太宗李世民的论述更加精彩。 　　贞观三年，唐太宗见右仆射封德彝好久没有向他推荐人才了，就对他说：“国家安定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近来命你推荐人才，你怎么一个也没推荐上来啊？”封德彝说：“我虽然愚笨，怎敢不尽心去办啊，只是现在我还没有发现人才啊。” 　　唐太宗生气地批评他说：“用人就好比用器物，用其所长。是不是要等梦见傅悦，遇到吕尚那样的人，才去治理国家啊？难道你让我从前朝借人才不成？哪一个朝代没有贤能之士呢？只是我们不去发现他们罢了。” 　　历史上齐桓公用宁戚、卫文侯用吴起、孟尝君用“鸡鸣”“狗盗”之徒、曹操用郭嘉、刘备用法正、王蒙用邓羌等都是选人不求全责备的例证。 　　选择人才要用人之长、不计其短，这并不意味着对缺点视而不见，而是要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安排在合理的岗位上，使其长处充分发挥，缺点不会妨碍取得成就。 　　协调合作 　　曹操是历史上的用人高手，非常善于协调部属之间的关系，用其所长，张辽大战逍。津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 　　当曹操西征张鲁时，孙权率领10万大军攻下皖城，指向合肥。守卫合肥的只有张辽、乐进、李典率领的7000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内部不能通力合作，必败无疑。而这3个人“皆素不眭”。张辽有勇有谋，能统率大局，乐进稳健，李典贵儒雅。 　　李、乐很早跟着曹操，对后投降的张辽不服气。 　　三人资历能力职位不相上下，如果这时工作安排不当，势必引起内部斗争，很难守住合肥。 　　但曹操用人的高明这时也得到充分的显现。在关键时刻，曹操派人送来一个木匣，上书“贼来乃发”，并在文书内对合肥的防御做了具体的安排：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征，乐将军守城。 　　曹操了解3人之间的矛盾，也知道张辽有胆有识顾全大局、是个帅才；李典与人为善、虽跟随自己多年，却从未独当一面；乐进打仗时身先士卒是个猛将、但脾气暴躁容易中计，所以作出如下安排。从这一点安排上反映出曹操高超用人艺术。一是他了解张、李、乐3人不和，由他出面3人比较能够接受。二是乐进守城是其长处，张、李在重要关头能够服从大局；三是曹操利用他们的性格取长补短，防止一人谈话大家附和。 　　后来在张辽的带动下，3人各自负责，协调一致，终于大败吴军，还差一点捉住孙权。 　　这是擅长用人，协调合作的结果。工作往往是由群体承担的，作为群体，完全可以通过个体间取长补短而形成整体优势，达到组织目标。 　　古人云：“骏马能历险，力因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企业家应根据不同人才的专长，安排合适的岗位，发挥他们的作用，不要出现用才错位。 　　据史书记载，王修原是，谭的别驾。此人清正廉明，归附曹操后，曹操见他家中谷不满十斛，书却有数百卷，不禁叹道：“节士果然不是妄自其名。”于是任他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掌管盐铁官营，后又升魏郡太守。王修不负众望，在任严明赏罚，抑强扶弱，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 　　这样的事例，曹操一生做过很多。他很注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扬长避短，各因其器。司马芝和满宠为人刚直，便令其执法。任峻懂农业，让其管理屯田。杜畿治政有方，就封为河东太守。 　　两个鸡蛋 　　著名思想家孔伋向卫国国君推荐苟变，卫君说：“我知道他是个将才，但他在做地方官时，有次征税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我不能用他。” 　　孔伋有一段精彩的比喻。他说：“英明的君主选用人才，就好比木匠选用木材，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一根可以合抱的优质木材，有了几尺朽腐之处，高明的木匠不会因此扔掉不用的。当前是战争年代，正是需要很多军事人才的时候，您因为两个鸡蛋就放弃了一员大将，这话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啊！”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人才有缺点就看不到他的长处。 　　当然，用人所长，并不是对人的短处视而不见，更不是任其发展，而是应做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有些人的短处，说是缺点并非完全确切，因为它天然就是和某些长处相伴生的，它是长处的一个侧面。这类“短处”不能简单地用“减去”消除，只能暂时避开，而关键还在于怎么用它。用的得当，“短”亦即长。克雷洛夫有一段寓言说，某人要刮胡子，却怕剃刀锋利，搜集了一批钝剃刀，结果问题一点也解决不了。 　　领导者不仅要熟悉下属的长处，而且还应帮助下属认识自己的长处，使其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从而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领导者应该经常向被领导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了更大地发挥你的作用，你还需要我做些什么？ 　　互有所补 　　领导者要做到扬长避短，一定要讲究协调合作，合理搭配。 　　一个企业是由性格气质和知识能力各异的人员组成的，只有把“不同类型的头脑”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互相促进，才能取得更理想的工作成果。 　　《西游记》里的“唐氏取经团”在工作中就取得很好的群体互补效应。唐僧是个很坚持原则和具有牺牲精神的领袖，但心肠和耳根都太软，只能说是个平庸之辈；孙悟空是个本事高强、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开路先锋，但过于冲动和鲁莽；猪八戒是个很有心计和善于协调的联络员，但懒惰好色贪生怕死；沙和尚则是个任劳任怨的老实人，但没有主见。这样的四个人各自单干，估计很难成就大事业，但搭配在一起，却可以抵消他们性格中的弱点，并发挥各自的长处，从而克服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 　　管理学上常说一加一能大于二，前提是能发挥群体互补效应。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作为领导者，由于各方面的制约，不一定能找到自己都满意的人才，这时候，就应利用群体互补效应来达成既定的目标。比如一个消费品工业企业，可能需要雇用有创造力的人才来进行新产品设计，再交给条理型的人才进行验证，同时还需要有分析能力的人才去进行市场研究，然后再交代动手能力强的人才去实际生产，最后再交付有开拓能力的人才去进行市场营销。要达到群体互补效应，应必须切记勿将同一类型的人才凑在一块，否则，“互补”很有可能变成“窝里斗”，只会产生起破坏作用的摩擦和内讧，从而导致一加一小于二。 　　现在很多制造业企业在招收新员工时只青睐于名牌大学毕业生，而很少关注那些动手能力很强而又更能适应艰苦环境的熟练技工，从而发生这样的怪现象，企业的基层技术工作无人可用，但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生却不愿意到生产车间，而新产品研发、技术管理、市场营销等部门有限的岗位却不需要这么多的人才，于是这些人才只能相互竞争相互排挤，最后又大都选择了跳槽。 第19章 第十计培养心腹 　　这里所说的培养心腹，是要培养自己的核心骨干力量。任何一个领导，都不可能独揽一切，所以有一个核心的心腹团队，就格外重要。 　　李世民与刘文静 　　李渊本来是隋王朝的贵族，靠继承祖上的爵位，当上了唐国公。公元617年，隋炀帝派他到太原去当留守（官名），镇压农民起义，开始他也打过几个胜仗，后来看到起义军越打越强，越打越多，他也感到紧张起来了。 　　李渊有4个儿子。第二个儿子李世民那时候刚18岁，是个很有胆识的青年，平时喜欢结交有才能的人。人们也觉得他慷慨好客，喜欢跟他打交道。他看准隋朝的统治长不了，心里早有了自己的打算。 　　晋阳（今山西太原）县令刘文静，十分看重李世民。李世民也把他看作知心朋友。刘文静跟李密有亲戚关系。李密参加瓦岗寨起义军以后，隋炀帝下令捉拿李密亲友。刘文静受到株连，被革了职，关在晋阳的牢监里。 　　李世民听到刘文静坐了牢，连忙赶到牢监里去探望。 　　李世民拉着刘文静的手说：“刘大哥，我来探望，不但是为了叙叙友情，主要是想请您帮我出个主意。” 　　刘文静早就知道李世民的心思。他说：“现在皇上远在江都，李密逼近东都，到处都有人造反。这倒是打天下的好时机哩。我可以帮您收集 10万人马，您父亲手下还有几万人。如果用这支力量起兵，打进长安，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可以取得天下。”李世民高兴地说：“您真说到我心里去了。”李世民回到家里，想想刘文静的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但是要说服他父亲，倒是个难题。正好在这个时候，太原北面的突厥（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可汗进攻马邑。李渊派兵抵抗，接连打败仗。李渊怕这件事给隋炀帝知道了，要追究他的责任，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李世民抓住这个机会，就找李渊劝他起兵反隋。 　　李渊一听，吓得要命，说：“你怎么说出这种没上没下的话来！要是我去报官，准会把你抓起来。” 　　李世民并不害怕，说：“父亲要告就去告吧，儿才不怕死呢。”李渊当然不会真的去告发，只是叮嘱他以后别说这样的话。 　　第二天，李世民又找李渊说：“父亲受皇上的委派，到这里讨伐反叛的人。可是眼看造反的人越来越多，您能讨伐得了？再说，皇上猜忌心很重，就算您立了功，您的处境更加危险。只有照我昨天说的办，才是唯一的出路。” 　　李渊犹豫了许久，才长叹一口气说：“昨天夜里，我想想你说的话，也有道理。我也拿不定主意。从现在起，是家破人亡还是化家为国，就凭你啦！” 　　李渊把刘文静从晋阳牢监里放了出来。刘文静帮助李世民，分头招兵买马。李渊又派人把正在河东打仗的另外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召了回来。太原的两个副留守看到李渊父子的举动反常，想出来阻挠。李渊借口他们勾结突厥，把他们抓起来杀了。李渊又听从刘文静的计策，派人备了一份厚礼，到突厥可汗那里讲和，约他一起反隋。突厥可汗觉得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就答应帮助李渊。李世民后来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从原瓦岗军和其他割据势力的降将中，收罗了一批心腹。像有名的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刘文静及这些人后来在帮李世民争夺皇位和天下的过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可见，领导者培植自己的心腹是相当重要的。 　　桃园三结义 　　涿县城里有一条大街叫忠义庙街。相传，当年张飞在涿州卖肉就在这条街上。张飞在这条街上开了个肉铺卖肉。为了制造一点噱头，他把肉系在门前一口井里，用千斤石板盖上，井旁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谁能举起石，割肉白吃。”有一天，关羽赶着小毛驴粜绿豆走到张飞肉铺门口，见了那牌子上写的字，心想：“好大的口气呀！”他上前用手轻轻地一掀，没费吹灰之力就掀起了千斤石，从井里拎出半片猪肉来搭在小毛驴上，一声没言语，就“得儿驾”赶着小毛驴走了——赶集去了。 　　等张飞回来，他老婆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一听就火了，立刻追到集上要找人家算账。 　　张飞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想自己有言在先，牌子上写得明白，这回儿又和人家争扯占不住理；又一想，这次要不声不响，以后他总来白吃肉那还得了吗！ 　　于是张飞想了另外一条办法来报复。他来到关羽的粮食摊上问：“你这绿豆干不干？” 　　关羽回答说：“干！干得很！” 　　张飞故意问：“我用手碾碾试试行吗？” 　　关羽爽快地答应了：“行！那还不行！”张飞抓起一把绿豆来，用大拇指一碾，绿豆成面了。他又抓起一把绿豆来一碾，绿豆又成面了。他碾了一把又一把，不大的工夫，把关羽的半口袋绿豆给碾碎了七八升。关羽认得他是张飞，知道他是不服气故意来找茬儿，就说：“老乡！你要买绿豆，买回去再碾成面儿好不好？在这里你都给我碾成面，我还怎么卖！”张飞说：“你不是让碾吗？” 　　关羽生气了：“谁让你都给碾了？” 　　两人说崩了，挽起袖子，拳打脚踢扭在一块。开始人们上前去拉，谁也拉不开。这时候，恰巧刘备赶集卖草鞋走到这里，他见两条大汉大打出手，却不见一个人敢上前去拉架，就想上去劝解。别人见他弱不禁风的样儿，劝他不要去。刘备不听这一套，上去两手往两处一拨拉，就把他俩给分开了，一手支住一个，关羽、张飞两人干跺脚，谁也摸不着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龙分二虎”。 　　刘备是个胸怀大志的人，他看出关羽和张飞两人都有万夫不当之勇，正感到势单力孤，就想将二人收为己用，于是便请两人在桃花园喝酒吃饭。 　　张飞和关羽经过一番厮打，互相都佩服对方的力气，又经过刘备从中一调停，两人又成了好朋友。刘备恰如其分地提出要跟二人结义为兄弟，关张二人自然同意，于是在桃园三人拜盟结义。 　　刘、关、张三人在桃园拜盟结义完了，下来就是排行次了。一般的拜盟兄弟当然是按年龄排行次，这个刘备心中早就有数，可是张飞年龄最小却不同意。他说：“咱们排行次应比力气，谁力气大谁是大哥。” 　　关羽说：“刘备一下把咱俩分开了，数他力气大，应该是大哥，咱俩不相上下，谁做老二老三都行，还比什么？”张飞不吭声。刘备说：“这样不行，就斗智吧！”张飞连声说：“好，好！” 　　刘备说：“咱们比比看谁能把鸡毛扔到房上去，谁一扔就上去了谁就是大哥，好不好？” 　　三人都同意，张飞性急，抓来一只鸡，拔下根鸡毛就使劲往房上扔，连扔几次都没扔上去。关羽也拔了根鸡毛使着劲地往上扔，也没扔上去。轮到刘备了，他不紧不慢地拎起那只鸡，轻轻一抡就把整个鸡连同鸡毛扔到房顶上去了。 　　张飞说：“你扔鸡不算！” 　　刘备说：“我总算把鸡毛扔上去了！” 　　张飞光哼哼无言以对，只好认输。 　　刘备当了大哥，那么谁是老二老三呢？刘备说：“张飞扔得最早，扔得次数最多，可是都没成功，按道理应该排老三，关羽排二。” 　　张飞无词，哈哈笑着说：“我认输，认输。”这就是著名的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从此以后，三人同吃同住，张飞和关羽成为刘备最心腹的死党，自然也是最可靠的核心团队成员。后来诸葛亮也加入了核心团队，从此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完全依赖，不再引入新的心腹，致使蜀汉后期人才不多。 　　这是刘备一生最大的失误。 　　和尚当女婿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年轻的时候当过和尚，他刚到濠州投奔红巾军的时候，守军见他穿得极其破烂，又是个和尚，立即上前盘问底细。朱元璋还未参军就被怀疑，感觉自尊受了伤害，执拗的性子发作，只说投军来的，更无别话，三言两语就闹翻了。守军将朱元璋捆了，要杀掉这个火气很大的和尚。路过的红巾军元帅郭子兴看到朱元璋虽然衣服穿得破破烂烂，却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眼睛中充满火气，神色镇定，毫不害怕。 　　郭子兴跟朱元璋一谈话，发觉他口齿伶俐，十分赏识，马上叫他脱下和尚的袈裟，换上兵士服装，把他留在身边当个亲兵长。 　　朱元璋参加起义军以后，马上表现出他的才能。他打仗勇敢，又有计谋。郭子兴把他当作心腹看待，出去打仗，总要先跟他商量。在起义兵士中，朱元璋的声望渐渐提高了。 　　郭子兴有个好朋友姓马，在郭子兴起兵那年病死。马公临死的时候，把他的孤女托给郭子兴照顾。郭子兴把女孩带回家里，交给妻子张夫人抚养，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郭子兴一直想给她选个好女婿，这一回，见朱元璋是个人才，就跟张夫人商量，要把马公的女儿嫁给朱元璋，也想借此来笼络朱元璋。张夫人一听也十分赞成。这样，皇觉寺的小和尚就做了郭元帅的女婿，地位也不同了。在起义军中，大家都称他“朱公子”。 　　濠州的红巾军里，连郭子兴在内，共有5五个元帅。5个人平起平坐，不分高低，谁也管不了谁。除郭子兴外，另外4个元帅都有点江湖气，不讲纪律。郭子兴渐渐看不惯他们，他们也嫌着郭子兴。日子一久，矛盾越来越深，4个人就合在一起，排挤郭子兴。 　　有一次，郭子兴差点被他们害死，亏得朱元璋得到消息，把郭子兴救了出来。后来郭子兴几次遇险，都是朱元璋出力营救。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就接管了他的军队，后来驱逐了元军，建立了明朝。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心腹有时候能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朱元璋参加起义军的初期，当时他只是一个带兵的总管，官职不大，但他十分重视文武将才的使用和网罗。至正十三年（公元1352年）冬，他把手下的700人交给别的将领统率，自己带着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享、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等24人离开濠州，往南到定远一带发展势力。这24人，都是义军的骨干，而且都是朱元璋的同乡。朱元璋把这些人，视为心腹，倍加重用，以后他们都成了能征善战的大将，为朱元璋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 　　培植心腹 　　广结“权网”，培植“心腹”，是领导者建立核心团队的第一步。就好比要为一列火车选好火车头。 　　那么如何培植心腹呢？其实培植心腹就是进一步地挖掘人才。为了企业的发展，领导者需要下面的心腹：选拔开拓进取的人才；重视胸襟宽广的人才；赏识不断修炼的人才；厚待坚守信念的人才；挖掘洞察先机的人才；善用衡量得失的人才；依赖绝不敷衍的人才；奖励唯才是用的人才；留意应付得当的人才。 　　下面几类的人，领导千万不能用为心腹：投机者；谄媚者；自命不凡者；权力欲强者；四平八稳者；爱慕虚荣者；理论太多者。 　　木材的成长需要肥沃的土壤，心腹的培植也需要适宜的环境。其实，培植心腹也就是培养人才。明智的帝王总是根据人才成长的不同阶段为人才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一是在人才未显之时，给人才创造一个脱颖而出的机遇，搭造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让人才脱颖而出，一展才华。战国时期的平原君赵胜如果不是给毛遂提供一个参与说服楚王结盟的机遇，恐怕毛遂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同时也没有赵楚联盟赵国获救之幸事。 　　当心腹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要给心腹创造一个宽松适宜的工作环境。充分信任支持心腹的工作，放手而不掣肘，让心腹大胆工作。就像齐景公支持穰苴一样，如果齐景公感情用事，杀了穰苴替他的宠臣报仇，那么齐国在晋国和燕国联合进攻下，就可能亡国了。特别是对破格提拔上来的心腹，更要给予有力的支持。由于破格上来的心腹，容易遭人嫉妒和看不起，工作上不予配合，因此要想办法树立破格上来心腹的威信，让大家接受他们，扶持帮助他们工作，不然，他们有可能半路夭折。商朝的武丁利用人们的迷信思想，很巧妙地树立起了傅悦的威信，让人们很快地接受了他。培植的方式还包括建立发展与某些人才之间的个人关系，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强化可以与员工们直接沟通交流的制度等。 第20章 第十一计疑人可用 　　过去用人一直倡导的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对人才要充分信任，放手让他们工作，大胆负责。 　　然而，人本身及其表现以及对人的认识都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人的品性、素质、能力及其组合体均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化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无数的例子都表明：高低易位，好坏互转是一种普遍现象。即使在某一时候、某种条件下，某人确有某种品性，但换一种条件，很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样子。所以，领导经常还是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疑人”的现象，这也是正常的。 　　“疑人可用”，即我们在怀疑人的时候，还是应该放手大胆地让其工作，充分给予信任和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智慧和创造性。 　　疑时也用 　　东汉初年，冯异是刘秀手下的一员英勇善战的战将。当刘秀转战河北时，屡遭困厄，在一次行军途中弹尽粮绝，饥寒交迫，是冯异送上了仅有的一点豆粥麦饭，才使刘秀摆脱了困境。 　　冯异治军有方，为人谦虚，每当将军们相聚，各自夸耀功劳时，他总是一个人远远躲避在大树下，因此，人们称他为“大树将军”。冯异长期转战于河北、关中，甚得民心，成为刘秀政权的西北屏障，这自然引起了同僚的嫉妒。一个名叫宋嵩的使臣，先后四次上书，诋毁冯异，说他控制关中，擅杀官吏，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大家都称他为“咸阳王”。冯异对自己久握兵权，远离朝廷，也不大安心，担心被刘秀猜忌，于是一再上书，请求回到洛阳。 　　刘秀对冯异确实也不大放心，可是西北地区又离不开冯异。 　　为了解除冯异的顾虑，刘秀便把宋嵩告发他的密信送给冯异。这一招非常高明，既可解释为对冯异深信不疑，又暗示了朝廷早有戒备。由于刘秀的恩威并用，使冯异连忙上书自陈忠心。刘秀这才回书说：“将军对我来说，从公义上说是君臣，从私恩上说是父子，我还会对你猜忌吗？请将军不必再担心。”说是不疑，其实还是疑的。尤其是冯异这样位高权重的大臣，不得不成为皇帝重点怀疑的人物。刘秀对告密信的处理，只是做出一种姿态，表面上表示不疑，其实是给冯异一个暗示：我已经注意你了，你不要轻举妄动。既是拉拢，又是震慑，一箭双雕，手段高明至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有谋略的企业家，常常能以巧妙的处理方式，显示自己用人不疑的气度，使得疑人不自疑，更加忠心地效忠。 　　皇太极用人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沙场老将。，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任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扎在锦州。他在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满清的皇太极对这位猛将仰慕已久，极尽笼络之能事。他曾经试探性地给祖大寿写信，说是想派使者吊明熹宗之丧，并祝贺新皇帝崇祯登基。但祖大寿坚决拒绝了皇太极，可谓是明朝最坚决的主战派。 　　皇太极非常欣赏祖大寿的勇猛与为人，为了将他招至麾下，用了很多心思。他先派人搜捕居住在永平三十里村的祖大寿的族人，抓到了祖大寿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以及其他亲属。这些祖大寿的亲戚都被带回盛京，软禁起来，但待遇相当优厚。皇太极先后几次写信给祖大寿，还让祖大寿的儿子写信劝降。祖大寿毫不理睬，继续率领，崇焕旧部，驻守宁远、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御清兵的入侵。这支部队当时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 　　崇祯四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修大凌河城。同年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极以倾国之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大凌河城团团包围住。 　　皇太极从城外高处察看大凌河城内的防守，不禁叹息道：“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士兵尚且如此精干，更何况统帅呢！心中更起了要收复祖大寿之心。于是皇太极并不下令攻城，只用围困之策。他说：“此城之兵，犹枪之有锋，锋挫柄存，亦复何济？”命人在大凌河城外挖壕筑墙，以便长期围困。清兵在大凌河城周围50里内挖壕4道，按八旗左右翼方位扎营盘四十五处，完全切断了守城明军与外界联系。 　　但祖大寿并不示弱，头一百天中，他督军出城与清兵交战数十次，各有伤亡。但突围不成，明朝4万援军又被皇太极亲率主力击败，祖大寿只能闭城坚守。 　　皇太极不但自己写信，还命令23名明朝投降的文武官员，各以己意写招降书给祖大寿，表现出极为真诚的宽宏。 　　20多封信送到祖大寿面前，他依旧不予理睬。坚守了3个月，城里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百姓。 　　平民百姓吃光了，开始吃军中的老弱病残。军中的老弱病残也吃光了，接下去就该是健壮将士们互相残杀了。无论如何，到了这个地步，城是没法再守下去了，所有的将领，除了副将何可纲之外，都认为只剩下投降一条路了。 　　祖大寿长叹一声说：“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三者并重。今既尽忠报国，惟惜此身命。”于是与皇太极在城外设坛盟誓，算是正式投降了。 　　投降后的祖大寿立即以妻子家眷在锦州为借口，向皇太极献策，他愿意带一支兵马，换上明军的衣服，混进锦州，这样他可以在城里当内应，锦州指日可下。皇太极满心欢喜，立即答应了他，并给了他5000兵马。但祖大寿在半路上借大雾甩开了同行的贝勒阿巴泰等清兵，单独奔进锦州城，然后就开始率领明军抵抗清兵。 　　皇太极被祖大寿用诈降涮了一把，自然恼羞成怒。他之后两次御驾亲征攻打锦州、宁远，就是想擒住祖大寿出了这口恶气，可惜都无功而返。即便这样，皇太极也没有下令杀死被监禁在盛京的祖大寿的亲人，反而对祖大寿的子孙“厚抚之”。 　　就这样，祖大寿又为明朝多守了10年的城。但祖大寿始终未能消除崇祯皇帝对他的怀疑，其实从他当年为，崇焕下狱反出山海关开始，这种君臣间的怀疑就已经存在了。明朝派洪承畴镇守宁远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监视祖大寿，防止他也像祖氏其他成员一样投降满清。 　　崇祯十四年四月，清兵再次倾国而来，包围了锦州城。这一次整整围了一年，洪承畴的13万援军在松山被击溃，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粮尽援绝，锦州城中又开始发生人吃人的惨剧。皇太极多次招降，迫于无奈，祖大寿只好再次投降。 　　即使有上一次诈降的教训，皇太极仍没有杀祖大寿，反而任命他为正黄旗总兵。无数满人将领都劝皇太极说，即使不杀祖大寿，但也不能再重用他。皇太极不听。 　　祖大寿后来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虽然没有为清廷出力，但皇太极疑人也要用的器量，却打动了许多人，后来许多明朝的将领都是不战而降。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重用疑人，对于人心包括竞争对手的人心会有很大影响力。 　　曹操用人 　　曹操用人很有气魄的。徐歙、毛晖先在曹操部下为将，兖州叛乱之后，徐、毛二人也跟着背叛了曹操。曹操捉到他们，认为他们有才干，不究其罪，任他们当了郡守。 　　魏种和曹操是故交，当年曹操曾推举他为孝廉。兖州叛变的时候，曹操说，别人可能背叛，魏种不会抛弃我。然而魏种却逃之夭夭。曹操生气地说：“魏种如果北不逃到胡地，南不跑到越族，我就不会跟他干休！”后来终于捉到了魏种，曹操又叹了口气说：“惟其才也。”仍封魏种为河内太守，把今山西一带的政事托付给他。 　　臧霸先跟陶谦，后追随吕布，一直同曹操打仗。吕布兵败以后，曹操找到了臧霸，让他掌管徐、青二州。 　　中国文史上曾有两篇最为脍炙人口的著名檄文；其一是唐朝文人才士骆宾王所写讨伐武则天的《为徐敬业讨武檄》；其二就是汉末魏初文士陈琳为袁绍所写讨伐曹操的檄文。陈琳原在袁绍手下任记室，袁绍令陈琳撰写了一篇声讨曹操的檄文，骂曹操是“阉遗丑”，把曹操的祖父、父亲都骂了。曹操打败了袁绍后，终于抓到了陈琳。 　　曹操生气地问：“你替袁绍写檄文，骂我一个人不就完了？恶止其身嘛！何必骂我祖宗三代？” 　　陈琳回答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曹操于是不再追究，还任命他为军谋祭酒，掌管文书事务。 　　曹操对于敌营垒的人争取和录用，对于降而复叛，反复无常的人也争取和任用。 　　曹操进攻宛城时，张绣投降，但突然又反击曹操，大败曹军，曹操的亲兵都尉典韦战死，长子曹昂与侄子曹安民也死于混战中，曹操自己也中箭受伤，这是曹操战争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按常理说他与张绣势不两立，永无和解的可能了，但官渡之战曹操与袁绍对垒时，曹操又派人招纳张绣。张绣犹豫不决。谋士贾诩说：“有大志的人能够去掉私怨而著仁义于四海，曹操比袁绍有前途，可依靠。”张绣听了劝告，投降了曹操。曹操与张绣握手言欢，封张绣为杨武将军，贾诩为都亭侯，发誓不念旧恶。后来，曹操让儿子娶了张绣的女儿，两人结为儿女亲家。曹操虽然名义上不是天子，却有天子之实，坐拥天下，这与他不拘一格地招揽人才有极大的关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适当地给疑人一些机会，会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安定人心 　　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李世民虽然诛杀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及其年幼无知的侄子，但东宫与齐王府的余党纷纷逃亡，在各地隐匿，企图卷土重来，成了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和混乱的根源。 　　为了消除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唐太宗李世民曾两次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非常策略地处理了“喋血玄武门”之后留下的问题。 　　唐太宗还对东宫府的人才大胆地加以信任与提拔，如李建成的骁将薛万彻，曾带兵攻打过玄武门与秦王府，失败后又逃亡终南山。唐太宗派人请他回来，“以其忠于所事，不之罪也”，不以仇敌遇之。 　　东宫府的能臣、原太子洗马魏征，唐太宗封为“詹事主簿”，后又改任谏议大夫，步步高升，表现了唐太宗杰出的政治家的风度和气魄。 　　唐朝开国功臣李靖更是“使功不如使过”的典型。 　　李渊还没有起兵前，李靖曾经试图向隋朝皇帝揭发李渊谋反，因此几乎被李渊处死，幸而被李世民所救。后来李世民让他戴罪立功，李靖协助李孝恭治理巴蜀、灭萧铣、辅公佑，被李渊评价为“萧、辅之膏肓”。 　　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去征求李靖的意见，其实是为了试探李靖的立场，李靖不表态，没有参加事变，之后自然受到了李世民的猜忌。但李世民一面怀疑他，还是继续用他。贞观年间，李靖负责抵御突厥，成功地消灭突厥政权，战功无人可及。后来又挂帅出征，消灭吐谷浑势力。李靖屡次被诬告谋反，李世民对他也总是又拉又打，打了再拉。李靖为免嫌疑，主动退休，闭门不出。 　　这个故事再一次告诉我们，重用疑人不但可以安定下属的心，还能为自己招揽更多的人才。 　　用好疑人 　　领导和下属之间很容易产生误解，形成隔阂。领导眼中的疑人，大都是跟自己疏远的人，曾经反对过自己或意见不一致的人。高明的领导要能够大胆使用疑人，方能够成就大的事业。这就是要摆脱用人问题上的个人恩怨。 　　用人者要有容人之量，能容纳则能招之、用之，不能容则流向他方，此处不容人，自有容人处。韩信因出身寒微不为项羽所容，就跑到刘邦那边。 　　爱因斯坦不为希特勒所容，就到美国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大胆地接受了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建议，很快研制了原子弹，成为世界上最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主持研究这项工作的却是意大利人费米，大家都知道，在罗斯福时代，美国与德、意两国正是水火不容的敌对国，而爱因斯坦和费米等人对美国人来说都是意义上的“敌侨”，让敌对国家的人来主持这样要害的工作，简直是常人不能理解和不敢想像的事情。然而，独具慧眼并有着超人胆识和魄力、善于用人的罗斯福确确实实地这样做了，而且获得了成功，卓有成效地赶在德国之前研究成功了原子弹。 　　高明的企业家要有过人的魄力，辅以巧妙的处理，就能使疑人忠心耿耿地继续出力。 　　当然，发现了下属真的产生反叛之心，并非忠心之士，那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善加处理。 第21章 第十二计因事而用 　　我们通常所说的才，其实就是指一个人所特有的素质和能力，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本领。 　　才的条件也就是能力条件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一般指文化程度、动手操作能力、认识能力、思维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表达能力、组织指挥能力、协调能力、决策能力、专业技能、政策理论水平、言辞表达能力、调研综合能力、开拓创新能力以及应变能力等等。 　　对不同的职位，其才能的要求应有不同的侧重。我们说，有文凭、学历并不一定有能力，有知识才能也不等于有贡献。选用人才就是要选择那些具有知识、通过能力做出贡献、创造业绩的人。因此，对才能的考核应以素质为依据，结合他在工作中的种种具体表现来判断。 　　人才选用的最终目的是把称职的人合理地安置在相应的职位上，实现人与事科学有效地结合，从而推动事业的发展与成功。 　　小偷退齐兵 　　子发是楚国的一位将领，他很注意有一技之长的人，善于利用这些人的长处为自己服务。楚国有一位擅偷窃的人听说了这件事，便去投靠子发，小偷对子发说：“听说您愿起用有技艺的人，我是个小偷，以前不务正业，如果您能收留我，我愿为您当差，以我的技艺为您服务。” 　　子发听小偷这么说，又见他满脸诚意，很是高兴，连忙从座位上起身，对小偷以礼相待，竟连腰带也顾不上系紧、帽子也来不及戴端正。小偷见子发果然是真心，简直是受宠若惊了。 　　子发手下的官员、侍从们都劝谏说：“小偷是天下的盗贼，为人们所不齿，您怎么对他如此尊重？” 　　子发摆摆手说：“你们一时难以理解，以后就会明白的，我自有道理。” 　　适逢齐国兴兵攻打楚国，楚王派子发率军队前去迎战齐兵。 　　结果，连续交锋3次，楚军都败下阵来。 　　军帐内，子发召集大小将领商议退齐兵的策略，将领们想了好多计策，个个忠诚无比，可是对击退齐兵却一筹莫展，而齐兵反而愈战愈强。 　　面对紧张的形势，那个小偷来到帐前求见，主动请缨。小偷说：“我有个办法，请让我去试试吧。”子发同意了。 　　夜间，小偷溜进齐军营内，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齐将首领的帷帐偷了出来，回到楚营交给子发。子发便派了一个使者将帷帐送还齐营并对齐军说：“我们有一个士兵出去砍柴，得到了将军的帷帐，现特前来送还。”齐兵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第二天，小偷又潜进齐营，取回齐军首领的枕头。子发又派人送还。 　　第三天，小偷第三次进了齐营，取回来齐军首领的头发簪子。子发第三次派人将簪子送还，这一回，齐军首领惊恐万分不知所措。齐军营中议论纷纷，各级将领大为惊骇。于是，齐军首领召集军中将士们商议对策。首领对大家说：“今天再不退兵，楚军只怕要取我的头了！”将士们无言以对，首领立即下令撤军。 　　齐军终于退兵而走。楚营内大大嘉奖那个立功的小偷，众将士无不佩服子发的用人之道。 　　小偷，如果损害社会人民，的确该绳之以法；如果改邪归正，把技艺特长用到有益的地方，有时也能干出大事来。 　　没有无用之人 　　清朝有位将军叫杨时斋，他认为军营中没有无用之人。聋子，可以安排在左右当侍者，可以避免泄露重要军事机密；哑巴，可以派他传递密信，一旦被敌人抓住，除了搜去密信，也问不出更多的东西；瘸子，可以让他去守炮台，因为他行动不便，能够坚守阵地，很难弃阵而逃；盲人，听觉特别敏锐，可以在战前派他到阵前听敌人的动静，担负侦察的任务。 　　杨时斋的观点说明，没有无用之人，任何人的短处中都蕴藏着可用的长处，要学会因事而用。 　　瘦吾貌肥天下 　　裴光庭、萧嵩是唐玄宗时的宰相。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三月，裴光庭离开相位。玄宗问萧嵩：“谁可以代裴光庭为宰相？” 　　萧嵩就推荐韩休，说韩休为人恬静和蔼，不好名利。韩休便因此当上了宰相。韩休拜相以后，和萧嵩共事。韩休为人不讲情面，办事光明磊落。萧嵩就对韩休日益疏远，渐渐有些厌恶，连唐玄宗也对韩休的刚直不阿深怀敬佩，甚至有几分畏惧。 　　唐玄宗每次举行宫中宴会，寻欢作乐，或是游猎后苑，小有过失时，都要询问侍从：“韩休知道吗？”刚问完话，韩休的谏章就到了！ 　　有一次，唐玄宗照镜子，半天对着镜子，闷闷不乐。左右侍从们在一边说：“自从韩休当宰相以来，陛下比以前瘦多了，为什么不把韩休贬去外地？” 　　唐玄宗感叹地说：“我确实不喜欢韩休，早就想把他贬去外地。萧嵩每次奏事都顺从我的旨意，但退朝之后，我总觉得寝食不安。韩休奏事都是据理力争，退朝以后，我寝食都很安心。我用韩休，是为了国家，而不为了自己。我虽然瘦了，但天下一定是肥了！” 　　唐玄宗不喜欢韩休是真的，但他用韩休是因事而用，为国家而用。 　　因事用人 　　季布和丁公曾经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在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季布几次领兵将刘邦打败，丁公也曾领兵追击过刘邦，但丁公为人首鼠两端，在关键时候放了刘邦一马。刘邦做皇帝后，记恨季布打败过自己，就派人将他抓了起来。季布不肯投降。刘邦想到自己需要季布这样的忠臣来辅佐，就不再记仇，不但放了季布，还封为郎中。丁公听说了后，就觉得连季布这样给过刘邦难堪的人都能做官，他这个曾对刘邦有恩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于是立即来投奔刘邦，没想到，丁公却被刘邦抓起来。刘邦对众人说：“丁公做项羽的将领时不忠，就是他这种人使项王丧失了天下。”下令处死了丁公，还将他的首级在军中示众，警示大家要做忠臣，不要学丁公。 　　陈桥驿在陈桥和封邱之间。赵匡胤兵变时，陈桥守门官闭门防守，不放赵匡胤的军队通过。赵匡胤只得转道封邱，封邱守门官马上开门放行。赵匡胤即帝位后，反而晋升了陈桥守门官的官职，称赞他忠于职守，并斥责封邱守门官临危失职，将他斩首。这是赵匡胤因事用人的高明之处。 　　《孙子》有“择人而任势”之说。另一部兵书《李卫公问对》中的主角之一李世民，在一份诏书中也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意思是不能因为要使用一个人而故意地设置一个职务让他去做，这样做是会乱事的，主张要为事业需要而选用合适的人才。这样做，才能把事情办好。 　　李世民讲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唐初有一位开国功臣叫窦诞，他曾以元帅府司马的身份伴随秦王（即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东征西战。李世民接唐王位后，为照顾窦诞的资历与功勋，以宗王卿的官衔，让他管理后族的内部事务。但窦诞终因上了岁数，在君臣众人讨论国事时出现“昏谬失对”的现象，对此李世民感慨良多，承认自己用人不当，凭老关系、老印象用窦诞误了事。 　　为此事，他专门写了一份诏书，诏谕公众，示意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上述那句话就是在这份诏书中说的。 　　到底如何用人？因事用人说到底其实是为官择人，为职位择人，而不是为人择官。 　　为官择人与为人择官是两种对立的用人观。为官择人思想，实际就是孙武的择人任势思想。为官择人的出发点是“官”即事业，为事业兴盛而择人。为人择官的出发点是，为满足人当官的欲望而设事。“为官择人”，在考虑用人标准时是德是才，是具备德才条件，能胜任这个“官”工作的人。“为人择官”，实际是无所谓德才标准了，要说有标准的话，那就是亲的标准，任人唯亲；资的标准，任人唯资；顺的标准，任人唯顺，如此等等。任人唯亲、唯资、唯顺等等，是用人的大忌。这样做，使贤人不举，还有可能使庸才掌事心怀叵测的人掌事。这样做，也失去了真正用人意义，失去了群众的拥护，后果是很严重的。 　　现代的企业领导一定要学会因事用人。 第22章 第十三计约法三章 　　刘备是《三国演义》中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其有几招用人之道，浅显明了，但内涵可谓精深，运用得当，妙用无穷。一言以蔽之：识人，用人，笼络人。 　　我们说，商场如战场。这不只是指两者残酷激烈的程度相似，智谋战略的重要相同，更重要的是在对人事上筹划管理的要求也是极为相近的。 　　万事人为本。人是生产力中是重要的因素，对人管理的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生存、巩固、发展大计。 　　慧眼识才固然是领导的水平，但善于用才更是领导的良好素质。 　　有句话叫：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人的人。用人之道就是在“识人”基础上的延伸，既要在实践中有针对性地充分锻炼培养人的能力，还要在工作实践中大胆地擢升委任，放手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总之，“识人”是基础，“用人”是目的，用人要不拘一格，屏弃陈见，用人不疑，这需要的是管理者的胆识和勇气，但这个“勇”不是盲勇，是基于充分认识的勇，是虚怀若谷，是从谏如流，是有谋之勇，有识之勇。 　　领导干部在用人过程中要根据人才专业特长、综合素质的不同，因人制宜，把人才用在适合他发挥特长的岗位上，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实现人才资源的最佳配置。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有规矩才能成方圆。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官吏队伍管理的规范性，是用人之道更深化的体现。 　　刘邦约法三章 　　刘邦的军队进了咸阳，将士们纷纷争着去找皇宫的仓库，各人都拣值钱的金银财宝，闹得乱哄哄的。只有萧何不稀罕这些东西，他先跑到秦朝的丞相府，把有关户口、地图等文书档案都收了起来，保管好。 　　刘邦在将士的陪同下，来到了豪华的阿房宫。他看见宫殿这么富丽，幔帐、摆设儿好看得让人眼花缭乱。还有许许多多的美丽宫女。他在宫里呆了一会，心里迷迷糊糊的简直不想离开了。 　　这时候，他的部将樊哙闯了进来，说：“沛公要打天下，还是要当个富翁呀？这些奢侈华丽的东西，已经使秦朝亡了，您还要这些干么？还是赶快回到军营里去吧！” 　　刘邦不听他的话，一个劲儿地说：“让我歇歇吧。”恰巧张良也进来了，听到樊哙的话，对刘邦说：“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樊哙的话说得很对呀，希望您听从他的劝告。” 　　刘邦是很信任张良的，听了他的话，马上醒悟过来，吩咐将士封了仓库仍旧回到灞上。 　　接着，刘邦召集了咸阳附近各县的父老，对他们说：“你们被秦朝残酷的法令害苦了。今天，我跟诸位父老约定三条法令：第一，杀人的偿命；第二，打伤人的办罪；第三，偷盗的办罪。除了这三条，其他秦国的法律、禁令，一律废除。父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不必惊慌。” 　　刘邦还叫各县父老和原来秦国的官吏到咸阳附近的各县去宣布这三条法令。 　　百姓听到了刘邦的约法三章，高兴得了不得。大伙儿争先恐后地拿着牛肉、羊肉、酒和粮食来慰劳刘邦的将士，刘邦好言好语地劝他们把这些东西拿回去，他说：“粮仓里有的是粮食，不要再让你们费心了。” 　　从那时候起，刘邦的军队在关中百姓中留下了好的印象，人们都巴不得刘邦能留在关中做王。刘邦就是靠约法三章得了民心，后来又得了天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就得先有规矩。 　　晋商的号规 　　名扬海内的晋商号规极严，无论经理、伙计、学徒，均须遵守。 　　晋商有谚称：“家有家法，铺有铺规。”其内容包括各分号与总号之间的关系、业务经营原则、对工作人员的要求等。例如休假制，一般规定号内下属从掌柜起，均为三年回家探亲一次（分号路远者，如东三省、蒙古、新疆等地为五年一次），称为班期。住家半年，往返旅杂费由号中供给。如遇婚丧等事，视情况予以补贴。号内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家眷。 　　下面是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大德通票号号规的部分内容：l.在各分号互相之间，规定虽以结账盈亏定功过，但也要具体分析，如果本处获利，别的分号未受其害者，可以为功；如果只顾本处获利，不顾其他分号利益，甚至造成损害者，则另当别论。 　　2.在业务经营上，规定买空卖空，大干号禁，倘有犯者，立刻出号。强调生意之中，以通有无、权贵贱为经营方针。 　　3.对于工作人员，规定凡分号经理，务须尽心号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凡一般工作人员，强调和衷为贵，职务高者，对下要宽容爱护，慎勿偏袒；职务低者，也应体量自重，不得放肆。 　　4.严禁陋习。规定不论何人，吃食鸦片，均犯号禁。前已染此弊者，责令悔改，今后再有犯其病者，依号规分别处理。各分号难免有赌钱之风，今后不管平时过节，铺里铺外，老少人等，一概不准，犯者出号。游娼戏局者，虽是偶蹈覆辙，亦须及早结出，刻不容缓，严行禁之。 　　这实际上就是制度化管理，事先约法三章，这也是晋商的成功之处。 　　黄盖口软手硬 　　三国时期的黄盖曾和周瑜共同演过一出“苦肉计”，至今还是妇孺皆知的事，但在这之后，黄盖还曾做过石城县令，有一件事也很值得玩味。 　　黄盖早就听说石城县的官吏很难驾驭，一到任，他就先进行人事结构大调整，把官吏们分置成两掾，让他们各自管理好自己的事务。他召集各曹官吏，对他们说：“我这个当令长的没什么德行，只是靠武功才做了官，并不熟悉文吏的事情。现在，敌国未灭，军务很多，一切文书都交给你们掾属去处理。你们一定要管理好各自的事务，不断纠正谬误，把各自的工作做好。倘若有弄奸欺骗的行为，我是终究不会对你们鞭抽杖打的。”言下之意，如果谁弄奸欺骗，那就要给杀头。 　　这种不软不硬的命令下达后，各曹官吏们是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恭敬老实地认真为黄盖办事。可是时间一长，有些官吏们因为黄盖不懂文书治理，便开始懈怠起来。从心眼里开始瞧不起这个“武”县令。 　　黄盖发现了这种苗头后，不动声色，就着手暗中进行调查，最后查出有两名掾属各自违法的几件事。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以后，黄盖便召集所有官吏，提出几件事情来追问那两个掾吏，两个掾吏想不到黄盖掌握了这么多有关他们的材料，吓得连忙磕头谢罪，请求黄盖饶恕。 　　黄盖看了这两个磕头如鸡啄米一样的掾吏，语气偏缓而又面露杀机地对他们说：“我已经约法三章有言在先，如果你们中的无论哪一个犯了法，我是终究不对你们鞭抽杖打的。我这个人向来说话算数。今天，我也不敢欺骗你们！”说完，大声喝道：“来人，把这两个家伙拉出去斩了！” 　　那两个掾吏本来还存一点侥幸心理，但一听这话，连哭鼻子的机会也没有了。两个掾吏被杀后，众掾吏从此人心惶恐不安，再也不敢拿黄盖的话当儿戏了。从此，一县安宁，黄盖工作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 　　历史上的制度建设 　　我国古代非常重视官吏选拔任用和监督管理的制度建设。一些明智的帝王深知，建立一支好的官吏队伍，仅靠明君贤相的个人作用是不够的，明君贤相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还是制度。因此，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帝王非常注重官吏管理的制度建设。汉武帝称帝以后，深感旧的选官制度弊病之大，大胆对旧的选官制度进行了改革。从选拔、考察、奖惩等方面入手，建立一套全新的官吏管理制度，对推进汉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西汉末年的著名丞相薛宣，以知人善任而著称，在任丞相期间，有意识地实行了官吏交流制度。晋武帝针对机构重叠、官吏队伍臃肿、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以精简职能为中心，对机构和官吏队伍进行了精简，其做法对我们今天机构改革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梁武帝萧衍是我国南朝历史上在位最久的一位皇帝。他称帝后，首先对当时官吏选拔的“九品中正制”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不拘一格、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制度，致使南朝出现了自魏晋以来从未有过的兴旺局面。 　　至于官吏管理工作的试用制、回避制、荐人失察追究制等，我国历史上都有比较成熟的制度。历史上也有不重视官吏管理的制度建设而差点造成国破家亡的教训。唐朝李隆基早期的用人还是任人唯贤的，选拔任用了一批忠臣贤相，但到了后期，因为宠爱杨贵妃走到任人唯亲的道路上去了。追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建立一个好的用人制度。因为帝王的思想认识是可以变化的，可以变好，也可变坏，因此，制度建设是搞好官吏管理的根本保证。 第23章 第十四计一诺千金(1) 　　如何使领导者发出的指令得到最有效的执行，这对所有的领导者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权力的影响度，威信的分量。诺言如同激素，最能激发人们的热情。于是不少领导者在下指令时都爱许诺，可是他们偏偏又不珍惜一诺千金的价值，在视觉上和听觉上满足了下属的希望之后，又留给了人们漫长的等待与杳无音讯的结局。 　　商鞅南门立木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中原各诸侯国落后。比邻的魏国就比秦国强，还从秦国夺去了河西一大片地方。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新君秦孝公即位。他下决心发愤图强，首先搜罗人才。他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论是秦国人或者外来的客人，谁要是能想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的，就封他做官。”秦孝公这样一号召，果然吸引了不少有才干的人。有一个卫国的贵族公孙鞅（就是后来的商鞅），在卫国得不到重用，跑到秦国，托人引见，得到秦孝公的接见。 　　商鞅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注意农业，奖励将士；要打算把国家治好，必须有赏有罚。有赏有罚，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 　　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可是秦国的一些贵族和大臣却竭力反对。秦孝公一看反对的人这么多，自己刚刚即位，怕闹出乱子来，就把改革的事暂时搁了下来。 　　过了两年，秦孝公的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为左庶长（秦国的官名），说：“从今天起，改革制度的事全由左庶长拿主意。”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10两金子。”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有的说：“这大概是左庶长成心开玩笑吧。”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 　　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50两。 　　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 　　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50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 　　这件事立即传了开去，一下子轰动了秦国。老百姓说：“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 　　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果然有令必行。这样过了10年，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一诺千金，言出必行，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树立真正的威信。 　　晋文公退避三舍 　　公子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晋献公年老的时候，宠爱一个妃子骊姬，为了骊姬生的小儿子奚齐立为太子，就把原来的太子申生杀了。太子一死，献公另外两个儿子重耳和夷吾都感到危险，逃到别的诸侯国去避难了。晋献公死后，晋国发生了内乱。后来夷吾回国夺取了君位，也想除掉重耳，重耳不得不到处逃难。重耳在晋国算是一个有声望的公子，因此一批有才能的大臣都愿意跟着他。 　　重耳先在狄国住了12年，因为发现有人行刺他，又逃到卫国。 　　卫国看他是个倒运的公子，不肯接待他。他们一路走去，走到五鹿（今河南濮阳东南）地方，实在饿得厉害，正瞧见几个庄稼人在田边吃饭。重耳他们看得更加口馋，就叫人向他们讨点吃的。庄稼人懒得理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跟他们开个玩笑，拿起一块泥巴给他们。 　　重耳冒了火，他手下的人也想动手揍人了。随从中有个叫狐偃的连忙拦住，接过泥巴，安慰重耳说：“泥巴就是土地，百姓给我们送土地来啦，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吗？”重耳也只好趁此下了台阶，苦笑着向前走去。 　　重耳一班人流亡来到齐国。那时齐桓公还在，待他挺客气，送给重耳不少车马和房子，还把本族一个姑娘嫁给重耳。重耳觉得留在齐国挺不错，可是跟随的人都想回晋国。随从们背着重耳，聚集在桑树林里商量回国的事。没想到桑树林里有一个女奴在采桑叶，把他们的话偷听了去，告诉重耳的妻子姜氏。姜氏对重耳说：“听说你们要想回晋国去，这很好哇！”重耳赶快辩白，说：“没有那回事。”姜氏一再劝他回国，说：“您在这儿贪图享乐，是没有出息的。”可重耳总是不愿意走。当天晚上，姜氏和重耳的随从们商量好，把重耳灌醉了，放在车里，送出齐国，等重耳醒来，已离开齐国很远了。 　　以后，重耳又到了宋国。宋襄公正在害病，他手下的臣子对狐偃说：“宋襄公是非常器重公子的，但是我们实在没有力量发兵送他回去。”狐偃说：“这我们全明白，我们就不再打扰你们了。”离开宋国，又到了楚国。楚成王把重耳当作贵宾，还用招待诸侯的礼节招待他。楚成王对待重耳好，重耳也对成王十分尊敬。两个人就这样交上了朋友。 　　有一次，楚成王在宴请重耳的时候，开玩笑地说：“公子要是回到晋国，将来怎样报答我呢？”重耳说：“金银财宝贵国有的是，叫我拿什么东西来报答大王的恩德呢？”楚成王笑着说：“这么说，难道就不报答了吗？”重耳说：“要是托大王的福，我能够回到晋国，我愿意跟贵国交好，让两国的百姓过太平的日子。万一两国发生战争，在两军相遇的时候，我一定退避三舍。”（古时候行军，每30里叫做一“舍”。“退避三舍”就是主动撤退90里的意思。） 　　楚成王听了并不在意，却惹恼了旁边的楚国大将成得臣。等宴会结束，重耳离开后，成得臣对楚成王说：“重耳说话没有分寸，将来准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还不如趁早杀了他，免得以后吃他的亏。”楚成王不同意成得臣的意见，正好秦穆公派人来接重耳，就把重耳送到秦国（都城雍，在今陕西凤翔东南）去了。 　　原来秦穆公曾经帮助重耳的异母兄弟夷吾当了晋国国君。没想到夷吾做了晋国国君以后，反倒跟秦国作对，还发生了战争。夷吾一死，他儿子又同秦国不和。秦穆公才决定帮助重耳回国。 　　公元前636年，秦国护送重耳的大军过了黄河，流亡了19年的重耳回国即位。这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即位以后，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把晋国治理得渐渐强盛起来。他也想能像齐桓公那样，做个中原的霸主。这时候，正好周朝的天子周襄王派人来讨救兵。周襄王有个异母兄弟叫太叔带，联合了一些大臣，向狄国借兵，夺了王位。周襄王带着几十个随从逃到郑国。他发出命令，要求各国诸侯护送他回洛邑去。列国诸侯有派人去慰问天子的，也有送食物去的，可就是没有人愿意发兵打狄人。 　　有人对周襄王说：“现在诸侯当中，只有秦、晋两国有力量打退狄人，别人恐怕不中用。”襄王才打发使者去请晋文公护送他回朝。 　　晋文公马上发兵往东打过去，把狄人打败，又杀了太叔带和他那一帮人，护送天子回到京城。 　　过了两年，又有宋襄公的儿子宋成公来讨救兵，说楚国派大将成得臣率领楚、陈、蔡、郑、许五国兵马攻打宋国。大臣们都说：“楚国老是欺负中原诸侯，主公要扶助有困难的国家，建立霸业，这可是时候啦。”晋文公早就看出，要当上中原霸主，就得打败楚国。他就扩充队伍，建立了3个军，浩浩荡荡去救宋国。 　　公元前632年，晋军打下了归附楚国的两个小国——曹国和卫国，把两国国君都俘虏了。 　　楚成王本来并不想同晋文公交战，听到晋国出兵，立刻派人下命令叫成得臣退兵。可是成得臣以为宋国迟早可以拿下来，不肯半途而废。他派部将去对楚成王说：“我虽然不敢说一定打胜仗，也要拼一个死活。” 第24章 第十四计一诺千金(2) 　　楚成王很不痛快，只派了少量兵力归成得臣指挥。成得臣先派人通知晋军，要他们释放卫、曹两国国君。晋文公却暗地通知这两国国君，答应恢复他们的君位，但是要他们先跟楚国断交。曹、卫两国真的按晋文公的意思办了。成得臣本想救这两个国家，不料他们倒先来跟楚国绝交。这一来，真气得他双脚直跳。他嚷着说：“这分明是重耳这个老贼逼他们做的。”他立即下令，催动全军赶到晋军驻扎的地方去。 　　楚军一进军，晋文公立刻命令往后撤。晋军中有些将士可想不开啦，说：“我们的统帅是国君，对方带兵的是臣子，哪有国君让臣子的理儿？” 　　狐偃解释说：“打仗先要凭个理，理直气就壮。当初楚王曾经帮助过主公，主公在楚王面前答应过：要是两国交战，晋国情愿退避三舍。今天后撤，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诺言啊。要是我们对楚国失了信，那么我们就理亏了。我们退了兵，如果他们还不罢休，步步进逼，那就是他们输了理，我们再跟他们交手也不迟。”将士们听了，十分感动，都为有这样的主公而自豪。 　　晋军一口气后撤了90里，到了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才停下来，布置好了阵势。楚国有些将军见晋军后撤，想停止进攻。可是成得臣却不答应，一步盯一步地追到城濮，跟晋军…相对。 　　成得臣还派人向晋文公下战书，措辞十分傲慢。晋文公也派人回答说：“贵国的恩惠，我们从来都不敢忘记，所以退让到这儿。现在既然你们不肯谅解，那么只好在战场上比个高低啦。”大战展开了。晋军一心要为主公效力，非常勇猛，把楚军杀得七零八落。 　　晋文公连忙下令，吩咐将士们只要把楚军赶跑就是了，不再追杀。成得臣带了败兵残将回到半路上，自己觉得没法向楚成王交代，就自杀了。晋军占领了楚国营地，把楚军遗弃下来的粮食吃了3天，才凯旋回国。 　　晋国打败楚国的消息传到周都洛邑，周襄王和大臣都认为晋文公立了大功。周襄王还亲自到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慰劳晋军。 　　晋文公趁此机会，在践土给天子造了一座新宫，还约了各国诸侯开个大会，订立盟约。这样，晋文公就当上了中原的霸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是对下属的承诺，还是对竞争对手的承诺，领导者都要做到一诺千金，这样才能让下属衷心地佩服，由此激发出巨大的战斗力。 　　一字千金 　　秦昭襄王死去后，他的孙子秦庄襄王即位不到3年也死去，年仅13岁的太子嬴政即位。当时，秦国的朝政大权掌握在相国吕不韦手里。吕不韦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地方的一个富商，因为帮助庄襄王取得王位，当上了相国。 　　当时养士之风甚盛，有名的战国四公子都养有门客数千人，吕不韦也养了三千门客，作为他的智囊。这些门客中不乏三教九流和各类人物，对于巩固政权和治理国家，他们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和心得。这些见解和心得被汇集成了一部 20余万言的巨著，叫《吕氏春秋》。吕不韦想把这部书作为秦国统一天下的经典。写成后，吕不韦派人把它挂在咸阳城门上，还发布告示，说谁能对这部书提出意见，不论添个字或者删掉个字，就赏赐千金（合黄金一斤）。 　　开始没有人信，后来有人大着胆子改了个字，吕不韦果然给了他一斤黄金。 　　这一来，一传十，十传百，许多人都专门赶来，对《吕氏春秋》提出自己的意见。吕不韦的名气传遍七国。《吕氏春秋》经过千锤百炼后，也得以流芳后世。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信守承诺，才能招揽到更多的有用的人才，下属才会真心实意地将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为企业出谋划策。 　　郭元振信抚外族 　　一诺千金、诚信待人是“贞观之风”的主要内容之一，唐太宗不仅以此对待臣民，对于外族也如此，故中国周围的少数民族都诚心归附唐朝，尊唐太宗为“天可汗”。“贞观之风”一直到唐玄宗前期还有影响，民族之间的关系较好。如唐中宗时任左骁卫将军、兼检校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唐玄宗时任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府军大使张说对外族都能以诚相待，即使外族有所情疑几乎动武，也能化干戈为玉帛，使彼此重归和好。 　　郭元振到西突厥首领乌质勤的牙帐会谈议和事，适逢天下大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勤谈判，雪深风冻，元振未尝移足，乌质勤年老，不胜寒苦，会后便死了。其子娑葛误以为元振有意害其父，谋起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谋，劝元振在夜间逃走，元振说：“我以诚信待人，何必疑惧！且我们处于乌质勤部落境内那能逃得脱？”便安卧在帐中。 　　第二天，郭元振亲往吊祭，哭之甚哀，其悲痛之情深深感动了娑葛。于是娑葛便与唐通好，遣使送马千五匹及其他礼物。元振因议和成功，被任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督（见《旧唐书.郭元振传》）。 　　乌质勤部落是突厥最强盛的，本来彼此议和将成，讵料其首领乌质勤意因年老抵不了严寒而冻死，这一偶然事故几乎使其子娑葛误会而发动战争；如元振听副使之议而逃走，这样双方误会永不能解除，“杀父之仇”将使娑葛永与唐朝为敌，唐与西突厥之间的战争将继续下去。但元振机智而镇定，他之所以镇定，是因其机智，他知道这时是逃不了的，且他“以诚信待人”，一贯主张与外族通好，得到外族信任，他没有害人，又何必惊恐，于是亲往吊祭深表哀悼，终于消除了误会，达成唐与西突厥的和议。 　　“以诚信待人”，元振对内外都如此。他任凉州都督时，派人开垦屯田，建设水利，连年获得丰收，积军粮可用数十年。过去旧凉州粟麦1斜数千，这时1匹绢可买数10斛。对于外族，除了对来侵扰的予以打击外，其他都保持和好关系。由于他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遍“，路不拾遗。”外族不敢入侵，边境始终安宁。 　　张说解除外族部队的惊疑，也由于他能以诚相待。公元720年（开元八年）朔方大使王睃杀投降的河曲阿布思等千余人，张说所属的并州大同、横“等军有九姓同罗、拔》固等部落，他们怕遭到屠杀极其震惊。张说率二十轻骑，举旌节前往各部，宿在其帐下，召集各部落首领慰抚之。 　　副使李宪认为“夷虏难信”，劝张说不要轻易到不测之地，便致书进谏。张说回书说：“人不是黄牛，必不畏吃；血不是“马血，必不畏刺。士见危要不怕牺牲，这正是人臣为国救死之时。”九姓部落深为感动，消除了疑虑。 　　当九姓部落心怀惊恐，有可能叛变以图存的时候，张说不前往抚慰将会叛变。张说为了国家利益，见危不怕牺牲，深入不测之地，且不显示武力，仅率20轻骑前往，这是对九姓部落充分信任的表现。信人者人亦信之，张说以诚信安抚九姓部落，九姓部落也就对他充分信任，不稳定的因素消除了，也就归附唐朝。 　　一诺千金的要诀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诺言不能轻易许出，既然说了就需要不折不扣地兑现，说了不可轻易变更。所以，领导者在承诺前一定要谨言慎行，仔细考虑清楚，千万不要一拍脑门就轻易承诺。 　　要知道，难以实现的诺言比谣言更可怕。虽然谣言会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但随着谣言的不断升级，人们不久就会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诺言则不同，领导的诺言换来的是下属真心的付出。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一个人让一个天真的孩子替他跑腿去送一份急件，当孩子完成了任务，回来向这个人索要奖赏时，这个人已经溜之大吉。孩子吃了亏，如果再碰到类似的情况，他可能就会先收定金。 　　对企业来说，如果员工有了这个孩子这样的心理，那么领导者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因为领导的权威没有了，信任也消逝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雇佣关系。 　　言必信，行必果。好的领导者，不会轻易许愿，更不会“封言许愿”；他总是言出必行，即使作过某种暗示，也会信守诺言。这样必然得到下属的崇敬。一位领导者，如果仅仅为了安抚埋怨者而信口开河，轻易许下承诺，尔后又不能兑现，这将是领导者不可挽回的大错，一旦领导者失去了大家的信赖和敬意，他就难孚众望了。 　　所以，当领导考虑清楚做出承诺后，无论如何也要想方设法地兑现。诺言的承兑能让所有的等待的人有一种心满意足的喜悦，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对于一诺千金的领导，下属伸向他的不再是索回报的大手，而是一只只热情的、帮助他成功的有力臂膀。 第25章 第十五计刚柔并济(1)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便立志平定天下，统一中国。平定西蜀之前，太祖派人在京为西蜀主孟昶修建了住宅宫邸。平蜀之后，他便派人将孟昶及老母家眷接到京城。 　　孟昶被俘后，整日以泪洗面，不知何时命归黄泉，在受降仪式这天，孟昶换上白冠素服，手持三尺白绫，套在颈上，表示自己罪该万死，悬帛以备自缢之用。但在受降仪式上，太祖并未降罪于他，不仅命人取下他颈上白绫，还赐给他宋朝一品官服，并封他为秦国公兼中书领，尊其母为国母。太祖以通家世交礼仪相待。 　　太祖问孟昶道：“你今年多大了？” 　　“臣今年47了。” 　　“那精力也还不甚衰。”太祖说，“四海已分裂几十年，总得要统一起来，才是百姓生命之福。太原、吴越、江南、闽粤都还得费些手脚，你还很可以做些事。” 　　“臣愿效前驱。”孟昶答道。 　　“倒也不一定用兵，”太祖说，“用兵是不得已的事，你是明白。”孟昶很快答道：“陛下至仁至心，天下感戴，愿陛下广遣使节，晓谕各处，多加恩抚，自然驯服。” 　　“我就是这么在做，”太祖说，“但望你做个受豢养的降王榜样给李煜他们看。” 　　孟昶心里一惊，终于明白了太祖对他的所作所为的最后目的，但又没有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了一声：“是！”宋太祖靠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终于使天下臣服。 　　宽和与严猛、刚柔并济、软硬兼施的方略，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驭臣之道。 　　精心雕琢方出人才 　　王化基是宋朝人。《宋史.王化基传》说他“宽厚有容，喜怒不形”，善于教育训导，因此他的几个儿子在当时都很有名望。宋太宗时，有个叫鞠咏的年轻人，在文学方面很有造诣，受到王化基的赏识，两人结为莫逆之交。鞠咏恃才傲物，为人正直但处事有时过于偏激。 　　王化基出任知府后，鞠咏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兼任杭州仁和县知府。得知去杭州任职，鞠咏很高兴，临行前特意给王化基写了一封信，既对往日的提携之恩表示谢意，同时也流露了即将重逢的喜悦之情。但王化基却没有回信答他。见面以后，鞠咏感到王化基的态度有些冷淡，觉不出好友之间的亲热劲儿。便想：王公政务繁忙，平日自我要求又很严格，这几天他没有兴致也说不定。来日方长，君子之交何必非得朝夕言笑呢？鞠咏这样安慰自己。 　　时间长了，仍不见王化基有什么表示，反而对鞠咏的政务考核得极严格，从不留情面。鞠咏越想越不对味儿，再把前面的几件事联系起来，他突然意识到，关系疏远了，友谊结束了。鞠咏又失望又伤感，不再指望王化基赏识自己，政务上更不敢有丝毫疏忽，过去的兴趣和爱好全都搁下了，把一身的精力和满腔的热情毫无保留地倾注在职责工作上。 　　后来，王化基回到朝中做了参知政事，向朝廷推举人才时，他极力推荐鞠咏。有人知道他两人交往的经过，觉得过去是那么疏远，如今却倍加推荐，简直不可理解，于是向王化基询问情由。 　　王化基回答说：“鞠咏的才干，以求显达是没问题的。只是他盛气凌人，容易骄傲自满，难当大任，使人放心不下。我有意挫抑他的骄气，为的是让他在操行上日趋完善，成为德才兼备的人。”鞠咏听说后，感激万分，感叹说：“王公才是真心爱护我的人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待可造之才要刚柔并济，软硬兼施，这样才能磨砺出人才的锋芒。 　　苦心锤炼良才 　　赵伯升是宋朝人，出生在一个读书世家，加上他自幼聪明颖异，少年时便能出口成章，下笔成文。第二次入京赶考，连作三篇诗文之后，自认为才高于世，非人能及，此次必中无疑。赵伯升应召入宫后，仁宗见他少年俊爽，文如其人，心里十分高兴，又询问了许多事情，赵伯升对答如流，毫无偏差。 　　仁宗见赵伯升年纪轻轻，才华出众，庆幸朝中又多了一个人才。可是又想：赵伯升过于一帆风顺了，没受到什么打击，就很难懂得处世、为政的艰辛，此后难保没有挫折，过惯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又立时平步青云，也就难以沉下心来，为成功而耐心吃苦。如果不加以锤炼，德与才不能兼备，终难成为承担大任的栋梁。 　　于是，仁宗对赵伯升的考卷吹毛求疵，使赵伯升由独占鳌头，变成名落孙山。 　　赵伯升盛气而来，此时丧气灰心，羞归故里，只好流落京城再等3年了。此时，身处逆境的赵伯升，与先前的踌躇满志相比，自然又有了另一番人生阅历和感受。从此他羁留京城，深秋过后，仆人也不肯同他一道吃苦了，偷着跑回家乡。赵伯升孤孤单单，旅费用尽，只好每天到街上，为人代写文书，卖些字画，勉强维持生计。同时抓紧时间，发奋读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尝尽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人也变得谦逊、深沉了。 　　一年以后，仁宗带一名侍从出宫私访，在一家茶馆里找到了穷困潦倒的赵伯升。赵伯升并不知道眼前坐着的客人就是仁宗皇帝。 　　仁宗在言谈之间故意试探他对一年前名落孙山的感受。赵伯升不但对落榜的事毫无怨言，人也变得虚心了。显然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德操和学识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仁宗于是决定委以赵伯升重任。仁宗向成都制置使王大人修书一封，让赵伯升去向他讨份差使。第二天，赵伯升带着推荐信启程赶回家乡西川，求见王制置，并说明原委。王制置将信将疑，待拆开书信，心中大惊，这分明是一套委派新任制置使的圣旨！里面还交代了王制置的升迁事宜。 　　赵伯升此时才明白仁宗皇帝爱护和培育自己的一番苦心。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待骄傲有能力的下属，要适时让他在逆境中锻炼，这样才能经得起挫折，能够完全地独当一面。当然，领导要把握分寸，给大棒的同时，也要适时地给根胡萝卜，这样才能令下属感激涕零，为我所用。 　　曾国藩启用李鸿章 　　清代名臣曾国藩颇具容人之量，很会用人所长。他的幕府之中，文武兼备，人才济济。年轻时的李鸿章也是曾国藩的幕僚之一。 　　但李鸿章除了好吃懒做之外，几乎一无所长，其他人都对他深恶痛绝，没有人愿意跟他交往，人人都欲驱之而后快。 　　曾国藩却独具慧眼，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李鸿章眼光敏锐，见事深刻，看问题常常能一针见血，曾国藩一方面时加责骂，以折其骄气，另一方面，则法外开恩，免其值班，还往往主动屈尊与其讨论战略战术，每每通宵达旦，全然不知疲倦。 　　曾国藩的一番苦心，终于造就了一个近代史上的大人物。 　　“中兴三杰”之一的左宗棠虽才大器弘，但为人非常傲慢，先后得罪了很多人。而曾国藩却爱才心切，执意栽培他，要兵给兵，要饷给饷，总是全力给他发展空间，使他有机会从浙江、福建一直打到甘肃、新疆，最终成为一代名臣。 　　唐僧的胡萝卜加大棒 　　唐僧、孙悟空经过许多磨难，到达西天，佛祖封他们为佛。孙悟空喜不自胜，向唐僧下拜道：“师父，请受我徒儿一拜，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使我成了佛。” 　　唐僧双手合十，眼睛微闭，躬身答道：“应由我来感谢你对我的忠诚，阿弥陀佛！”但当他低头念完佛号，不觉抿嘴一笑。 　　没想到这细节被土地神看到了。 　　土地神问唐僧：“师父为什么对悟空发笑？”唐僧回答说：“这猴头神通广大，现在又成了正果，其实根基还是很浅的。你要知道，我对他的信任，无非是那道紧箍咒；他对我的忠诚，同样，也是那道紧箍咒。” 　　唐僧能驾驭群雄的法宝最具有物化的特征——其实，现实生活中领导领导众下属和唐僧管教他的徒儿手段差不多：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就是恩惠，唐僧把悟空从五指山下救了出来，接着用悟空之力收编了八戒、沙僧，自此在徒儿面前，唐僧一直有种道德的优势，即师傅是你们的恩人。但降服这些魔鬼出身、本领高强的徒弟仅仅靠恩情显然不够，他还有观世音给的最厉害的一个东西——紧箍咒。 　　俗世间的领导驾驭下属，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紧箍咒：或宗教教义、或利益、或胁迫。如忠王李秀成的老母留在天京为质，朱元璋大将出征后，必将家人留在大本营。一手硬一手软，而最终决定领导权威和威慑力的，是道德优势加紧箍咒。 　　审时度势的诸葛亮 第26章 第十五计刚柔并济(2) 　　清代的一位朝廷大员赵藩敬有一次游览成都武侯祠时，曾经撰写了一副著名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有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对联概括了诸葛亮的治蜀方针，对当今企业的领导仍然有很深的启示作用。 　　《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 谈到刘备平定四川后，让诸葛亮拟定 　　“汉国条例”，诸葛亮坚持以法治蜀，蜀郡太守法正则主张应“宽刑省法”。 　　法正说：“昔日汉高祖约法三章，黎民都感戴他的恩德。希望军师宽刑省法，以满足人民的愿望。” 　　诸葛亮回答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 　　诸葛亮这一段话铿锵有力，深透精辟，入木三分，使得法正当场拜服。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时移则势导，势异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 　　对于领导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审时度势，什么时候该严，什么时候该宽，要有分寸。 　　恩威并施治盗贼 　　汉代长安城中，有一度时期盗贼很多，百姓们深受其害。 　　张敞做长安令时，召集长安父老进行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盗贼活动情况。原来，长安市中有盗贼集团的总头目数人。平时行动起居都很温良忠厚，谦逊和蔼。每当外出，后面总会有许多骑马的人跟随着。而里巷闾里的人们还都以为他们是有德行的长者。 　　张敞在摸清了这些人的底细后，就派人去把他们召人府中。这帮人见被张敞召见，知道大事不好，只好认了罪。张敞严厉地责问他们后，接着又换了一副口气，温和地对他们说：“现在，我鉴于你们的认罪态度，先赦兔你们的罪行，权给你们记一笔账。你们平时盗窃来的财物一律封动，不许再使用！能不能做到？”那帮人叩头致谢张敞的不死之恩。 　　“现在，还有一件事。你们必须办好！”张敞接着又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后，立即将你们手下的人统统带来服罪。否则，将新老账一起算。” 　　那帮人露出了为难之色，其中有一个人说道：“现在如果强行召小偷到官府来，恐怕他们惊觉，打草惊蛇。我们愿意先到官府做事，然后再想合适的办法把他们骗来。”张敞也就同意了小偷头目的提议。 　　张敞大胆地起用这帮人为小官吏，并注意对他们进行开化教育。引他们走上正路。在他们归休的日子里，张敞让他们回家设酒宴招待手下的小偷们。小偷们知道自己的头目现在又当了政府官员，高兴极了，谁不来巴结祝贺？结果小偷们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这时，几个头目就染红小偷们的衣袖以做记号。 　　狱吏们坐在里门看着出来的人，只要见到衣袖被染红的，就抓起来以小偷论处。十来天时间，就抓到了几百名小偷。对他们进行了严刑审问治罪。这一着十分灵验，长安城内盗贼几乎绝迹。人们为张敞以毒攻毒的高明计策而拍手称好。 　　刚柔并济的巴顿 　　二战名将巴顿就是个刚柔并济用人的高手。 　　巴顿要求严格，但是非常爱兵，特别是对那些在战争中负伤的士兵。他有一个习惯，每逢感到有必——振作自己的精神时，第一件事就是到战地医：去看望伤兵。 　　1943年8月2日，巴顿当时任第七集团军司令，在西西里岛作战。希特勒命令德军第十五装甲师拼死抵抗，美军的伤亡很大。 　　巴顿让军医富兰克林上校带了40枚紫心勋章和他一起到集团军医：去看望伤病员。 　　一个士兵病得很严重，呼吸十分困难。富兰克林上校告诉巴顿，这个士兵已经失去了知觉，处于昏迷状态之中。巴顿当时没有说话，看了一会儿后，他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动作。巴顿摘下了钢盔，跪到士兵的病床旁边，在已经奄奄一息的士兵耳边说了些什么，又从富兰克林上校的手中接过一枚紫心勋章，别在这个士兵的枕头上，然后站起身，庄重地向这个士兵行了个军礼。 　　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动的热泪盈眶。 　　巴顿回身对富兰克林上校说：“记住，凡是受伤3次的士兵，就立即送他回国，因为他已经为国家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这就是一代名将的柔。 　　但是巴顿这样爱兵并不等于他不严厉。第二天，巴顿前往前线视察，正好路过第十五后方医：，他让司机把车开进了医：。要走的时候，巴顿的目光落到了新兵下士库尔的身上。巴顿发现库尔身上没有受伤的痕迹，就回身对：长说：“把这个人的病历拿来给我看看。”巴顿拿到病历一看，是忧郁型精神病中等程度，就问库尔：“你怎么得了精神病了？” 　　库尔回答说：“我害怕，一听到炮响我就害怕。”巴顿勃然大怒，摘下手套，抓住库尔的衣服，用白手套抽打他的脸，骂道：“胆小鬼！我这里都是伤痕累累的士兵，没有像你这样的蠢货！”一边将库尔推出了帐篷，并厉声对：长吼道：“我不允许像他这样的胆小鬼在这里鬼混，破坏这里的名声！中校，你立即审查这个人，我不管他受得了受不了，立即把他送往前线！”巴顿接着走出帐篷对库尔骂道：“你这个没有出息的孬种！现在最合适你的岗位不是这里，而是前线！你要立即回到前线去！”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此事一经记者披露，一下子掀起了轩然大波，巴顿第七集团军司令的头衔也因此被撤了。 　　后来，库尔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当他想把自己在德国最后一战中获得紫心勋章的事向巴顿将军报告时，巴顿已经因为车祸去世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场合运用宽和或刚猛的手段，可以帮助不同的人。 　　要做到刚柔并济，有以下几条： 　　1.恩威并施。领导要赢得下属的心悦诚服，一定要学习唐僧对待孙悟空，恩威并施。 　　所谓恩，不外乎是亲切的态度和优厚的待遇。富有人情味的领导更容易获得下属的心。作为企业的领导，要实现自己的意图，就必须与下属取得沟通。而富有人情味就是沟通的一道桥梁。对待下属，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聆听他们的忧虑，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 　　所谓威，就是一定要令行禁止，不能始终对下属客客气气。给下属布置任务时，就必须拿出做领导的威严来，让下属知道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下达任务时，要明确要求，什么时间完成，达到什么标准。 　　恩威并施，才能管理好下属，发挥他们的才能。 　　2.尽量宽容。有一种情况领导确实难以处理，这就是领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忍受下属的不足。领导是否可以对下属的微小错误视而不见？当员工违背了领导约法三章时，领导是否应该给予惩罚？惩罚的力度又如何把握？领导是否应当提醒员工注意他们的错误？ 　　这些确实令领导左右为难。但对领导来说，应该站在员工的一边，对下属的缺点和不足表示容忍和理解，这是一个领导的重要品质。 　　绝对不要动辄实施惩罚，或者故意地造成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令人惊恐的气氛。如果员工出现某一错误时，他们不用担心受到惩罚的话，将会更加努力地工作。 　　在一些企业里，当员工出现某一问题时，事后的调查与追究是比较普遍的一种做法。实际上，对员工的错误，最好是从中总结教训，而不是过于追究。 　　事实证明，宽容型的老板更受员工的欢迎。 　　3.施威不忘善后。对于领导而言，适度的发火是必要的。但发火后，无论如何都会伤害下属。因此，发火后要及时善后，进行感情补偿。领导可以亲自找被发火的对象谈心、解释甚至“道歉”，对方有了面子，一般都会顺势和解，心中对领导也更有向心力。 　　对于气量小的人，单纯的面谈也不容易挽回，领导应该采取一些委婉的拐弯抹角的方法，比如在其他场合，故意在其他人面前讲他的好话，并适当做些自责。这些话间接传到他的耳朵后，更容易使他被感化。 　　康熙皇帝宽厚仁慈，以仁爱治天下；雍正帝刻薄寡恩，以威治天下；乾隆皇帝一改祖父、父亲的作风，有勇有谋，恩威并施，菩萨心肠，又不乏威严，乃治太平盛世之极品人格。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管理者应该也有此胸怀，大丈夫处世当虚怀若谷，且不失威信，做企业等于做人，领导者个人魅力是企业凝聚力的关键。 第27章 第十六计用人不疑(1) 　　自古以来“用人不疑”是用人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前人总结的经验，凡是有作为有经验的领导者，都懂得这个道理，在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用人不疑”的佳话。 　　齐威王用章子 　　春秋战国时，强盛起来的秦国不断地向外扩张。有一次，秦国向韩国、魏国借道，用以攻打齐国。 　　齐威王就派章子率兵去迎战秦军。齐军和秦军各自立下军门，安营扎寨，双方的使者多次相互往来。章子改变了齐军的旗帜、号衣，冒充秦军混入了敌方。 　　齐国的探兵回来报告，说章子带领齐军的士卒投奔了秦军，齐威王没有应声。过了片刻，探兵又来报告说章子带部下投降了秦军，齐威王还是不理睬。就这样，一连好几次。 　　有一个负责的官员请示说：“从报告章子叛变的投降的探兵，不是一个人，而说法却相同。大王为什么还不派将军去弹压叛军呢？” 　　齐威王说道：“他这个人是不会背叛我的，为什么要去打他！？”过了一会，传来了消息说齐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秦国大败。就这样，秦王表示情愿做齐国的西方藩臣，而向齐国谢罪。 　　齐威王的左右大臣问道：“大王怎么会知道章子没有叛变呢？”齐威王回答说：“章子的母亲叫启，曾被他父亲治罪。他父亲把他母亲杀死，埋在了马棚的木栈下面。这次我派章子带兵迎敌的时候，曾经勉励他说：‘你要努力作战，等你得胜，率全军归来的时候，一定把将军的母亲换个地方埋葬。’他应答说：‘我不是不能改葬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被我父亲治罪才埋在那儿的。我父亲没有留下遗训就去世了。没有得到父命就改葬母亲，这是对已死的父亲的欺妄啊！所以，我不敢为母亲改葬。’章子作为儿子，都不敢欺妄已经死去的父亲，难道作为臣下，他却能欺妄还活着的君主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作为领导者，对待被怀疑的下属要全方位地分析，不但从才华，还要从品德来加以判断。 　　尉迟恭单骑救主 　　太宗李世民时的有名大臣之一是尉迟恭。 　　尉迟恭本是刘武周的将领。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九月，李世民讨伐王世充，原刘武周部下的许多士兵临阵逃跑了，其中包括和尉迟恭一同投降李世民的寻相。 　　这种情况下，唐军对尉迟恭产生了怀疑，没有请示李世民，就把他囚禁起来。有位将领对李世民说：“尉迟恭是一员猛将，骁勇善战，既然已经抓起来了，他肯定心怀不满，干脆把他杀了。”李世民摇头，认为尉迟恭不是摇摆不定的小人，不应该因为寻相逃跑了，就殃及于他。李世民便对主杀的将领说：“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如果他要叛逃，寻相逃的时候他怎么不逃？快把他放了。”李世民吩咐把尉迟恭带到自己的卧室，赏给他很多金子，并开诚布公地说：“他们随便怀疑你，让你受了冤枉，受了惊吓，请你不要把这种事放在心上。我是不会听信谗言，陷害忠良的，请你放心。 　　大丈夫做事光明正大，你要是想走，我不阻拦，这些金子就作为送别的礼物，聊表咱们共事的情谊。” 　　尉迟恭并不想走，依然效命于唐室，并更加信赖李世民。 　　有一次，李世民亲自带了500骑兵在阵地上巡视，被王世充发现，发动1万多步兵、骑兵突然围上来，王世充的大将单雄信冲到李世民身边，用长矛直刺过来。李世民后面的尉迟恭飞马赶上，大喝一声，把单雄信刺下马来。尉迟恭接着保护李世民突出包围，留下单骑救主的美名。 　　武德九年，太子李建成用重金收买秦王府李世民手下的将军，其中尉迟恭是重点拉拢对象，但尉迟恭断然拒绝。玄武门之变时，尉迟恭亲率70余骑，射死李元吉，并提着李建成、李元吉的人头一身豪气地立在东宫和齐王府众将士跟前，众将士见主人头已落地，纷纷投降。 　　这段历史说明，不要因为下属以前有竞争对手的背景而猜忌。 　　战国时期，七国虎争天下，人才的竞争也分外激烈，七国都想尽办法招纳四方优势。然而除秦国外的其他六国所任命的丞相却都是本国宗族及本国人，比如齐国丞相是田忌、田婴、田文，韩国的丞相是公仲、公叔，赵国是奉阳、平原君，魏王甚至以太子为相。只有秦国不是这样，帮助秦国变法强盛、开创霸业的商鞅是魏国人，后来的丞相张仪、魏冉、范雎都是魏国人，蔡泽是燕国人，吕不韦是韩国人，李斯是楚国人。秦国都将国家要务交给这些他国人，听之不疑。后来秦国灭掉其他六国，统一天下，这些人功不可没。 　　孙权的用人不疑 　　孙权对不信任的人，决不重用，信任的人，始终托于重任。曹操举兵南侵，张昭极力主张投降，反复陈述曹军势大难敌，降曹始安。 　　孙权听了，口虽不说，心甚反感。他是不肯轻易把继承的父兄之业奉送他人的，故听了鲁肃的主战理由后，很为赞赏。对比了张昭主降和鲁肃主战的动机，他认为张昭是“顾妻子，挟持私虑”，是为个人安全打算。而鲁肃是为公，主战是保卫江东的良策，“正与吾见相同”。赤壁之战取胜后，他对鲁肃十分敬重，周瑜病逝，提拔鲁肃为东吴主将。对于张昭，从此不加重任。 　　孙权对于其所重用之人，都能做到深信不疑，让其独当一面，不加以掣肘，放手让他们大干，故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才智和力量，做出杰出的贡献。如在赤壁之战前夕，当他做出抗战的决定后，立即让周瑜挂帅，自己则甘当后援之职。故周瑜得行其志，使其计，“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彝陵之战，东吴取得重大胜利，也是因为孙权对陆逊的充分信任。当他提拔陆逊前往迎战沙场老将刘备时，东吴大臣都为其年少而轻之，诸将也多不服，孙权乃设坛拜陆逊为大将，赐予所配之剑，说：“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陆逊始能指挥如意，执行其坚守待机反攻的战略部署，终于以一把火几乎将刘备全军烧个精光。 　　孙权的用人能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这主要是建立在对将领的深刻了解和经过考验的基础上的。用人，是疑是信，要有据，决不能主观用事，轻信轻疑。因为轻疑，将会埋没人才，将会误事；轻信，会错用人，也足以误事。孙权用人很慎重，既了解其过去，也了解其现在。既倾听其言论，也观察其所为。周瑜曾与孙策生死与共，孙策对他很了解，认为他能胜任外事，临危时留下“外事不决问周瑜”的遗言。孙权也了解周瑜其人，故当他对抗曹能否取得胜利仍有顾虑时，乃请周瑜裁决。周瑜对敌情分析及抗曹必胜之理，孙权深为折服，便委之全权，让他领兵出战。孙权能信陆逊，是因陆逊策划袭取荆州之策，已显其雄才大略，故当诸臣反对陆逊为将时，孙权说：“孤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人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把将士视为“骨肉”。他曾对众将说：“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存之。”这方面的材料，《三国演义》谈的很少，《三国志.吴书》关于吕蒙、朱然等人的传记谈得较多。孙权对将士确是关怀备至。吕蒙病重，孙权迎置内殿，出千金募医治疗吕蒙的病，并亲自监护，“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喈，夜不能寐”。吕蒙死，“孙权哀痛甚，为之降损”。朱然“寝疾两年，后渐增笃，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 　　另外，他认识到“众智”、“众力”的重用作用。因为他懂得：疑人不给予信任，则不能发挥“众智”、“众力”的力量。在三国时代，能在理论上阐述“众智”、“众力”的重要作用的，唯有孙权一人而已。这种认识在今天还是难能可贵的。他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由于孙权用人能充分信任，视诸将为“骨肉”，诸将也对他推心置腹，甘为其效命沙场。如孙权为山越所困，周泰拼命相救，“身被十二创”，如“是日无泰，权几危殆。”赤壁决战前夕，曹操派蒋干来做说客，周瑜对这位老同窗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若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也正因为东吴上下一心，出智拼力，故孙权能鼎足江东，魏、蜀都曾屡次倾力来犯，吴国仍岿然不动。 　　孙权的用人之道，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李愬雪夜下蔡州 　　在唐朝各个藩镇中，淮西是个顽固的割据势力。公元愿员源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去，他的儿子吴元济自立。唐宪宗发兵征讨淮西，但是他派去的统帅，不是腐朽的官僚，就是自己另有企图。结果，花了整整三年工夫，费了大量财力，都失败了。朝廷官员都认为不能再打下去，大臣裴度却认为淮西好比身上长的毒疮，不可不除。唐宪宗拜裴度做宰相，决心继续征讨淮西。 　　公元817年，朝廷派李愬担任唐州（今河南唐河）等三州节度使，要他进剿吴元济的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州的将士打了几年仗，都不愿再打，听到李一来，有点担心。李愬到了唐州，就向官员宣布说：“我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朝廷派我来，是为了安顿地方秩序。至于打吴元济，不干我的事。”这个消息传到吴元济那里。吴元济打了几次胜仗，本来就有点骄傲，听到李愬不懂得打仗，更不把防备放在心上了。 　　以后，李愬一点不提打淮西的事，唐州城里有许多生病和受伤的兵士，李愬一家家上门慰问，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将士们都很感激他。有一次，李愬的兵士在边界巡逻，碰到一小股淮西兵士，双方打了一阵，唐军把淮西兵士打跑了，还活捉了淮西军的一个小军官丁士良。丁士良是吴元济手下的一名勇将，经常带人侵犯唐州一带，唐军中很多人都吃过他的亏，非常恨他。这一回活捉了他，大伙都请求李愬把他杀了，给死亡的唐军兵士报仇。将士们把丁士良押到李愬跟前。李吩咐兵士松了他的绑，好言好语问他为什么要跟吴元济闹叛乱。丁士良本来不是淮西兵士，是被吴元济俘虏过去的，见李愬这样宽待他，就投降了。 　　李愬靠丁士良的帮助，打下了淮西的据点——文城栅和兴桥栅，先后收服了两个降将，一个叫李祐，一个叫李忠义。李愬知道这两人都是有勇有谋的人，就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们，跟两人秘密讨论攻蔡州的计划，有时讨论到深更半夜，李手下的将领为了这件事都很不高兴，军营里沸沸扬扬，都说李祐是敌人派来做内应的。有的还有凭有据地说，捉到的敌人探子，也供认李祐是间谍。 　　李愬怕这些闲话传到朝廷，让唐宪宗听信了这些话，自己要保李祐也保不住了，就向大家宣布说：“既然大家认为李祐不可靠，我就把他送到长安去，请皇上去发落吧。”他吩咐兵士把李祐套上镣铐，押送到长安，一面秘密派人送了一道奏章给朝廷，说他已经跟李祐一起定好攻取蔡州的计划，如果杀了李祐，攻蔡州的计划也就吹了。 第28章 第十六计用人不疑(2) 　　唐宪宗得到李的密奏，虽然他也不大相信李祐，但为了大局，就下令释放李祐，并且叫他仍旧回到唐州协助李愬。李祐回到唐州，李愬见了他，高兴极了，握着他的手说：“你能安全回来，真是国家有福了。”并且派他担任军职，允许他携带兵器进出大营。李祐知道李愬千方百计保护他，感动得偷偷地痛哭。 　　没多久，宰相裴度亲自到淮西督战。原来，各路唐军作战都有宦官监阵，将领没有指挥权。打胜仗是宦官的功劳，打败仗却轮到将领挨整。裴度到了淮西，发现这个情形，立刻奏请唐宪宗，把宦官监阵的权撤消了。将领们听到这个决定，都很兴奋。 　　李祐向李献计说：“吴元济的精兵都驻扎在洄曲（今河南商水西南）和四面边境上，守蔡州的不过是一些老弱残兵。我们抓住他的空隙，直攻蔡州，活捉吴元济是没问题的。”李愬把这个计划秘密派人告诉裴度。裴度也支持他，说：“打仗就是要出奇制胜，你们看着办吧。”李愬命令李祐、李忠义带领精兵三千充当先锋，自己亲率中军、后卫陆续出发。除了李愬、李祐几个人，谁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有人偷偷问李愬，李愬说：“只管朝东前进！”赶了60里地，到了张柴村。守在那儿的淮西兵毫无防备，被李祐带的先锋部队全部消灭。李占领了张柴村，命令将士休息一会，再留下一批兵士守住张柴村，截断通往洄曲的路。一切安排妥当，就下令连夜继续进发。 　　将领们又向李愬请示往哪里去，李愬这才宣布：“到蔡州去，捉拿吴元济！”将领中有一些是在吴元济手里吃过败仗的，一听到这个命令，吓得脸色都变了。监军的宦官特别胆小，急得哭了起来，说：“我们果然中了李祐的奸计了。” 　　这个时候，天色黑洞洞的，北风越刮越紧，鹅毛般的大雪越下越密。从张柴村通往蔡州的路，是唐军从来没走过的小道。大家暗暗叫苦，但是，李平日治军很严，谁也不敢违抗军令。 　　半夜里，兵士们踏着厚厚的积雪，又赶了70里，才到了蔡州城边。正好城边有一个养鹅、鸭的池塘，鹅鸭的叫声，把人马发出的响声掩盖过去了。 　　李祐、李忠义吩咐兵士在城墙上挖了一个个坎儿，他们带头踏着坎儿爬上城，兵士们也跟着爬上去。守城的淮西兵正在呼呼睡大觉，唐军把他们杀了，只留着一个打更的，叫他照样敲梆子打更。接着，打开城门，让李愬大军进城。 　　大军到了内城，也照这个办法顺利地打进了城，内城里的淮西军一点也没有发觉。 　　鸡叫头遍的时候，天蒙蒙亮了，雪也停了。唐军已经占领了吴元济的外：，吴元济还在里屋睡大觉呢。有个淮西兵士发现了唐军，急忙闯进里屋报告吴元济说：“不好了，官军到了。”吴元济懒洋洋躺在床上不想起来，笑着说：“这一定是犯人们在闹事，等天亮了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刚说完，又有兵士气急败坏地冲进来说：“城门已经被官军打开了。” 　　吴元济奇怪起来，说：“大概是洄曲那边派人来找我们讨寒衣的吧！”吴元济起了床，只听见：子里一阵阵吆喝传令声：“常侍传令……”（常侍是李愬的官衔）接着，又是成千上万的兵士的应声。 　　吴元济这才害怕起来，说：“这是什么常侍？怎么跑到这儿来传令？” 　　说着，带了几个亲信兵士爬上：墙抵抗。 　　李对将士说：“吴元济敢于顽抗，是因为他在洄曲还有1万精兵，等待那边来援救。” 　　驻洄曲的淮西将领董重质，家在蔡州。李派人慰抚董重质的家属，派董重质的儿子到洄曲劝降。董重质一看大势已去，就亲自赶到蔡州向李愬投降了。 　　李愬命令将士继续攻打：墙，砸烂了外门，占领了军械库。吴元济还想凭着：墙顽抗。第二天，李又放火烧了：墙的南门。蔡州的百姓们受够吴元济的苦，都扛着柴草来帮助唐军，唐军兵士射到内：里的箭，密集得像刺猬毛一样。 　　到太阳下山的时候，内：终于被攻破，吴元济没有办法，只好哀求投降。李愬取得了全胜，一面用囚车把吴元济押往长安，一面派人向宰相裴度报告战果。 　　裴度、李平定淮西、活捉吴元济的消息传到河北，使河北藩镇大为震动，纷纷表示服从政府。唐代藩镇叛乱的局面总算暂时安定了下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领导者要信任自己的下属，用人不疑，否则事情可能半途而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康熙用人 　　康熙收复台湾后，接见了台湾投降的郑克塽，授他为正黄旗汉军公，他的亲属也分别予官职，康熙还特别下诏，宣布郑克塽的祖父郑成功、父亲郑经不是“乱臣贼子”，可以归葬故里南安。 　　康熙曾对大学士们说，“自古疑人勿用，用人勿疑。方且欲推心置腹以示人，阴刻何为？若于所爱者故为怒容待之，于所恶者故以喜色遇之，是欺人即自欺也，肤之喜怒，无不即令人知者，唯以诚实为尚耳。” 　　康熙用人十分大度，对降将用而不疑，尽量予以委任，原吴三桂大将林兴珠，投降后仍令其带兵，立下赫赫战功。吴三桂的另一勇将韩大往也受到重用，在征伐噶尔丹时英勇牺牲。 　　康熙对汉军优秀将领十分重视。1675年西北王辅臣叛乱时，康熙起用甘肃提督张勇，又由张勇推荐，重用西宁总兵官王进宝和天津总兵官赵良栋，他们率领的汉族部队很快平定了陕甘。张勇、王进宝和赵良栋号称“西北三汉将”。后来赵良栋和王进宝又收复四川。赵良栋参加收取云南，主将贝勒彰泰的十万多个军围昆明九个月未能攻克，赵良栋一到就发动猛攻，最后乘夜与敌进行肉搏，终于攻克昆明，为平定三藩立下最后一功。 　　康熙坐皇位60年，勤政爱民，知人善任，划定祖国版图，使国家安定，民众富裕，使满清王朝逐渐走上盛世之路。 　　更为重要的是，康熙在用人方面，争取了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使们从心理上接受满清贵族的统治，愿意做大清帝国的臣民，从思想上根除了反清复明，为雍正、乾隆的统治打下了基础。 　　宋文帝疑人自毁长城 　　南朝宋帝刘义隆时，大将檀道济功勋卓著，出任江州（今四川省重庆市）刺史，驻守西北边疆。 　　檀道济是一代名将，早在东晋末年，就曾追随宋武帝刘裕攻城破垒，为创建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檀道济威名远扬，麾下的将领身经百战，由他坐镇宋国西北边陲，连强盛的北魏也惧他三分。但是，正因为檀道济劳苦功高，手握重兵，朝廷一直对他很不放心。加上他的手下将领身经百战，有智有勇，几个儿子更是志向远大，才华横溢，因此，心胸稍稍宽厚的宋文帝也对他心怀疑虑。 　　元嘉十三年，就是公元436年，31岁的文帝身染重病。领军将军刘湛忧虑国事，怕文帝一去世，手握重兵的檀道济就会不听朝命，甚至于自立为帝。刘湛就对文帝的弟弟司徒刘义康说：“皇上危在旦夕，檀道济手握重兵，占据着上游的军事重地，日后恐怕难以控制，不如趁皇上还在，把他除掉，以绝后患。”刘义康觉得言之有理，便把这一想法进奏文帝，文帝也有同感。文帝就派人召檀道济进京。檀道济心地坦荡，没加多想，但檀道济的夫人向氏却是一位精通历史的了不起的女子。向氏见朝廷无故突然召丈夫进京，深怀疑虑，打算劝劝丈夫。 　　向氏对檀道济说：“自古以来，凡是功高权重让主上感到威胁的大臣，没有一个能得以保全，如今朝廷无故相召，恐怕凶多吉少。”所以，向氏劝丈夫不要进京。但是，檀道济不听，认为文帝久病不愈，是要向他嘱托后事。 　　檀道济日夜兼程，赶回建康。进京后，文帝病情好转，月余差不多病愈。文帝便没有杀他之意，让他还是回江州。檀道济刚上船，文帝的病情又开始恶化，刘义康就假传圣旨，马上召檀道济回宫，并立即将他逮捕，宣布罪状。 　　宣布的罪状当然是无中生有：暗中散布钱财，收买人心，企图发动叛乱。檀道济两眼冒火，十分愤怒，狠狠地将头巾摔在地上，大声呵斥：“你们这是毁掉自己的长城！”檀道济还是被斩了，他的儿子、亲信也都全部被处死。 　　北魏听说檀道济被杀了，非常庆幸，魏主说：“道济死了，宋国再也没有可怕的人。”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魏太武帝拓跋焘统率大军攻宋，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的瓜步！这时，文帝没死，无限伤感地说：“道济若在，胡马岂能至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因疑人而自毁长城，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陈平离间范增项羽 　　楚汉战争中，汉军使用反间计，利用项羽的多疑，曾使项羽于不知不觉中损失了许多深有谋略的大将。其中亚父范增就是最有名的一位。 　　这一日，正是刘邦与项羽楚汉成皋之战进行得白热化的时候。 　　项羽派了使者到被围困在荥阳城里的刘邦军中探察军情。汉王刘邦的部将陈平接待了他。 　　“请，请请。您是……” 　　“哦，我是霸王派来的使节。” 　　陈平陪同客人在上等客房坐下，桌上摆满了上等的美味佳肴。 　　当陈平一听那人说是项羽的使者，眉头明显地皱了起来，脸上的满面春风不见了。“我还以为你是亚父派来的呢。”陈平说完此话，便示意仆人，把桌上的好菜端了出去。一会儿，侍者换上了下等的素菜。 　　“就这么吃吧。”陈平显得不屑一顾的样子，坐在一旁。 　　饭后，那个使者匆匆地赶回楚军营中，如实地把当天在汉营中受到的待遇，向项羽作了报告。 　　“这个老家伙，我尊他为亚父，时时处处对他言听计从，想不到他竟暗中与汉军勾结来算计我。好，咱们看着办吧。”项羽一听报告便怒发冲冠，“来人哪！”命令几个亲信暗中监视范增的行动。 　　一日，对项羽赤胆忠心的亚父范增分析战局后认为，楚军已到了急攻荥阳、荡灭汉军的最佳时机了。于是匆匆赶去向项王建议发兵进攻荥阳。 　　“你急什么？还有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呢。”项羽一反常态，对亚父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大王，战机一失，追悔不及也。”范增忧心如焚。 　　“你唠叨什么？我还有事。”项羽居然开门逐客了。 　　亚父看到项羽在怀疑自己，联想到近日里常有人暗中监视自己的行动。气得跺脚长叹：“好！好！项王，你也不信任我了，也不需要我这个老朽了。天下大局已定（指刘邦得胜），我要带着这身老骨头回家乡去了。” 　　亚父在还乡途中因背上毒疮发作而死去。消息传到荥阳汉营中，汉军上下一片欢腾，刘邦特地设了庆功宴。席间，刘邦端着酒樽亲自来到陈平跟前。说：“先生，您可是立了大功了，为汉翦除了最难对付的劲敌。我敬您一杯！” 　　亚父死后，项羽没了得力谋士，屡屡战败。 　　人才特别是知识分子，大多有较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有成就感和荣誉感，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完成某项工作或某种事业的心情和愿望。因此，领导者应该充分信任他们。授权之后就放手让他们在职权范围内独立地处理问题，使他们有职有权，创造性地做好工作。对他们的工作除了进行一些必要的领导和检查，不要去指手画脚，随意干涉。 　　无数事实证明，用人不疑，这是一项用人要诀和领导艺术。信任人、尊重人，可以给人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激发其事业心和责任感，而且只有上级信任下级，下级才会信任上级，并产生一种向心力，使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和谐一致地工作。相反，当一个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时，他就会本能地产生一种离心力和强烈的情绪冲动，影响工作和同志关系。 　　当然，用人不疑不等于放任不管，而是一旦发现存心不良的害群之马，只要及时剪除就是了。 第29章 第十七计群策群力(1)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行业分工的日益精密，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是无法成为全能者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个人在社会的发挥作用的程度降低了，恰恰相反，管理者的地位却越发的崇高了。他作为企业的核心如同一个乐团的指挥，只有他的高水准才能保证演奏的高水准，发挥音乐的和谐统一。他对现代企业的贡献价值，不光体现在产品决策，市场分析，信息判断这些方面；而这“高水准”不惟学历高，智商高，专业知识水平高，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对人才恰当的运用，对人事统筹驾驭的水平高。 　　“集合众智，无往不利”，这是至理名言。的确，在一个企业中，最重要的就是挖掘人才，利用人才。一个人的才干再高，也是有限的，且往往是长于某一方面的偏才。而将众才为我所用，将许多偏才融合为一体，就能组成无所不能的全才，发挥出无限巨大的力量。 　　虚心征求意见 　　任何领导者都必须明白：高层的领导和管理绝非一个人可以胜任，它必须由一个集体来工作。高层领导层是一个团体结构，这个团体有它的科学形态和结构。他的个人的力量在组织中是极其有限的。它们所追求的目标和使命，有其很大的依附性，必须依靠下属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 　　汉元帝时，珠崖地方造反，好几年都平定不下来。皇帝与有司商议，打算派军队平定叛乱。待诏（官职，相当于顾问）贾捐之认为，应该放弃珠崖。皇帝又问其他人的意见，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当出兵征讨，丞相于定国赞成贾捐之的意见。于是汉元帝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撤掉了珠崖郡。 　　汉成帝时，匈奴派使者说打算投降。成帝下诏公卿商议此事，参议者大都认为应该接受匈奴的投降，只有光禄大夫谷永持反对意见，并提出了他的理由。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后来果然发现匈奴是诈降。 　　北匈奴强大时，西域各个国家（即现在的新疆）都与汉朝断绝了外交往来，依附北匈奴。公卿们都认为应该关闭玉门关，从此与西域不再往来。当时执政邓太后拿不定主意，特地召熟悉情况的军司马班勇征求意见，班勇认为绝对不可关闭玉门关。于是邓太后听从了班勇的意见。 　　宋朝时的历史学家洪迈对上面的事例有一番评论：“汉元帝、成帝等都不是明主，却都能虚心听从意见，而持不同意见的大臣们也能被有理的一方说服。倘若每事都能如此，天下能不治理好吗？”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做决策的时候，要集思广益，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能否有效地聚集人才，特别是在对待才能高过己者上，既反映出领导者领导水平和驾驭人才的能力，又是一把检验领导者胸怀度量的尺子。 　　回天之力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好皇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他是治世的明君。 　　有一次，太宗虚心地问魏征，明君和昏君怎样才能区分开？魏征郑重地答道，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又举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加以论证。他说，古代、、舜是圣君，就是因为他们能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小人就不能蒙蔽他。而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这些昏君，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听不到百姓的真正声音。 　　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们还浑然不知。如果采纳臣下的建议，百姓的呼声就能够上达了。 　　从此，唐太宗便格外注意虚心纳谏。他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提意见的态度如何，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他都能虚心接受。这里有一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当时，唐太宗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对于皇帝来说，想要修理一下小小的行宫，只是小事一桩。 　　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 　　这是一道笔锋犀利、击中要害的奏折。奏折中，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聩的暴君隋炀帝，冒犯天威。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么？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一把汗。 　　人们都在观察唐太宗的反应。 　　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地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不承想，这个张玄素却直截了当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 　　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动了。 　　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对此事一直关注的魏征，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颇为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都是因为是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说的话呀！ 　　这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的虚心纳谏。正因为唐太宗能够做到从谏如流，群策群力，加上用人得当、政策对路、轻徭薄赋、宽刑轻法，使得唐太宗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太宗的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之所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主要是由于他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他深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明君兼听，昏君偏信。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个人在历史上发挥巨大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个人力量再大，也只有在群体智慧得到充分调动和发挥的前提下，其作用才是无限的。 　　讲究民主的帝王 　　曹操在用人上是讲究民主，让部下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看有没有跟自己的观点相符的，他从不先抛出自己的观点，以免束缚部下的思想。每次战争前，他都召集大家，集思广益。曹操每当对军国大事作出决策时，都要征求部下的意见，这是他的事业所以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反映了他进步政治家的积极进取精神。这在权力至上的当时，对一个管有重兵，把持朝政，集兵权政权于一身的诸侯来说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袁术、袁绍这些人当初拥兵之重不小于曹操却败于曹操，这方面就是曹操取胜的关键原因。 　　唐玄宗在统治前期是位开明的不可多得的皇帝。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唐玄宗为了鼓励大臣们多提宝贵意见，大胆批评建议，便吩咐用黄金打制一个特别的金匣，然后广开言路，把一些好的奏章挑拣出来，放入金匣中，留着自己反复翻阅，以免自己办错了政事。 第30章 第十七计群策群力(2) 　　唐高宗乾封年间，武则天开始为自己物色一批文学才士，先后网罗的人士众多，著名的有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卫敬业。武则天将这些投奔门下的文士召入宫中，让他们撰写《列女传》、《古今内范》、《百僚新诫》、《臣轨》等书，还让他们参决朝政，共议军政大事，掌百官奏议和表疏，以此分宰相之权，成为朝廷又一个政务中心。武则天网罗的这些文士相当于她的智囊团。这批文士均被特许从皇宫北门出入禁中，不经南衙，所以杂当时被人称为“北门学士”。 　　皇宫北门历来是皇家禁地，是皇宫后门，只有皇帝、后妃、太子、诸王才能由此出入，禁卫军守卫极严，任何臣僚都不得闯进。这批文士由北门出入，实际上是武则天的一种特殊恩遇，愿为知己者死的文士们自然十分感激，一心效命。北门学士们确实为武则天把持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学识渊博，天资聪颖，日常为武则天出主意、献建议、造舆论，武则天十分满意，也十分赏识。武则天对北门学士们更是关怀备至，几乎每天都去看望他们，听他们禀报，面示旨意。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纷纷担任要职，成为武则天理政的心腹，往往位居高品。 　　这3个故事告诉我们，智囊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群策群力才是成功的根本。 　　苻坚固执己见导致灭亡 　　苻坚在王猛生前对智囊王猛的意见是言听计从的，但是他却没有听王猛临死留下的忠告。王猛认为前秦的敌手是鲜卑人和羌人，但是苻坚却十分信任从前燕来投奔他的鲜卑贵族慕容垂和羌族贵族姚苌。王猛劝他不要进攻东晋，但苻坚却把东晋当作唯一的敌人，非把它消灭不可。王猛死后的第三年，苻坚就派他的儿子苻丕和慕容垂、姚苌等带了十几万大军，分兵几路进攻东晋的襄阳。 　　守襄阳的晋将朱序坚决抵抗。秦兵花了将近1年时间，把襄阳攻了下来。 　　苻丕把朱序俘虏了，送到长安。苻坚认为朱序能够为晋国坚守襄阳，是个有气节的忠臣，把他收在秦国做个官员。苻坚接着又派兵十几万从襄阳向东进攻淮南。东晋守将谢石、谢玄率领水陆两路进攻，把秦兵打得一败涂地。但是，苻坚不肯就此罢休。到了公元382年，他认为准备成熟，就下决心大举进攻东晋。 　　这一年十月，苻坚在皇宫里的太极殿召集大臣商量。苻坚说：“我继承王位到现在已快30年。各地的势力差不多都平定了。只有盘踞在东南的晋国，还不肯降服。现在，我们有97万精兵。我打算亲自带领去讨伐晋国，你们认为怎么样？”大臣们纷纷表示反对。大臣权舆说：“晋国虽然弱小，但是他们的国主还没犯什么大错，手下还有像谢安、桓冲那样的文武大臣，团结一致。咱们要大举攻晋，恐怕不是时候。”苻坚听了权舆的话，拉长了脸很不高兴。另一个武将石越说：“晋国有长江作为天然屏障，再加上百姓都想抵抗，只怕我们不能够取胜。” 　　苻坚更加生气，他大声说：“哼，长江天险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军队那么多，大家把手里的马鞭子投到长江里，也可以把长江的水堵塞。他们还能拿什么来做屏障。” 　　大伙儿议论了半天，没有一个结果。苻坚不耐烦地说：“你们都走吧，还是让我自己来决断。” 　　大臣们看见苻坚发火，只好一个个退出宫殿。最后，只有他弟弟苻融还留在殿上。 　　苻坚把苻融拉在他的身边，说：“自古以来，决定国家大计的，总是靠一两个人。今天，大家议论纷纷，没有议出个结果来。这件事还是咱们两人来决定吧。” 　　苻融心情沉重地回答说：“我看攻打晋国确有许多困难。再说，我军连年打仗，兵士们也已经精疲力乏，不想再打。今天这些反对出兵的，都是陛下的忠臣。希望陛下采纳他们的意见。”苻坚没料到苻融也会反对他，马上沉下脸来，说：“连你也会说出这种丧气的话来，真叫人失望。我有精兵百万，兵器、粮草堆积如山，要打下晋国这样残余敌人，哪有不胜的道理。”苻融看见有苻坚这样一意孤行，急得差不多要哭起来。他苦苦劝告苻坚说：“现在要打晋国，不但没有必胜的希望，而且京城里还有许许多多鲜卑人、羌人、羯人。陛下离开长安远征，要是他们起来叛乱，后悔也来不及了。陛下难道忘记王猛临终前讲的一番话吗！”打那以后，还有不少大臣劝苻坚不要攻晋。苻坚一概不理睬。 　　有一次，京兆尹慕容垂进宫求见。苻坚要慕容垂谈谈他的看法。慕容垂说：“强国吃掉弱国，大国并吞小国，这是自然的道理。像陛下这样英明的君王，手下有雄师百万，满朝是良将谋士，要灭掉小小晋国，不在话下。陛下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就是，何必去征求许多人的意见呢。” 　　苻坚听了慕容垂的话，高兴得眉开眼笑，说：“看来，能和我一起平定天下的，只有你啦！”说着，马上吩咐左右拿500匹绸缎赏给慕容垂。经过慕容垂一怂恿，苻坚兴奋得连晚上都睡不着觉。他的妃子张夫人听到朝廷内外很多人不赞成出兵，也好言好语劝他。苻坚说：“打仗的事，你们女人家别管。”苻坚最宠爱的小儿子苻铣，也劝苻坚说：“皇叔（指苻融）是最忠于陛下的，陛下为什么不听他的话？”苻坚冷淡地说：“天下大事，孩子别乱插嘴。”苻坚拒绝了大臣和亲人的劝说，决心孤注一掷，进攻东晋。他派苻融、慕容垂充当先锋，又把姚苌封为龙骧将军，指挥益州、梁州的人马，准备出兵攻晋。慕容垂的两个侄儿偷偷地跟慕容垂说：“皇上骄傲得过分了。看来，这次战争，倒是我们恢复燕国的好机会呢！” 　　经过这场大战，强大的前秦大丧元气。苻坚逃到洛阳，收拾残兵败将，只剩下十几万。但是慕容垂的兵力却丝毫没受到损失。不出王猛所料，鲜卑族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苌终于背叛了前秦，各自建立了新的国家——后燕和后秦，苻坚本人也被姚苌杀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盲目地坚持己见，对领导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要做好群策群力，就要把握好下面两个原则： 　　1.人人参与管理的原则 　　现代组织管理有一个倾向，就是组织内部的每一位成员都有参加决策的权力。领导者必须明白，要使组织中每一位成员尽到责任，就必须给员工权力。只有这样，员工才会把组织的使命当作自己的事业，工作效率才会提高，目标才能达到。 　　同时，领导层养成这种民主化的作风，争取人人参加管理，也是培养干部、激励员工养成责任心、荣誉感和团结合作意识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今天，现代化管理已经发展到以“合作意识”代替“强制妥协”、以“权力平衡”代替“命令服从”的水平。领导者如果不注意这种观念的改变，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将会导致组织不平衡，或者“头重脚轻”、或者“半身不遂”等现象。这些现象都应该尽量避免。 　　2.互为领导的原则 　　组织机构发展到今天，并非主要领导人才是领导，许多专家、内行也都是领导，或者能者为师。现代领导者应当认识到自己绝非万能，什么事都自己做主，有时下属的意见和建议若要有价值，就要有虚心接受的胆量和气魄。 　　领导应该尽可能地以发问代替命令。仔细琢磨，在统驭人的过程中，有很多可以用发问代替命令的方式。只会发号施令的领导者，必然扼杀下属的进取心。现代管理研究表明，以发问的方式布置工作，往往比命令有效得多。它可以诱发出下属许许多多不寻常的创见和有价值的建议。命令则不同，它是一种强制式的，一开始就剥夺了下属主动创造的机会，减少了下属执行任务时的热情。 　　领导者必须使所有员工充分认识并体会到，只有依靠集体才能使自身的长处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一个集体也只有依靠个人作用的发挥，才能焕发和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从而达到“双赢”。 第31章 第十八计通权达变(1) 　　《孙子兵法》中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用人之道也像流动无常的水、变化莫测的兵一样，没有固定的模式，这是由于构成用人活动的人和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造成的。领导者不但要提高识才品位，锻炼识才的慧眼，使自己成为高素质领导人才，同时还要确立通权达变、与时俱进的人才观，全面地看待人才，分析他的潜能，预测他的发展趋势，切忌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看人，搞一锤定音，把人看死。 　　刘邦喻人 　　汉王五年，刘邦胜了项羽，天下安定，论功行赏。群臣争功，讨论了1年，定不下来，刘邦以萧何功最大，拥有的食邑最多。 　　功臣们说：“我们披坚执锐，多者作战百余次，少者作战十几次，攻城略地，功劳大小不等。现在，萧何未曾立下汗马功劳，仅靠舞文弄墨，没打一次仗，反而居在我们之上，这是什么道理。”刘邦说：“诸位知道狩猎吗？” 　　众人说：“知道。” 　　刘邦又说：“知道猎狗吗？”大家回答说知道。 　　刘邦说：“打猎时，追逐“兽的是猎狗，而发现“兽指出目标的是人，你们捕杀了兽，是功狗。萧何，他发现目标，指示目标，是有功的人！况且各位单独跟随我，挺多带两三个人，而萧何全家数十人跟着我，他的功劳不能忘记。” 　　众人听了不敢再说什么了。 　　刘邦这番关于狗与人的比喻用来形容用人应该通权达变再恰当不过了。天下安定后，已经需要文人治理了，武将们要退居二线了，武将老爷们若再执迷不悟，非要跟萧何争功，就会被杀头。 　　后来者居上 　　汉武帝时，朝中有三位有名的臣子，分别叫作汲黯、公孙弘和张汤。这3个人虽然同时在汉武帝手下为臣，但他们的情况却很不一样。 　　汲黯进京供职时，资历已经很深且官职也已经很高了，而当时的公孙弘和张汤两个人还只不过是个小官，职位低得很。可是由于他们为人处事恰到好处，加上政绩显著，因此，公孙弘和张汤都一步一步地被提拔起来，直到公孙弘封了侯又拜为相国，张汤也升到了御史大夫，两人官职都排在汲黯之上了。 　　汲黯这个人原本就业绩不及公孙弘、张汤，可他又偏偏心胸狭窄，眼看那两位过去远在自己之下的小官都已官居高位，心里很不服气，总想要找个机会跟皇帝评评这个理。 　　有一天散朝后，文武大臣们陆续退去，汉武帝慢步踱出宫，正朝着通往御花园的花径走去。汲黯赶紧趋步上前，对汉武帝说：“陛下，有句话想说给您听，不知是否感兴趣？”汉武帝回过身停下，说：“不知是何事，不妨说来听听。”汲黯说：“皇上您见过农人堆积柴草吗？他们总是把先搬来的柴草铺在底层，后搬来的反而放在上面，您不觉得那先搬来的柴草太委屈了吗？” 　　汉武帝有些不解地看着汲黯说：“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汲黯说：“你看，公孙弘、张汤那些小官，论资历论基础都在我之后，可现在他们却一个个后来者居上，职位都比我高多了，皇上您提拔官吏不是正和那堆放柴草的农人一样吗？”几句话说得汉武帝很不高兴，他觉得汲黯如此简单、片面地看问题，是不通情理的。他本想贬斥汲黯，可又想到汲黯是位老臣，便只好压住火气，什么也没说，拂袖而去。此后，汉武帝对汲黯更是置之不理，他的官职也只好原地踏步了。 　　后来者居上，原本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这就要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了。汲黯认为提拔人才一定要论资排辈，反对后来居上，是不可取的。 　　对于领导者来说，对待人才也要用发展的眼光，有的人才水平始终停滞不前，有的人后来居上，这时候就应该根据各人的实际水平做出调整。 　　秦舞阳与荆轲 　　大家都知道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秦舞阳受燕太子丹的派遣，与荆轲一起去完成行刺秦王的任务。秦舞阳性格凶猛，在平时是非常勇敢的。《史记》中说他“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但是，当秦舞阳跟随荆轲走进肃穆森严的秦宫、来到位尊势威的秦王羸政面前时，他的性格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勇敢向怯懦转化，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恐惧，害怕得发起抖来。 　　这个著名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时候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要僵化地看待，不要静止地看待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 　　雄鸡与鸿雁 　　春秋时期，有个叫田饶的人，在鲁哀公身边做事已经好几年了。刚开始田饶的才干平平，鲁哀公待田饶也是平平的。后来田饶的才华长进了，可是鲁哀公并不了解，田饶的才智得不到施展，他决意离开鲁哀公到别国去。 　　田饶对鲁哀公说：“我打算离开您，像鸿雁那样远走高飞。”鲁哀公不明白田饶的意思，问道：“你在这里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走呢？” 　　田饶说：“大王您经常见到那雄鸡吧！你看它头上戴着大红的鸡冠，非常文雅；它双脚长有锋利的爪子，十分英武；它面对敌人时毫不畏惧敢斗敢拼，格外勇敢；它看见食物时总是‘咯咯’叫着招呼同伴们一起来享用，特别仁义；它还忠于职守，早起报时从不误事，极其守信。尽管雄鸡有着这么多长处，可是大王还是漫不经心地吩咐把它煮了吃掉。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雄鸡经常在您身边，您每天见惯了它，习以为常，它的光彩在大王眼里便黯然失色，大王感觉不到它的那些杰出的优点与才能。而那鸿雁，从千里之外飞来，落在大王的水池边，它啄吃大王池中的鱼鳖；落在大王的田园里，毁坏大王的庄稼。鸿雁尽管没有雄鸡的那些长处，可是大王依然很器重鸿雁。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鸿雁是从。远的地方来的，大王对它怀有一种神奇感，它的一切作为，大王都认为是非常伟大的。 　　所以，请大王让我也像鸿雁一样远走高飞吧。”鲁哀公说：“请你别走，我愿意把你说的这些话都记下来。”田饶说：“您认为我平淡无奇，并不觉得留下我有什么大用，即使写下我的话，也不起什么作用。”于是田饶就离开鲁国前往燕国去了。 　　燕王让田饶做了相国，田饶从此有了机会施展自己治国安邦的本领。3年以后，田饶把燕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国内富足安定，边境平安没有盗贼。田饶名声大振，燕王也十分得意。 　　鲁哀公知道了这些情况后，万分感叹，对当年没能留下田饶真是后悔莫及。为此，他一个人独居3个月，深刻反省；又降低自己的衣食标准，以示自责。鲁哀公发自内心地慨叹道：“以前由于不能发现田饶的进步，才使得田饶离我而去，以至于造成了今天的悔恨。 　　真希望田饶能再回到我身边，可是，我知道已经很难了。”其实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人们往往对自己身边人才的巨大进步视而不见，只是一味好高骛远，崇拜引进的人才，认为他们才有真才实学。特别是做领导的人，应该善于发现身边的人才，知人善任，不要舍近求远，放跑了本来就在手边的人才。 　　滥竽充数 　　古时候，齐国的国君齐宣王爱好音乐，尤其喜欢听吹竽，手下有300个善于吹竽的乐师。齐宣王喜欢热闹，爱摆排场，总想在人前显示做国君的威严，所以每次听吹竽的时候，总是叫这300个人在一起合奏给他听。 第32章 第十八计通权达变(2) 　　有个南郭先生听说了齐宣王的这个癖好，觉得有机可乘，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跑到齐宣王那里去，吹嘘自己说：“大王啊，我是个有名的乐师，听过我吹竽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就是鸟兽听了也会翩翩起舞，花草听了也会合着节拍颤动，我愿把我的绝技献给大王。”齐宣王听得高兴，不加考察，很痛快地收下了他，把他也编进那支300人的吹竽队中。 　　这以后，南郭先生就随那300人一块儿合奏给齐宣王听，和大家一样拿优厚的薪水和丰厚的赏赐，心里得意极了。 　　其实南郭先生撒了个弥天大谎，他压根儿就不会吹竽。每逢演奏的时候，南郭先生就捧着竽混在队伍中，人家摇晃身体他也摇晃身体，人家摆头他也摆头，脸上装出一副动情忘我的样子，看上去和别人一样吹奏得挺投入，还真瞧不出什么破绽来。南郭先生就这样靠着蒙骗混过了一天又一天，不劳而获地白拿薪水。 　　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年，爱听竽合奏的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湣王继承了王位。齐湣王也爱听吹竽，可是他和齐宣王不一样，认为300人一块儿吹实在太吵，不如独奏来得悠扬逍…于是齐湣王发布了一道命令，要这300个人好好练习，做好准备，他将让他们轮流来一个个地吹竽给他欣赏。乐师们知道命令后都积极练习，想一展身手，只有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想来想去，觉得这次再也混不过去了，只好连夜收拾行李逃走了。 　　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说不同的国君有不同的喜好，像南郭先生这样不学无术靠蒙骗混饭吃的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假的就是假的，最终逃不过实践的检验而被揭穿伪装。想要成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奋学习，只有练就一身过硬的真本领，才能经受得住一切考验。 　　对于领导者来说，要用发展的观点看人，通权达变，及时发现员工中鱼目混珠的南郭先生。善用人者，火眼金睛，透视人心，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以从一介草民起家，汇聚各路英雄豪杰争霸天下；不善用人者，往往只凭一腔热情，却没有精明的识人眼光和过硬的用人手段，手下人必鱼目混珠，得过且过。 　　无过之过 　　晏子是齐国宰相，他辅佐齐王把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晏子手下有一位名叫高缭的，为官3年，从没做过什么错事，可是有一天，晏子却把高缭免职了。晏子左右的人感到奇怪，觉得晏子这样做未免不合情理，于是，他们劝阻晏子。有的说：“高缭侍奉先生3年，对先生向来都是言听计从，并没出过什么差错呀。”有的说：“按常理，高缭做满3年，又没有过错，先生理当给他一定的爵位才是，怎么反而把他辞掉呢？这好像说不过去吧！”晏子对左右劝阻的人说：“我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正如一块弯弯曲曲的木料，必须用规矩来定方圆，要用斧子来削，用刨子来刨，才能造就一件好的器具。我手下的人，就应像这些规、矩、斧子、刨子，帮我去掉那些不能成器的地方，以利我更好地帮齐王治国。可是高缭和我一起做事已经整3年了，对于我的缺点、过错，从来没提出过任何批评意见，也没作过任何纠正。我并非圣贤，平时工作中难免有失误，可是高缭只是一味顺从我、称赞我，这对我更好地为齐王工作又有什么好处呢？非但没有，反而有害。所以我决定辞退高缭，原因就正是你们所说的‘高缭无过’。”晏子真是一个有见地的贤相，他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用人标准是反对圆滑处世、一味讨好上司。他的眼光和用人标准，对我们每个人应是很有启发的。 　　通权达变 　　对于领导者，要树立动态的人才观，人才绝非一成不变的。 　　通权达变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严格考核，加强官吏队伍的管理，同时根据考核的业绩来调整官吏队伍。 　　古代有作为的帝王对官吏的考核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建立了一整套的考核管理制度，对不称职的官吏轻则罢官，重则杀头。建立官吏考核制度最早的恐怕要算帝舜了。帝舜每3年对官吏考核1次，3次考核的结果决定官吏的升降和处罚，没有政绩或者出现失误和犯错误的就要受到免职或更加严厉的惩罚。在帝舜的严格管理下，各级官吏工作努力，争先恐后地建功立业。应该说帝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官吏考核和能上能下管理机制的人。 　　在官吏考核上最严厉的要属战国时期的齐威王了，齐威王考核官吏注重实绩。有一次齐威王问身边的大臣，太守中谁干的最好，谁干的最差。许多大臣说东阿太守干得最好，即墨太守干得最差。齐威王没有完全相信大臣们的话，而是派人去两地考察。通过考察，情况正好相反。东阿田“荒芜，人民饥寒，民不聊生。而即墨田“开辟，人民富足，官清吏廉，社会稳定祥和。为了惩罚不干实事，弄虚作假，行贿受贿的官吏，齐威王把东阿太守和那些拿了好处替东阿太守说话的大臣给烹了。同时对即墨太守进行了奖励，加封他万户。齐威王的做法虽然过于严厉了点，但对于那些贪官污吏如果不严厉惩处，就不能刹住贪污腐化、弄虚作假之风。 　　武则天对官吏的管理办法是：一方面大量安排官吏；另一方面对官吏严格考核，经过一段试用，对不称职的罢免，有的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被处死。当然，武则天对官吏的严格管理，不仅是为了建立一支好的官吏队伍，还是为了巩固她自己统治的需要。 　　古代帝王在官吏队伍考核管理上做得比较好的，应该算清朝顺治皇帝了。顺治皇帝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肃吏治，严惩贪官。他总结了明朝灭亡的教训，提出了“要想治理好国家，首先要治理好官吏队伍，建立一支廉洁勤政的官吏队伍”的观点。顺治八年十二月，有一次在短短的3天之内就向吏部下了4道圣旨，斥责各级官吏剥削民财，贪污成风，而吏部、总督、巡抚对下面的贪官污吏不闻不问，姑息养奸。他命令吏部、总督、巡抚对官吏严加甄别，有德有才的继续留职；不识文字，能力平庸，不勤不廉的立即罢免，有罪的还要治罪，同时还派出权力极大的监察御史巡查各地。顺治九年出台了审计制度，即从中央部：一级的官吏开始，每6年对各级官吏进行1次审计稽查。顺治十一年，又实行“大计天下”，对各级官吏普遍进行1次甄别，并规定以后每3年举行1次。这年大计天下，各级官吏不能胜任而被革职和降级使用的960多人。为了督察官吏，提高各级官吏的办事效率，顺治皇帝亲自主持建章建制工作，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和奖罚条例，如：“违限处分例”、“议覆本章时限”等条例。对工作中推诿扯皮、久拖不办、超过规定时限的严惩不贷。顺治皇帝严格管理官吏队伍的做法，为清朝后几代皇帝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在严格官吏管理制度上，明朝的崇祯皇帝做的就过分了，使事物走向了反面。当时，明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内有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外有清朝的不断入侵。崇祯皇帝很想有所作为，但他存在着急躁情绪，急于求成，总想尽快平息内忧外患的局面。因此，责怪各级官吏不能尽职尽责，动辄就以严刑惩处。凡有错误重一点的被杀，轻一点的被流放，朝中有一半官员成为犯人了。崇祯皇帝在位17年，被杀的总督7人，巡抚11人。17年中宰相换了10多人，兵部尚书换过74人，刑部尚书换过17人，内阁大学士换过50多人，崇祯皇帝实行严刑峻法的结果，使官员畏罪饰非，不肯尽职。 　　因为一个官员干事越多，出的错就可能越多，出错就要受到严惩，甚至可能丢掉自己的性命，谁还敢干事呢？最后，适得其反，官不能干事，将不能带兵，兵不能杀敌，大概这也是明朝灭亡的一条重要原因吧？崇祯皇帝用过于苛刻的办法管理官吏队伍的教训是深刻的，这是历史上一个教训。 第33章 第十九计不怕鸟多(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别人会展示你为人的博大胸怀和行事的恢弘气度。 　　领导者要学会用宽广的心胸对待人才的缺点和不足。当前，影响优秀年轻人才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的领导者对人才吹毛求疵，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再优秀的人才，也不可能“白璧无瑕”，甚至有的还往往“峰高谷深”，长处和短处两头冒尖。但只要优点是主流，事业心强是本质，领导就应该看主流、识大体，有容才雅量，对他们的短处多点容忍，多点包涵，在诚恳帮助改进缺点的同时，大胆使用，“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为细枝末节所纠缠。 　　林子大了就不怕鸟多。只有无用的管理，没有无用的人才。无论偏才、天才、小人、君子、忠奸、曲直，皆各有其用。 　　宽容的刘邦 　　刘邦破秦后，秦王子婴乘坐白马素车，亲自上门来投降，诸将领磨刀霍霍，皆言要诛杀之。刘邦却说：“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于是命人把子婴带走，妥善安置。 　　进入咸阳后，刘邦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对秦朝臣民官吏一概不咎前责。故“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就是对自己的死敌项羽，刘邦也不是采取戮尸挖心的报仇雪恨方法，而是“以鲁公号葬项羽谷城”。 　　宽以待人，不拘小节，不究前嫌，乃刘邦能够广揽人才，得众心的重要原因。 　　本领不分大小 　　公孙龙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手下有不少弟子，个个都身怀技艺，各有一套本领。公孙龙在赵国的时候，曾对他的弟子们说：“我喜欢有学识、有本领的人，没有本领的人，我是不愿和他在一起的。” 　　有个人听说了公孙龙，便前来求见，要求公孙龙收他做弟子。 　　公孙龙见那人相貌平平，粗布衣帽，便问：“我不结交没有本领的人，不知你有什么本领。” 　　那人说：“大的本事我没有，只是我有一副好嗓门，我能喊出很大的声音，使离得很远的人也能听到。一般没有人能像我一样。”公孙龙回头问他的弟子们：“你们中间有没有喊声很大的人？” 　　弟子们争相回答说：“我们都能大声喊。”说着还用眼斜瞟着那个前来求见的人，显出一种不屑的眼神。 　　那人说：“我喊出的大声，非常人可比。” 　　公孙龙很有兴趣地说：“那你们比试比试。”于是弟子们推选了他们之中声音最大的一人做代表，与那人一起走到五百步开外的一座小丘背后，向公孙龙这边喊话。结果，除了那个人的声音外并不见弟子的半点声响。于是公孙龙把那人收留下来。可是，弟子们依然不免暗暗发笑，喊声大又算什么本领，喊声大派得上什么用场呢？老师是斯文人，难道要找个一天到晚替自己吵架、吼叫的人么？弟子们都不以为然。 　　过了不久，公孙龙到燕国去见燕王，他带着弟子们上路了。走了一段，不料碰到一条很宽的大河。可是河的这一边见不到船，远远望那河对岸，却停着一只小船，艄公蹲在船尾正无事可干。 　　公孙龙马上吩咐那个刚收留的大嗓门弟子去喊船。那弟子双手合成喇叭状，放开嗓子大喊一声：“喂……要船啦……”喊声亮如洪钟，直达对岸，那对岸船上的艄公站起身来，喊声的余音还在河两岸回响，以致慢慢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对岸那只船很快摇了过来，公孙龙一行人上了船，原先那些不以为然的弟子深深佩服老师及那位新来的朋友。 　　看起来，只要是本领，它总有用处，我们不应该排斥或看不起小本领，在关键时刻，小本领也能派上大用场。 　　鸡鸣狗盗之徒 　　孟尝君是齐国的贵族，名叫田文。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专门招收人才。凡是投奔到他门下来的，他都收留下来，供养他们。这种人叫做门客，也叫做食客。据说，孟尝君门下一共养了3000名食客。其中有许多人其实没有什么本领，只是混口饭吃。 　　当时秦国的秦昭襄王为了拆散齐楚联盟，使用了两种手段：对楚国用的是硬手段，对齐国用的是软手段。他听说齐国最有势力的大臣是孟尝君，就邀请孟尝君上咸阳来，说是要拜他为丞相。 　　孟尝君上咸阳去的时候，随身带了一大帮门客。秦昭襄王亲自欢迎他。孟尝君献上一件纯白的狐狸皮袍子作见面礼。秦昭襄王知道这是很名贵的银狐皮，很高兴地把它藏在内库里。 　　秦昭襄王本来打算请孟尝君当丞相，大臣们劝秦王说：“留下孟尝君对秦国是不利的，他出身王族，在齐国有封地，有家人，怎么会真心为秦国办事呢？”秦昭王觉得有理，便改变了主意，把孟尝君和他的手下人软禁起来，只等找个借口杀掉。 　　孟尝君生怕遭了秦王的毒手，一心想离开秦国。他打听到秦王身边有个宠爱的妃子，就托人向她求救。那个妃子叫人传话说：“叫我跟大王说句话并不难，我只要一件银狐皮袍。”孟尝君和手下的门客商量，说：“我就这么一件，已经送给秦王了，哪里还能要得回来呢？” 　　其中有个门客说：“我有办法。” 　　原来这个门客最善于钻狗洞偷东西。他先摸清情况，知道昭王特别喜爱那件狐裘，一时舍不得穿，放在宫中的精品贮藏室里。他便借着月光，逃过巡逻人的眼睛，轻易地钻进贮藏室把狐裘偷出来。妃子见到狐白裘高兴极了，想方设法说服秦昭王放弃了杀孟尝君的念头，并准备过两天为他饯行，送他回齐国。 　　孟尝君可不敢再等两天，立即率领手下人连夜偷偷骑马向东快奔。到了函谷关（在现在河南省灵宝县，当时是秦国的东大门）正是半夜。按秦国法规，函谷关每天鸡叫才开门，半夜时候，鸡可怎么能叫呢？大家正犯愁时，只听见几声“喔，喔，喔”的雄鸡啼鸣，接着，城关外的雄鸡都打鸣了。原来，孟尝君的另一个门客会学鸡叫，而鸡是只要听到第一声啼叫就立刻会跟着叫起来的。怎么还没睡踏实鸡就叫了呢？守关的士兵虽然觉得奇怪，但也只得起来打开关门，放他们出去。 　　天亮了，秦昭王得知孟尝君一行已经逃走，立刻派出人马追赶。追到函谷关，人家已经出关多时了。 　　孟尝君靠着鸡鸣狗盗之士安全逃回了齐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小才有时起大作用。 　　无能的冯谖 　　孟尝君回到齐国，当了齐国的相国。他门下的食客就更多了。 　　他把门客分为几等：头等的门客出去有车马，一般的门客吃的有鱼肉，至于下等的门客，就只能吃粗菜淡饭了。有个名叫冯谖的老头子，穷苦得活不下去，投到孟尝君门下来作食客。孟尝君问管事的：“这个人有什么本领？” 　　管事的回答说：“他说没有什么本领。” 　　孟尝君笑着说：“把他留下吧。” 　　管事的懂得孟尝君的意思，就把冯谖当作下等门客对待。过了几天，冯谖靠着柱子敲敲他的剑哼起歌来：“长剑呀，咱们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呀！” 　　管事的报告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鱼吃，照一般门客的伙食办吧！” 　　又过了5天，冯谖又敲打他的剑唱起来：“长剑呀，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呀！” 　　孟尝君听到这个情况，又跟管事的说：“给他备车，照上等门客一样对待。” 　　又过了5天，孟尝君又问管事的，那位冯先生还有什么意见。 第34章 第十九计不怕鸟多(2) 　　管事的回答说：“他又在唱歌了，说什么没有钱养家呢。”孟尝君问了一下，知道冯谖家里有个老娘，就派人给他老娘送了些吃的穿的。这一来，冯谖果然不再唱歌了。 　　孟尝君养了这么多的门客，管吃管住，光靠他的俸禄是远远不够花的。他就在自己的封地薛城（今山东滕县东南）向老百姓放债收利息，来维持他家的巨大的耗费。 　　有一天，孟尝君派冯谖到薛城去收债。冯谖临走的时候，向孟尝君告别，问：“回来的时候，要买点什么东西？”孟尝君说：“你瞧着办吧，看我家缺什么就买什么。”冯谖到了薛城，把欠债的百姓都召集拢来，叫他们把债券拿出来核对。老百姓正在发愁还不出这些债，冯谖却当众假传孟尝君的决定：还不出债的，一概免了。 　　老百姓听了将信将疑，冯谖干脆点起一把火，把债券烧掉。 　　冯谖赶回临淄，把收债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孟尝君。孟尝君听了十分生气：“你把债券都烧了，我这里3000人吃什么！”冯谖不慌不忙地说：“我临走的时候您不是说过，这儿缺什么就买什么吗？我觉得您这儿别的不缺，缺少的是老百姓的情义，所以我把‘情义’买回来了。” 　　孟尝君很不高兴地说：“算了吧！” 　　后来，孟尝君的声望越来越大。秦昭襄王听到齐国重用孟尝君，很担心，暗中打发人到齐国去散播谣言，说孟尝君收买民心，眼看就要当上齐王了。齐湣王听信这些话，认为孟尝君名声太大，威胁他的地位，决定收回孟尝君的相印。孟尝君被革职，只好回到他的封地薛城去。 　　这时候，3000多门客大都散了，只有冯谖跟着他，替他驾车上薛城。当他的车马离开薛城还差一百里的时候，只见薛城的百姓，扶老携幼，都来迎接。 　　孟尝君看到这番情景，十分感触。对冯谖说：“你过去给我买的‘情义’，我今天看到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能容忍人的短处，大胆使用，金子总有一天会发光。 　　曹操揽人之术 　　东汉末年的三国，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以曹操、刘备、孙权为代表的魏、蜀、吴三家，为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生死搏斗。“若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三国的创立者，都知道人才对他们功业的极端重要。他们在争夺人才中争天下，在争夺天下中争人才。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三国的纵横捭阖、军事较量，是一场争夺人才的大战。“盛衰之理，虽；天命，岂非人事哉！”“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武帝纪》） 　　曹操在革新吏制中选贤任能，使用得当，才为后代打下了江山。 　　曹操在收编了30万青州军后，有了一只具有战斗力的强大部队。有了部队还不行，还需要能够调度管理这些士兵的将领，这时曹操便在兖州招闲纳士，进行了交谈之后，对子良赞道：“这是我的子房啊。” 　　子房便是张良，此人便是日后汉高祖的主要谋士之一，列位于“汉初三杰”之首位，可见人们对他的评价有多么高。子良又把很多人才推荐给了曹操，这些人于是组成了曹操军营的骨干，为曹操东征西伐，平定中原，出谋划策。每每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这些人给曹操以有力的支持，使曹操坚持了下来，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些谋士为曹操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享受的待遇不低。但曹操也搜罗了大量并不算出众的人才，比如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蒋干。 　　尽管如此，曹操对于人才没有感到过剩的时候，多多益善。知道司马懿有才干，便让他出来做官。可司马懿称病不出，曹操便吓他说不出来就收监，司马也只好出来了。 　　齐桓公广纳贤才 　　管仲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治国贤才，齐桓公不避前嫌重用管仲，把齐国治理得强盛起来，管仲还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代霸业。这一切，使得齐桓公十分关注有才干的人，他深知人才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国君来说是多么重要。他想，光有一个管仲还不行，还需要有更多的像管仲这样的人才行。于是齐桓公决心广纳贤才，他命人在宫廷外面燃起火炬，照得宫廷内外一片红红火火，一方面造成声势，一方面也便于日夜接待前来晋见的八方英才。然而，火炬燃了整整一年，人们经过这里时，除了发些议论或看看热闹外，并无人进宫求见。大臣们只是面面相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有一天，竟然来了一个乡下人在宫门口请求觐见齐桓公。 　　门官问乡下人：“你有何才干要求见大王？”乡下人回答说：“我能熟练地背诵算术口诀，我希望大王接见我。” 　　门官报告了齐桓公。齐桓公觉得十分好笑，背诵算术口诀算什么才能？于是让门官回复乡下人说：“念算术口诀的才能太浅陋了，怎么可以接受国君的召见呢？回去吧。” 　　乡下人不卑不亢地说：“听人们说，这里的火炬燃烧了整整一年了，却一直没有人前来求见，我想，这是因为大王雄才大略名扬天下，各地贤才敬重大王，希望为大王出力，又深恐自己的才干远不及大王而不被接纳，因此不敢前来求见。今天我以念算术口诀的才能来求见大王，我这点本事的确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大王能对我以礼相待，天下人知道了大王真心求才、礼贤下士的一片诚意，何愁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能人不来呢？泰山就是因为不排斥一石一土，才有它的高大；江海也因为不拒绝涓涓细流、广纳百川，才有它的深邃。古代那些圣明的君王，也要经常去向农夫樵夫请教，集思广益，才会使自己更加英明起来啊！” 　　齐桓公听了乡下人的这一番话，被深深打动，认为乡下人说得太有道理了，于是马上以隆重的礼节接见了他。这件事很快传开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各地贤才纷纷前来，络绎不绝。齐桓公大为高兴。 　　一个统治者若真心求贤，就必须有诚意、礼贤下士，以宽广的胸怀接纳各种各样的人才。 　　一流与二流之才 　　英国一家老牌企业ceo提出了一个忠告，企业内千万别请太多的智者，名校中的一流脑袋不一定适合企业的环境，很多时候二流脑袋更好用，企业内有一二个智者足矣。 　　想想智者的特征，便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们大多目中无人，以自我为中心；满口的方法论，观念抽象，难于落实；对人对事经常表现出冷眼旁观的态度，对企业的事务缺乏感性认识；这些人还经常内心不平，表现出嫉恶如仇的个性；处理问题上总是将事情想得复杂，容易离题万里。 　　当然，智者长于分析、言之有物，有一系列过人之处。但作为ceo，要管一大堆学术头脑一流的智者，岂不头痛？以智降智的办法不是不可，只是太辛苦，不值得。 　　以三国为例，曹操以智降智，司马懿终世不敢异动。孔明以智降反骨，魏延此类有反心的人也是终身服务。孙权用人也是一次用一个，由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不会百花齐放。 　　反面的例子则是袁绍用人贪多误得，多谋少决，智囊提供的建议太多，结果次次用错，一败涂地。袁绍反董卓联盟，智者不少，却人人各怀鬼胎、各自保留实力，结果众议纷纭，莫衷一是，开会也不欢而散。 　　学术头脑不等于必然成功，企业用人之道，有卧龙、凤雏足矣，甚至连凤雏都可以死，之后才有卧龙的成功，其他只要二流好手便行了。对于企业，更多地要用务实主义的鸟儿，而且不怕林大鸟多。 　　美国有些大公司已经扬弃了“尽可能用最好的人员”的原则，奉行“找到那些素质低的人，发掘他们的能力即可”的原则。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35章 第二十计明剖是非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难免会出现争权夺利的现象，这时候领导者要搞公开的原则，明剖是非，不可暗斗，否则会遗患无穷。 　　庞涓与孙膑 　　魏人庞涓和齐人孙膑都师出鬼谷子，学习布兵排阵打仗之术。 　　学成，庞涓先出山去见魏惠王，因其率军连败卫、宋诸国而升为大将，其家人也以其为荣。魏惠王也听到孙膑的名声，有一次跟庞涓说起孙膑，魏惠王很是仰慕。庞涓就派人把孙膑请来，跟他一起在魏国共事。 　　魏惠王见孙膑学问极大，兵法甚通，便欲拜他为副军师，另一方面也好牵制庞涓。庞涓闻讯，自知才能不及孙膑，唯恐孙膑的到来对自己不利，便私下进见惠王说：“孙膑是齐国人，恐不能为大王所用，还是先任以客卿为好。” 　　魏惠王答应了，还让孙膑与庞涓住在一起。 　　此后不久，庞涓得知孙膑父母双亡，但尚有叔父和堂兄在齐国，便设计陷害孙膑。他骗得孙膑家信，然后上奏魏王，添油加醋地诬告孙膑有通敌之嫌。魏惠王不明其故，大骂孙膑私通齐国，要处死他。庞涓假惺惺地站出来说情，孙膑才免于一死，但却被处以膑刑，剜去膝骨，又在脸上刺字，从此孙膑变成瘸子，只能爬行。 　　孙膑还被蒙在鼓里，感谢庞涓在魏惠王面前说情。庞涓在安慰孙膑后，劝其将祖传的13篇兵法凭记忆写出来，以使失传已久的《孙子兵法》能名扬于世。孙膑不知是计，慨然应允，便天天忍痛书写。庞涓嫌写得太慢，时时派人催促，引起孙膑的怀疑。当孙膑知晓一旦书写完兵书，就要被杀的实情，方知庞涓人面兽心，陷害后还要置自己于死地。于是孙膑装疯迷惑庞涓，得以幸存下来。 　　后经齐国使臣营救，孙膑到了齐国，住在齐国宗室田忌家中，极受礼待。一次，齐威王举行骞马比赛，田忌与公子赛，双方的马都不相上下。孙膑向田忌献计，将下马去比公子的上马，再将中马和上马去比公子的下马和中马。结果田忌一败两胜，赢得千金。齐威王听说是孙膑之计，便高兴地召他问兵法，孙对答如流，于是齐威王便拜他为军师。 　　公元前353年，魏王派庞涓率兵攻打赵国，并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救援。 　　孙膑向田忌献“围魏救赵”和“围点打援”之计，既救了赵国，又在桂陵大败魏军。 　　公元前342年，魏惠王又派太子申和庞涓领兵10万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再以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攻魏。 　　次年，田忌采用孙膑的“减灶之计”，制造齐军不断减员的假象以迷惑敌人。果不其然，庞涓催促魏军日夜兼程追击诈退的齐军。 　　孙膑在马陵山设伏，吩咐随从将一颗大树皮刮去，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下”八个字。庞涓到大树前，见树上隐约写有字，便命点火照看。突然齐军暗箭齐发，魏军大乱，死伤无数。庞涓自知计劣兵败，长叹一声：“让你孙膑小子扬名吧！”说罢，拔剑自刎而死。齐军乘胜大破魏军，魏太子申被俘，从此，魏国一蹶不振。 　　许多人读过这个故事都认为是庞涓嫉妒贤能导致魏国衰败，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魏惠王，他实际上一开始就在鼓励庞涓和孙膑暗斗，结果反而害了自己的国家。 　　李世民明剖是非 　　唐朝人侯君集是李世民的心腹，常年担任其幕僚，还是玄武门之变的主要策划人，功劳不可谓不高。 　　贞观年间，侯君集担任李靖副将击败吐谷浑，又任主将击灭高昌。回朝后因私吞高昌战利品，搞贪污腐败，而被弹劾，侯君集被关了一阵子，为此怀恨在心。不久，侯君集怂恿另一个功臣张亮与自己一起造反。张亮非但没有听，反而密报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却说：“你与君集都是功臣，如今君集只对你一个人说了，如果让你们二人对证，君集一定不承认，我应该相信谁？”于是不再提这件事，“待侯君集如初”。 　　唐太宗晚年，他的儿子们争当太子，侯君集依附太子李承乾，图谋杀李世民拥立李承乾即位，事发，侯君集“有负圣望”，又被抓住了。 　　唐太宗亲自审讯侯君集，并对他说：“你是国家功臣，我不想让你受到笔吏的羞辱，因此亲自来将事情弄清楚。”证据确凿后，唐太宗又召集文武百官说：“君集有功于国，我将乞求饶他一命，诸位能够答应么？”群臣都说：“君集之罪，天地不容。”造反本来是要灭族的，但唐太宗念侯君集曾有功于国，饶了他妻儿的命。临刑前，唐太宗与侯君集诀别，哭着说“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一旦国君对大臣怀疑，臣下就不敢畅所欲言，下情便不能上传。这样，要求臣僚们尽忠报国，就不可能了！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停留在洛阳。临行，命宰相房玄龄留守长安，全权处理国务。有个官员声称要向皇帝举报，房玄龄问他告谁，那人回答到：“正是你！”房玄龄不敢隐瞒，立即派人用驿马送他去洛阳。唐太宗听说有人告密，就令武士持大刀站在前面，然后引见来人，问他：“你告谁？”那人道：“房玄龄！”李世民道：“果真如此，推出去腰斩！”并指着房玄龄说：“你太不自信，以后如有类似情况，自行处理！”李世民的处理告诉我们，只有明剖是非，下属才敢于畅所欲言，精忠报国。 　　朱棣火烧奏章 　　如果我们都能正确分析问题，从大处着眼，不以眼前小事来干扰我们的心智，有时坏事能变成好事。 　　明太祖朱元璋一面杀了一些权位很高的大臣，一面把他的24个儿子分封到各地为王，其中一部分藩王还拥有军队。明太祖认为这样做，可以巩固他建立的明王朝的统治，谁知到后来反引起了一场大乱。 　　明太祖60多岁的时候，太子朱标死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以长孙的地位，被立为皇太孙。各地的藩王大都是朱允炆的叔父，眼看皇位的继承权落到侄儿手里，心里不舒服。特别是明太祖的第4个儿子——燕王朱棣一向带兵驻守北平（今北京市），多次立过战功，对朱允炆更不服气。 　　公元1398年，明太祖死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这就是明惠帝，历史上又叫建文帝（建文是年号）。建文帝即位后，就命令心腹黄子澄着手准备削藩。 　　黄子澄退出宫门，就找建文帝另一个亲信大臣齐泰一起商量。 　　齐泰认为诸王之中，燕王兵力最强，“心又大，应该首先消除燕王的权力。黄子澄不赞成这个做法，他认为燕王早有准备，先从他下手，容易打草惊蛇，不如先向燕王周围的藩王下手。周王是燕王的弟弟，他的封地在开封。如果先把周王除掉，就好比砍掉燕王的翅膀，下一步再除掉燕王就不难了。 　　两人商量停当，就向建文帝回奏。建文帝听了很高兴，就找个由头派兵到河南把周王抓起来押到南京，削去王位，充军到云南。 　　接着，又查出3个藩王有不法行为，把他们一个个削去王位。 　　燕王知道建文帝早晚要对付自己，就暗中练兵，准备谋反。为了麻痹建文帝，他开始装疯，成天胡言乱语，有时候还躺在地上，几天不起来。建文帝派使臣去探病，那时候正是大热天，燕王却坐在火炉边烤火，嘴里还不停地叫冷。使臣一回报，建文帝也相信燕王真的病了。 　　但是齐泰、黄子澄却怀疑燕王装病，他们一面派人到北平把燕王的家属抓起来，一面又秘密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带兵逮捕燕王，还约定燕王府的一些官员当内应。不料张信是站在燕王一边的，反向燕王告密。 　　燕王得到消息，就把王府里充当建文帝内应的官员全抓起来，宣布起兵。燕王是个精明人，知道建文帝毕竟是法定的皇帝，公开反叛，对自己不利，就找个起兵的理由，说要帮助建文帝除掉奸臣黄子澄、齐泰。历史上把这场内战叫做“靖难之变”（靖难是平定内乱的意思）。 　　燕王本来有带兵打仗的经验，手下又有一支经过训练的精兵，起兵南下后，很快攻下了一些据点，许多州县的官员纷纷投降。建文帝害怕起来，撤了齐泰、黄子澄的职，想要燕王退兵。燕王哪肯罢休。 　　这场内战差不多打了3年，到了公元1402年，燕军在淮北遇到朝廷派出的南军的抵抗，打得十分激烈。有些燕军将领主张暂时撤兵，燕王说：“这次进军，只能进，不能退！”没多久，燕军截断南军运粮的通道，发起突然袭击，南军一败涂地。 　　燕军势如破竹，进兵到应天城下。建文帝见形势紧急，一面要将士拼死守城，一面派人向燕王求和，愿意割让土地，请求燕王退兵，又遭到燕王的拒绝。 　　过了几天，守卫京城的大将李景隆打开城门投降，京城终于被燕军攻破。燕王带兵进城，只见皇宫大火熊熊，正在燃烧。燕王赶快派兵把大火扑灭，已经烧死了不少人。他查问建文帝的下落，有人报告说，燕兵进城之前，建文帝下令放火烧宫，建文帝和皇后都跳到大火里自杀了。 　　燕王朱棣即位，这就是明成祖。明成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建文时诸臣的千余奏章取出，命大才子解缙检查一遍，凡是民生之类的都保留下来，其余的全部烧掉。 　　此举一出，建文帝的许多大臣们都投降了明成祖。那些曾经上奏章反对朱棣的人，也彻底放下心来，死心塌地地为新皇帝效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公开地表示不计前嫌，能为自己赢得人才和人心。 　　不搞内耗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二月，唐玄宗委姚崇为宰相，紫微令（中书令）。 　　张说和姚崇政见不合，对此极为不满。张说便暗中到歧王府，找到唐玄宗的四弟歧王李范，申诉怨怒。 　　有一天，唐玄宗在便殿召见姚崇。姚崇一瘸一拐地步上便殿。 　　玄宗看他这样，便问道：“有脚疾吗？” 　　姚崇回答：“微臣心中有疾，不是脚疾。” 　　唐玄宗大惑不解，便问是什么意思？ 　　姚崇就说：“歧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朝廷的辅臣，而张说秘密地到歧王府中，不知道商议什么事情，微臣深恐歧王误入歧途，所以忧心忡忡。” 　　唐玄宗明白了姚崇的意思，又视歧王亲同手足，为了避免不测，就将张说调往外地，降职使用。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下属们大搞内耗时，要及时出面处理制止，否则只会牵涉进更多的人。 　　领导要鼓励良性竞争，但要保证公开、公正的原则和前提。良性竞争对于企业是有益处的，它能促使员工之间形成你追我赶的学习气氛、工作气氛，激励大家积极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能力，如何取得更大的成绩。这样，企业的整体工作能力就会大大提高。 　　但也有些人却把羡慕别人的心情转化成了阴暗的嫉妒心理。 　　他们想着的是如何给别人脚下使绊，如何诬蔑能人，搞臭他们的名声，如何让同事完不成更多的任务，等等。 　　这种行为会直接导致企业内部的恶性竞争，它会使企业内部人心惶惶，员工相互之间戒心强烈。这样，员工的大部分精力和心思就用在处理人际关系上，领导也会被如潮水般涌来的相互揭发、投诉和抱怨的情绪缠得喘不过气来。企业的整体效率和业绩自然会下降。 　　所以，领导要创造一套公开的沟通体系，不能鼓励员工搞告密、揭发等小动作，还要坚决处理哪位为了牟取私利而不惜攻击同事、破坏正常工作的员工。 　　还有的领导有“以己妒人”的狭隘思想，爱用自己的心理去猜度别人。自己跟人过不去，可他总觉得别人在跟自己过不去；自己好说东道西，可他总觉得是别人在说东道西；明明是自己爱占小便宜，可他总觉得是别人在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如此等等。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在识人问题上，总喜欢“以己度人”，“以己观人”。他们排斥比自己才能高者，奉行的是“武大郎开店”的哲学，凡是我的部下，都不能比我才能高。凡才能高者，就想方设法予以排斥，或借机给“玻璃鞋”穿。 　　毛泽东曾经说过，要团结反对自己、反对错了并且愿意改正的人。这就是提倡在人才使用上，不要斤斤计较，要从事业大局出发，向前看。凡是不能容人的人，往往会造成企业之间积怨日深，影响工作的正常进行，也容易为作风不正、借机整人的人提供方便。 第36章 第二十一计千人千面(1) 　　有一个关于我国古代名医华佗的故事说：有一次，有两个人同时来看病，一个叫倪寻，一个叫李延，都是头疼发烧。华佗仔细诊察了他们的病情后，认为他们两人的病症虽然相同，但病因却不一样。于是给倪寻吃泻药，给李延吃发散的药。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两人病症相同而用药不一样？华佗说：倪寻是伤食，李延是外感，病症虽相同，而病源却相异，因此用药就要有分别。果然，两人服药后第二天病都好了。 　　华佗因为抓住了病人的不同特点，才能找到有效的治病方法。 　　用人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华和性格。这就要求领导的管理不能千篇一律，而要因人而异。对于不同的人，要不同对待冥冥分门别类御能人。 　　因人施教的孔子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至今仍不失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他因材施教、因人施言的故事一直为后人传颂。 　　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闻斯行诸？”意思是，听到了是不是马上行动呢？ 　　孔子回答道：“有父亲哥哥在，怎么能不请示他们就贸然行事呢？” 　　过了些天，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冉有向孔子提了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说：“听到了当然要马上行动！” 　　这两次谈话，孔子的学生公西都听到了。他感到纳闷，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孔子竟做了不同的回答。于是他问孔子：“先生，子路问您听到了就行动吗？您回答说要征求父兄的意见；冉有问听到了就行动吗？您说听到了就马上行动。您的回答前后不一致，我弄不明白！” 　　孔子慢慢解释说：“冉有办事畏缩犹豫，所以我应该鼓励他办事果断些，叫他看准了马上就办；而子路好勇过人，性子急躁，所以我得约束他一下，叫他凡事三思而行，征求父兄的意见。”公西华听到孔子的回答，茅塞顿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不同性格、不同能力的人，要区别对待，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分门别类御能人 　　诸葛亮加入刘备的核心集团后，立即就面临着如何管理人才、使用人才的问题。这一组人力资源主要有刘备、关羽、张飞、赵云。 　　刘备是这个集团的老大，于是诸葛亮发挥刘备的两个作用，一是作为汉室合法经营人的招牌作用；二是作为这个集团的领导作用。所以诸葛亮发布一切命令，总是在刘备的身边进行，从不自作主张。 　　关羽是刘备的结拜兄弟，武功高强，声望颇高。他能够独当一面，却又骄傲自负，对诸葛亮这样的白面书生一向不大看得起。诸葛亮一面适当地恭维关羽，一面让关羽在华容道拦截曹操这样的难题前丢点小丑，稍微打击下他的气焰，提醒他不能过于自负。 　　张飞是个直性子，快人快语。诸葛亮先在博望坡用兵，使张飞大大地折服，然后再屡次激励他动脑筋解决难题，因为被人认为头脑简单的张飞一旦用计，就会使对手防不胜防。 　　赵云没有参加桃园结义，为了争取“政治”前途，只能是对刘备忠心耿耿。诸葛亮看准了这一点，总是将最关键的任务交给赵云来完成。而且，一有机会，诸葛亮就要当众表扬赵云的功劳和贡献，使得赵云在诸葛亮经营蜀汉事业中起了重要作用。 　　可见，诸葛亮用人的方略是十分考究的，对关羽既恭维又打击；对张飞不恭维只激励；对赵云则经常表扬；对容易起二心的魏延则保持威严。对人的管理不作出统一的标准，不同的人，不同地对待，这就是诸葛亮用人的智慧。 　　宋江偏偏不巴结戴宗 　　《水浒》中宋江曾自嘲说“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他虽然没有才干，却是个极厉害的“用人精”，所以才能在人才济济的梁山好汉中脱颖而出，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宋江因为乐善好施而远近闻名，得了个“及时雨”。《水浒传》上说他“生平只好结交江湖上好汉”，“人向他求钱物，亦不推托”，“端的是挥金似土”。 　　别人闯荡江湖靠武艺，宋江凭的却是银子。他虽然有钱但是绝不吝啬，就因为平日里受了他的好处，知县老爷和朱仝、雷横两个都头才会在他杀了阎婆惜之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他出逃。 　　宋江被关进江州大牢后，为了免受牢狱之苦，对普通差拨、管营使银子，大拉关系，到了江州监狱后，“次日，宋江置备酒席，与众人回礼。不时间，又请差拨、牌头递杯，管营处常常送礼物与他。宋江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单把来结识他们。住了半月之间，满营里没有一个不欢喜他。” 　　但是偏偏没有宴请戴宗。半个月间这位不在乎钱财的宋江哥哥为什么单单不去结识最管用的“戴：长”？而且之前吴用专门向宋江推荐了此人。 　　得了好处的差拨还好心好意地提醒宋江：“贤兄，我前日和你说的那个节级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与他？今已一旬之上了。你明日下来时，须不好看。”意思是要赶紧给戴宗送些好处。 　　宋江回答道：“这个不妨。那人要钱，不与他。若是差拨哥哥但要时，只顾问宋江取不妨。那节级要时，一文也没！等他下来，宋江自有话说。” 　　从这里可以看出宋江过人的权诈，对一般的公人，他仅仅是想用钱财收买，保自己平安而已。对吴用推荐的重量级人物戴宗，已不能简单地用钱财巴结了，他看得出戴宗是他在江州乃至以后必须依仗的人，对戴宗不能像对普通差拨那样，用钱财打发，必须从心理上收服他。于是宋江故意摆足架子，将戴宗冷落，勾起戴宗怒火，坐等戴宗出场，先营造一种冲突气氛，让戴宗来见自己时，再拿出吴用的推荐信，亮出自己的名号，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优势。 　　当戴宗怪罪数日已过，新来的配军不给自己送银子，亲自来威胁宋江。宋江说出吴用和自己的大名，一下子就征服了戴宗。然后在戴宗为宋江摆酒接风时，又介绍了另外一个牢子李逵认识宋江。 　　此时，宋江在江州有了自己的基本人马，整整一卷《水浒》，宋江真正的事业应从这里开始。 　　宋江的故事是典型的不同的人要不同的对待的事例。 　　曹操对待名士 　　曹操有唯才是举、海纳百川的气度。应该说，曹操的怜才之心，纳才气量，是许多皇帝难与比及的，而他的用人原则，细究起来，很是耐人寻味。先从曹操杀“名士”的故事说起。 　　曹操曾经杀过3位名士，他们是杨修、祢衡、孔融。这3人都是当时名气很大的文人，尤其是杨修，担任曹操的主簿。《三国演义》里说他博学能言，智识过人，是个舌辩之士。一次，曹操的新花园落成，曹操前往视察，不置褒贬，于门上写一“活”字而去。众人不解，杨修却说，门内添活，乃一阔字，这是丞相嫌门阔耳，于是改窄。曹操知后，甚为称赞。又有一次，有人送曹操一盒酥，曹操在盒上写“一合酥”三字放于案上，杨修入来看见，取酥与众人分吃了。曹操很吃惊，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杨修说，一合酥者，即一人一口酥也。 第37章 第二十一计千人千面(2) 　　如此聪明机智之人，可惜没有把才智用在为曹操出谋划策之上，而是热衷于耍小聪明和玩口舌之辩，例如教曹植如何对付曹操，诱导曹操废长立幼，点破曹操行军口令“鸡肋”等，最终导致曹操对他厌恶交加，把他杀掉。 　　还有祢衡和孔融，虽才思过人，名气很大，但狂妄自大，恃才傲物，就连曹操都不放在眼里。祢衡曾经当着曹操的面自夸：“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而孔融更狂大，屡屡与曹操作对，在荒饥之年，曹操说“酒可亡国，必须禁酒。”孔融却说：“夏商因妇人失天下，何不禁婚姻？”气得曹操七窍生烟。如此狂客，焉能得到重用？非但不被重用，反而招来杀身之祸。 　　与杨修、祢衡、孔融相反，另外几个名士却受到曹操的重用，他们是郭嘉、程昱、许攸、陈琳等。曹操平定北方之时，郭嘉献计定辽东。曹操攻冀州不下，许攸出谋决漳河之水，一举破城。对这些实干的帐前谋士，曹操对他们看重有加，从善如流。郭嘉病死，曹操伏柩痛哭说：“奉孝死，乃天丧吾也。” 　　更值一提的是陈琳，这位东汉时期的大诗人、大作家，曾帮袁绍写檄文征讨曹操。据《三国演义》里讲，曹操看到这篇檄文时，偏头痛正在发作，当他抱头读完檄文后，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病竟然好了，可见这篇文章是何等犀利。后来曹操破了袁绍，陈琳成了俘虏，大家料定他必死无疑，但出乎意料，曹操不但不杀他，反而把他留在身边，作了记室，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之职。因为在曹操的眼中，谁人肚中有货，谁人无货，他一清二楚。 　　现在，回过头来看曹操的用人原则，再明白不过了。对于有真才实学脚踏实地之士，曹操是百般爱护提拔重用；而对那些狂妄自大徒有虚名之流，深恶痛绝，决不重用。这点，对今天的人们应该有所启迪和借鉴。 　　汉武帝御人 　　汉武帝时的太子是一个性情温和，为人厚道的人，他办事处处小心谨慎，跟汉武帝大刀阔斧，不肯安闲的脾气不一样。汉武帝任用酷吏，加重刑罚；而太子则仁义淳厚，处处宽大。太子时常请父皇任用忠厚的大臣，减轻刑罚。 　　太子每次请父皇不要去征讨四周的国家时，汉武帝老是笑着对他说：“劳苦的事情让我来干，将来你好安安稳稳地治理天下，这样不是很好吗？”话是这样说，可皇帝手下的那班小人可看出皇帝和太子之间的区别来了，于是有人到处说太子的坏话，卫皇后和太子很害怕，惶惶不可终日。 　　汉武帝也知道了这些事情，他倒不是怕皇后、太子怎样，但他怕卫皇后的弟弟卫青不高兴。这位妻舅是位高功权重的人物，汉武帝可不愿得罪他，他不敢得罪他。他要想办法安抚这位卫青，使卫青踏踏实实地跟着他，替他做事。 　　于是，一向以对待臣子严厉著称的汉武帝好言好语地对卫青说：“现在我们汉朝的内政才有头绪，四周的少数民族又经常入侵中原。我要是不改变制度，后世无以为规范；我要是不出兵征伐，天下就不能安定。所以我现在要改变制度，要出兵征伐，就不免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但我的后代却不能像我这样，如果像我这样，就一定会走秦朝的老路，最终亡国。太子是个能守天下的人，他为人稳重，好静不好动，一定能够安抚天下。我很信任太子，要找一个能够安抚天下，提倡文教的君主，谁也比不上太子更合适了。听说皇后和太子有点不安心，不知是不是真的？你替我去好好安慰安慰他们，好吗？” 　　大将军卫青听了汉武帝这番话，十分感动，赶紧叩头谢恩，从此更忠于汉武帝了。 　　对待不同的下属要区别对待，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对表现比较好的人，一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用自己的成绩展现自我的价值；二是用人才互补结构弥补他的短处，保证他的长处得以发挥。 　　对表现一般的人，尽量地给予他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求得大家的信任和他自己的心理平衡。同时，也要注意鼓励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 　　对于表现较差的人，可以给他超过他能力一点的任务，使他得到成功体验，建立起不比别人差的信心，同时要注意肯定他的长处。 　　对有能力、有经验、有头脑的人，可以采取目标管理为主的方式。在目标、任务一定的情况下，尽量让他自己选择措施、方法和手段，让他自己控制行为过程，还可以适当扩大他的自主权，给他回旋的余地和发展的空间。 　　对能力较弱、经验较少、点子不多的人，可以采取以过程管理为主的方式。用流程、制度、纪律等控制他们的行为过程，或者采用传送带的方式，使他逐渐积累经验，提高能力。 　　对有能力的年轻人，可以给他开拓性的、进取性的、有一定工作难度的工作。 　　对于有经验的中老年人，可以让他做稳定的、改进性的、完善性的工作。 　　对于个性突出、缺点、弱点明显的能人，一是用长。长处显示出来了，弱点就被克制，也容易得到克服。二是做好沟通工作，多多交流，肯定成绩，指出问题，沟通感情，使他感到领导的关心和理解，他也会主动兢兢业业。三是放开一点，采取忍的办法，不要老是盯住他，给他留有一定余地，帮助也只是在大事上、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否则，束缚住手脚就很难有所作为。 　　对有特殊才能的人，一定要尽可能地给他们最好的条件和待遇。特殊人才，特殊待遇，这是应该遵守的原则。他们之中有的人可能并不是安分者，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和问题，以至于很不好管理。对此，领导不但要容忍，还有做好周围的人的工作，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发挥长处和优势。在特殊情况下，还应该放宽对他们的纪律约束和制度管理，甚至采取明里掩盖、暗中支持的办法。 　　对有很强能力的人，可以采取多调几个岗位的办法，既能够让他们发挥多方面的、更大的作用，又可以调动他们乐于贡献、多出成绩的积极性。 　　对年轻又有能力的人，应该给他们几个轻便的台阶，让他们尽快地负起更大的责任。 　　对被压住了的能人，一个办法是将他们调出去，给他们显示自己本领的机会，也给他们从另外角度审视自己的空间。等有了成绩，被公众认可，在必要的时候再调回来加以任用。另一个办法就是把压他们的人调开，让能人上来。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对尚未被认可的能人，一是采取逐步渗透的办法，让人们认识到他们的长处和能力。二是给机会显示其才能，以实际成绩让人们信服。 　　对道德上有缺陷的能人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是任命其为副职，以正职制约他；二是给他派副手，同时起到监督和帮助的作用；三是派能够监督、约束他的工作人员，比如会计、审计等，在职能权力上约束他；四是给他素质好的直接下级人员，以此来影响他、防御他。应该注意的是，千万不要用同级人员来约束他，这很容易闹矛盾。 　　对跟自己亲近的能人，一是调离自己的身边，让其充分显示自己的才干；二是采取外冷内热的办法严格要求，使他们不依靠领导，而是依靠自己，不断地求发展。 第38章 第二十二计均衡权力(1) 　　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大力举荐下，不计管仲的“射钩之仇”，大胆任用管仲为相。一天，他召令群臣，对他们说，“寡人将立管仲为仲父，以帮助寡人治理国家。赞成的人请从左边门进来，不赞成的人从右门进来。” 　　这时，东郭牙听了这个命令后，偏偏不从左门进，也不从右门进，而是站在中门，不进也不出。 　　齐桓公见大臣们几乎都从左边门进来了，心里很高兴。再朝旁边瞧瞧，发现中门的位置上，笔直地站立着一个大汉，再仔细一瞧，原来是东郭牙。齐桓公心里不由一愕，这个东郭牙又在给我捣什么鬼！就令人将东郭牙叫过来。齐桓公略带愠色地对东郭牙说：“寡人立管仲为仲父。令曰：‘赞成的从左门进，不赞成的从右门进’。现在你偏偏中门而立，这是什么意思呢？” 　　东郭牙说：“请主公息怒。主公你有没有考虑过，以管仲的智慧，将能够统治天下吗？” 　　“那还用问？”齐桓公没好气地说。 　　“以管仲的果断，他敢于做大事吗？” 　　“敢！” 　　“好，”东郭牙接着说，“以管仲的智慧足以能够谋取天下；以他的果断足以敢于行大事，所以主公您就将国柄都委交给了他。不知主公有没有意识到，以管仲的才能和智慧，再来凭借你的权力来治理帝国，这对主公您能没有危险吗？” 　　齐桓公一听，恍然大悟。朝中大丞们也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总觉得齐桓公这样一味只重用管仲一人，也太危险太不公平了。 　　经过东郭牙的提议，齐桓公最后任命君朋为治理朝廷内部事务的大臣，任命管仲专门治理朝廷外部事务。让他们两人互相牵制，以便于他的统治。 　　均衡权力是风险控制的必要手段，也是为了更好地各司其职，互相监督。 　　安史之乱 　　唐玄宗在位时，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10个军镇（也叫做藩镇），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带领军队，还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地位很重要。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调到朝廷当宰相。 　　李林甫掌权以后，不但排挤朝廷的文官，还猜忌边境的节度使。担任朔方等4个镇节度使的王忠嗣，立了很多战功。他手下的将领哥舒翰、李光弼，都是骁勇善战的名将，李林甫看王忠嗣的功劳大，威望高，怕他被唐玄宗调回京城当宰相，派人向唐玄宗诬告王忠嗣想拥戴太子谋反，害得王忠嗣险些丢掉了性命。后来还是哥舒翰在唐玄宗面前苦苦为王忠嗣申），玄宗才免了王忠嗣的死罪，改为降职处分。王忠嗣受不了这个）枉，一气之下就病死了。 　　当时，边境将领中有一些胡族人。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低，不会被调到朝廷当宰相，不会夺他的权力，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理由是胡人善战，而且跟朝官没联系，靠得住。唐玄宗本来最怕边境的将领谋反，就听李林甫的话，提拔了一些胡人当节度使。 　　在这些胡族的节度使中，唐玄宗、李林甫特别看中一个平卢（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安禄山。 　　安禄山年轻时在平卢军里当过将官，因为不遵守军令，打了败仗。边境守将把他解送到长安，请朝廷处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为了严肃军纪，把安禄山判了死刑。唐玄宗听说安禄山挺能干，下令把安禄山释放了。 　　张九龄跟唐玄宗说：“安禄山违反军令，损兵折将，按军法不能不杀；而且据我观察，安禄山不是个善良人，不杀恐怕后患无穷。”唐玄宗不听张九龄劝谏，还是赦免了安禄山。后来，张九龄被撤了职。安禄山却靠他奉承的手段，一步一步地升官，当上了平卢节度使。不出3年，又兼任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节度使。 　　安禄山当了节度使以后，就尽量搜罗奇禽异兽，珍珠宝贝，经常送到宫廷讨好唐玄宗。他知道唐玄宗喜欢边境将领报战功，就采取阴谋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士，参加宴会。在酒席上，用药酒灌醉他们，把兵士杀了，又把他们的首领割了头，献给朝廷报功。 　　唐玄宗常常召安禄山到长安朝见。安禄山抓住这个机会，使出他狡猾的手段，尽量讨唐玄宗的喜欢。安禄山长得特别肥胖，凸肚子，矮个子，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唐玄宗一见到他就乐了。 　　有一次，唐玄宗指着他的肚子开玩笑说：“这么大的肚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安禄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有一颗赤诚的心。”唐玄宗认为安禄山真对他一片忠心，心里更高兴了。以后又封安禄山为郡王，还替他在长安造了一座跟王公贵族住的一样华丽的府第。安禄山搬进王府后，唐玄宗每天派人陪他一起喝酒作乐，还让杨贵妃把安禄山收作干儿子，让安禄山在内宫随便进出，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 　　安禄山骗取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了河东（今山西太原）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又从边境各族的降兵中挑选了8000名壮士，组成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只等唐玄宗一死，他就准备叛乱。 　　没多久，李林甫病死，杨贵妃的同族哥哥杨国忠凭着他的外戚地位，接任了宰相。杨国忠本来是个流氓，安禄山瞧不起他，他也看不惯安禄山，两个人就闹起矛盾来。杨国忠几次三番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一定要谋反，但是唐玄宗正在宠信安禄山，哪里会相信。 　　日子一长，安禄山谋反的迹象渐渐暴露出来了。他向朝廷要求把范阳的32名汉将都撤换了，由他自己另外委派；唐玄宗亲手写诏书要安禄山到长安，他也推托有病不去。唐玄宗开始对安禄山怀疑起来，但是无论唐玄宗或是杨国忠，都没有想到该怎样防备安禄山的叛乱。 　　公元755年10月，安禄山经过周密准备，决定发动叛乱。这时候，正好有个官员从长安到范阳来。安禄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召集将士宣布说：“接到皇上密令，要我立即带兵进京讨伐杨国忠。” 　　将士们都觉得很突然，面面相觑，但是有谁敢对圣旨表示怀疑呢？ 　　第二天一早，安禄山就带领叛军南下。15万步兵、骑兵在河北平原上进发，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天。中原一带已经有100年左右没有发生战争，老百姓好几代没有看到过打仗，沿路的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安禄山叛军一直向南进攻，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 　　范阳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开始认为是有人造谣，并不相信，到后来警报一个个传来，他也慌了起来，立刻召集大臣商议。 　　满朝官员没有经过这样的大变乱，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只有杨国忠反而得意洋洋地说：“我早说安禄山要反，还不是被我说准了吗？不过，陛下尽管放心，他的将士不会跟他一起叛乱。不出10天，一定有人把安禄山的头送来。” 　　唐玄宗听了这番话，也有些安心了。但是，哪儿知道，没有多久，叛军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 　　唐玄宗所创造的“开元之治”是历史上著名的盛世，经过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国力走向了衰败。从根本上说，是权力不均衡所致，外面的节度使权力太大，里面的李林甫一手遮天，所以导致了盛唐的衰败。 　　朱元璋取消丞相制 　　明朝初年，朱元璋建国后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丞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省内设左、右相国（后改为丞相） 　　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职能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仅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的领导人尚书、侍郎等不过是丞相的属员。当时的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级各部门给皇帝上的奏报，也规定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经中书省再下达，俨然是设置在皇帝和国家机关中间的一级权力部门，是必要的中转站。任丞相的人更是仅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权要，丞相对一切庶务有权专决。 　　朱元璋能得天下，武臣立功，首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首推李善长、刘伯温。常遇春早早病死，刘伯温辞官不做。但一直以来，文臣派李善长与武臣派徐达间的斗争很尖锐。朱元璋后来之所以重用胡惟庸，也是想牵制二人。但左丞相胡惟庸自洪武三年官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升右丞相，晋左丞相，在中书省时间最久，权利最重，大权几乎完全旁落在他手中。胡惟庸在外生杀黜陟，为所欲为，许多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员的大事居然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执行。 　　不久后，胡惟庸还意图谋反，欲谋刺杀朱元璋，幸好被及时发现，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意识到丞相权力太过集中的问题，立即着手对中央统治机构进行了改革。他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相对提高六部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事皆由朝廷总之；兵制上实行卫所制，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这样，以前丞相的权力被分散到六部，丞相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 　　刘备托孤的深意 　　刘备在打天下的过程中，长期依赖诸葛亮一人。刘备也意识到诸葛亮的权力太大、太集中了，这样于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他在白帝城托孤之时，并非只找了一个诸葛亮，还有一个李严在侧。刘备如此安排，是有其很成熟的考虑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 　　李严在刘璋时期就是东州集团中的佼佼者。自刘备入主成都以后，他在任上又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的叛乱，充分表现出他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而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众能力，但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建树的机会，因此刘备很明智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 　　实际上，在刘备临终的前一年——章武二年，就已经把李严提拔为尚书令，在官阶上可与诸葛亮比肩了。由诸葛亮依旧行丞相事，而李严则主掌内外军事，这样的分配正好能让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而从当时蜀汉政权的权利机构的构成和实力分配来看，刘备要防备坐大的一方，绝非是当时不处在权利中心和主导集团领袖地位上的李严，而是诸葛亮。 　　在短短的1年多内，通过将李严从太守地方长官的位置上提升到尚书令，并借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础，人为地将李严制造成实际上的东州集团代表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刘备对李严更多的是笼络，而不是提防。刘备将这样一个快速提升起来、以前从未进入过权利中心的政治新秀李严，列为两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统内外军事”，再联系“君可自取”的言语，显然表明刘备要防备、制衡的目标是诸葛亮。不过刘备死后，李严在跟诸葛亮的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所有的权力还是集中在诸葛亮手中。 　　就连对诸葛亮肝胆相照的刘备都知道要制衡诸葛亮，可见权力平衡的重要性。 　　康熙任用施琅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六月，施琅奉命率水师两万余人，战船两百余艘，自铜山（今福建东山）出发，进击台湾和澎湖，经过几天奋战，大败澎湖守军。郑军主力悉数被歼，军心涣散，已无战斗之力。施琅占据澎湖，居高临下，对郑军实行招抚。郑克塽见大势已去，遂同意归附清廷，实行和平统一。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在清初是一件大事，施琅为此立了大功。康熙把台湾的归附看成是施琅为清朝“扫数十年不庭之巨寇，扩数千里未辟之遐封。”他在施琅封侯的“制诰”中称赞他“矢心报国，大展壮猷，筹划周详，布置允当，建兹伟伐，宜沛殊恩”。在平台（即平定台湾）问题上，康熙帝对施琅的保护和支持显得非常重要，由此也展现了一代明君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康熙对施琅的任用，实际上是个用人的综合案例。 　　第一，任施琅为内大臣，又打又拉，贬中有褒。 第39章 第二十二计均衡权力(2) 　　正当施琅雄心勃勃希望以武力征服台湾时，康熙却下令撤水师召施琅入京任内大臣，不再议武力征台。康熙这样做，主要是迫于形势，而不是对施琅一意罢贬。因为“主抚派”在当时占了上风，而且部分朝臣对施琅不信任，当时对施琅的不利因素比较多。他不仅是降将，而且在公元1664年前后两次率兵征台未果，损失兵丁，而当时清统治集团对明郑降将又多不信任，曾下令把这些降清士兵官员迁往内地各省安插，对施琅当然也不可能例外。这种不信任当然也包括康熙在内。当李光地向他推荐施琅为水师提督时，康熙问李：“汝能保其无他乎？”而清政府当时又要集中力量解决其他国内大事，所以康熙也只好下令撤兵。不过，作为施琅本人既认为平台是闽海第一要务，而且必须以剿逼和，是一个坚决的“主剿派”，他当然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公元1667年，施琅上《边患宜靖疏》，说他经过调查，认为郑氏并无“归诚实意”，再次提出出兵征台。在朝““主抚派”一片雀噪声中，康熙在看到施琅的奏疏之后，以“渡海进剿台湾逆贼，关系重大，不便。定”为名，召施琅“从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使定夺”。施琅到京后，康熙任他为内大臣，并撤福建水师，不再议征台之事。表面上看，停议征台，对施琅是贬，但实际上施琅从福建水师提督调任从一品的内大臣则贬中有褒。 　　第二，再次起用施琅，表现出康熙的雄才大略。 　　1681年，清、郑双方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事件。这一年郑经去世，郑克塽继位，郑氏集团内部矛盾激化；而清方在这一年最后平定了“三藩之乱”，能够腾出手来考虑平台的问题。这是施琅复出的契机。康熙深知平台不是一件易事，早在康熙十七年他就要姚启圣等遴选福建水师提督，条件“非才略优长，谙练军事不可。”据此，姚启圣就力荐施琅。但此次重新起用施琅却与施琅的同乡大学士李光地很有关系。据《清史稿》所记，康熙曾先后两次就福建水师提督人选事征求过李光地的意见。第一次李答以施琅“海上路熟，海上事他亦知得详细，海贼甚畏之”。第二次康熙就“命将”问题又一次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计量起来还是施琅”。理由是施琅是“海上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悉海上情形，其人还有谋略，为海上所畏”。 　　在李光地的力荐下，几乎没有经过太多周折，康熙便谕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他赞扬施琅熟悉彼处地形、海寇情形，要“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并认为如果不派遣施琅去，“台湾所不能定”。施琅离京赴任前，康熙又语重心长地说：“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付朕委任至意。” 　　第三，破例同意施琅专征，显现出康熙帝用人不疑的宽广胸怀。 　　历史上许多战例，不是失在敌强我弱，而是失在将领之间互相掣肘，互相扯皮，而贻误战机。康熙任命施琅为“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命其前往福建，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不久，康熙任命收复台湾的最高统领集团：宁海将军喇哈达为福建最高军事统帅，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吴兴祚为福建巡抚，原水师提督万正色为福建陆路提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 　　10月初，施琅到达福建水师衙门海澄，立即进行各种战前准备，尤其重视整训水师。同时，研拟的作战方案是，根据“因剿寓抚”策略，其一，在进攻目标上，首取澎湖，在澎湖消灭郑氏集团的精锐水师。其二，乘南风风轻浪平之利，在五六月间进军。其三，在进军路线上，从铜山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袭击刘国轩侧背。施琅的作战计划应该说是正确的、可行的。 　　施琅的计划受到总督府的质疑，由于当时清朝上层盛行的“督提之争”，即掌握全权的总督和掌握军权的提督之间，经常难于一致，这也是清廷惯用的分散权力，互相制衡的手段。姚启圣和施琅也是如此，结果施琅的计划被推迟。公元1682年5月5日，施琅按照预定计划移师铜山港，也被姚启圣强令于6月4日退回厦门。 　　姚启圣和施琅两方虽说友谊很深，但终因权力分散和作战计划的不同，开始了为期不短的争论。 　　施琅到了厦门后，立即上疏要求专征台湾，即军事指挥由他独自决策。在其意见被否决后，他又执意坚持，再次上书。康熙帝虽然认为人臣不该有这样的“妄奏”，但他还是网开一面，把施琅的意见交大臣讨论。 　　大学士明珠赞成施琅的意见，认为“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主张“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有明珠的附和，康熙帝立即表示同意明珠意见，下令“施琅相机自行进剿”。康熙批准“专征”之后，施琅大受鼓舞。 　　由于康熙的支持，施琅在攻占澎湖、招抚台湾时，进展便比较顺利。施琅不但军事指挥得当，而且招抚郑氏集团，采取的策略也十分高明，没有掺杂半点报私仇的杂念。当一些部众劝他对郑部“急扑灭之，以雪前仇”时，他说：“吾此行上为国下归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为有？”由此可见，他能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同时也减少了进军中的许多阻力，尽可能地团结了郑氏集团。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总督和提督之间权力制衡是必要的，但到了一定时候，需要因情况而变，该放手时就放手。 　　坐山观虎 　　战国时，楚国大将昭奚恤在北方很有威名，深得军队和地方老百姓的拥戴，消息传到了楚宣王身边，有一天，楚宣王问众大臣道：“我听说北方的人很害怕昭奚恤，果真如此吗？”众人面面相觑，无言以答。 　　这时，大臣行列中走出一个名叫江乙的人，对楚宣王说：“老虎求百兽而食，结果只抓到了一只狐狸。狐狸对老虎说：‘你不敢吃我，天帝让我为百兽大王。今天你若是吃了我，那是违背天命的。你如果认为我讲的话不可信，那我走在你前面，你随我后，看看哪一种“兽见了我不逃走？’老虎一听就答应了狐狸的要求，跟在狐狸后面去见众“兽去了。谁知众“兽一见到它们，就逃之夭夭。狐狸说：‘你瞧，它们见了我都很害怕，都吓得逃走了，我不是百兽之王又是什么？’老虎不知道百兽们是在害怕自己，而以为是真的害怕狐狸，所以也就把狐狸给放跑了。”江乙停了停又说：“现在，大王您领导下的楚国，方圆五千里，强兵数百万，而你将这些全部委托于昭奚恤，所以，北方人之畏惧昭奚恤，实际上是在害怕国王的军队呀！这就像百兽不是在畏惧狐狸而是畏惧老虎一样。”江乙这番话，也正是后世“狐假虎威”成语的出典处。 　　楚宣王听了江乙这番精辟的分析以后，心里才踏实了下来，从此，也开始对昭奚恤存有戒心了。 　　在楚宣王面前，为什么其他大臣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唯独江乙讲了一通“狐假虎威”的话呢？原来，江乙早已对昭奚恤深受楚宣王信任感到不满，就千方百计抓住一切机会在楚宣王面前进行挑拨。 　　经过几番努力，江乙发现效果不大，楚宣王没有对昭奚恤采取什么不利措施。江乙心里十分着急。江乙忽然觉得光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扳不倒昭奚恤的，就想拉拢一帮人。但又觉得国内不会有多少人跟他干，于是就动起了国外主意。江乙曾在魏国呆过，与一个名叫山阳君的人关系甚笃，江乙就想拉这个人一道干。尽管山阳君对楚国无点滴之功，江乙却硬是在楚宣王面前为他在楚国请封地，楚宣王最后竟然也同意了。 　　昭奚恤知道这是江乙的主意，就在楚宣王面前竭力表示反对。 　　他对楚宣王说：“山阳君无功于楚，不当在楚国受封。”楚宣王也就停止了这一行动。山阳君知道自己的好事硬是让昭奚恤给砸了，顿时对昭奚恤产生了无比憎恨。这一来，江乙终于找到了一个与昭奚恤为敌的人。后来，山阳君果然通过各种途径在楚宣王面前讲昭奚恤的坏话，并扬言要杀了昭奚恤。 　　楚宣王将山阳君揭发昭奚恤不端行为一事也告诉了昭奚恤，想听听昭奚恤本人对这件事的看法。 　　昭奚恤十分感叹地对楚宣王说：“我一心为国，唯王命是听。现在，一个魏国人也想来挑拨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我感到形势十分严峻。我并不是害怕魏国人，而是觉得朝廷中有些人在泄露国家的秘密，让外人来插手我国内政，这种人也太可恶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昭奚恤获罪的日子已不远了。望主君能明察。”楚宣王听了后，也为之动容。他觉得昭奚恤讲得也有道理，就忙安慰他说：“寡人知道就是了，你又何必发愁呢？”以后，江乙又常来在楚王面前说昭奚恤的不是，楚宣王就采取两边都听的统治方法。有时还故意在甲方面前说乙方如何对甲方有看法，在乙方面前有意说甲方对乙方如何有微词，以使他们二人相互你斗我，我斗你。楚宣王则来个坐山观虎斗，好从中更好地利用这两位大臣。 　　太宗驭下 　　唐太宗李世民随李（打天下，身边有一帮子文臣武将，这些人为李世民立下汗马功劳，李世民登基后，怎样处理这些有功之臣呢？他有哪些统御之术呢？ 　　这些人自恃有功，会不会胡作非为呢？他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李世民是一个英明的帝王，他巧妙地处理了他与功臣们的关系，不但没有杀他们，反而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正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 　　李世民当皇帝时，他面临着三个政治集团，一个是李（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太原起兵的策划者、追随者，如裴寂（在李渊朝任右仆射），有的是隋朝的旧臣如萧瑀（在李渊朝任内史令）。 　　太原起兵的策划者、追随者，自认为对唐王朝有功，资格老，而傲视一切。隋朝的旧臣，在李渊王朝进已做上了高官，并且早已做惯了高官，对官场的一套懂得多。这样一帮子人，等待新皇帝向他们请教，等待着尊崇。如果处理不好与这帮人的关系，他们就会用己有关系网，向李世民施加压力，甚至阻碍新政策的推行。李世民处理与这帮人的关系时，给他们尊重，时刻将他们放在前面。李世民八月登基，十月公布一份功臣名单，这份名单共13人。李世民将李渊的心腹、太原起兵的策划者、李渊集团的首脑人物裴寂列在第一位。这样裴寂因受到尊重，非常高兴。在组织新政府时，李世民任命李渊集团的萧瑀为左仆射，字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 　　像萧瑀这个人很有来头，有一次宫中举行酒宴，唐太宗说：“自认为是席中最尊重的人，先斟酒。” 　　当时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都互相观望，未说话，这二人为李世民夺权立功很大。萧瑀却伸手取杯。 　　太宗问道：“你有什么理由说说？” 　　萧瑀说，“我是梁朝天子儿（后梁明帝之子），隋皇皇后弟（萧姊为隋晋王妃。晋王即帝位，妃为后），尚书左仆射（指太宗时任尚书左仆射），天子亲家翁（太宗李世民之女襄城公主，下嫁萧瑀之子萧锐为妻）。” 　　李世民听罢拍案大笑。 　　经过一番安排，李渊集团的人安定下来，心悦诚服地积极支持李世民。 　　李建成当太子时，在自己周围网络了一帮人，这帮人本希望李建成当皇帝时，借以飞黄腾达，但太子被杀，他们人心惶惶，十分恐惧，有的已逃离京城。“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他立即派人把李建成的心腹魏征找来。 　　李世民斥责魏征：“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魏征坦然答道，“先太子若早听我的，何至今日受诛？”李世民听后不仅不怒反而为喜，称赞魏征耿直，以礼相待，并推荐他为谏议大夫。 　　李世民早已看中魏征的才华，但他这一步棋很妙，李建成集团的人物，看到李世民的大仇敌魏征都能被重用，恐惧反抗的心理也就消失了。任命魏征之后，李世民又叫来杜淹，王珪。这二人也是李建成集团的人，任命杜淹为御史大夫，王珪为谏议大夫。这样李世民化敌为友把李建成集团的人才收到自己的部属。这些人感恩戴德，自然愿意死心为李世民效力。 　　李世民从太原起兵，被封秦王，到夺得王位的过程中，他的手下在李世民征战时已立下战功，在玄武门事变中又为李世民夺皇权再次立功。这些人恃功自傲，难以驾驭，李世民特别注意对他们的使用。李世即皇位后，封他的心腹秦叔宝为左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中武收大将军，房玄龄为中书令，杜如晦为兵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 　　李世民组成的政府班子既有李渊集团的，又有李建成集团的和李世民自己原来的部属。这样可以通过李渊集团和李建成集团的人对自己原来的部属加以牵制，防止自己的部属因功而放肆，更可防止其势力过大。这正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 　　李世民特别注意分散朝臣的权力，扩大政府最高决策层次的人数，以防止少数大臣专权。他改革了宰相制度，除三省（尚书省、设左、右仆射；中书省高中书令；门下省设侍中，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外，唐太宗又设立“参议朝政”、“参与朝政”、“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知政事”等名目。这样做的目的是提拔品位不及宰相，但有才干和政治远见的官员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李世民还规定，中书省制定的诏敕，由门下省进行审议，以防止过失和错误。 　　由于李世民吸收了三个不同政治集团的人组成政府班子，任用贤才出任宰相，约束自己的亲信，使他们团结一致，为自己效劳，同时增加参与最高决策的人数，促进议事的风气，使他的统治十分巩固。在他当皇帝的19年中，没有主要大臣反叛，亦没有出现专权的大奸臣，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被后人所称颂。 　　传奇宰相刘罗锅、风流才子纪晓岚、乱朝贼子和珅……谁都知道和大人贪赃枉法，为什么总是官场不倒翁？抛开其他因素，这是乾隆皇帝的用人之道。只有做到这点才能达到权力的制衡。 　　刘罗锅是忠臣不假，冒死进谏；和珅奸佞也不假，乾隆皇帝有脑、有耳，不可能不察。但是，为什么和珅能受如此重用呢？原因是有刘罗锅的地方必须得有和珅，因为刘罗锅为百姓想得多，和珅为皇帝想得多。皇帝和百姓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有的时候是对立的。同样，一个企业内部不能只用同一种性格的人，要拉开差距，不相马，而赛马，海尔的“休克鱼疗法”似乎和这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生存中求发展，企业管理者不可不考虑。 第40章 第二十三计勇于护才 　　作为一个有作为的企业家，除了能做到选人识人、用人不疑外，还应该勇于护才。每一位有才华的人都有可能遭到来自各方面的诽谤和人身攻击，中国历史上多少有才华的人在诋毁和诽谤中倒下了。所以人才需要我们给予保护。 　　齐桓公准备任用宁戚，当时有人建议到卫国调查一下宁戚的为人，齐桓公没有同意，说像宁戚这样的人才，肯定是不拘小节的人，不拘小节的人容易遭到人们的非议。如果调查出来有什么毛病的话，用之则授人以柄，不用则可惜，还是不去为好。这种对人才容忍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护才之心。 　　昭王信才的气度 　　战国时期，乐毅被燕昭王派去攻打齐国，接连攻下齐国70多座城池。最后只剩了莒城（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两个地方。莒城的齐国大夫立齐王儿子为新王，就是齐襄王。乐毅派兵进攻即墨，即墨的守城大夫出去抵抗，在战斗中受伤死了。 　　即墨城里没有守将，差点儿乱了起来。这时候，即墨城里有一个齐王远房亲戚叫作田单，带过兵。大家就公推他做将军，带领大家守城。 　　田单跟兵士们同甘共苦，还把本族人和自己的家属都编在队伍里，抵抗燕兵。即墨人都很钦佩他，守城的士气旺盛起来了。 　　乐毅把莒城和即墨围困了3年，一直没有攻下来。燕国有人妒恨乐毅，在燕昭王面前说：乐毅能在半年之内打下70多座城，为什么费了3年还攻不下这两座城呢？并不是他没有这个能耐，而是想收服齐国人的心，等齐国人归顺了他，他自己当齐王。 　　燕昭王非常信任乐毅。他说：“乐毅的功劳大得没法说，就是他真的做了齐王，也是完全应该的。你们怎么能说他的坏话！”说完这番话后，燕昭王还真的打发使者到临淄去见乐毅，封乐毅为齐王。 　　乐毅十分感激燕昭王，但宁死也不肯接受封王的命令。这样一来，乐毅的威信反而更高了。 　　唐宣宗去谗护人才 　　唐朝的时候，唐宣宗命令宰相白敏中为万寿公主选婿，白敏中推荐了郑颢。当时郑颢已经与卢氏订婚，不愿意娶公主，因此怨恨白敏中，经常在宣宗面前说他的坏话。 　　一天，宣宗命令白敏中赴边镇组织对付党项人的入侵。白敏中十分害怕自己走后，郑颢会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就对宣宗说：“郑颢不愿意娶公主，对我恨之入骨。我在宰相府掌政，他不能把我怎么样，现在我要出朝去边镇，郑颢一定会趁机中伤我，我的死期不远了。” 　　宣宗听了，微微一笑说：“我早就知道了。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呢？”于是让人从宫中取出了一个红柳木盒子交给白敏中，说：“这里面都是郑颢诋毁你的书信。我如果相信这些书信，哪能重用你到今天呢？你就放心去吧，没有人能动摇我对你的信任。”白敏中回到家中，将红柳木盒放在佛像前，烧香礼拜，供若神明。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小人谗言，防不胜防。只有领导的充分信任，才能建立起保护人才的铜墙铁壁。 　　秦武王与甘茂 　　战国时，秦国的秦武王想要称霸天下。他对寄居在秦国的甘茂说：“我想出兵向东进攻三川，取周室而代之，你如果能为我实现这一夙愿，我将至死不忘。” 　　甘茂说：“我要求去魏国与魏王相约，共同攻打韩国。”于是，武王派亲信向寿做甘茂的副使出使魏国。 　　甘茂来到魏国，见了魏王后，对向寿说：“您回去告诉武王说：魏王已同意我们的条件，共击韩国。但魏王还是希望大王不要进攻韩国的好。”又说：“向寿拜托您，请您在大王面前把成功联魏的一切功劳都归于你。” 　　向寿回到秦国，把这话告诉了秦王，秦王便到息壤这个地方迎接甘茂。 　　甘茂到了息壤，秦武王问他为什么要把功劳归于向寿？甘茂回答说：“要进兵三川，必须先攻下宜阳，宜阳是韩国的大县，是上党和南阳两部间的贸易要道，长期以来，在宜阳积聚了两地的人力和财物，它名义是县，实际上相当一个郡。现在大王的军队要经过重重险阻，跋涉千里去攻打宜阳，实在太难了啊！”“我听说，张仪西并巴、蜀，北取河西，南占上庸，诸侯并不因此就赞扬张仪的功绩，却称颂秦惠王的贤明。魏文侯派乐羊为将，进攻中山，三年就灭掉了中山国。乐羊返回魏国，称道自己的战功。魏文侯拿出整整一箱群臣诽谤乐羊的意见书给他看，乐羊赶紧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完全是主君您的功劳啊！’我现在只不过是个寄居于秦国的人，而您的大臣樗里疾、公孙衍都与韩国有关系，将来如果在攻打宜阳时对我进行非议，从中作梗，大王必会听从而撤军。如果这样，大王就欺骗了盟国魏国，而我也会白白招致他人的怨恨啦。我害怕别人诽谤说我是为了自己的功名才这样做的，所以才把联魏的功劳归给向寿。” 　　“我还听说，从前曾参在费地时，费地有个与曾参同姓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说：‘我的儿子不会杀人。’她仍然照样织布。过了一会儿，一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仍然织布。又过了一会，又有人来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便惊恐万状，扔掉梭子，翻过垣墙，逃跑了。就连曾参这样贤德的人，他的母亲都对他产生了疑惑和不信任。现在我不如曾参贤能，大王相信我又不如曾参的母亲相信曾参，非议我的将不止3人，我担心大王恐怕会因为我的原因而扔掉梭子啊！” 　　秦武王坚定地说：“我不听信别人的议论，让我们立誓约吧！”于是武王和甘茂在息壤立誓约，表示绝不听信谗言。 　　后来甘茂攻打宜阳，5个月还不能攻下。于是樗里疾和公孙衍二人在武王面前进甘茂的谗言，武王几乎都要听信了，因而召回甘茂。 　　甘茂到后对武王说：“为什么忘了在息壤立的誓约！”秦武王明白了，连忙道歉说：“这确实是我的错。”秦武王又坚定了对甘茂的信心，动用了全部兵力，继续让甘茂指挥作战，最后攻克了宜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领导对人才的信任就是对人才最好的保护。 　　齐桓公保护管仲 　　春秋时代，齐桓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但会用人才，而且还会保护人才。他坚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只要考察好了，就给人才创造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抵制和排除来自各方面流言蜚语的攻击。 　　齐桓公任命管仲为国相后，有一天，竖貂和易牙两个奸佞小人在桓公面前说管仲的坏话。 　　他们两人说：“听说君出令，臣奉令。今天您张口管仲，闭口管仲，百姓怀疑齐国只有管仲，没有您呀！”齐桓公听了马上警觉起来，意识到他们两人在说管仲的坏话，挑拨他与管仲的君臣关系。立刻严肃地说：“我与管仲，就像上身与股肱的关系，有股肱才有其身，有管仲才有其君。你等小人懂得什么！” 　　竖貂和易牙两人吓得赶紧退了出去。他们知道齐桓公这么信任管仲，是无法撼动管仲地位的，从此再也不敢说管仲的坏话了。 　　正是由于有齐桓公的信任和保护，管仲才得以顺利地实施自己的治国之策，使齐国强大起来。假如齐桓公听信了两个小人的谗言，把管仲撤职或者杀了，齐桓公还能当上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人才的保护，其实保护的是企业自身的利益。 　　李泌大度护功臣 　　李泌是唐代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政治家。他自小聪明好学，博览经史，诗文俱佳，在唐玄宗和唐肃宗两朝，曾以散官的身份参与中枢决策，担任皇帝的高级顾问。唐代宗即位后，召李泌为翰林学士，后来李泌几次出任地方长官。唐德宗即位后，李泌升迁为宰相。 　　李泌好谈《周易》和神仙之说，对权力并不热衷，即使当了宰相，也常常装神弄鬼，不专心为政。所以，当时的人们都很轻视他。 　　其实，李泌是在用这种方法保护自己。唐德宗刚愎自用、喜怒无常，李泌刻意与皇帝保持一定距离，超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漩涡之外，使他避免了皇帝的猜忌、权臣的排挤。 　　李泌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心胸开阔，不计私仇，一切以国家的利益为重。 　　唐代宗时，宰相元载以权谋私被杀，抄没元载家产的时候，发现了大将路嗣恭送给元载的一件琉璃盘，直径1尺多，非常珍贵。 　　而以前路嗣恭进献给唐代宗的琉璃盘不过才9寸。唐代宗认为路嗣恭有意巴结元载，轻视皇帝。当时路嗣恭刚刚平息了岭南的叛乱。唐代宗与李泌商量，想等路嗣恭返回京师后，就治他的罪。 　　路嗣恭与李泌一直不和。就在几年前，李泌被元载排挤出京，路嗣恭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唐代宗与李泌商量这件事，认为他一定会同意，而且可以乘此机会报上次被驱逐出京师的一箭之仇。 　　不想李泌不计旧恶，反而劝唐代宗说：“路嗣恭为人谨慎和善，惧怕权势，巴结元载也是很正常的事。但他精于吏事，工作能力很强，当年为县令的时候，政绩和名望都相当好。他不过是为元载所利用罢了。倘若陛下诚心诚意地用他，他一定会尽心竭力地为陛下效力。再说，路嗣恭刚刚立下了大功，您怎么能因为一个琉璃盘就治一个有功之臣的罪呢？” 　　唐代宗终于明白了，不但没有怪罪路嗣恭，反而提拔他为兵部尚书，后来路嗣恭为国家立下了许多大功。 　　古语说：“））相报何时了。”作为一个有作为的领导，必须能抛开个人恩怨，以大局的利益为重，爱护好人才，保护好人才。李泌能够不计私仇，心胸开阔，为了国家利益而保护功臣的做法为后人称道。 　　毕士安与寇准 　　宋朝的时候，宋真宗提拔参知政事毕士安为宰相。毕士安推辞说：“我不是宰相的材料，寇准最合适。寇准忠义诚信，善断大事，这才是真正的宰相之才。” 　　宋真宗说：“寇准性格刚强，好意气用事。”毕士安说：“寇准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德操高尚，朝廷大臣中没有能超过他的。但是由于他性格刚直，得罪了不少人，难免有人说他坏话。”在毕士安的极力保荐下，宋真宗让寇准与毕士安共同担任宰相的职务。 　　寇准任宰相后，主持公道，惩处恶人，伸张正义，得罪了一些人。有一个叫申宗古的人，诬陷寇准私通安王赵元杰。宋真宗与赵元杰矛盾很深，对此十分敏感，要治寇准的罪。寇准一时惶恐不已。 　　毕士安知道这件事后，一面在宋真宗面前为寇准辩解，一面派人详细调查这件事，找到了申宗古诬陷寇准的证据，把申宗古杀了，为寇准洗清了不白之），从而保护了寇准这个难得的人才。 　　从毕士安身上，我们应该学会：爱才就不怕人才超过自己。 　　将心比心，领导者爱护人才，人才必感恩图报。爱护人才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不要怕下属超过自己。 　　作为领导者，要知道很多时候，自己事业的成败决定于下属能否顺利完成各自的工作，而自己的升职更是决定于自己下属有无能力顶替自己的位置。 　　2.对事不对人。 　　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下属做错了事，要批评他做错的事情，却不能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批评的目的在于指出错误，以期改进，而不是让下属丧失自信或感到人格不被尊重。 　　3.承担职责，扶持正气。 　　下属办事不力，并非一定是下属的过错，作为领导者，应首先检讨自己在领导方式上是否有误，该承担的职责，决不能推卸在下属身上，否则将会严重影响下属们的士气。东吴孙权死后，诸葛恪立孙亮为帝，魏大将军司马师以为有机可乘，命胡遵、王昶、毋丘俭伐吴，胡遵的先行部队为东吴老将丁奉所败后，王昶、毋丘俭不得以勒兵而退，魏朝廷欲治两人之罪，司马师却说“非他人之罪，吾之过也。”如此敢于主动承担了战败的责任，使众臣莫不叹服，司马师的威望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 第41章 第二十四计用养并举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大力提倡开发式使用人才。 　　发现人才固然重要，但培养教育人才也是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方面，是爱护人才的具体体现。对人才只使用，不培养，是领导者缺乏战略眼光的表现，也是领导者的失职。 　　在人才的使用过程中，要边使用边培训，边锻炼边提高，使人才的智慧和素质不断完善，技能和经验不断丰富，实现人才在实践过程中的增值，以适应今后更高层次工作的需要。切忌“涸泽而渔，焚林而猎”，对人才进行掠夺性使用。 　　如果企业家只利用人才的显能，而不发掘其潜能；只对人才的现有价值感兴趣，而不注重使用过程中的保护和再培训，那么丰富的人才资源也有枯竭耗尽之时。只有将使用与培养相结合，才能实现人才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使人才这一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无尽财富。 　　无人可用蜀国亡 　　三国刘备的弱点是感情用事，重用老人、旧部，每逢征战总是老将挂帅。 　　诸葛亮刚掌管蜀国时人才如云，但他却不注意培养后备人才，没能有效放权，培育接班人，导致后来“蜀中无大将，廖化也当先”。 　　五虎将死后，姜维和关兴功力不足，诸葛亮个人苦苦支撑，六出祁山，最后累死五丈原，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他死后，杨仪与魏延火拼，蜀国唯有姜维能担当大任，武将方面也只有张翼、廖化以及降将夏侯霸勉强可用。 　　而此时魏国尚有司马兄弟、邓艾父子、钟会等帅才，后来的晋国还有羊祜、杜预，因此可以说，蜀亡于无人才，而人才的缺乏归根到底是由于没有及时培养人才。 　　作为领导者，应当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只注意用人，而忽略培养人才的行为，无异于竭泽而渔。教育培训不足，将会直接导致后继无人。 　　高拱的用人观 　　明朝嘉靖年间，高拱负责吏部工作。他想方设法地搜罗各种人才，然后根据每个人的特长登记造册，建立起了后备官吏队伍，以备朝廷将来之需。 　　高拱还建立起了官吏交流制度，边疆的行政官吏和内地的行政官吏定期轮换交流。对军事将领，则主张专业化。他主张慎重选择兵部官吏，尽量用那些有智谋、懂军事的人，而不要随便将他们调去干别的工作。他对选任边疆的官吏工作很重视，认为他们责任重大，不宜选用那些万金油式的或者被贬谪的人来担任。 　　高拱这些用人政策，对保障国家安定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到今天仍然对我们有借鉴意义。 　　凡事都兴于人，败于人。我们不但要知人善用，尊重人才，更应注意人才的培育工程，做好人力资源持续运营计划，建设培养人力资本梯队，使人力资本增值，产出高效益。 　　林则徐的人才储备 　　林则徐是清朝著名的爱国人士。他在朝中为官时，经常作为钦差大臣，到各地去视察。在视察当中，他留心访查人才，每次会见客人，都要详细询问客人的简历、嗜好、特长、地址，然后记下来。后来他自己建了一个人才库，共有18箱，分省存档，以备日后需要时选用。 　　道光十八年，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执行禁烟任务。 　　临走时，道光皇帝问他需要带多少人，林则徐说只要随从几名。道光皇帝问他为何不带几名官员去。林则徐说：“今日是去广东禁烟，需要的是熟悉广东地方情况的人，如果需要人的话，到地方再找不迟。” 　　就这样，林则徐一路调查研究，一路收集人才，并随时翻看自己的人才库。结果，他不带一兵一卒，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林则徐的故事告诉我们，人才的储备也是非常重要的。 　　英宗皇帝养才 　　明朝人程敏政出身名门，是南京兵部尚书程信的儿子，还是明朝英宗皇帝后期所倚重的名臣李贤的女婿，10岁就被称为“神童”。英宗皇帝听说了他的大名后，召他应对。小小年纪的程敏政毫不畏惧，对答得体。英宗皇帝大喜，让他进翰林：读书。 　　李贤打算招程敏政为婿，便设宴招待他。席间，李贤指着桌上的果品出了个对子让他对：“因荷（何）而得藕（偶）。”李贤这样做，一是为了考考程敏政的学问和智力，二是为了探探他对婚事的意见。程敏政当即猜测到了李贤的意思，随口答道：“有杏（幸）不需梅（媒）。”一时传为佳话。 　　程敏政一直在翰林：中读书，成化二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后来成为著名的翰林学士。当时天下著名的三翰林，一是学问渊博——程敏政，文章古雅——李东阳，性情纯真——陈音，三人均名冠一时。 　　实际上，很多优秀人才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出来的。东吴大将吕蒙就令人“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 　　美国公司吸引人才的三大妙招 　　最近，美国《财富》杂志从1000多家大中型公司中挑选了206家公司，并对这些公司的约2.7万名雇员进行了调查，从中评选出最受美国就业者欢迎的100家最佳公司。从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出这些公司的吸引力何在，也可以了解到一家优秀的公司是如何留住优秀的人才的。 　　一家公司员工的收入情况是就业者最关心的。大多数公司以向员工提供认股权的形式来吸引人才，这是一个流行的做法。这种方式固然极具吸引力，但是，一家公司要想跻身于最佳公司的行列，单靠股票升值是远远不够的，报酬仍是关键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对员工进行全面训练和不定期培训正在变得日益重要，因为它使雇主和员工双方都能获得好处。这100家最佳公司都在耗费巨资，以及通过慷慨的学费返还计划，对雇员的教育培训作重要投资。1998年，这100家最佳公司平均对每名员工进行了43小时培训。 　　此外，100家最佳公司排行榜上有数十家公司还慷慨地提供所谓的“软福利”——即那种能够进一步协调工作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各种便利。诸如在公司内部提供理发和修鞋等杂项服务，以及免费早餐等，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福利来为员工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这类福利会使公司表现出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接受调查的许多员工都说他们非常珍视这一点。 　　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好的公司千方百计吸引人才，而好的人才也会通过长期的努力工作来报答公司的“知遇之恩”。 　　其中教育和培训是最受员工看重的。人们对世界的探求和对自我发展追求是工作兴趣的主要动力，教育培训有利于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而且教育培训也有利于员工更好地适应岗位工作的变化，同时有利于保持和提高员工和企业在发展目标上的一致性。 　　人才培养以“教化”为先 　　早在殷周时代，便有官办学校的记载，但那时官校仅仅是收纳贵族子弟，演习礼节与传授统治的方法，远远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学校。真正的官学是从汉武帝开始的。 　　武帝即位不久，董仲舒即向武帝建议创办官学。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莫乎太学。”因此，“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教于邑”（《汉书.董仲舒传》）。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 　　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6月，武帝下诏说：“盖寻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治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与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焉！”（《汉书.武帝纪》）于是，朝廷荐选各地18岁以上男子50人至京都，挑选一批博士讲授春秋五经，这是最早的正式官学——太学。 　　同中央太学相应，各州郡建立了官学，传授经学，培养人才。官学创办以后得到了迅速发展，武帝之初太学博士弟子不过50人，昭帝时增至100人，元帝时多至千人。 　　到了东汉帝年间，认为太学规模不应亚于当年孔夫子的私学，于是太学生数扩3000人。由于武帝名义上独尊儒术，重视经学，在郡国和中央太学招收弟子时都以五经为主考内容，促进了研究、传习经学的学术和教育活动的发展，不少学者设馆开学，招纳弟子，形成了民间的学术中心。西汉末有名的学者弟子多至千人，东汉时不少学者的弟子竟超过了万人。这都是武帝时代办太学、以经术取士影响的结果。武帝通过太学和以五经取士，确实重用了不少经学人士，如公孙弘因为讲解《春秋》而由白衣之民登上了丞相的高位，庄帝还鼓励贤良文学之士“多上书言得失”，从中“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资治通鉴.卷十七》）。 　　当时，武帝让来自民间及下层的文学贤良之士与大臣在朝廷上辩论，赏识和提拔那些有真知灼见并能驳倒大臣的人。这样，名义上是“独尊儒术”，实际上还是营造了一种比较生动活泼的探讨思想与学术的氛围。 　　培养和提高员工技能、素质要根据实际和可能，通过多渠道，多种形式进行。工作实践也是一种培养教育的方式。给下级压一定的担子，使他们得到锻炼，从而提高工作的能力和效率，这是一种常用的培养方法。但仅有这些显然是不够的，还要通过在职或离职学习，使员工经常、定期地得到系统的理论学习和业务训练，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以适应现代化管理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爱惜人才。 　　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得极快，知识陈旧的周期大大缩短了。国外有人统计，18世纪的知识陈旧周期大约是80耀90年；20世纪的知识陈旧周期一般只有5耀10年。在这种条件下，必须加强对人才的“继续培养”。可是在我们的一些厂矿企业、机关单位，甚至教学、科研机构中，一些负责同志对此却几乎没有认识。干部、职工要求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进修，居然被斥责为“不安心工作”、“想向上爬”、“有名利思想”，表示“不同意”、“不批准”。 　　对这些领导同志，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促使他们学习，使他们成为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促进者。 　　现代化的社会生产需要管理者不仅熟悉自己管理范围内的专业知识，而且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既能注意到“细节”，又能照顾到“全面”；既能重视当今，又能放眼未来；有组织能力，有战略头脑，有丰富的与管理有关的各种知识。即使原来是“很有知识的人”，在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后，也应该经常“补课”，补充新的知识。 　　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就是一位“育才型”的领导者，他把60%的时间用于培养上面，他一生亲自挑选培养了500多名高层经理和3000多名中层经理，曾亲自在ge的商业学校中授课250多次。 　　培养人才，主要开发途径有：针对本企业各项工作岗位需求开展短、中、长期人才培训，提高人才的知识技能水平；发掘潜力人才，鼓励自学成才；在实际工作中给新人锻炼的机会；在企业内部实行岗位互换、人才流通。 第42章 第二十五计扶正祛邪(1)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经营企业也是如此，企业的成败，关键是“人和”。驾驭人才是一门学问，对于领导者来说，境界是其成功与否的关键。 　　当今社会不泛能人之辈，而如何选用这些人才，如何用其所长，这便是领导的学问了。世有千里马，亦需伯乐。本篇的这些经典案例，不妨作为前车之鉴，效仿之术。 　　领导是企业的核心和模范，他的所作所为对于企业的风气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领导必须从制度上和实践上两方面入手，扶正祛邪。 　　上行下效 　　春秋时，齐景公自从宰相晏婴死了之后，一直没有人当面指责他的过失，因此心中感到很苦闷。 　　有一天，齐景公欢宴文武百官，席散以后，一起到广场上射箭取乐。每当齐景公射一支箭，即使没有射中箭鹊的中心，文武百官都是高声喝彩：“好呀！妙呀！”“真是箭法如神，举世无双。”事后，齐景公把这件事情对他的臣子弦章说了一番。弦章对景公说：“这件事情不能全怪那些臣子，古人有话说，上行而后下效。 　　国王喜欢吃什么，群臣也就喜欢吃什么；国王喜欢穿什么，群臣也就喜欢穿什么；国王喜欢人家奉承，自然群臣也就常向大王奉承了。” 　　景公听了弦章的话，认为弦章的话很有道理，就派侍从赏给弦章许多珍贵的东西。 　　弦章看了摇摇头，说：“那些奉承大王的人，正是为了要多得一点赏赐，如果我受了这些赏赐，岂不是也成了卑鄙的小人了！”他说什么也不接受这些珍贵的东西。 　　后人便用“上行下效”来形容上面的人喜欢怎么做，下面的人便跟着怎么做。比如一家公司的领导人经常在外吃喝玩乐，不理业务，他的下属也跟着不务正事，这便是“上行下效”。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领导正，下属才能正。 　　管仲善喻 　　历史上的君王大都爱马，无论是征战、游猎时的胯下坐骑，还是辎重、农事上的役用，都需要慓悍精良的骏马。 　　有一天，齐桓公在管仲的陪同下，来到马棚视察养马的情况。 　　他一见养马人就关心地询问：“马棚里的大小诸事，你觉得哪一件事最难？”养马人一时难以回答。 　　其实，在养马人心中是十分清楚的：一年365天，打草备料，饮马遛马，调鞍理辔，接驹钉掌，除粪清栏，哪一件都不是轻松的事！ 　　可是在君王面前，一个养马人又怎好随意叫苦呢？管仲在一旁见养马人尚在犹豫，便代为答道：“从前我也当过马夫，依我之见，编排用于拴马的栅栏这件事最难。为什么呢？因为在编栅栏时所用的木料往往曲直混杂。你若想让所选的木料用起来顺手，使编排的栅栏整齐美观，结实耐用，开始的选料就显得极其重要。如果你在下第一根桩时用了弯曲的木料，随后你就得顺势将弯曲的木料用到底。像这样曲木之后再加曲木，笔直的木料就难以启用。反之，如果一开始就选用笔直的木料，继之必然是直木接直木，曲木也就用不上了。” 　　管仲虽然说的是编栅栏建马棚的事，但其用意是在提醒齐桓公，要把编栅栏选料与兴社稷用人联系起来，在选拔肩负重任的人才时，必须慎重行事，从一开始就把握正直的标准，以便永远按这样的标准选贤任能。 　　物以类聚 　　齐宣王求贤时，号召天下人推荐有才干、品德好的人。有个叫淳于髡的人在一天内就向齐宣王推荐了7名贤士。齐宣王当然很高兴。可是，他对顷刻间出现的这么多贤士感到有点怀疑。 　　于是齐宣王把淳于髡叫到跟前，对他说：“先生，我有一个疑点想问问你。我听说，能在方圆千里的范围内找到一位贤人，那么天下的贤人就多得可以肩并肩地排成行站在你面前。在古今上下近百代的范围内能出现一个圣人，那么世上的圣人就多得可以脚跟挨着脚跟地向你走来。今天，先生您在一天的时间里就给我推荐了7位贤人，如此看来，贤人岂不遍地皆是，有点太多了吗？”淳于髡笑了笑，对齐宣王说：“大王您听我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同类的鸟，它们总是栖息、聚集在一起；同类的“兽，它们也总是行走、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们到低洼潮湿的地方去寻找柴胡、桔梗这些植物，别说是短短的几天，就是几辈子也不会找到一棵；但是如果到山上去找，那就多得可以用车去装了。万物都是以同类相聚的。我淳于髡向来与贤士为伍，我的朋友个个都是德行高尚、才智非凡的人，大王您找我寻求贤士，这就像在河里舀水，在火石上取火一样，轻而易得，取之不竭，您怎么能嫌我一天之内给您举荐的贤士太多了呢？我周围的贤士多得很，岂止这7个人！今后，我还要继续向大王推荐呢。” 　　淳于髡一番话，使齐宣王茅塞顿开，心服口服。 　　这个故事说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倘若领导没有一个正的标准，那么你的团队就要忙于勾心斗角了。 　　明主扶良将 　　周亚夫是中国古代名将，以治军严谨而著称，但他的盛名与汉文帝的提拔、重用分不开。 　　汉文帝即位之后，跟匈奴贵族继续采取和亲的政策，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后来匈奴的单于听信了汉奸的挑拨，跟汉朝断绝交往。公元前158年，匈奴的军臣单于起兵6万，侵犯上郡（今西榆林东南）和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杀了不少老百姓，抢掠了大量财物。边境的烽火台都放起烽火来报警，远远近近的火光，长安也望得见。 　　汉文帝连忙派三位将军带领三路人马去抵抗，为了保卫长安，另外派了三位将军带兵驻扎在长安附近。将军刘礼驻扎在灞上，徐厉驻扎在棘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周亚夫驻扎在细柳（今咸阳市西南）。 　　有一次，汉文帝亲自到这些地方去慰劳军队，顺便也去视察一下。他先到灞上，刘礼和他部下将士一见皇帝驾到，都纷纷骑着马来迎接。汉文帝的车驾闯进军营，一点没有受到什么阻拦。汉文帝慰劳了一阵走了，将士们忙不迭欢送。接着，他又来到棘门，受到的迎送仪式也是一样隆重。最后，汉文帝来到细柳。周亚夫军营的前哨一见远远有一彪人马过来，立刻报告周亚夫。将士们披坚执锐，弓上弦，刀出鞘，完全是准备战斗的样子。 　　汉文帝的先遣队到达了营门。守营的岗哨立刻拦住，不让进去。先遣的官员威严地吆喝了一声，说：“皇上马上驾到！”营门的守将毫不慌张地回答说：“军中只听将军的军令。将军没有下令，不能放你们进去。” 　　官员正要同守将争执，文帝的车驾已经到了。守营的将士照样挡住。汉文帝只好命令侍从拿出皇帝的符节，派人给周亚夫传话说：“我要进营来劳军。” 　　周亚夫下命令打开营门，让汉文帝的车驾进来。 　　护送文帝的人马一进营门，守营的官员又郑重地告诉他们：“军中有规定：军营内不许车马奔驰。” 　　侍从的官员都很生气。汉文帝却吩咐大家放松缰绳，缓缓地前进。 　　到了中营，只见周亚夫披戴着全身盔甲，拿着兵器，威风凛凛地站在汉文帝面前，拱拱手作个揖，说：“臣盔甲在身，不能下拜，请允许按照军礼朝见。” 　　汉文帝听了，大为震动，也扶着车前的横木欠了欠身，向周亚夫表示答礼。接着，又派人向全军将士传达他的慰问。 　　慰问结束后，汉文帝离开细柳，在回长安的路上，汉文帝的侍从人员都愤愤不平，认为周亚夫对皇帝太无礼了。 　　但是，汉文帝却赞不绝口，说：“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灞上和棘门两个地方的军队，松松垮垮，就跟孩子们闹着玩儿一样。如果敌人来偷袭，不做俘虏才怪呢。像周亚夫这样治军，敌人怎敢侵犯他啊！” 　　过了一个多月，前锋汉军开到北方，匈奴退了兵。防卫长安的三路军队也撤了。汉文帝在这一次视察中，认定周亚夫是个军事人才，就把他提升为中尉（负责京城治安的军事长官）。第二年，汉文帝害了重病。临死的时候，还谆谆告诫他的儿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如果国家出现紧急情况，可以让周亚夫统帅三军。”汉景帝曾任命周亚夫为车骑都尉。等到吴、楚等七国谋反的时候，汉景帝又提拔周亚夫为大尉，主帅三军，果然平定了叛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领导必须在员工心目中建立一个明确的概念，什么是真正的将军，真正的将军才是领导所赏识的。 　　杜宪逆上封相 　　唐朝会昌四年正月，唐武宗听说扬州娼妓善于饮酒行令，便下令淮南监军使选送17人进京。监军使请节度使杜宪与他一起选送，但杜宪不同意，坚决顶着不办。监军使大怒，将此事奏报了唐武宗，告了杜宪一状。 　　左右宦官都劝唐武宗下诏，命令杜宪与监军使一起完成这项工作。 　　唐武宗沉默片刻，说：“命令节度使选娼妓入宫，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圣明天子应该办的事，杜宪不同意这样办，正是体现了他一个正直大臣的气概。这表明他具有宰相的才德啊。我实在是太惭愧了！”于是当即任命杜宪为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 　　杜宪入京谢恩时，唐武宗称赞他说：“你不从监军之言，我知道你有忠君之心，所以我今天才任命你为宰相，就像当年太宗得了魏征一样。” 　　唐武宗有这样的胸襟，能够放下面子扶正，他手下的人自然再不敢轻易用邪事来引诱他。 　　硬脖子的洛阳令 　　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以后，知道老百姓对各地豪强争夺地盘的战争早已恨透了，决心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例如减轻一些捐税，释放奴婢，减少官差，还不止一次地大赦天下。因此，东汉初年，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第43章 第二十五计扶正祛邪(2) 　　汉光武帝懂得打天下要靠武力，治理天下还得注意法令。不过法令也只能管老百姓，要拿它去约束皇亲国戚，那就难了。比方说，汉光武帝的大姐湖阳公主就依仗兄弟做皇帝，骄横非凡，不但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连她的奴仆也不把朝廷的法令放在眼里。 　　洛阳令董宣是一个硬汉子。他认为皇亲国戚犯了法，应该同样办罪。 　　湖阳公主有一个家奴仗势行凶杀了人。凶手躲在公主府里不出来。董宣不能进公主府去搜查，就天天派人在公主府门口守着，只等那个凶手出来。 　　有一天，湖阳公主坐着车马外出，跟随着她的正是那个杀人凶手。董宣得到了消息，就亲自带衙役赶来，拦住湖阳公主的车。 　　湖阳公主认为董宣触犯了她的尊严，沉下脸来说：“好大胆的洛阳令，竟敢拦阻我的车马？” 　　董宣可没有被吓倒，他拔出宝剑往地下一划，当面责备湖阳公主不该放纵家奴犯法杀人。他不管公主阻挠，吩咐衙役把凶手逮起来，当场就把他处决了。 　　这一下，差点儿把湖阳公主气昏过去。她赶到宫里，向汉光武帝哭诉董宣怎样欺负她。 　　汉光武帝立刻召董宣进宫，吩咐内侍当着湖阳公主的面，责打董宣，想替公主消气。 　　董宣说：“先别打我，让我说完了话，我情愿死。”汉光武帝故意怒气冲冲地说：“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董宣说：“陛下是一个中兴的皇帝，应该注重法令。现在陛下让公主放纵奴仆杀人，还能治理天下吗？用不着打，我自杀就是了。”说罢，他挺起头就向柱子撞去。 　　汉光武帝连忙吩咐内侍把他拉住，董宣已经撞得血流满面了。 　　汉光武帝其实知道董宣有理，但是为了顾全湖阳公主的面子，要董宣给公主磕个头赔个礼。 　　董宣宁愿把自己的头砍下来，怎么也不肯磕这个头。内侍把他的脑袋往地下摁，可是董宣用两手使劲撑住地，挺着脖子，不让把他的头摁下去。 　　内侍知道汉光武帝并不想把董宣治罪，可又得给汉光武帝下个台阶，就大声地说：“回陛下的话，董宣的脖子太硬，摁不下去。”汉光武帝也只好笑了笑，下命令说：“把这个硬脖子撵出去！”结果，汉光武帝不但没办董宣的罪，还赏给他30万钱，奖励他执法严明。董宣回到官府，把这笔钱全分给了他手下的官员。以后，董宣继续打击不法的豪门贵族。洛阳的土豪听到他的名声都吓得发抖。人们都称他是“卧虎”（意思是“躺着的老虎”）。 　　这个故事说明，在下属的人事纠纷中，领导一定要站在正确的一边，否则无法令下属心服口服，更谈不上驾驭下属了。 　　赵绰扶正祛邪 　　隋文帝统一全国以后，采取了各种巩固统治的措施，像改革官制兵制，建立科举制度，选用办事能干的官员，严办贪官污吏。经过他的一番整顿改革，政局稳定，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隋文帝还派人修订刑律，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罚。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隋文帝本人不能完全按照这个刑律办事，往往一时气愤，不顾刑律规定，随便下令杀人。这种情形，叫大理（管理司法的官署）的官员很为难。大理少卿赵绰觉得维护刑律是他的责任，常常跟隋文帝顶撞起来。 　　隋文帝曾经下令禁止使用不合标准的钱币。有一次，大兴（隋朝的都城名，今陕西西安市）大街上有人拿次币换好币，被人发现了，捉到衙门里。这件事让隋文帝得知了，隋文帝听说有人竟敢违反他下的禁令，一气之下，就下令把换钱的两个人统统砍头。 　　赵绰接到命令，赶忙进宫求见隋文帝。他对隋文帝说：“这两个人犯了禁令，按刑律只能打板子，不该处死。”隋文帝不耐烦地说：“这是我下的命令，不干你的事。”赵绰说：“陛下不嫌我愚笨，叫我充当大理官员。现在遇到不依刑律杀人的情况，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隋文帝气冲冲地说：“你想撼动大树吗？撼不动你就走开吧！”赵绰说：“我只是想劝说陛下改变主意，谈不上想撼动大树。”隋文帝又说：“你想触犯天子的威严吗？”赵绰不管隋文帝怎样威吓，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隋文帝怎样骂他赶他，他也不走。隋文帝没法，很不高兴地进内宫去了。后来，由于别的官员也上奏章谏阻，隋文帝终于取消了杀人的命令。 　　又有一次，官员辛穊（音dǎn）被人告发搞不法的迷信活动。隋文帝又命令大理把辛穊处死。 　　赵绰上朝对隋文帝说：“辛穊没有死罪，我不能接受这个命令。” 　　隋文帝气得浑身发抖，说：“你想救辛穊，就没有你自己的命。”说着，喝令左右侍从把赵绰拉下殿去。 　　赵绰面不改色，说：“陛下可以杀我，但是不该杀辛穊。”左右侍从真的把赵绰扭下朝堂，剥了他的官服，摘掉他的官帽，准备处斩。 　　这时候，隋文帝也想到杀赵绰太没道理，就派人跟赵绰说：“你还有什么话说？”赵绰跪在地上，挺直了腰说：“臣一心执法，不怕一死。” 　　隋文帝并不真想杀赵绰，磨蹭了一阵子，气也平了。他想赵绰能忠于执法，毕竟是有利于他的统治的，就把赵绰放了，过了一天，还派人慰问了赵绰。 　　在大理官署里，有一个官员名叫来旷，听说隋文帝对赵绰不满意，想迎合隋文帝，就背着赵绰给隋文帝上了一道奏章，认为大理衙门执法太宽。隋文帝看了奏章，认为来旷说得很中肯，就提升了他的官职。来旷自以为受到皇帝的赏识，就昧着良心，诬告赵绰徇私舞弊，把不该赦免的犯人放了。隋文帝虽然嫌赵绰办事不顺他的心，但是对来旷的上告，却有点怀疑。他派亲信官员去调查，根本没有这回事。隋文帝弄清真相，勃然大怒，立刻下命令把来旷处死。 　　隋文帝把这个案子交给赵绰办，认为这一回来旷诬告的是赵绰自己，赵绰不会不同意。哪儿知道赵绰还是说：“来旷有罪，但是不该判斩。”隋文帝很不高兴，袖子一甩，就退朝往内宫去了。赵绰在后面大声嚷着说：“来旷的事臣就不说了。不过臣还有别的要紧事，请求面奏。”隋文帝信以为真，就答应让赵绰进内宫。隋文帝问赵绰有什么事。赵绰说：“我有三条大罪，请陛下发落。第一，臣身为大理少卿，没有把下面的官吏管好，使来旷触犯刑律；第二，来旷不该处死，臣不能据理力争；第三，臣请求进宫，本来没有什么事，只是因为心里着急，才欺骗了陛下。” 　　隋文帝听到最后几句话，禁不住哑然失笑。旁边独孤皇后在座，也很赏识赵绰的正直，命令左右赐给赵绰两杯酒。隋文帝也同意赦免来旷死刑，改判革职流放。 　　赵绰是个良臣，他宁可忤逆天子，也要扶正祛邪。有这样的良臣，是隋文帝的大幸。 　　恶人告状没好下场 　　宋徽宗时，李孝寿曾作开封府尹。有个举子受了他的仆人欺侮，十分愤怒，写了张状子想将仆人送到开封府。和他同屋的考生劝他好久，他才想开，开玩笑地在自己所写的状子上仿照李孝寿的笔迹、语气判了一句：“不值得立案受审，打二十大板。”第二天那仆人却拿着这张状子到府尹衙门，控告他的主人模仿府尹判案，私自用邢。李孝寿就将那个举子抓来查究。 　　那个举子将事情前后经过如实地禀告府尹。 　　李孝寿幡然猛醒，说道：“你下的判语正合我的意思。”命衙役给那个刁仆二十大板，要他向举子认罪。此后，开封府数千个举子的仆人中，没有一个敢放肆的。 　　宋元献被罢免丞相职务任洛阳太守。有一个赴考的举子所带的行囊中，有漏税的东西，被他的仆人告到官府。宋元献就说：“举人来应考，怎么可能不携带些东西，不可以深究其罪。而奴仆动不动就控告主人，这种风气决不可长！”只将那个举子送到税：罚两倍的税金，却将那个仆人治罪，送去充军。 　　唐太宗扶正 　　唐太宗李世民在任用大臣方面历来所遵循的原则是：疑人不用。因此，他也非常痛恨那些打小报告进谗言，抓住别人小过失整人的人。 　　有一次，监察御史陈师合上奏，向太宗进上了一篇《拔士论》，认为左、右仆射杜如晦、房玄龄等人权力过大，职务集中，因此多有疏漏。唐太宗见到《拔士论》以后，对户部尚书戴胄说：“我任命房玄龄、杜如晦，不是因为他们是有功劳的旧部下，而是因为他们有才有德。从前蜀后主昏庸懦弱，齐宣帝狂暴悖乱，但是国家却治理很好，就是因为任用了诸葛亮、杨遵彦而不猜疑他们。陈师合这个人胡乱地进行诽谤，只是想离间我们君臣的关系。对此，我不能允许。”因此，就把陈师合流放到岭南去了。 　　在魏征任秘书监的时候，也有人控告他想谋反。唐太宗对控告魏征的人说：“魏征过去是我的仇人。就是因为他忠于职守，我才提拔任用他的。你怎么能胡乱讲坏话诬陷人呢？！”皇帝终究没有追究魏征，而是杀了那个诬告的人。 　　有一次，唐太宗在读完了一批秘密奏折以后，对房玄龄、杜如晦说：“近来我读了许多密奏，所有上密奏的人都是告发各级官吏的。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没有值得采纳的。我考察了历代的君王，发现只要是国君猜疑大臣的，那么下情就无法向上传达。 　　要想让臣下竭尽忠心，国君就不能有疑心。而那些用谗言中伤他人的人，使君臣互相猜疑，对国家的害处很大。从今以后，凡是有上书攻击别人小过失的人，要以谗言诬陷他人罪处罚。”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切莫不能助长内部的歪风邪气，不能使之滋生蔓延，否则，那些忠良之士要么选择离开，要么随波逐流，从而置整个组织于危险之地。 第44章 第二十六计合理授权 　　现代社会活动错综复杂，一个领导人即使“三头六臂”，也不可能独揽一切。高层次的用人者的主要职能已经不再是做事，而是在于成事。 　　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其高明之处就是在明确了下级必须承担的各项责任之后，所授予的相应权力。从而使每一个层次的人员都能司其职，尽其责。领导者除了作出必要的示范外，一般对下属无需太多干预，不宜事无大小一律过问。 　　领导授权要注意责权统一的原则。授予下属一定的权力，必须使其负担相应的责任，有责无权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反之，有权无责会导致不负责任地滥用权力。 　　晋商的生意经 　　“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这是山西票号经理李宏龄的经验之谈。 　　晋商的商号经理聘用原则是用人唯贤，唯才是举。在这方面，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形成了经理负责制。具体做法是：经理在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有所作为，能守能攻，多谋善变，德才兼备，可以担当经理之重任，便以重礼招聘，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 　　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日常盈亏平时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颇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若遇年终结算时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失职或能力欠缺造成，财东不仅不责怪经理失职，反而多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以期来年扭亏为盈。 　　正由于财东充分信任经理，故而经理经营业务也十分投入。且经理有无上之权力，不论是用人还是业务管理，均由经理通盘定夺，但同仁有建议权。逢到账期（三五年不等），经理向财东报告商号盈亏。经理在任期内，如能尽力尽职，业务大有起色，财东则给予加股（人身股）、加薪奖励。如不能称职，则减股减薪，甚至辞退不用。据说，每届年终各地经理齐集总号汇报工作时，由财东设宴款待，盈利多者坐上席，东家敬酒上菜，热情招待；盈利少或发生亏损者居下席，自斟自饮，受到冷遇。如果二三年均屈居下席，用不着财东说话，经理也只有自请辞职了。 　　晋商的成功告诉我们，只有合理授权，用人不疑，人才才能发挥出最大的热情和才干。 　　刘秀乐此不疲 　　古人云：“非得贤难，用之难；非用之难，任之难也。”领导者应该把目标、职务、权力、责任四位一体地分授给合适的下级，并充分地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工作。这才是有作为的领导者所应有的风格。 　　刘秀每天一大早就上朝，到日斜以后才罢朝，还经常和公卿良将一起讲经论理，到夜半时才休息。皇太子见父皇如此勤劳，借个机会便进谏说：陛下有禹、汤治国的圣明，却没有黄老养生的福分，希望您保重身体。 　　刘秀回答说：“我自己乐意这样，所以就不知道疲倦。”这就是成语“乐此不疲”的来历。 　　刘秀作为皇帝，没有学会如何组织、分层负责和监督。 　　现在的许多老板们跟刘秀一样，坚持事必亲躬。其结果是，很多枝节小事使他手忙脚乱，他总觉得匆忙、焦虑和紧张。这其实是在自掘坟墓，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把责任分摊给其他人。一个做上级主管的人如果想避免忧虑、紧张和疲劳，那他必须合理授权不可。 　　累死的雍正皇帝 　　历史上还有一位不懂得合理授权的皇帝，他就是累死的雍正皇帝。 　　雍正帝是一位勤奋理政的皇帝。他在位13年，13年如一日，亲理政务。他白天无一刻清闲，上朝研究政事，聆听大臣面奏，商讨各种建议，处理突发事件。晚间则要批阅批不完的奏章。因为雍正帝实行的是他首创的秘密奏折制度，全国各地递上的密折，只有他有权拆阅。他必须当天把全部奏折阅完，而且要写上朱批。他批阅的奏折，现在都保存下来了。那上面有时记载他批阅奏折的时间，常常是在半夜。 　　雍正不像他的父亲康熙帝，也不像他的儿子乾隆帝，他没有南巡北狩，巡视祖国大地，视察大江南北。整整的13年时间，他都是在北京城的办公桌上度过的。作为一个九五之尊的皇帝，雍正的生活是相当单调乏味的。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他58岁就死了，比起他父亲康熙皇帝和儿子乾隆皇帝的长寿，格外不正常。雍正可以说是累死的，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还没有过。 　　现代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而绝大多数企业的领导者由于肩负企业发展重任，常年备受身心极度疲惫的煎熬，很多人因此积劳成疾，住进医：，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现实要求企业领导者必须转变观念，将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思考企业发展战略，绝不能像诸葛亮那样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地开展工作，否则，根本不可能把企业做强做大。企业领导者必须学会使用释压法宝——学会合理授权。 　　合理授权的主要作用有：第一，可以减轻领导者的工作负担，以便于增加宏观性思考的时间和精力；第二，可以培养锻炼下属的能力；第三，扬长避短，将自己管不了的或管不好的事情交给那些能胜任的下属去管。 　　刘备和孙权都是懂得授权的人。当年诸葛亮刚加盟时，如果刘备没有充分信任之，并将兵权相授，那么恐怕就没有了日后的蜀国了。而孙权在曹操率百万大军入侵时，充分授权周瑜和鲁肃指挥赤壁之战，终获大胜，从而巩固了江东基业，后来打败关羽取得荆州后，刘备率军来犯，孙权又登坛拜将，授权给陆逊，终于让陆逊火烧刘备七百里，进一步稳定了长江中游。 　　合理授权的主要原则有：第一，要让被授权人感到授权之事是相当重要的，要珍惜所获得的权力；第二，要明确授权人和被授权人双方的职责，便于随时检查工作的进展状况；第三，要坚持适度的原则，授权的大小要以被授权人能满足完成所承担的工作为标准；第四，根据下属具体情况，循序渐进地授权；第五、授权不等于放任不管，要进行适当的控制。 　　作为领导者，要想充分发挥下级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方面要放权，使下级在一定范围内能自主决断。另一方面要设身处地为下属着想，勇于承担下属工作中的失误，不能出了成绩是领导有力，有了过失即下属无能；要言而有信，不能出尔反尔，言行不一，否则下属就会对领导失去信任，领导也会因此而丧失威信。 　　作为管理者一旦确信自己已经把最合适的人选安排在合理的位置上之后，就应该授予他有关的权力，充分发挥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才能使他以极大的热情做好你希望他做的事情。如果对他干涉过多，禁锢手脚，他就会逐渐失去积极性，也就无法发挥自己的才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权力下放是最有效的调动积极性的方式之一。 　　在授权时，领导者还要考虑下属是否愿意接受权力和能否胜任指派的工作。有些下级并不总是欣然接受所授予的权力，如果他们对问题本身不感兴趣，或者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领导者也不必勉强。有的领导者担心下属把事情弄糟，在授权时常常犹豫不决，甚至宁愿自己动手去做，这样领导就难以摆脱琐事的纠缠，而又使下属得不到锻炼。 　　当然领导者授权时还要考虑：哪些权力是必须保留而不下授的。一般说来，领导者至少要保留以下几种权力：事关单位前途的重大决策权；直接下属和关键部门的人事任免权；监督和协调各个下属工作的权力。这些权力均属领导者本人工作范围内的职权，不宜下授。 　　领导者在权力授出之后，还必须加强对下属的检查和协调工作，以观察下属能否正确使用所授予的权力。领导者只要能掌握一套强有力的检查控制系统，运用行之有效的检查控制方法，就能保证下属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使各项工作得以高效地开展。 第45章 第二十七计运筹帷幄(1) 　　楚汉之争的故事，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在楚汉之争中，刘邦屡败屡战，垓下之围一战而定天下，项羽百战百胜，垓下之败一战而身死人手，为天下笑。原因何在？古有定论：项羽有一谋士范增而不能用，刘邦却能驾驭韩信、萧何、张良等文臣武将，从谏如流，所以能在败局中有退路，逆境中得超越，越挫越勇，最终开创雄汉基业，旺汉400余年。 　　刘邦没有突出的才华，但他却能大胆授权，授权后还有驾驭群雄、审时度势的才能，善于调动各类人才的优势，将单个优势组合成集团优势，发挥了最大的效能，得到了天下。 　　这就是运筹帷幄的力量。 　　合理授权与有效控制 　　《韩非子》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鲁国有个人叫阳虎，他经常说：“君主如果圣明，当臣子的就会尽心效忠，不敢有二心；君主若是昏庸，臣子就敷衍应酬，甚至心怀鬼胎，暗中欺君而牟私利。”阳虎这番话触怒了鲁王，因此被驱逐出境。他跑到齐国，齐王对他不感兴趣。他只好跑到赵国，赵王非常赏识他的才干，拜他为相。 　　近臣向赵王劝谏说：“听说阳虎私心颇重，怎么能用这种人料理朝政呢？” 　　赵王答道：“阳虎或许会寻找机会牟取私利，但我会小心监视，防止他这样做，只要我拥有不致被臣子篡权的力量，他岂能如愿？”赵王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阳虎，使他不敢逾越。阳虎则在相位上施展他的抱负和才能，终于使赵国威震四方，称霸于诸侯。 　　领导者在授权的同时，必须进行有效的指导和控制。 　　毫无所长也能当领导 　　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梁山好汉中才能超过他的人大有人在，但宋江驾驭群雄、审时度势的才能却是无人能及。 　　宋江广收天下英雄，积累了雄厚的人脉关系后，最后因为浔阳江头题写了反诗，在法场上被众兄弟劫了后，终于决心上梁山。此时上梁山正是恰到火候。如果杀了阎婆惜就上梁山，他无非是林冲那样避祸上山，虽然有大恩于晁盖，但终不免寄人篱下的味道。等到白龙庙小聚义时，再上梁山，自己搜罗的新人马已经超过晁盖的旧部，此时上山不再是投奔，而是两支部队在江西的九江胜利会师。 　　宋江被晁盖等人救出后，对晁盖的表白：“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许多好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共生。”——首先撇清自己的功劳，并非空手上山，而是有功于梁山，其次再撕掉当初满口忠孝，不反官府不违父命、不从草寇的面纱，表达了铁心从寇的决心。如果宋江再晚上梁山，如卢俊义那样，梁山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再上梁山有投机的嫌疑，而且无尺寸之功，甭说想代替晁天王，即使想坐第二把交椅，恐怕梁山众人都不会服气。 　　由此可以看出，宋江有吏的圆滑手段和通达精明，其驾驭群雄之能力，远超晁盖，而晁盖徒有匹夫之勇和江湖义气。 　　刘备从一个卖草席的破落皇族起家，本钱没法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文武都有盖世之能的曹孟德相比，就是和守父兄之业、多谋善断的孙权，似乎也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刘备选择的策略完全是基于自身条件，套用一句流行语：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先不断地依附群雄，他曾依附过刘焉、卢植、刘表等人。在此期间不断网罗了关、张、赵、诸葛等武将谋士，最后时机一到，自领益州牧，玩了个空手道，骗取了天府之地。此时便可和曹、孙一决雌雄。 　　宋江和刘备的成功告诉我们，作为领导，要能够有效地协调资源，运筹帷幄，将各类人才的分力变成合力，就能所向无敌。 　　以九职任万民 　　周公在《周礼》中论述如何治理国家时指出，君王只需控制、监督宰相就行了；而宰相应担负起协调民众关系、管好生产、保障供给等重大责任。 　　具体来说，他将老百姓分为九类，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第一类是农夫，他们因地制宜生产各种谷物。第二类人从事园圃种植，生产各类蔬菜、瓜果。第三类人住在山林川泽，让他们开发自然资源，建筑房舍丰富食物来源。第四类人从事畜牧业，供给肉类和皮毛。 　　第五类是能工巧匠，发挥他们的专长，将原材料制成有用的器物。 　　第六类是商人。行商从事长途贩运，保证互通有无，扩大地区物质交流。坐商摆摊卖货，满足百姓的要求。第七类是妇女。让会“女红”的妇女传授纺织技术，扩大丝、麻纺织、生产，增加产量。第八类是从事杂事的男女奴仆，也要使他们从事生产性劳动，采集可以食用的“生草木果实。第九类是闲散人员，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时而干这活，时而干那活，有时没活干。 　　这就是《周礼》中著名的“以九职任万民”治国理论。 　　我们可以从这部古老而经典的书中看出，逐级授权，分级管理才是运筹帷幄的前提。 　　刘邦的“将将”之道分析 　　唐代著名政论家赵蕤在他的《长短经》一书中说：“得人则兴，失人则毁。故首简才，次论政体也。”意思是说：任何的事业，得到人才就能兴旺，失去人才就会失败。所以要先注意人才的吸收，其次才能谈及制度的建立。同样，在市场竞争中，没有哪个企业是在一群平庸之辈的手中得以发展壮大。人才就是企业的生命力，就是企业的新鲜血液和活的灵魂，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今天我们要研究的就是刘邦是怎样驾驭人才的。那么刘邦是怎么做到以一“地痞”之身驾驭群臣的呢？ 　　第一，对于自己手下的文武群臣都能给予充分的信任，可以放手使用，充分授权，让他们能够得到应有的锻炼，能够在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中得到历练，独当一面。可以说项羽无论从谋略上，还是军事指挥艺术上都要比刘邦高明许多，但这一点上项羽却是缺乏的。项羽任人唯亲，对手下的文臣武将不能充分利用。他们一旦离开了项羽，就变的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干什么，任凭项羽怎样的“力拔山兮气盖世”，也分身乏术。再看刘邦的属下，韩信自不必说，像曹参，樊哙，灌婴，夏侯婴等都可以独立统兵作战，最终使项羽陷于十面埋伏之中，自刎于乌江。可以说刘邦能够赢得天下，就全在于刘邦的“将将”之道。 　　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我们的管理者是否做到了对属下的足够重视，给予足够的支持和信任，是一个企业是否能够留住人才，是否能够保持企业竞争力的关键。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应该是善于“将将”的管理者，而管理者最为忌讳的应该是刚愎自用。另外，从马斯诺需求论的角度来说，充分信任员工，充分授权是员工自我需求实现的前提。刘邦的高明之出就在于他明白给予臣下相对自主权的重要性。 第46章 第二十七计运筹帷幄(2) 　　第二，刘邦善于用贤，他懂得把各个方面的有用之才安排在适宜的岗位上，扬长避短，用人以专。例如：他以萧何卓越的行政才干任其为宰相，因张良超人的智慧谋略而留其在身边运筹帷幄，用韩信杰出的军事才能而让其作为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用郦食其、陆贾的纵横捭阖之才委之以游说之任。陈平是个半路入伍的谋臣，又有“受金盗嫂”的劣迹，刘邦不求全责备，而发挥他善出奇计的超人智慧，使之做出了别人不可替代的贡献。 　　正是由于刘邦善于调动各类人才的优势，将单个优势组合成集团优势，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产生无坚不摧的力量。这就是刘邦最高明的地方，也是管理者应该学习的地方。 　　现在我们的好多企业不是没有人才，有些企业甚至是人才济济，但就是由于一些管理者不善于使用人才，不善于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使人才得不到重用，企业的效能发挥不出来，尤其是在国有企业，这种现象更为严重一些，我们的管理者要做的就是让这些资源有效地配置，发挥无坚不摧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管理者就要学会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发挥系统论的整体观念，充分的优化构成整体的要素，使整体的功能最终大于部分功能，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发挥每一个员工的优势，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和特点，把每一位员工放在最为适合的岗位上。现在有很多企业把员工的各方面优点建成档案，以便于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我认为这就是对这一思想的运用。 　　一切的管理活动，归根结底是人的管理。财、物资源的调配来自人的思想观念、经营意识、决策与行动。所以一切的管理制度，都是限制和禁止个体的人利用组织赋予的资源做妨碍组织利益的行为，都是激励和鼓舞人在服从规则的前提下进行着各种活动，包括对财、物的调配，从而实现资源整合，实现企业的目标和价值。可见，管理是实现企业价值和目的的主要手段，而人的管理，特别是人才的管理则是管理活动的核心环节。所以，作为管理者必须充分地重视人的管理，这是运筹帷幄的根本。 　　康熙从实考核官吏 　　要运筹帷幄，就要随时掌握授权后的任务进展情况。这就要求领导者拥有高效真实的反馈系统，以便及时掌握信息。 　　清朝的康熙皇帝非常注重人才的“从实考核”，他自己常说：“我深居宫中，外面的事情哪能都详细了解？特别是对各地官吏的政绩，更无从评判优劣。”因此，康熙经常到全国各地巡视，重视在巡视中考察官吏政绩，选拔人才。 　　他听说江宁知府于成龙居官廉洁，于是在南巡中留意考察。他向下级官吏和一些百姓调查于成龙的政绩，反映与听说的一样，于是赏于成龙手卷一轴，鼓励他有始有终，并提拔他为安徽按察使。 　　又特诏于成龙的父亲，赞扬他教子有方，给予赏赐。 　　杨正在直隶固安县时，为官清正，某权势人家赋役钱粮作弊，杨正不惧权贵与之争执，被那权势人家告了状。巡抚李光地召见杨正，表扬他年少有为。为了从中调解，李光地决定调他去宛平当知县。 　　不久，康熙皇帝出巡，亲自去固安，找老百姓查问这件事，固安百姓一致称赞杨正为官廉正，乞求皇帝留下杨正，不要调走。 　　康熙说：“另给你们调一个好官不行吗？”一个女子当场反问康熙说：“何不给宛平县另调一个好官呢？”康熙听后大笑，答应了百姓的要求，让杨正领知州的俸禄（杨正时为县令），仍然主持固安，后来提拔为四川巡抚，又提拔为光禄寺少卿。 　　康熙能深入调查，考察官吏政绩，并能听一个乡间女子的意见，这是非常难得的。康熙调查官吏有一个秘诀，就是“果其贤也，问之于民，必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辨矣！”封建时代中百姓不敢直言官吏之失，所以康熙可以从百姓“含糊应之”中知道其政绩的恶劣。康熙能有这样的见解，说明他是清醒、谨慎的。 　　宋王出逃 　　西周时期的宋国是地处中原腹地的一个小国。自周武王灭商，由周公赐地封侯之后，这个由殷商后裔掌管的小国统治者一直过着苟且偷安、无所作为的生活。乃至春秋末年，强大的齐国起兵攻打宋国时，宋王还没有警觉。他虽然派了人去了解齐兵进犯的情况，但是对打听消息的人提供的情况并不相信。他派的探马回来说：“齐兵已经迫近，都城里的人都很恐惧。”宋王身边的大臣却说：“他这种说法分明是在动摇人心，是一种‘肉自生虫’的表现，自己先从内部腐烂了。以宋国的强大和齐国的弱小而论，哪里就会危险到这种地步呢？”宋王听了这样的解释，立即以欺君之罪杀了那个探马。紧接着，宋王又派一个人再去了解齐兵的动向。使者回来以后说的情况和前一次没有两样。宋王愤怒之下又杀了这个使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宋王竟一连下令杀了3个使者。 　　随后宋王又派了一个人出去侦察。这个人出了城没走多远就发现了齐兵。他在回城的路上碰到了自己的哥哥。哥哥问道：“齐国马上就要兵临城下，宋国的都城危在旦夕，你现在打算到哪里去？”弟弟回答说：“我受宋王之遣出来侦察敌情，没想到敌人已经这么近了。我正想回城报告敌兵迫近、国人恐慌的情况，但是又怕落得如同前几个使者那样的下场。讲真话会死，不讲真话被人发现恐怕也会死，所以此刻我不知如何是好！”他哥哥对他说：“你千万不能再报告实情了。只要不是立即就死，即使齐兵攻破了城池，你还有一线逃生的希望。然而你若报告了实情，肯定会比别人先死。”弟弟按照哥哥的意图去做了。他回报宋王说：“我出北门骑着马跑了好大一阵工夫，连个齐兵的影子也没见到。刚才进城后我看到各家各户都很安定。”宋王听了这话非常高兴。那些粉饰太平的大臣们借机表功地说：“先前的那几个探子真死得应该。”欢喜之下，宋王赏了这个使者很多金钱。 　　此后不久，城门外齐兵旌旗如林、杀声震天。宋王看到大势已去，悔之莫及。他在仓皇之中带了几个护身的将领，匆忙跳上马车逃跑了。 　　因为形势紧迫，没有人去追究这个撒谎的使者。他趁都城上下一片混乱，逃离了宋国。后来他在别的国家竟然成了一个大富翁。 　　宋王及其宠臣没有切实可信的反馈系统，结果弄得国破家亡。 　　从这一故事的教训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于领导来说，深入实际搜集第一手资料，以事实为根据对问题下结论，这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要做好运筹帷幄，最重要的就是领导者在授权的同时，必须进行有效的指导和控制。领导倘若控制的范围过大，触角伸得太远，这种控制就很难驾驭。如何做到既授权又不失控制呢？一是评价风险。每次授权前，领导者都应该评估它的风险。如果可能产生的弊害要大大超过可能带来的收益，那就应该取消授权。 　　二是授予任务的内容，不干涉具体的做法。授权时，重点要放在要完成的工作内容上，无须告诉完成任务的方法和细节，这可由下级人员自己来发挥。 　　三是要进行合理的检查。检查的作用是：指导、鼓励和控制。需要检查的取决于授权任务的复杂程度和被授权下属的能力。领导者可以通过评价下属的成绩，要求下属写进度报告，在关键时候同下属进行研究讨论。 　　如果说设置合理的职位、确定适当的人选、授予必要的权限是调动积极性的前提条件，那么激励下属则是调动积极性的具体手段，这也是领导者做好运筹帷幄的手段。 第47章 第二十八计赏罚分明(1)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们对物质待遇的追求和比较，不在企业之间，更注重在企业内部。如果企业内部分配机制公正、公平、合理，人的心理状态就趋于平衡。因为不同企业，效益往往不可比，由此而造成工资、奖金以及各种福利的不同，人们也往往能够接受（尽管有时是被动接受）。反之，若企业内部分配不公，工资、奖金等不能向人才，尤其是向骨干人才倾斜，不能拉开适当的差距，则极易引起人才的心理反差。因此，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企业内部分配机制，真正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对于吸引和稳定人才、调动人才的积极性，至关重要。 　　领导讲究学习奖惩艺术，可以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分粥的机制 　　古代有7个人住在一起，每天分一大桶粥。要命的是，粥每天都是不够的。一开始，他们抓阄决定谁来分粥，每天轮一个。于是乎每周下来，他们只有一天是饱的，就是自己分粥的那一天。后来他们开始推选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出来分粥。强权就会产生腐败，大家开始挖空心思去讨好道德高尚的人，贿赂他，搞得整个小团体乌烟瘴气。然后大家开始组成3人的分粥委员会及4人的评选委员会，互相攻击扯皮下来，粥吃到嘴里全是凉的。最后想出来一个方法：轮流分粥，但分粥的人要等其他人都挑完后，拿剩下的最后一碗。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所以每个人都尽量分得平均；就算不平，也只能认了。大家快快乐乐，和和气气，日子越过越好。 　　同样是7个人，不同的分配制度，就会有不同的风气。所以一个单位如果有不好的工作习气，一定是机制问题，一定是没有完全公平、公正、公开，没有严格的奖勤罚懒。如何制订这样一个制度，是每个领导需要考虑的问题。 　　李渊公平评功 　　有一次李渊因为打了胜仗，召开庆功会进行表彰军功。在评议军功时，有人提出部队里有主人有奴隶应该有所区别。 　　李渊说：“两军交战，刀枪弓箭不分贫富贵贱，为什么我们评议军功要分贫富贵贱呢？评议军功必须一视同仁，不分主奴，论功行赏。”命令一下，全军上下无不欢腾雀跃。 　　军中地位高贵的人说，我们作战一定要勇敢，不然的话，照样不能受奖升职；地位低下的人说，我们只要好好干，英勇杀敌，一样可以受奖封官。从此，全军将士团结一心，勇敢作战，所向披靡，经过几年的奋战，终于推翻了隋朝，扫平了群雄，建立了唐朝。 　　奖惩最重要的是公平。只有这样，才能激励先进，鞭策后进。 　　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由于不听李靖的命令，被判刑流放。当时，有人上书给太宗皇帝李世民说：“高甑生过去是秦王府的有功之臣，请皇帝从宽处置地。” 　　太宗李世民看到上奏以后，说：“高甑生过去跟着我，确实立有功劳。这一点我没有忘记。但是，高甑生违反李靖的命令，又诬告李靖谋反，罪是极大的。我们治理国家要遵守法度，处理事情的标准应当一致。如果我现在赦免他，就会给人们开辟一条侥幸之路。况且，从太原起兵以来，立下功劳的人有很多，如果我赦免了高甑生，就难免其他人心存侥幸想法。这样一来，有功劳的人将会陆续做出犯法的事情。正是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不能赦免高甑生。” 　　诸葛亮奖惩分明 　　马谡失街亭后，诸葛亮回到汉中，经过详细查问，知道街亭失守完全是由于马谡违反了他的作战部署。马谡也承认了他的过错。 　　诸葛亮按照军法，把马谡下了监狱，定了死罪。 　　马谡自己知道免不了一死，在监狱里给诸葛亮写了封信，说：“丞相平日待我像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也把丞相当作自己父亲。 　　这次我犯了死罪，希望我死以后，丞相能够像舜杀了鲧还用禹一样，对待我的儿子，我死了也没牵挂了。” 　　诸葛亮杀了马谡，想起他和马谡平时的情谊，心里十分难过，流下了眼泪。以后，他真的把马谡的儿子照顾得很好。 　　诸葛亮认为王平在街亭曾经劝阻过马谡，在退兵的时候，又用计保全了人马，立了功，应该受奖励，就把王平提拔为参军，让他统率五部兵马。 　　诸葛亮对将士们说：“这次出兵失败，固然是因为马谡违反军令。可是我用人不当，也应该负责。”他就上了一份奏章给刘禅，请求把他的官职降低三级。 　　刘禅接到奏章，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有个大臣说：“既然丞相有这个意见，就依着他吧。”刘禅就下诏把诸葛亮降级为右将军，仍旧办丞相的事。 　　由于诸葛亮赏罚分明，以身作则，蜀军将士都很感动。大家把这次失败当作教训，士气更加旺盛。这年冬天，诸葛亮又带兵杀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包围了陈仓（今宝鸡东），杀了一个魏将；第二年春天，又出兵收复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易西北）两个郡。后主刘禅认为诸葛亮立了功，下了一道诏书，恢复诸葛亮的丞相职位。 　　这个故事说明奖惩分明也非常重要，有功则奖，有过则罚。 　　对属下进行奖励和惩罚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和艺术。用好可以大大调动属下的积极性，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用不好也会挫伤属下的积极性，影响事业的发展。 　　曹操的赏罚艺术 　　“易功而赏，见罪而罚，而诡乃止”（《韩非子.八经》），曹操深谙其道，建安八年，他曾发布《论吏士行能令》，明确指出：“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为此他制定了严明的法度，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三国志》多次记载曹操赏罚的事例。 　　汉末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时，董卓勇将华雄连斩联军数员大将，诸将中无人可敌。此时，尚为平原县令的刘备手下有一名马弓手——关羽挺身请战。，术当即怒斥，命人赶出。而曹操却说：“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结果，关羽片刻间便提华雄头进帐报功。接着，张飞鼓动诸侯趁势进兵杀入关中以活捉董卓，，术仍怒喝：“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与赶出帐去！”此时，曹操再次反驳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 　　曹操运用赏罚手段时，往往赏多于罚。部下只要有功，必给相应奖赏，而且针对不同的人、不同情况给予不同奖励。曹操在庆贺铜雀台建成时，进行比武活动，为了增强喜庆气氛，竟设法搞了一次人人获胜、人人有物质奖励。在与李催交战中，许褚连斩二将，曹操即手抚许褚之背，把他比作项羽手下的猛将，激情称赞说：“子其吾之樊哙也！”当荀彧弃，投曹后，曹操见其才华出众，当即把他比作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高度赞誉说：“此吾之子房也！”一次，在与关羽交战中，徐晃孤军深入重围，不仅获胜，且军容整齐而归，秩序井然，曹操当即把他比作汉朝名将，大加赞赏地说：“徐将军真是周亚夫之风矣！”曹操引用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作比，对部下及时给予高度评价，这种精神鼓励，实际上超过任何物质奖励的作用。 　　曹操特别重视奖惩手段的诱导教育作用。这不仅表现于自己部下，也表现在他对于敌营垒将士的处置方法上。曹操特别敬佩关羽“事主不忘本”的忠义精神，当关羽得知刘备下落，立即封金留书而去，曹操则对部下说：“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袁绍谋士沮授俘后，明确表示不肯投降，曹操越发以礼相待，后来沮授盗马私逃，操怒而斩之。沮授临刑而神色不变，操则后悔地说：“吾误杀忠义之士也！”命以礼厚葬，并亲笔题墓：“忠烈沮君之墓。” 　　与此相反，对卖主求荣，曹操一向深恶痛绝。曹操部下侍郎黄奎与马腾勾结欲刺杀曹操，苗泽垂涎姐夫黄奎小妾的美色，向曹操告密。曹操不仅不赏赐苗泽，却认为苗泽为得一妇人，竟害了姐夫一家，说：“留此不义之人何用！”终将苗泽与黄奎之妾一并斩首。 第48章 第二十八计赏罚分明(2) 　　如此赏罚分明，形成了贤者进、庸者去、无真才实学者难以滥竽充数、人才济济的局面。 　　晋文公奖惩分明 　　重耳流亡在外多年，后来在秦国的帮助下，返回晋国继承了王位，开始政局不稳，人心惶惶。那些没有跟随重耳逃难和过去跟重耳作对的大臣，更是胆战心惊，不知国君要怎么处置他们。一些大臣做好了造反的准备，一场内乱即将发生，形势非常危急。 　　这天，有人报告说头须求见。晋文公破口大骂说：“让他滚蛋，不然我就剥他的皮，抽他的筋！” 　　原来这个头须就是在他最危难的时候卷走东西的那个人。每当提起头须，晋文公都恨得咬牙切齿。 　　头须对晋文公说：“如今国内旧臣，人心惶惶，不知大王要怎么处置他们，日久恐怕要生内乱。我从前卷走了您的财物，您对我恨之入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现在大王如果还能任我为御手，为您赶车，以出访为名，四处一转，让大家都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您都能重新任用，他们就会体察出您的宽宏大量，不计前嫌，自然也就安心归顺您了。这就可以免除一场大乱。” 　　晋文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照着做了。果然那些旧臣见到晋文公连头须这样没良心的人都能宽恕，我们自然更能得到谅解了，也就消除了顾虑，避免了一场内乱的发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奖惩艺术是一种聪明的政治手段。 　　武则天赏罚得体 　　一代女皇——武则天，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正式称帝的女皇帝。在中国男尊女卑观念甚深的封建社会中，武则天以一女流之辈，登此统御高位，自有过人之处。其中，广选才能，施行试官制度，便是她的一个创举。 　　公元692年1月，武则天亲自召见由荐抚所举荐上来的人才，不管能力大小，都加以提拔使用。试官制度就是从此时开始的。武则天虽广开仕途，滥给官职来收买人心，然而对一经试用见其确实不称职的官员，便立即罢免，渎职有罪的，则判以刑罚或杀掉。她掌握赏罚大权以控制天下，一切大政都由自己掌握，她又能明察善断，所以，当时的英才贤士都争着为她效力。武则天经常留心人才，她的臣属也争相效仿，处处用心发现人才。 　　公元702年，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史，有疑难事不能解决，十分焦急。他问随从官员：“这里有没有能够为我出谋划策的人才？”侍从官回答说，有一个曾做过平乡县尉的张嘉贞，很有才干。 　　张循宪便立即召见张嘉贞，向他征求意见。张嘉贞对其所问之事，细加分析，说得有条有理。张循宪感到惊异，便请他代写奏章，张嘉贞所写，都是他自己从前所没有考虑到的。 　　回到京城后，张循宪拜见武则天，武则天称赞了他的奏章。张循宪便具实以报，极赞张嘉贞的才华，并请让出自己的官职授给他。武则天说：“我难道还缺少一个官职亲自进贤吗？”于是召见张嘉贞，在内殿与他交谈，发现他确实才华出众，当即十分高兴，拜张嘉贞为监察御史，还提升张循宪为司勋郎中，以褒奖他为国家举荐贤才的功劳。 　　宋太祖有赏有罚 　　赵匡胤命西路大军两面夹击，平定西蜀。蜀主孟昶投降后，大将王全斌率部大肆掠夺蜀中财宝，私开库府，掠取钱财，他又强行纳娶蜀中大将李廷硅的家妓，随意杀戮降兵，逼得蜀旧将全师起兵叛乱。太祖平定西蜀的计划被打乱，一时间造成宋军毫无意义的损兵折将，延缓了太祖平定西蜀的进程。在宋太祖得胜班师回朝后，西蜀有人上告王全斌等人的罪行。太祖听后大怒，命王全斌等人速回京问罪。 　　赵普、赵光义等人也觉得此事很难处理：如一味替王全斌等人开脱罪责，必引起太祖反感；不如激太祖杀王全斌等人，倒有可能救他的性命。 　　入夜，太祖在庭中踱步，寻思到王全斌等人违旨抗尊，罪责难赦。但这几个人跟随自己多年，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尤其是这次平蜀之役，王全斌也是功不可没。有心赦免，又恐朝“不服；最好能有人出来替王全斌请命，我也就有台阶下了，可赵普等人力主问斩，岂不叫我左右为难！ 　　第二天上朝，太祖又问赵光义等人：“你们都看了供状了吗？”“是，臣已细读，王全斌居然直认不讳，真不知人间羞耻为何物了！”赵光义说。 　　“不然，”太祖摇摇头，“能够直言供认，已见他还有悔悟之意。”赵普等人听罢，不禁暗笑，这就是正话反说的效用。 　　“你们看如何发落？”太祖又问。“自然是罪在不赦，”赵光义仍是一副愤慨的神情，“违法乱纪，应行大辟之罪。”“死刑？”太祖有些踌躇了，“这太重了吧，赵普你说呢？”赵普自然也是正话反说：“陛下多次面谕，以整饬纲纪为重，非重判不足已警惕军心。”“不可，不可！”皇帝大不以为然。他二人越是如此说，皇帝越念及平蜀诸将的战功，但又不能就此赦免。于是太祖说：“那就让文武百官说怎办吧。” 　　朝廷上众臣争辩非常激烈，一派重纲纪，一派强调战功，自晨到午相持不下，最后兵部郎中卢多逊说：“王全斌等人的战功，自在圣明洞鉴之中。因其功而有其罪，恩出自上，臣子亦不宜胡乱争吵。” 　　太祖听罢，心中非常高兴，宣布退朝。退朝后，太祖对赵普，赵光义说：“我这几天总想这件事，你们的用心我也知道，要明说王全斌他们战功甚高，应该赦免，怕我不答应，特为反过来说，其实不必如此，我又不是汉武帝，你们也不必学东方朔。”说完，太祖自己就先笑了起来。最后，太祖下旨：念王全斌等人平蜀有功，死罪当免，但活罪不赦，降王全斌为崇文年节度使；崔彦进为昭化年节度使，王仁赡为右卫大将军。这样，既保全了诸功臣性命，又安定了众臣之心。 　　在奖惩上，也有由于奖惩不当给事业造成很大损失的反面教训。 　　汉文帝赏太轻，罚太重，一些能干的大臣不是被杀就是入狱，没有人敢干事。因为干事越多，出错越多。魏尚只不过是上交首级的数字比上报的数字少了6颗，就被逮捕下狱。 　　春秋时期，楚国赏赐太滥，刑罚苛刻。赏赐太滥，有功无功、好人坏人都可以得到赏赐，那样就会伤了好人心，谁还愿意卖命呢？刑罚苛刻，也会伤及好人，况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没个毛病呢？刑罚苛刻，弄得人人自危，弄不好就要掉脑袋，谁还敢呆在楚国呢？而晋国国君礼贤下士，宽厚待人，因此，楚国的好多人才跑到晋国去了。楚才晋用的教训是深刻的。 　　“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用人之道，要鼓励竞争，不能大家彼此彼此，相安无事，一旦有人做出了贡献，不但不赏，还有非议，“枪打出头鸟”，明里暗里打击。在这种环境中，真正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出来了也会被压下去。而那些平平庸庸者却不仅不罚，还能长期踞于要位。所以领导者不仅自己不能嫉贤妒能，而且要消除下级嫉贤妒能的不良心理。要鼓励竞争，为用人所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我国是礼仪之邦，具有许多优秀品质，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使我们染上了中庸之道的弱点，其表现就是有相当数量的人随大流、怕出头，嫉妒、眼红，反对冒尖，甚至打击冒尖；什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竟成了至理名言。这种中庸思想严重地阻碍着人们才华的流露。百事不干当然无错可犯，但冒尖的能人、实干家出点小错总比那种无能之辈和不求进取的“维持派”强得多！一个领导者其下属中冒尖的能人越多，他所领导的事业就会充满生机和活力，所以领导者要极力爱护、鼓励、引导、教育他们，为下属开展竞争、追求上进创造机会和条件，只有竞争才会出尖子，鼓励竞争才会使我们的事业龙腾虎跃。在竞争面前，没有后门可言，没有论资排辈之说，没有打不破的垄断，一切都凭真才实学。如果各行各业的领导都能通过竞争发现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加兴旺发达。 第49章 第二十九计疏而不漏 　　作为领导，看到下属犯了过错，应该慎用批评。人非圣贤，谁能无过。领导尤其要注重批评的方式、成效，尊重下属，以理服人，宽宏大量。 　　陈寔智诲小偷 　　东汉时期，有个叫作陈寔的人，是个饱学之士，品行端正、道德高洁，远乡近邻的人因此都非常敬重他。陈寔不仅自己自觉自律，对儿孙们的要求也相当严格，常常抓住各种场合和机会教育他们，而且很注意方法，所以总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有一年洪水泛滥，淹没了大片村庄和良田，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到处逃荒。为此盗贼四处横行，天下很不太平。 　　一天夜里，有个小偷溜进了陈寔家里。他刚准备动手偷东西，忽然听得几声咳嗽，不好，有人来了。慌乱间，小偷一时找不到妥善的藏身之处，急中生智，顺着屋内的柱子爬到大梁上伏下身子，大气也不敢喘。 　　陈寔提着灯从里屋出来拿点东西，偶然间一抬头，瞥见了梁上的一片衣襟，他马上心知家里进了贼了。他一点都不惊慌，也不赶紧抓小偷，而是从容不迫地把晚辈们全都叫起来，将他们召集到外屋，然后十分严肃地说道： 　　“孩子们啊，品德高尚是我们为人的根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够因为任何借口而放纵自己、走上邪路。有些坏人，并不是一出娘胎就是天生的坏人，而是因为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慢慢地养成了不好的习惯，后来想改都改不过来了，这才沦为了坏人。比如我家梁上的那位君子，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可不能因为一时的贫困而丢掉志气、自甘堕落啊！”听了陈寔的一番教诲，梁上的小偷吃了一惊，原来自己早就被发现了。同时他又很为陈寔的话所感动，他不但没抓自己反而耐心教育自己。小偷羞愧难当，就翻身爬下梁来，向陈寔磕头请罪说：“您说得太好了，我错了，以后再也不干这种勾当，求您宽恕我吧。”陈寔和蔼地回答道：“看你的样子，也并不像个坏人，也是被贫穷所逼的吧。以后要好好反省一下，要改还来得及。”说完，他又吩咐家人取来几匹白绢送给小偷。小偷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地走了。 　　从这以后，这一带就几乎再没有偷盗之类的事情发生了。 　　陈寔不失时机地给小偷和晚辈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德育课，也启发了我们，做工作时方法不要太简单粗暴，要分析事物的本质，对犯了错误的人立足于挽救，往往能够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阁老心高高似阁 　　明朝嘉靖皇帝迷信道术，几乎30年不理朝政。严嵩、严世蕃父子就乘此盗弄君权，显赫一时。人人都以为嘉靖皇帝已经老糊涂了。 　　有一次，嘉靖皇帝召严嵩和吏部尚书熊浃到西苑行宫，二人清晨奉召赶到，等到下午才被召进去。嘉靖皇帝说：“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对子，‘阁老心高高似阁’，你们两个对一对下句。”严嵩、熊浃两人都是阁老的身份，听到后，惊惶得匍匐在地，不敢仰视。 　　嘉靖皇帝又说：“若是你们对不出，我来替你们对，‘天官胆大大如天’。” 　　严嵩、熊浃吓得汗流浃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是嘉靖皇帝对臣下的一种警示。也可以看出，严嵩的那些所作所为，嘉靖皇帝并非不知道，只不过懒得去管罢了，只要严嵩继续合意，他一时是不会动他的。 　　明朝的严嵩和清朝的和珅都是出名的贪官，乾隆皇帝和嘉靖皇帝一样，疏而不漏，只不过这两人当时对皇帝来说都还有利用价值，所以不想罢免他们罢了。 　　领导对于下属一些不妨碍大局的小错误应该能忍就忍，只需旁敲侧击地点一点，千万不要当众让下属难堪。 　　太祖疏而不漏 　　宋太祖赵匡胤手下有一员叫李汉超的大将，能征善战，武艺超群，立下了许多战功。但此人不拘小节，有许多毛病。李汉超在镇守关南时，经常向关南的百姓们借钱不还，还抢夺老百姓的女儿做妾。 　　百姓们忍无可忍，告到京师。宋太祖亲自接见他们，用好酒好饭招待，然后问领头的百姓：“你的女儿是什么人啊？”那个百姓回答说：“是普通的农家女。” 　　宋太祖又问：“李汉超没有到关南前，契丹怎么样啊？”百姓回答说：“契丹经常残害我们，我们的日子很苦。”这时候宋太祖就说了：“李汉超是我的重臣，你女儿给他做妾，难道不比做一个普通农妇强吗？再说了，要不是李汉超镇守关南，你们能过上太平日子吗？” 　　百姓们哑口无言，只好都回去了。 　　事后，宋太祖派人责备李汉超说：“你马上把人家的女儿送回去，把借人家的钱还给人家，以后不许再这样了。你要想娶妾，也要找一个人家愿意的，怎么能强抢呢？至于费用不够可以向我要，怎么能跟老百姓强借呢？难道这是为官的道理吗？”听了宋太祖的一番话，李汉超感动得痛哭流涕，立即送走抢来的小妾，把钱还给了百姓，并且表示今后一定要死心塌地地效忠宋太祖。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面为之疏脱，是保护人才；背后批评教育，是严格要求人才。这是领导者驾驭人的高超艺术。 　　孙权驭张昭 　　孙权的哥哥孙策死的时候，告诉孙权说：“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自此张昭成为孙权的股肱大臣，备受孙权信任。 　　曹操平定北方以后，公元圆园愿年，率领大军南下。刘备兵败后，诸葛亮来到东吴，游说孙权共同抗曹。孙权听了诸葛亮的一番分析，心里挺高兴，就立刻召集部下将领，讨论抵抗曹操的办法。 　　正在这时候，曹操派兵士下战书来了。那信上说：“我奉大汉皇帝的命令，领兵南征。现在我准备了水军80万，愿意和将军较量一番。” 　　孙权把这封信递给部下看，大伙儿看了都刷地变了脸色，说不出话来。 　　张昭是东吴官员中资格最老的，地位也最高。他说：“曹操用天子的名义来征讨，我们要抵抗他，道理上输了一步。再说，我们本来想靠长江天险，现在也靠不住了。曹军占领了荆州，又有上千艘战船，他们水陆两路一起下来，我们怎么也抵挡不了，我看只好投降。” 　　张昭这一说，马上有不少人附和。只有鲁肃在旁边冷眼旁观，一声不吭。 　　孙权听着听着，觉得不是滋味。但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在张昭一边，孙权也不好批评，于是孙权就走出屋子，鲁肃也跟着出来。 　　孙权拉着鲁肃的手，说：“你说说，该怎么办呢？”鲁肃说：“刚才张昭他们说的话全听不得。要说投降，我鲁肃可以投降，将军就不可以。因为我投降了，大不了回老家去，照样跟名士们交往，有机会还可以当个州郡官员。将军如果投降，那么江东六郡全都落在曹操手里，您上哪儿去？” 　　孙权叹了口气说：“刚刚大家说的，真叫我失望。只有你说的才合我的心意。” 　　散会以后，鲁肃劝孙权赶快把正在鄱阳的大将周瑜召回来商量。 　　周瑜一到柴桑，孙权又召集文武官员讨论。周瑜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曹操名为汉朝丞相，其实是汉室奸贼。这次他自己来送死，哪有投降他的道理。”他给大家分析了曹操许多不利条件，认为北方兵士不会水战，而且老远赶到这陌生地方，水土不服，一定会生病。兵马再多，也没有用。 　　孙权听了周瑜的话，胆也壮了。张昭还想站出来反对，孙权站起来拔出宝剑，“豁”的一声，把案几砍去一角。他严厉地说：“谁要再提投降曹操，就跟这案桌一样。” 　　当天晚上，周瑜又单独去找孙权，说：“我已经打听清楚。曹操兵马号称80万，这是虚张声势，其实只不过20几万，其中还有不少是荆州兵士，不一定真心替他打仗。您只要给我5万精兵，我保证把他打败。” 　　第二天，孙权任命周瑜为都督，拨给他3万水军，叫他同刘备协力抵抗曹操。 　　赤壁之战后，孙权依旧尊重张昭，表面不计较张昭曾经主张投降的事，但其实张昭的意见他都不再听从。 　　公孙渊擅自称藩，孙权想派人出使辽东，拜公孙渊为燕王。张昭知道这事以后，立即劝谏，但孙权还是不听，君臣争论不休。孙权觉得有失君王体面，十分恼火，于是手握佩刀，恶狠狠地对张昭说：“吴宫士人入宫拜见我，出宫就敬重你，我对你的尊敬已经到了极限！而你多次在朝臣面前驳斥我，让我下不来台！”张昭看了孙权很久，这才慢慢地说：“我明知道我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但每次都尽我愚忠，为什么？实在是因为太后驾崩以前，召我到床前，遗诏我辅佐你！”说罢，抽泣流涕。 　　孙权听了这些，将刀扔在地上，也满脸是泪。但是，孙权还是派张弥、许晏前去辽东。张昭见孙权不听劝谏，心里很生气，从此便称病不再上朝。 　　孙权对此十分气恼，派人用土墙堵了张昭的府门，张昭也让家人用土从里面封住府门。 　　后来，公孙渊果然杀死了孙权派去的使臣张弥、许晏。孙权觉得自己错了，多次派人慰问张昭，并向他认错，张昭还是坚决不上朝。孙权屈驾亲自到张昭府中，请张昭主持国务，张昭以重病推辞。 　　孙权恼羞成怒，竟一时性起，派人放火烧掉张昭府门，想恐吓张昭，好让他出来。谁知张昭反而把门户闭得更紧。孙权没办法，又让人扑灭大火，他则站在烧焦的门口，默然良久。张昭的儿子将张昭扶出，孙权立即用车将张昭载入宫中，并深刻检讨。张昭不得已，只好重新上朝。 　　孙权虽然对待张昭尊重，甚至亲自给他赔礼道歉，但自赤壁之战后，始终不再重用他。这是孙权疏而不漏的高明策略。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少女犯了罪，人们手持石块要砸死她。 　　这时候，‘稣出现了。‘稣说：“无罪的人才能砸死她。”人们悄无声息地散开了——没有人是无罪的。 　　现代管理学也是这样，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永远不失败，所以，领导切忌不要随便非难失败者，要注意批评的方式。 　　人的个性不同，对待失败的态度也不同。有的人一味找理由，极力辩白，不肯低头认错；有的则是闭目沉思，默默地承担责任；有的人惊慌失措，烦躁不安；有的人则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只当运气不好罢了。 　　不论对哪种人，领导的胡乱斥责只能起到坏作用。不肯认错的人，说不定会和领导当面顶撞起来，结果闹得面红耳赤，彼此都下不来台；已经愿意承担责任的人，领导再大加斥责，相形之下，倒显得领导修养不如人；烦躁的人，会因为领导的斥责而更加烦躁；满不在乎的人，领导的斥责充其量也不过是耳边风而已，说不定他心中还在大笑领导的大惊小怪。所以，领导在发现下属错误的时候，应该多学学赵匡胤、孙权，采取一定策略，不要任意发脾气，不要做无谓的非难，不做遭人反感的讽刺，不妄做毁誉，不要为了保全自己而指责别人，不要用家长式的指责法，也不要指责自己无法做到的事。 　　还有一点要切记，不要批评大多数人，就像张昭带头主张投降曹操时，孙权虽然很不高兴，却什么都没说，因为“法不责众”，好虎不得罪一群狼。这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表扬少数人，旁敲侧击地批评一群犯错的人。 第50章 第三十计未雨绸缪 　　在每个企业中，难免会出现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不安分的员工，由于在其他地方的预期收益与发展机会会优越于你的企业，他们大多要选择“人往高处走”的明智策略。这对个人的发展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企业的发展和领导来说并不公平。 　　这些跳槽的员工大多是身怀绝技的人，或者是怀有雄心大志之辈，如果使用高压手段硬留他们只会导致鸡飞蛋打，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对待他们最好本着“攻心为主，善始善终”的原则。 　　两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了一只大老虎，甲就赶紧从背后取下一双更轻便的运动鞋换上。乙急死了，骂道：“你干吗呢，再换鞋也跑不过老虎啊！” 　　甲说：“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了。” 　　21世纪，没有危机感是最大的危机。特别是对企业来说，会面临许多的变数。当更多的老虎来临时，企业的领导者准备好自己的跑鞋了吗？ 　　徐庶进曹营 　　徐庶进曹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徐庶最早投奔的是刘备，两个人也谈得十分投机。徐庶用计帮助刘备打败曹仁后，曹操听说徐庶这样的人才投奔了刘备，非常遗憾。 　　这个时候，谋士程昱献计说：“徐庶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所以他为人非常孝顺。丞相只要派人将徐庶的母亲抓来，命她修书招徐庶，徐庶不敢不来。” 　　曹操大喜过望，派人将徐庶的母亲抓来，让她给徐庶写信，叫儿子投降曹操。谁知道徐庶的母亲痛骂了曹操一顿，还拿起砚台打曹操。曹操大怒，要杀徐庶的母亲。程昱劝道：“徐母故意触忤丞相，是想求死。丞相如果杀了她，就会招来不义之名，而成全了徐母之德。徐母如果死了，徐庶必然死心塌地地帮助刘备，以报杀母之仇。 　　不如留着她，这样徐庶身心两处，纵使他帮助刘备，也不能尽力。而且，只要留得徐母在，我自有计将徐庶骗来，辅助丞相。”曹操听了程昱的话，派人将徐庶的母亲软禁起来。 　　程昱冒充徐庶的朋友，骗取了徐庶母亲的书信，然后模仿笔迹写了一封书信给徐庶，派人送到刘备处。徐庶接到信后大哭了一场，为了母亲的性命，只好答应去投奔曹操。 　　当徐庶来向刘备辞别的时候，孙乾私下对刘备说：“徐庶这个人是天下奇才，他一直呆在我军中，尽知我军中虚实。今日如果放他投奔曹操，必然得到重用，我们就危险了。主公应该劝他留下，无论如何都不能放他走。曹操见徐庶不去，必然要杀死他的母亲。徐庶知道他母亲死了，必然要为母亲报仇，这样他就会出全力帮助我们对付曹操。” 　　刘备说：“这可不行。我不能做这样不仁不义的事。”众人都感叹。 　　徐庶到了曹营后，曹操盛情款待。但徐庶的母亲见了徐庶后，却将儿子痛骂了一通，随即上吊自杀了。从此，徐庶虽然人在曹营，但凡事沉默寡言，不为曹操出一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用高压手段留下的人才，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身在曹营心在汉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生活于东汉三国时代，祖籍河东解县宝池里下冯村，也就是今天山西省运城市常平乡。据民间传说，关羽最早并不姓关，因他杀了人才更名改姓。那年关羽刚19岁，他从下冯村来到解州城，想求见郡守，陈述自己的报国之志。可是，郡守因他是无名之辈，拒不接见。 　　当晚，他住在县城旅馆里，听到隔壁有人哭，一问才知这个哭的人叫韩守义，他的女儿被城里恶霸吕熊强占蹂躏。吕熊是个员外，勾结官宦，欺男霸女。当时，解州城由于靠近盐池，地下水是咸的，不能食用，只有几口甜水井散落在城里各处。吕熊叫手下人将城里的甜水井都填了，只剩下他家：里的一口甜水井。还规定了一条，凡是来挑水的人，只准年轻貌美的女人来，否则不许进。进来的年轻女人，不是被他调戏，就是被他奸污。大家气恨，但因吕熊财大气粗，谁也奈何不得。韩守义的女儿让吕熊霸占后，气得老人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只好独自悲泣。关羽听罢，怒火中烧，提着宝剑闯进吕家，杀了吕熊和他一家，解救了姓韩的姑娘和其他良家妇女。 　　之后，他连夜逃往他乡。途中路过潼关时遭到守关军官盘问，情急之中他手指关口说自己姓“关”，以后就再未改变。 　　这位年轻时就扶危济困、替民行道的千古名将，从此以他不同凡响的经历留给后人一本多彩的画卷。 　　关羽逃出乡关后，奔走琢郡（今河北涿县）时，正值刘备在乡里聚集人马，他和张飞便投奔到刘备手下，三人“不避艰险”，“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生死同心，力图匡扶衰朽的汉室。刘备投靠军阀公孙瓒，做了平原相，任关羽为别部司马，与张飞分统部曲，追随刘备左右。刘备袭杀徐州刺史车胄，派关羽领徐州，守下邳。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刘备兵败投袁绍，关羽则被曹操所俘。曹操对关羽渴慕已久，便以礼相待，关怀备至，拜为偏将军，封为汉寿亭侯，赏赤兔宝马，赏赐极厚。但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降汉不降曹”。为报曹操知遇之恩，他杀颜良，诛文丑，解曹军白马之围。 　　曹操更加喜爱关公，派关羽同乡张辽劝说，关羽说；“我知道曹公对我很好，但我受刘备厚恩，立誓生死与共，绝不能背叛于他。”曹操听罢也无可奈何。 　　后来关羽打听到刘备下落，立即拜书告辞曹操，“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找到刘备。曹操想挖关公跳槽而未果。 　　这个故事告诫我们，对去心已定的员工来说，领导的努力也许会白费。在这个时候，领导要做的就是善始善终，使事情皆大欢喜。 　　刘邦安下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登基以后，首先把功劳最大、与他关系最亲近的一些人封了侯，余下的大批人暂时没有加封。这些没有被加封的人看到有些人封了侯，自己却没有得到赏赐，心中顿生不满，牢骚满腹。 　　一天，刘邦看见许多将领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便问张良：“他们在说什么？” 　　张良说：“陛下难道不知道吗？他们在策划谋反。”刘邦很惊讶：“他们为什么要谋反？” 　　张良回答说：“陛下由平民起兵，依靠这些人得了天下。现在您当了皇帝，封赏的都是像萧何、曹参这样一些平日亲近的人，而所诛杀的都是您所痛恨的人。如今军吏计算战功，有功劳的人还很多，恐怕拿出整个天下也不够封赏。他们怕不但得不到封赏，而且还会因陛下追究以前的过失而遭到不测，所以商量谋反。”刘邦听完这番话后，十分忧虑，生怕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再次丢掉，连忙问张良：“那该怎么办呢？”张良考虑了一下，问刘邦：“陛下平时最为痛恨，而又为大家所共知的人是谁呢？” 　　刘邦说：“我平时最憎恨的就是雍齿。当初我起兵时，打下平乡，派他驻守，他却背叛我投靠了项羽，之后还多次跟我为难。后来他又前来投奔我，因为当时正是用人之时，才把他留下。我早想杀掉他，可是他也立了不少战功，也不便杀他。我对他的憎恨，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张良听到这里对刘邦说：“这样好了，请陛下立即封雍齿为侯。 　　大家看到你最痛恨的雍齿都被封了侯，自然就会安心了。”刘邦按照张良的话去做，下诏封雍齿为侯，并摆下酒宴，宴请文武群臣。同时，刘邦又催促丞相、御史赶快给将领们评定功劳，进行封赏。 　　那些有牢骚的将领们看到这种情况，非常高兴，他们说：“连陛下最不满意的雍齿都封了侯，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于是人心安定了下来。 　　对三心二意的员工，领导要尽可能地委以更多的责任和给予关心，时常与他谈一谈他们的工作，这是留住员工的高明办法。 　　当领导发现了员工中有不安定的情绪时，就需要及时做好安抚民心的工作。领导可以适当地向他们做一些承诺。承诺的作用是先让他们吃个定心丸，继而为以后的攻心战赢得时间。 　　攻心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领导可以指出企业发展的前景，与现在的短暂困境做对比，要强调未来的辉煌，但是不要虚夸。 　　领导者还要对跳槽者在企业中的地位作出正确的肯定，还可以提及企业为他个人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投资，以换起他对企业的好感和良知。这里的关键在于尺度的把握。因为提得太多，会使员工产生企业一直是在利用他、而不是拿他当自家人对待的想法。 　　攻心战要靠领导个人的智慧与处理问题的技巧。对像关羽那样吃了秤砣铁了心的人，尽量做到善始善终。 　　跳槽者走的时候，总会带有一定的愧疚，领导不妨对他说：“这里的门时刻为你敞开着，有空来坐坐。” 　　这一句话，会搏击在跳槽者的心头。在新的环境里，他是不会忘记过去服务过的这个温暖的集体的，也许在以后的业务往来和经营中，他还能鼎力相助。 第51章 第三十一计攻心为上(1) 　　企业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竞争。随着知识经济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趋势愈益紧迫，这一问题也愈益明显。是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成为决定企业兴衰存亡的首要因素。如何吸引人才、稳定人才队伍，使人才引得进、稳得住、用得好，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目前，不少企业领导者为人才队伍不稳定、人才频繁跳槽，致使企业的发展受到影响而深感棘手，大伤脑筋。那么，导致企业人才队伍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有哪些？企业吸引人才、稳定人才的基本因素是什么？说到底，最根本的就是领导的爱才之心。 　　领导要有爱才之心，就要以“求才若渴”的精神选拔、培养人才。情是爱之源，情生爱之力。领导只有深怀爱才真情，才能对人才爱得至真至纯，爱得全心全意，才能从思想认识、根本态度、感情深处视人才为“宝贝”，千方百计地培养、发现、选择、引进人才。周公旦“一沫三提发，一饭三吐哺”爱贤敬贤的事迹，成为千古绝唱，为后人树立了尊贤敬才的典范。 　　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干部做到求才若渴，首先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这样才能从企业建设的全局出发，切实选贤任能，大胆启用优秀人才；其次要真心实意地爱惜人才，从情感上贴近人才，礼贤下士，扑下身子与他们交朋友；再次要制定实实在在的相应政策，对人才从政治上爱护，从工作上支持，从生活上关心，为人才施展才华搭台铺路，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事业中去，努力创造吸引、激励人才的环境和氛围。 　　四面楚歌 　　项羽和刘邦原来约定以鸿沟（在今河南荣县境贾鲁河）东西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后来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觉得应该趁项羽衰弱的时候消灭他，就又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即今江苏徐州）的项羽部队。终于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 　　这时，项羽手下的兵士已经很少，粮食又没有了。夜里听见四面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了禁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面楚人这么多呢？”说着，心里已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会儿，项羽骑上马，带了仅剩的800名骑兵，从南突围逃走。边逃边打，到乌江畔自刎而死。 　　其实那些楚歌是张良教汉军学唱的，目的是为了瓦解楚军的斗志。从这里可以看出，攻心为上是笼络人心的最高明的策略。 　　霸王项羽在乌江边上自杀身死后，西楚差不多全平了。汉王刘邦心里很高兴，以为这下自己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天下了。可是，有很多不识时务的人，他们不买汉王的账，临江王共尉就是其中的一个，但他最后仍被汉王砍了头。还有彭城、垓下、陵阴、东城、乌江一带的都同情霸王，不服汉王，但汉王总不能都一个个砍了，于是他就用软的办法，来安抚那些心向霸王的人。 　　汉王先用安葬鲁公的礼节把霸王的人头和尸体缝好，埋葬了，又亲自祭祀霸王。项家的人都不办罪，还封项伯为侯，并派人在乌江岸上给霸王立了一座庙，吩咐当地的长官一年四季举行仪式，祭祀霸王项羽。这样，那些怀念、同情霸王，不满不服汉王的人也渐渐地服了汉王，认为他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为人做事还算是有良心。汉王为了安抚人心，又下了一道命令：“连年刀兵，八年未停，黎民百姓吃尽了苦头。现在天下已平，除大逆不道不可饶恕者之外，全部免罪。”这样一来，渐渐地人心都安定下来，归向汉王了。 　　刘邦得了天下后，经过鲁地时，十分郑重地举行仪式，祭祀孔子。人们都纷纷称赞他做得对，他自己也从这件事上受到了启发，于是，就继续用这种办法去安抚、笼络六国的人心，使天下人心归汉。 　　到了长安，汉高祖郑重地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秦始皇、楚王隐、陈胜、魏安僖王、齐王、赵悼襄王、魏公子无忌等人，他们活着时，都做过一些让人们怀念他们的事情，尽管他们都有错，但谁能没错呢？他们没有后代，连坟都没人管，我想派几户人家，给他们些土地，让他们为秦始皇等人看守坟墓，你们大家看看，这样做怎么样？”大家听了，连连说好。于是，汉高祖就派人看坟，秦始皇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其余各十家。 　　很快，六国的后人们知道了这件事，都很感激汉高祖，认为这样做可以安慰那些死去的人的阴魂。有人说：“已经死了的人，皇上还这么惠顾，何况活着的人呢，更不用担心了。”这样，全国上下人心就安定了。 　　七擒七纵 　　大家都知道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这就是著名的攻心为上的用人策略。 　　诸葛亮善于用计谋，蜀军和孟获军队交锋的时候，蜀军故意败退下来。孟获仗着他人多，一股劲儿追了过去，很快就中了蜀兵的埋伏。南兵被打得四处逃散，孟获本人就被活捉了。 　　孟获被押到大营，心里想，这回一定没有活路了。没想到进了大营，诸葛亮立刻叫人给他松了绑，好言好语劝说他归降。但是孟获不服气，说：“我自己不小心，中了你的计，怎么能叫人心服？”诸葛亮也不勉强他，陪着他一起骑着马在大营外兜了一圈，看看蜀军的营垒和阵容。然后又问孟获：“您看我们的人马怎么样？”孟获傲慢地说：“以前我没弄清楚你们的虚实，所以败了。今天承蒙您给我看了你们的阵势，我看也不过如此。像这样的阵势，要打赢你们也不难。” 　　诸葛亮爽朗地笑了起来，说：“既然这样，您就回去好好准备一下再打吧！” 　　孟获被释放以后，逃回自己部落，重整旗鼓，又一次进攻蜀军。 　　但是他本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哪里是诸葛亮的对手，第二次又乖乖地被活捉了。 　　诸葛亮劝他，见孟获还是不服，又放了他。 　　就这样又放又捉，一次又一次，孟获被捉了七次。 　　到了孟获第七次被捉的时候，诸葛亮还要再放。孟获却不愿意走了。他流着眼泪说：“丞相七擒七纵，待我可谓是仁至义尽了。我打心底里敬服。从今以后，不敢再反了。” 　　孟获回去以后，还说服各部落全部投降，南中地区就重新归蜀汉控制。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命令孟获和各部落的首领照旧管理他们原来的地区。有人对诸葛亮说：“我们好不容易征服了南中，为什么不派官吏来，反倒仍旧让这些头领管呢？”诸葛亮说：“我们派官吏来，没有好处，只有不方便。因为派官吏，就得留兵。留下大批兵士，粮食接济不上，叫他们吃什么。再说，刚刚打过仗，难免死伤了一些人，如果我们留下官吏统治，一定会发生祸患。现在我们不派官吏，既不要留军队，又不需要运军粮。让各部落自己管理，汉人和各部落相安无事，岂不更好？” 　　大家听了诸葛亮这番话，都钦佩他想得周到。 　　“笼络人”是手段，是用人的保证，需要的是管理者的爱心——爱才之心。识人是为了用人，笼络人是为了更好地用人。道理虽是简单，但运用得当却绝非易事，正应了句老话“3岁孩童知得，80岁老翁管不得”。袁绍不懂得这个道理，才有官渡之败；曹操虽懂得这个道理，但运用不及刘备，才遭赤壁之险，汉中之辱。刘备一生勤勉于此，最终由弱变强，才能成就霸业。这就是其英雄所在。白帝城托孤，刘备对诸葛亮说的最后一句话：“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可惜诸葛亮不信，导致街亭之失，由此可见刘备的眼光确有过人之处。 　　曹操两哭典韦，三哭郭嘉 　　曹操善于用真情招揽贤才为己所用，曹操两哭典韦、三哭郭嘉就是很好的例子。 　　曹操一哭典韦是在典韦死时。当时曹操引兵讨伐张绣，误中张绣奸计，身陷重围。典韦梦中惊醒后，“奋力向前”，死战不退，血流满地而死，曹操才得以脱险。曹操整顿军队，击退张绣后，立即祭奠典韦，并亲自哭而祭之。第二年，曹操再次引军至宛城攻击张绣，曹操忽然大哭，众人不知何故。曹操哭罢解释道：“去年于此吾折了大将典韦，不由大哭耳！”曹操第二次哭祭典韦时，在全军都引起震动，从士卒到将领，均为曹操的真情所动。 　　曹操三哭郭嘉更令人感动。 　　一哭：郭嘉身染重病。当时曹操采纳郭嘉建议，率大军远征辽西沙漠。一路上风沙弥漫，人马行进十分困难，郭嘉因水土不服而“卧病”床上。曹操十分心疼，前来看望，流泪道：“因我欲举沙漠，使公远涉艰辛，以致染病，吾心何安。”几句关心和爱护的话语使郭嘉深受感动。 　　二哭：郭嘉英年早逝，曹操痛哭，并对文武百官说：“诸君年齿，吾孤等辈，惟奉孝最少，吾欲托以后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胸崩裂矣”，众人听了，无不为郭嘉之死感慨，更为曹操惜才而感动，都愿为曹操尽忠效力。 　　三哭：郭嘉深谋远虑，他死前曾给曹操留下一封信，曹操依言而行，斩杀二，，获得大胜。曹操叹服郭嘉的料事如神，又想起郭嘉为自己出谋划策十余年，屡建奇功，不禁触动了怀念之情，于是又领众人到郭嘉灵前哭祭。 　　曹操用真情表示他尊重人才，也用真诚凝聚了人才之心。 　　刘备善哭得人心 　　刘备非常擅长笼络人心、收买人心，像赵云这样在公孙瓒手下好好卖力的一个杰出青年，仅仅因为被派去送他，一路上被他的言行鼓惑，就想跟他走了。如果不是刘备自己拒绝，恐怕不用等公孙瓒死掉赵云就已经归顺他了——这也正是刘备的手段高明之所在，挖了人家的墙脚还不留下罪名，也给赵云留下个仁义的好印象。 　　刘备会感动下属，动不动就鼻涕眼泪一起出来，所以有人说他是“哭出来的江山”，这话不无道理。弱的时候哭，让人觉得他可怜，舍弃他有些不忍心；强的时候哭，又会让人觉得他心软，挺有人情味。其中“长坂摔阿斗”那出戏的精彩演技更是为他的仁义形象大大加分。 第52章 第三十一计攻心为上(2) 　　刘备懂得体谅下属，能够宽容下属。张飞的火暴脾气，关羽的骄傲自负，庞统的相貌丑陋他都可以原谅，取其所长容其所短。不像曹操那样性子急，一不开心就要杀要砍的，给人伴君如伴虎的感觉。 　　刘备人缘好，善于交际，对朋友有信，对属下有义，贫贱时坚持作风，富贵后不改宽厚。从刘备早年时，便有不少年轻人崇拜而争相归附，连往来的马贩都觉得应该多给刘备钱财，以助成其大事。 　　前往徐州，陶谦送资丹杨兵四千名；投靠荆州，刘表多益增兵卒；增援益州，刘璋大手笔相“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 　　特别是昔日刘备颠沛流离，屡次被曹操击败，但是刘备麾下仍愿意回归刘备，为之效力。徐州之役，刘备被曹操击溃，转投袁绍。 　　被俘虏的关羽，也亡归刘备，被人称之以义。刘备在荆州时，当地豪杰投靠刘备愈来愈多，包括诸葛亮、徐庶、伊籍、霍峻、向朗、黄忠、魏延、蒋琬及廖化等荆州人，甚至于连庐江郡的雷绪，皆愿率领部属数万人远来归附。庐江人不肯为当地统治者（曹操）效命，也不转投同乡人（周瑜就是庐江人）或是孙权等江东政权，却宁愿长途跋涉，向异乡人刘备靠拢，这说明民众选择的眼光是雪亮的，何者应亲，何者应离，自有分寸。 　　有道是“水向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刘表死后，曹操如狂风暴雨叩关，刘备在临危存亡之秋，仍吸引刘琮左右官员及大批荆州民众追随，“比至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但是刘备不愿放弃军士人民而自行逃命，抱着被曹操袭击的危险，故赴义之士愿意同甘共苦，荆州士民对刘备的投靠胜于对曹操的依赖。 　　收川之役，益州不少人支持刘备，包括原效命刘璋的法正、张松、董和、黄权及李严等人，还有吴壹及费观等刘璋的婚亲，皆愿投降刘备而不愿为刘璋力战。这说明刘璋之失人心，导致众叛亲离，更说明刘备的得人心，而魅力动人。 　　见人有难而相助，这从刘备早年出兵援救孔融及陶谦可知，甚至于在曹操强压之力携民渡江，可见其仗义行侠的心态。 　　刘备的成功，实际上就在他善于攻心，无论是对待下属，还是百姓，都是如此。只有尊重人才，才能赢得人才的心。 　　推功揽过 　　能够推功揽过、扬人之长、责已之咎，是刘备能够笼络人心，使将士为他誓死效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初，曹操与袁绍官渡、仓亭之战刚结束时，刘备曾率数万人进攻许昌，结果被曹操出奇兵打得大败。刘备领残兵千人仓皇逃至汉江沿岸，处境十分狼狈。这时，刘备对身边将士感叹地说：“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累及诸君今日身无立锥，诚恐有误诸君。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诸将闻听此言，都悲痛落泪。将心比心，主公既为众人考虑，众人也要为主公考虑。这样，即使有些怨气，也顿然消释了。甚至进而转化为一种凝聚力，转化成为同仇敌忾之激情。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袁绍势力一度强大，威震中原，手下将才济济。但他本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最后逐渐衰亡，手下人才各奔明主。田丰之死，就是一典型事例。 　　田丰本是袁绍手下的一个异常优秀的谋士。曾对官渡之战的形势作过准确而精密的分析。当曹操与刘备在徐州“鹬蚌相争”难解难分之际，田丰就向袁绍提出乘其后方空虚出奇兵袭曹营的主张。这本是一个绝好战机，但袁绍不听。等到曹操打败刘备回师官渡时，袁绍却要同曹操决战。田丰认为战机已失，应以持久战为上策。袁绍又不采纳田丰的计策，一意孤行，非要出兵不可。田丰还是诚恳地劝告他，指出危险所在，袁绍根本看不到田丰的忠心耿耿，反而认为田丰是在众人面前败坏自己的名声，竟然把田丰囚禁下狱。 　　后来，果如田丰所料，袁绍吃了败仗。这时有人对田丰说：“这回你一定会得到重用了。”然而田丰沉重地说：“如果不能取胜，我的命也就保不住了。”果然，袁绍惨遭大败后，损兵折将，残军相聚，丧失兄弟，各个捶胸大哭，都说：“若听田丰之言，我军岂能遭此惨祸！” 　　袁绍在痛悔之际，对身边大将逢纪所说的却是：“吾不听田丰之言，致有此败，吾今归去，羞见此人。”于是，在途中便派人拿着他的剑，提前先到冀州狱中杀掉田丰。 　　后人写有一首《袁绍逆行》长言诗感叹此事曰：“匹夫自持枉鏖兵，逆耳忠言伴怒听。官渡败羞翻作恼，妒情未肯赦田丰。”难怪袁绍败绩。 　　对于现代的领导而言，用人要推心置腹，使“上下之诚相照”，对大臣要“信其忠则不疑其伪”。不能因一些小过失就以法束缚之。 　　只要领导对被使用的人“委之以诚”，被使用的人就会“荷恩尽力”。 　　这是用人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赵匡胤胆略服人 　　赵匡胤颇有胆略。在他称帝之初，节度使的势力很盛，骄横难制。有一天，赵匡胤将他们召来，授给他们每人一把佩剑，一副强弓，一匹骏马，然后他也单身上马，不带卫士，和这些节度使一起驰出皇宫。到了固子门的树林之中，又与他们一起下马饮酒。 　　饮了几杯酒以后，赵匡胤突然对他们说：“这里僻静无人，你们之中谁想当皇帝的，可以杀了我，然后去登基。”这些节使度都被他的这种气概镇住了，一个个拜伏在地，战栗不止，连称：“不敢，不敢。” 　　赵匡胤再三询问，他们吓得只是埋头不语。赵匡胤就训斥他们说：“你们既然要我做天子，就应当各尽臣子的职责，今后不准再骄横不法，目无天子！” 　　节度使们都高呼万岁，表示顺从。 　　赵匡胤是非常高明的，他的胆略帮他赢得了节度使们的忠心。 　　这也是他爱才的表现，他没有盲目地杀掉这些人，而是采取了攻心为上，让这些本来要造反的人心甘情愿地继续为他所用。这样的气度和手腕，是值得企业的领导们学习的。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工资、报酬、奖金、生活压力等因素，如果发挥得好的话，也只能调动人的工作能力的远园豫，另外源园豫，则有待于领导者或领导集团的特殊才能来调动。领导者的这种特殊才能和素质，是通过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十分顺乎自然地表现出来的。领导者的这种表现，常常能很自然地赢得人心，受人敬佩。 　　康熙用人权术 　　到康熙帝时，虽然汉人已甘心做大清帝国的臣民，但仍有少数知识分子，不肯做清朝官，因此感化汉族知识分子，收买人心是非常重要的。康熙即位后，即颁诏天下，令地方官吏举荐有才学的知识分子遗老，“征聘来京，以便攫用”。 　　陕西总督鄂善推荐了关中著名学者李顒，但李顒以有病为理由，坚决不肯入朝做官。康熙派大吏们不断地看他，等他病好后催促入京。大吏们天天来催，后来少里见李顒卧在床上，十分颁固，就让人把他从家里一直抬到西安，督抚大人亲自到床前劝他答应进京。李顒竟然绝食，水米不进，还乘人不备取佩刀自刺，以死拒任。 　　督抚报告给康熙，康熙一点也不生气，吩咐不要再逼他。 　　四十二年（公元1730年）康熙西巡到西安，让督抚转达自己尊崇李顒是当代大儒，打算去拜访的意思。 　　李顒仍以有病无法接驾婉拒。康熙帝表示没关系，并真的来到李顒的邻境，放风说要亲到李家探望病情。李顒忙让自己的儿子带上自己写的几本书去见康熙，即他是大明臣民不能跪拜康熙，而他的儿子是大清臣民，可以跪拜康熙。康熙见了李顒的儿子，得知李顒确实有病，也就没有勉强。 　　康熙帝对李的儿子说：“尔父读书守志可谓完节。朕有亲题‘志操高洁’匾额并手书诗帖以旌尔父之志。”谕示巡抚鄂海：“周至县处士李，人好读书，明理学，屡征不出，朕甚嘉之。并嘱咐要妥善照顾李顒。” 　　康熙帝此做法，对汉族知识分子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为了促使汉族知识分子入京为官，特设博学鸿词科，143位被举荐者参加了十八年（公元1679年）三月体仁阁的考试。康熙帝亲自阅卷，录取了53人。很有才华的严绳孙只作了一首诗，彭孙遹故意把诗写得言词不通顺，潘耒、李来泰，施闰章等的诗不合韵律，却把他们都录取了。 　　被录取的授给翰林院官职，安排“入史馆，纂修明史”。修《明史》对汉族知识分子吸引力很大，万斯同、刘献庭等人不做官，不入史馆但愿意以“布衣”身份修史，坚决不仕的大学者黄宗羲甚至也让其子入馆修史，并允许录自己所著之书。 　　康熙一系列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他重视知识，善于用人的结果。 　　要想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必须给予人才应有的尊重。尊重人才体现在很多方面，如给予人才应有的名誉、地位、待遇、理解和支持等等，都是对人才的尊重。古代有作为的帝王深知尊重人才的重要性，他们尊重人才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上。真心诚意地尊重人才，用真情打动人才、感染人才、凝聚人才，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人才流失，可以说是现在企业、行业领导最为头痛的事情之一。如何处理好领导者与人才间的博弈，作为领导者而言，就是做好留人留心的工作。 　　工作中应当“以利为基，以义导利”，注重软、硬两方面的约束。 　　从硬的方面讲就是以法律人，注重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一是从企业内部来讲，要完善用工制度，明确责任，一旦出现问题，绝不姑息。二是从企业间来说，要形成良性互动、达成共识，对那些见利忘义、不讲职业道德的人，哪怕水平再高、能力再强，都要拒之千里。 　　从软的方面讲就是以利励人，注重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建立一套系统、完善、科学的人才发展体系和公正、公平的人才竞争激励机制，使他们随时随地能体会到自己职位与责任的变迁与提高，感受到自己的付出与回报（包括物质与精神）成正比，时时有压力，处处有动力。在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中，激发人的潜能，创造既有利于企业发展壮大，又有益于人才自身提高进步的良好环境。 第53章 第三十二计宽人大度(1)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齐国孟尝君田文，门下养了许多食客，其中有一个门客与孟尝君的爱妃私通，早已为外人发觉。有人劝孟尝君杀了那个门客，孟尝君听后笑着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异性相见，互相悦其貌，这是人之常情呀！此事以后不要再提了。”一天，孟尝君特意将那个与自己妃子私通的人召来，对他说：“你与我相交已非一日，但没有能封到大官，而给你小官你又不要。 　　我与卫国国君的关系甚笃，现在，我给你足够的车、马、布帛、珍玩，希望你从此以后，能跟随卫国国君认真办事。”那个门客本来就做贼心虚，听孟尝君召唤他，以为这下大祸临头了，现在想不到孟尝君给他这样一份美差，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深深地、怀着无限敬意对孟尝君行了个大礼。 　　那个门客到了卫国后，卫国国君见是老朋友孟尝君举荐过来的人，也就对他十分器重。 　　没过多久，齐国和卫国关系开始恶化，卫国国君想联合天下诸侯军队共同攻打齐国。那个门客听到这一消息后，忙对卫国国君说：“孟尝君宽仁大德，不计臣过。我也曾听说过齐卫两国先君曾经刑马杀羊，歃血为盟，相约齐卫后世永无攻伐。现在，国君你要联合天下之兵以攻齐，是有悖先王之约而欺孟尝君啊！希望国君您能放弃攻打齐国的主张。如果国王不听我的劝告，认为我是一个不仁不义之人，那我立刻撞死在你的面前。”一句话刚说完，那个门客就准备自残，被卫国国君立即上前制止了，并答应不再联合诸侯军队打齐国了。就这样，齐国避免了一场灾难。 　　消息传到齐国后，人人都夸孟尝君可谓善为人事。当初不杀门客，如今门客为国家建下了奇功。 　　作为领导者要宽怀大度，从大局出发，不可拘泥于眼前枝节小事，要放弃个人的意见和利益，以大局作为判断的标准，才是应有的气度。一切以大局为重，抛弃个人的恩怨。 　　刘邦忍耐韩信 　　5年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屡遭挫败。他本人曾12次受重伤，几次被活捉，但他依靠张良、萧何、韩信等人，屡败屡起，终于以弱胜强，取得最后胜利。统观之，刘邦用人，通常根据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策略。这从他对韩信的态度和使用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一是势力薄弱时，卑躬屈膝。 　　韩信初到汉营时，还属无名小卒，刘邦看不起他。但他听萧何说韩信是一个大将之才，可以帮助他打天下时，马上放下了汉王的架子，筑了一个高台，举行隆重典礼，毕恭毕敬地拜韩信为大将。并向全军宣布说；“凡我汉军将士，今后俱由大将军节制，如有藐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尽可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那种谦恭卑顺的样子，令全军上下莫名其妙。 　　二是当形势不利时，慷慨让步。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刘邦在成皋战场作战失利，急需把韩信、彭越等部队调来支援正面战场。不料此时已攻占齐地的韩信，正巧派使者来，要求刘邦封他为“假王”，以镇抚齐国。刘邦大怒道：“怪不得几次调他一直按兵不动，原来是想自己称王！”这时正在身旁的张良、陈平赶紧用脚踢了他一下。刘邦恍然大悟，急忙改变口气，对韩信的使者说：“大丈夫平定诸侯，做王就该做真王，为何要做假王呢？”于是派张良为特使，正式封韩信为齐王。韩信受封后，果然高高兴兴地率兵来参加正面战场作战。 　　三是功成名就后，心狠手辣。 　　刘邦称帝后，大封自己的同姓子弟为王，同时总认为那些在战争年代封的异姓王们，居功自傲，藐视皇帝。于是决定先拿韩信开刀，除掉异姓王。刘邦在高祖六年（公元前200年），宣称巡游云梦泽（今洞庭湖一带），约定在陈地会晤诸侯。当韩信奉命来到时，刘邦以有人告他谋反为由，令武士将其拿下。当韩信申辩时，刘邦厉声说：“有人告你谋反，你敢抵赖吗？”把韩信押回洛阳后，因查无实据，便把他降为淮阴侯，软禁在京城。吕后洞察刘邦的心意，在一次刘邦出京平叛时，把韩信诱到长乐宫杀掉了。 　　刘邦用人策略，既有坦诚恩惠，也有诡诈刁滑，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这些策略的交替使用，是其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鸿门宴之前，按照先前的约定，刘邦先入关，当为关中王。可项羽有40万兵，刘邦仅10万兵，项羽自然不服。于是，想借鸿门宴之机杀害刘邦。刘邦为了将来一统天下之大计，故暂时委曲求全，忍辱去汉中为王。若非张良劝说，刘邦真想和项羽决一死战，后果将不堪设想。先入咸阳后，刘邦也是十分羡慕秦朝富丽堂皇的皇家宫阙，但经张良、樊哙劝说，立即回军霸上。为了国家大计，连娄敬的迁都和和亲建议，刘邦均一一采纳。 　　刘邦是江苏沛县人，出身农民，曾经担任过乡里的亭长，游荡无业，被人看不起。他为人机智、豁达，但看不起知识分子，尤其是讨厌儒生。据说客人戴着儒冠见他，他竟“解其冠，溲溺其中”。高阳人郦食其，是个读书人，家境贫寒，听说刘邦起兵反秦，来投刘邦。 　　郦食其遇见了刘邦手下的一个骑兵，也是高阳人，就对他说：“听说沛公傲慢得很，可是挺了不起的。我倒愿意去帮助他。请你替我说：‘我有个同乡郦先生，六十多了，是个读书人，很有学问，可以帮助您成大事。’你推荐我，我忘不了你。”那个骑兵摇摇头，说：“不行，不行！沛公最不喜欢读书人。他老说读书人没出息。您还去见他呐？” 　　郦食其央告他说：“你就好歹去说说吧。” 　　那个骑兵跟刘邦学说了一遍，刘邦答应郦食其会见他。郦食其去了，就有人一直领他进内室去见刘邦。他进了内室，瞧见刘邦正在洗脚。郦食其也不下跪，光作了个揖，开口就说：“您打算帮助诸侯打秦国呐，还是打算帮助秦国打诸侯呐？”刘邦骂他说：“书呆子！天下吃秦国的苦头也吃够了，各路诸侯才联合起来打秦国。你怎么说我帮助秦国打诸侯呐？”郦食其说：“要是您真打算联合诸侯去灭暴虐的秦国，对年长的人就不该这么傲慢！” 　　刘邦见郦食其出言不凡，才恭敬地请坐求教。郦食其帮刘邦分析天下形势，指出刘邦力量单薄，缺乏战争经验，应先建立一个稳固的立足点，控制地势重要而又粮草丰富的阵留。刘邦听从了劝告，攻取了阵留，站住了脚跟。从此，刘邦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偏见，看到他们有较多知识和长于谋略的优点，更加注重发现和重用知识分子。先后招纳了萧何、蒯通、叔孙通、周昌、张良、陈平等知识分子，特别是张良、陈平，是刘邦的智囊，刘邦对他们言听计从，高度信任，使得刘邦在敌强我弱形势中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极大的主动权。 　　从刘邦的成功可以看出，为了大局，为了既得利益，对人才的忍耐和宽容是必要的。 　　雍正的忍耐 　　清朝雍正年间，朝中官员有一位叫孙嘉淦的官，性格憨直，上书皇上不顾个人安危，甚至多次上书犯上。而雍正帝却始终容忍他的冒犯，怜爱其憨，免其死罪，量才而用。 　　孙嘉淦在翰林：任检讨时，斗胆上书雍正皇帝，所言三件事：一是请求皇帝要亲近骨肉同胞；二是要停止捐纳；三是要停止对青海、西藏用兵。雍正帝阅罢上书便把翰林：掌朱士颜找来训斥说：“给朕上书，怎么可以用如此憨直的言论！”朱士颜却陈述已见说：“他这些言论确实过于憨直，但臣下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帝闻之大笑道：“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于是，他立即召孙嘉淦上朝，封他为国子监司书，继而又升为吏部侍郎。 　　孙嘉淦在担任吏部侍郎时，曾推荐一位教习，雍正帝未加任用。孙嘉淦再三要求任用此人。雍正帝把笔掷过来说：“你写个保状来！”孙嘉淦拿起笔来就要写，旁边的一位大学士斥责他：“你怎敢动用御笔！”孙嘉立即省悟，擅自动用御笔要犯杀头之罪，便马上捧笔叩头，向皇上请罪。雍正帝正在气头上，便下令把孙嘉淦监禁起来，准备斩首。事情过后，雍正帝怒气全消，又赦免了孙嘉淦，还对那位大学士说：“孙嘉淦虽然太憨，却不爱钱，可以让他去银库做事吧。”孙嘉淦被赦免出狱后，来不及回家直奔银库赴职。 　　雍正的叔叔果亲王对孙嘉淦心存疑惑，认为他作为一个被贬官的大臣，必然心怀不满，不会甘心做这种会计工作。后来又听说了一些流言蜚语，说孙嘉淦收银子时缺斤短两。一天，果亲王突然到银库视察。到库里一看，见孙嘉淦正手持衡器，弯腰称量，和吏卒杂役一起从事劳动。果亲王问：“你收银有不足的时候吗？”孙嘉淦回答道：“我收的银子，全在另一库房中单独存放，请亲王复查。”果亲王差人重称，竟无丝毫差错。果亲王对孙嘉淦的出色工作大加赞赏，立即转奏雍正帝。从此以后，雍正帝虽恼怒孙嘉淦的直忤，但又怜其忠诚，经过一番权衡之后，更加信任并重用孙嘉淦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领导千万不要以个人的喜好来用人，只要人才是对国家或企业的长远利益有利，就应该容忍。 　　宋太祖忍才 　　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个善于纳谏的皇帝。有一次，有一个臣子立了大功，应予提拔，授给官职。但是，赵匡胤就是看不上他，不同意给他升官。直言敢谏的大臣赵普上奏，请皇帝批准给该人升官。 　　宋太祖想：“你啥事都管，这次我就是不答应你，看你怎么办。”他带点挑衅意味地对赵普说：“我就是不想给他升官，有法你想去！” 　　赵普不急不躁地答道：“刑，是用来治罪的；赏，是用来奖功的。 　　这是古今的道理。况且，刑罚是国家的刑罚，不是陛下你个人的刑罚。怎么能从个人的喜怒出发，想怎样就怎样呢！这就是说，陛下你应该讲原则，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一席话，说的宋太祖自知理亏，但碍于情面，他一言不发，站起来就回宫了。可是，固执的赵普却紧追不舍。宋太祖入宫，他就立在门外等候。出于公心的赵普，很有点你不批准，今天就不善罢甘休之意。宋太祖一看，一想赵普这样也是为了国家，其实是自己不对，就批准了他的要求。 　　宋太祖赵匡胤喜欢在后园弹鸟雀。一次，一个臣子声称有紧急国事求见，赵匡胤马上接见了他。赵匡胤一看奏章，不过是很平常的小事，甚为生气，责问他为什么要说谎。臣子回答说：“臣以为再小的事也比弹鸟雀要紧。”赵匡胤怒用斧子柄击他的嘴，打落了他的两颗牙齿。臣子没有叫痛，只是慢慢俯下身，拾起牙齿置于怀中。 　　太祖怒问道：“你拾起牙齿放好，是想去告我？”臣子回答说：“臣无权告陛下，自有史官会将今天的事记载下来。”宋太祖一听，顿然气消，知道他是个忠臣，命令赐赏他，以示褒扬。 　　现代企业的一些领导者喜欢凭个人好恶用人。但“个人好恶用人”的思想阻碍着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曹操不计个人恩怨 　　曹操在用人上，不计较个人恩怨。官渡之战后，清理战场时缴获一批信，皆是曹营中有人暗通袁绍之信。这些人心里终日惴惴不安，而有谋士建议说：“可逐一点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对这批书信，命尽焚之，更不再问。 　　这种明智的做法使那些与袁绍暗中交往的人感激涕零，愿意为其尽忠效命。同时也使曹操在众人面前树立了能容人之短的良好形象。最大限度地笼络了人心。 　　再说说曹操曾经“失态相迎”的许攸，许攸虽然才智过人，也有明显的弱点，他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在立下战功后，更是居功自傲，甚至不把曹操放在眼里，曹操带兵入冀州的时候，他纵马来到曹操身旁，当着众人的面问曹操：“阿瞒（曹操的小名），汝不得我，安得入门？” 　　许攸可能没意识到，这句话有两点让人无法容忍，一是在众人面前直呼曹操的乳名，没有一点上下尊卑之序，给曹操难堪；其二是他把打败袁绍，占领冀州的功劳归为已有，让其他文臣武将作何感想？然而曹操听了这话仅是付之一笑，没多说什么。正是因为曹操有这样的风度，所以他团结的人越来越多。 　　金王朝的惠桓皇帝，庙号景祖，名叫完颜鸟古乃，是金王朝始祖完颜函普的第六代子孙。他跟曹操一样，很少计较个人恩怨。 第54章 第三十二计宽人大度(2) 　　景祖为人宽厚，胸怀豁达，性格温和，很少见他有大喜大怒的时候。他不重视钱财，经常将财物送于他人，毫不吝借。有人顶撞他，他也不见怪，不记恨。有一个早先背叛逃离完颜部落的人，想要策划景祖手下的人背叛景祖。他对景祖手下的人说：“你们的主人，是个名副其实的活罗。我一定能够活捉活罗，你们为什么还要死心蹋地为他送命呢？” 　　活罗，是北方的一种飞禽，形状像鸡，喜欢用嘴啄食，遇见牛马的背上有伤疮，就死命地啄其伤口，吸血吃肉，直至牛马倒毙才停止。有时活罗饥饿难忍，觅不到食物，就吃沙石土坷。因为景祖平素嗜酒如命，贪恋女色，所以人们背地里给他起了“活罗”这个外号。 　　手下的人将叛逃者诱降的话告诉了景祖，景祖听了也不介意。 　　有人当面讥笑他为活罗，他也毫无动怒之容。后来，那个叛逃者在外混不下去，来向景祖投降，望景祖宽恕他的罪过。景祖答应了，又送了他许多财物帮助他返回故乡。叛逃者感动得痛哭流涕，发誓要忠于景祖。 　　当时，景祖的威望很高，许多其他部落的人来投降于他。他都接受，但只是记录下了投降者的姓名和日期，然后，送他们复归故里，仍和以往一样生活。所以，景祖手下的人和周围其他部落的人都很敬佩景祖的为人，愿意为他效劳。 　　景祖看上去对一些事马马虎虎，其实他正是那种大智若愚的人。 　　齐桓公不报一箭之仇 　　管仲，名夷吾，东周时期齐国人。生得相貌魁梧，精神俊爽，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匡时之略。最初，他怀才不遇，只好与鲍叔牙合伙做买卖。赚了，他常常多拿一倍。不少人认为他太贪、太黑，议论纷纷。鲍叔牙却说：“管仲并不是看上了这一点点钱，而是他家太清贫了。且其有老母要奉养。” 　　后来管仲一连3次当小官，又都3次被免职。好多人笑他无能，鲍叔牙又为之辩解：“管仲是治天下之奇才，曲高和寡，这只能怪上司太笨拙，不会用他。”管仲知悉后，无限感慨，便与鲍叔牙结为生死之交。 　　数年后，管仲、鲍叔牙分别做了齐国国王的儿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师傅，各为其主，尽心尽力。国王死后，二公子为争夺王位发生了激烈的争斗。管仲为保公子纠上台执政，箭射小白，差点要了他的命。但不久还是小白做了齐国的国君，即齐桓公。而管仲陪着公子纠流亡鲁国。鲁国为了鲁齐关系，杀了公子纠，并把管仲押送回齐国。 　　时受重用的鲍叔牙闻知，亲自迎接囚车，释放管仲，并把他安排到自己家中去住，又面谏桓公饶恕管仲且委以重任。 　　桓公想起那恶狠狠的一箭，不禁怒火中烧。 　　鲍叔牙连忙劝解：“为人臣者，各侍其主。当初管仲射箭时，主子是纠，当然为纠尽忠；若您能让他做您的臣下，他必然心中只有您，也同样会为您尽忠的！”他见桓公有所松动，又进一步建议管仲为相。 　　桓公连连摇头，坦诚地表示：“我早已想好，在我的大臣中，您最忠诚、最能干，我要请您永远为相，帮我富国强兵。”鲍叔牙一边感谢一边说：“我与管仲相比，简直望尘莫及。我不过是个小心谨慎、奉公守法的臣子而已；而管仲，是位大智大勇、治国图霸的奇才！”并强调说：“如果您想称霸诸侯，那就非用管仲不可！” 　　经鲍叔牙一再请求、反复劝解、极力推荐，齐桓公终于彻底原谅了管仲，又择吉日迎管仲入朝，与之推心置腹地谈了三天三夜。 　　桓公这时才知道：管仲的确是位难得的人才！于是，沐！更衣，拜管仲为相，尊其号；仲父；并通令：“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之寡人。 　　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还禁国人语言：不许犯夷吾之名；不问贵贱，皆称其字为尊敬。 　　管仲拜相之后，首先整顿内政，实行“按田而税”，增加政府税收；士农工商分居，职业世袭，保证社会稳定；利用自然资源，加强盐铁生产，并销往邻国，获取厚利；军事上，“作内政而寄军令”，把居民组织与军队编制结合起来，加强了军事力量。 　　5年后，桓公见国力雄厚，便问管仲：“现在我们兵强马壮，可以会合诸侯了吗？” 　　管仲说：“如今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和晋国，都还比我们强。可他们都没当上诸侯的首领。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周王室不够尊崇，不知道用天王的名义号召诸侯停止混战，因此名不正、言不顺，诸侯也就不听他们的。您若是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号召诸侯，您的声望就会越高。” 　　桓公很高兴，便采纳了管仲的建议，针对当时东北和西方的戎、狄游牧部落屡犯中原，各诸侯国又无力抵抗的现状，实行了“尊王攘夷”的外交政策，号召诸侯在他的领导下抵御游牧部落的进攻，并帮燕国夺回失地500里；帮被灭掉的卫国另立新君、重建家园；还先后消灭30多个诸侯国。终于在公元前651年，各国正式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凡事应该以大局为重，不应该因为前嫌而嫉恨，而应该好好使用人才。 　　刘秀不计前怨 　　汉光武帝刘秀之所以得天下，也与其谨慎宽厚有关。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光武帝名秀，是汉高祖九世孙，他九岁便成孤儿，由叔父刘良供养。年轻时没有什么突出表现，他性格谨慎宽厚，安分守己，勤于耕种，他的哥刘縯经常讥笑他，说他没有什么大作为。刘縯则好侠养士，伺机举事。 　　当反对新朝的农民大起义爆发时，刘縯便会众起兵。起初，诸家子弟恐惊，怕参加造反有灭族之祸，及见刘秀也穿戴起武服武冠，觉得惊奇说：“这么谨慎的人也造反了，想必造反是对的。”于是，心里才安定下来，纷纷参加起义队伍，不久便召集得七、八千人。这说明刘秀的谨慎宽厚得到人们的充分信任，当他参加造反时便起了号召的作用，他一造反众人便纷纷起来造反了。 　　刘縯领导的这支造反队伍，后来与新市、平林农民军会合，刘秀在昆阳之战中建立奇功。公元23年，新市、平林诸将立汉字室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由于刘縯战功显赫，刘玄怕威胁其帝位便借故将之杀掉，在外巡视的刘秀急回来请罪，表面谈笑如常，对哥哥被害如无其事。更始入长安，推翻新朝。 　　刘玄任刘秀为大司马，并派其至河北。这时，在新朝末年称帝的王郎盘踞河北。公元24年，刘秀攻破邯郸，王郎逃亡，死于途中。 　　消灭王郎势力以后，缴获大量文件，其中有数千件是刘秀手下的官吏与王郎集团暗中交往和诽谤刘秀的书信。刘秀看也不看，便会集诸将当众将之焚烧，说：“让那些怀有二心的人安心。”刘秀如此宽恕那些背叛自己的人，显示他有容人的海量，但也是他善于攻心的妙术。刘秀这时力量不够强大，而他要图天下，仍需争取人心以扩大其势力，在招降纳叛的同时要稳定自己内部的军心，如果惩治那些背叛自己的人，而且其人数又不少，处理不好将牵连扩大，将使自己部队分崩离析，必将严重削弱自己的势力。 　　故他连看也不着那些叛书便一烧了之，那些要背叛的人便可安心了，刘秀对他们如此宽恕，必然深为感激而为之效命。刘秀宽恕别人是一贯的，部属有小过失从不计较，即使是大仇人只要他悔悟投城也既往不咎。 　　刘秀招降朱鲔便是其化仇敌为臣属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公元25年，刘秀占据河北后在鄗（今河北高邑）南即帝位，改元建武，与更始决裂，向洛阳进军。《资治通鉴.汉纪》记载：刘秀诸将围攻洛阳数月，朱鲔坚守不下。 　　刘秀因廷尉岑彭曾在朱鲔手下任校尉，便派他去说朱鲔投降。 　　鲔在城上，彭在城下向鲔陈述胜败之势。鲔说：“大司马（刘縯）被害时，鲔共谋，又谏更始不要派肖王（刘秀）北伐，鲔自知罪深，不敢降！” 　　彭回去将此告知刘秀。刘秀说：“举大事者不计小怨。鲔今如投降，官职可保，哪会受到杀戮。河水在此，我指河发誓，决不食言！”彭又去将刘秀说的话告知朱鲔，鲔从城上放下索说：“你说的是真，可攀索上城。”彭攀索欲上，鲔见其诚，便同意投降。 　　朱鲔便自缚与彭岑到河阳，刘秀解其缚，召见之，又令彭在当晚送鲔归城。明日早上，朱鲔便与苏茂等率领其众投降。刘秀任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后为少府，传封累世。 　　当感情与理智发生冲突时，一般人往往感情用事而失去理智；而非凡的人，能以理智控制感情，刘秀宽恕朱鲔促其投降就是这样。朱鲔是参与杀害刘秀哥哥的主谋之一，后又谏更始帝刘玄不要派刘秀北伐，以免其势力扩大。刘秀与朱鲔可说有血海深仇，如果是一般人是不可能宽恕朱鲔的，即使宽恕一时，尔后也必借他故杀之。刘秀对其哥哥刘縯被杀是无限悲愤的，他为不使刘玄抓到把柄便强颜谈笑，但在夜里则独自偷偷哭泣，对杀其哥哥的仇人是恨之入骨的，“举大事者不计小怨”，刘秀是深明此理的。刘秀称帝后，群雄仍在割据，尤以更始帝刘玄势力最大，如不消灭更始势力，则不可能得天下，而朱鲔与刘秀是“死敌”，自知“罪深”故拼死抵抗，刘秀诸将围攻数月不下，刘秀只有派人劝降。刘秀本与朱鲔有血海深仇，但与“复高祖之业”比较，私人的仇恨则放在次要地位了，故刘秀视之为“小怨”，因而能宽恕朱鲔促其投降。于是，刘秀得以进入洛阳并定为都城，从此进展顺利，削平各地割据势力，于公元36年统一了全国。 　　支公养仙鹤 　　古时候有个叫支公的人，非常喜欢仙鹤。他常爱到仙鹤出没的地方，远远地欣赏仙鹤吃东西、散步时的一举一动，简直看得入了迷。他常常想：要是能有仙鹤长久为伴，那该多好啊！ 　　终于，在支公搬到剡溪东峁山居住的时候，一位深知支公爱好的老朋友给他送来了一对仙鹤。支公高兴极了，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般对待仙鹤，给它们吃好的食物，细心照料它们的起居，高兴的时候，支公还常把仙鹤搂在怀里跟它们说话。仙鹤的活泼可爱也使支公的晚年一点都不寂寞，它们给支公做伴，跳舞给支公看，时间久了，支公和仙鹤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时光飞逝，仙鹤的羽毛很快长齐了，它们天天扑棱着翅膀，想飞到属于它们的。远的地方去。支公实在是舍不得仙鹤离开，犹豫再三，还是用剪刀把仙鹤的翅膀剪短了。 　　这下子仙鹤真的没有办法飞起来了。它们总是先扑打一阵翅膀，然后又回头看看，接着就沮丧地低下头，无精打采地走来走去。 　　仙鹤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欢叫起舞了，没有了活力，没有了生气，连眼睛都一天天地暗淡下去了。 　　支公对这一切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后悔极了，告诉自己说：“既然仙鹤有直上云霄、去见识更广阔的天空的志向，我又怎么能强行把它们留在我跟前，只供自己观赏呢？”支公从此更加精心地饲养两只仙鹤，让它们的翅膀很快又长齐了。于是支公就带着仙鹤来到“外，把它们放到地上，依依不舍地对它们说：“仙鹤啊，快飞吧，到远方实现你们的理想去吧！”仙鹤拍打着翅膀飞上蓝天，鸣叫着在支公头上盘旋了几圈，好像在感谢他的恩情，然后自由自在地向。远的天边飞去了。 　　支公虽然舍不得仙鹤，但他理解仙鹤的志向，最终放了仙鹤，这才是真正的爱鹤。同样道理，真正爱惜有才能的人，就应该给他们施展身手的空间，不要把他们关在狭隘的小圈子里面。 　　作为领导者，在团结两种人上是很难的：一是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另一种是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对了的人。前一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感情问题，感情上有点接受不了。而后一种情况更难做到，涉及到领导的面子、威信和尊严的问题。有的领导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对后一种人往往采取敬而远之的做法。如果领导者能够在团结问题上突破这两点，说明他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境界。 　　作为一个领导者，在选用人才方面必须有博大的胸怀，敢于用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是曾经想置自己于死地的人。因为一个有作为的领导者，他的对立面一定也是个有能力的人，否则就不可能成为有作为的领导者的对立面了。如果抛弃甚至杀掉这些自己的对立面，不但会浪费了有用之才甚至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还会阻塞了贤路，在社会上造成嫉贤妒能的坏名声，古代有作为的帝王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不搞求全责备，也是我国古代有作为的帝王在选用人才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很多古代帝王深刻地认识到，一个人不可能是全德全才，完美无缺。全德全才、完美无缺的人世界上是没有的。因此，在选用人才的时候，不搞求全责备，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 第55章 第三十三计用人以信(1) 　　曹操平定北方以后，公元圆园愿年，率领大军南下。由于曹操的军队都是北方来的兵士，不会水战，于是曹操起用了荆州降军中的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曹操始终用而不信，周瑜巧妙地利用了曹操对蔡瑁、张允怀疑的心理，借“蒋干盗书”一事加重了曹操对蔡瑁和张允的怀疑，结果二人被杀，曹操在水战中失去得力助手，终于遭受火攻而败。 　　在历史上，凡是因为社会关系等原因随便怀疑下属的领导者，十之八九都要失败。古人云：既任须信，既信且终。对于任何任务，领导者在选人时要三思而后行，但一旦确定人选，就不要轻易更换。千万不要一方面让其担任某项重任，另一方面又怀疑其完成任务的能力。 　　秦穆公用人以信 　　秦国的大军想偷袭郑国，晋国那边早就得到情报。晋国的大将先轸认为这是打击秦国的好机会，劝说新即位的晋襄公在崤山（今河南洛宁县北）地方拦击。 　　晋襄公亲自率领大军开到崤山。崤山本是形势十分险要的地方，晋军在那里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秦军到来。秦军大将孟明视他们一进崤山，就中了埋伏，被晋军团团围住，进退两难。秦国的士卒死的死，降的降。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全都被活捉了。 　　晋襄公得胜回朝。他的母亲文嬴原是秦国人，不愿同秦国结仇，对襄公说：“秦国和晋国原是亲戚，一向彼此帮助。孟明视这帮武人为了自己要争功，闹得两国伤了和气。要是把这三个人杀了，恐怕两国的）仇越结越深，不如把他们放了，让秦君自己去惩办他们。” 　　晋襄公听母亲说得有道理，就把孟明视等三个俘虏释放了。 　　大将先轸一听让孟明视跑了，立刻去见晋襄公，说：“将士们拼死拼活，好不容易把他们捉住，怎么轻易把他们放走呢？”一面说，一面气得向地上吐唾沫。晋襄公听了，也感到后悔，立刻派将军阳处父带领一队人马飞快地追上去。 　　孟明视三人被释放之后，使劲地逃跑。到了黄河边，发现后面已经有晋兵追上来。在这紧急的关头，幸好有一只小船停在河边，他们就跳了下去。等阳处父赶到，船已经离了岸。阳处父在岸边大声喊叫：“请你们回来！我们主公忘了给你们准备车马，特地叫我赶来送几匹好马，请你们收下！”孟明视哪里肯上这个当。他站在船头上行了礼，说：“承蒙晋君宽恕了我们，已经万分感激，哪里还敢再收受礼物。要是我们回去还能保全性命，那么过了三年，再来报答贵国吧。”阳处父还想说什么，那只小船哗啦哗啦地，已经越划越远了。阳处父回去向晋襄公回报了孟明视的话，晋襄公懊悔不及，但也无可奈何了。 　　孟明视等三个人回到秦国。秦穆公听到全军覆没，穿了素服，亲自到城外去迎接他们。孟明视三个人跪在地上请罪。秦穆公说：“这是我的不是，没有听你们父亲的劝告，害得你们打了败仗，哪儿能怪你们呢？再说，我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一点小过失，就抹杀他的大功啊。”三个人感激得直淌眼泪，打这以后，他们认真操练兵马，一心一意要为秦国报仇。 　　公元前625年，孟明视要求秦穆公发兵去报崤山的仇，秦穆公答应了。孟明视等三员大将率领400辆兵车打到晋国。没想到晋襄公早有防备，孟明视又打了败仗。秦穆公仍旧没有办他的罪，但孟明视实在过意不去，好像对国家欠下一笔债。他把自己的财产和俸禄全拿出来，送给在战争中死亡将士的家属。他跟兵士一块儿过苦日子。兵士吃粗粮，他也吃粗粮：兵士啃菜根，他也啃菜根，天天苦练兵马，一心要报仇雪耻。 　　这年冬天，晋国联合了宋、陈、郑三国打到秦国的边界上来了。 　　孟明视嘱咐将士守住城，不准随便跟晋国人交战，结果又让晋国夺去了二座城。这一来，秦国就有人说孟明视的坏话，说他不该这么胆小。附近的小国和西戎瞧着秦国一连打了三个败仗，纷纷脱离秦国，不受管了。 　　公元前624年，也就是崤山交战以后第三年的夏天。孟明视做好一切准备，挑选了国内精兵，出发了500辆兵车。秦穆公拿出大量的粮食和财帛，把将士的家属安顿好。将士的斗志旺盛，整装出发。 　　大军渡黄河的时候，孟明视对将士说：“咱们这回出来，可是有进没退，我想把船烧了，大家看怎么样？”大伙说：“烧吧！打胜了还怕没有船吗？打败了，也别回来了。”孟明视的兵士们憋了几年的气闷和仇恨，全在这时候迸发出来。没有几天工夫，就一举夺回了上次丢了的两个城，接着又攻下晋国的几座大城。 　　晋国这才感到秦国攻势的厉害，上上下下都着了慌。晋襄公跟大臣商量以后，下了命令：只许守城，不许跟秦国人开战。秦国的大军在晋国的地面上来回挑战，没有一个晋国人敢出来。 　　有人对秦穆公说：“晋国已经认输了。他们不敢出来交战。主公不如埋了崤山的尸骨回去，也可以洗刷以前的耻辱了。”秦穆公就率领大军到崤山，把三年前作战死亡将士留下的尸骨收拾起来，埋在山坡上。秦穆公带领孟明视等将士，祭奠了一番，才班师回国。 　　西部小国和西戎部落，一听到秦国打败了中原的霸主晋国，争先恐后地向秦国进贡。秦国从此就做了西戎的霸主。 　　苻坚用王猛 　　桓温第一次北伐驻军灞上的时候，有一天，一个穿着一身破旧短衣的读书人到军营前求见桓温。桓温正想招揽人才，听说来了个读书人，很高兴地接见了他。 　　这个读书人名叫王猛，从小家里很贫困，靠卖畚箕过活。但是他挺喜欢读书，学问渊博。当时关中士族嫌他出身低微，瞧不起他，他毫不在乎。有人曾经请他在前秦的官府里做小官吏，他也不愿去。后来索性在华阴山隐居了下来。这次听到桓温打进关中，特地到灞上求见。 　　桓温想试试王猛的学识才能，请王猛谈谈当今天下形势。王猛把南北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分析得一清二楚，见解十分精辟，桓温听了不禁暗暗佩服。王猛一面谈，一面把手伸进衣襟里摸虱子。桓温左右的兵士们见了，差一点笑出来。但是王猛却旁若无人，照样跟桓温谈得起劲。 　　桓温问他说：“这次我带了大军，奉皇上的命令远征关中，为百姓除害。但是为什么我来到这里，地方上的豪杰都不来找我呢？”王猛淡淡一笑说：“您不怕千里跋涉，深入敌人腹地。但是长安近在眼前，您却不渡过灞水。大家不知道您心里怎么打算，所以不愿来见您啊。” 　　王猛这一番话正说中了桓温的心事。原来桓温北伐，主要是想在东晋朝廷树立他的威信，制服他在政治上的对手。他驻军灞上，不急于攻下长安，正是想保存他的实力。桓温无话可答。但是他看出王猛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从关中退兵的时候，他再三邀请王猛一起南下，还封他一个比较高的官职。王猛知道东晋王朝的内部矛盾很大，拒绝了桓温的邀请，仍旧回到他的华阴山去了。但是这样一来，这个摸虱子的读书人却出了名。 　　后来，前秦的皇帝苻健死了，他的儿子苻生是一个十分残暴的人，很快就被他的堂兄弟苻坚推翻。苻坚是前秦王朝中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在即位以前，就想找一个得力的助手。有人向他推荐王猛。 　　苻坚派人把王猛请了来，两个人一见如故，谈起历史上兴亡大事，见解完全吻合，苻坚很高兴。苻坚即位后，自称大秦天王。王猛成为他最亲信的大臣，一年里被提升五次，权倾一世。 　　那时候，王猛才36岁，年纪轻轻，又是汉族人。前秦的氐族老臣见到苻坚这样信任王猛，哪会心服。有个氐族大臣樊世，是跟着苻健一起打下关中的老臣。有一次见到王猛，很生气地骂他：“我们耕种好土地，你倒来吃白饭。” 　　王猛也顶了他一句说：“你们不但要耕种，还要给我做饭呢！”樊世更冒火了，说：“我不把你的头割下来挂在长安城头上，我也不想活了。” 　　隔了几天，樊世和王猛在苻坚面前又争论起来，樊世当着苻坚的面，想要打王猛。苻坚为了表示对王猛的坚决支持，把樊世办了死罪。从此以后，贵族官员们再不敢在苻坚面前说王猛的坏话了。 　　王猛受苻坚的信任，帮助苻坚镇压豪强，整顿朝政。王猛兼任京兆尹的时候，太后的弟弟、光禄大夫强德酗酒闹事，强抢人家财物和妇女。王猛一到任，就逮捕了强德，一面派人报告苻坚。等到苻坚派人来宣布赦免强德，王猛早已把强德处决了。以后几十天里，长安的权门豪强、皇亲国戚，被处死、判刑、免官的20多人。朝廷官员大为震惊，坏人也不敢胡作非为了。苻坚赞叹说：“我现在才懂得国家应该有法制。” 第56章 第三十三计用人以信(2) 　　过了十几年，前秦在苻坚和王猛的治理下，国力越来越强大，先后灭掉了前燕、代国和前凉三个小国，统一了黄河流域地区。 　　魏文侯知信乐羊 　　战国时魏国君主魏文侯，任用武将乐羊攻打邻国中山国。而乐羊的儿子乐舒，却是中山国国君姬窟亲信的近臣。因此，大臣们纷纷议论，认为乐羊会袒护他的儿子乐舒，不会尽心尽力去攻打中山国。 　　聪明的魏文侯请来乐羊面谈，开诚相见，疑窦顿消，即任命乐羊为帅。 　　中山国的人在魏国的猛烈进攻下，无计可施，君臣经过一番商议，决定以乐羊的儿子乐舒做筹码来要挟乐羊退兵，中山国把乐舒绑起来吊在城楼上，威胁乐羊。 　　乐羊接受攻打中山国的命令后，为争取城中百姓，曾几个月围而不攻。于是猜疑、攻击乐羊的奏书纷至沓来，许多人都说乐羊是因为袒护儿子，所以不肯进攻。然而魏文侯不但没有撤换乐羊，反而不断派员慰问前线将士。 　　果然，乐羊后来全然不顾吊在城楼上的可怜巴巴的儿子，反而更加猛烈地攻城。 　　中山国的将士们都十分生气，没想到乐羊原来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之人，于是他们将乐羊的儿子杀了。中山国的人将乐羊的儿子烹煮成肉羹，派人送给乐羊吃。 　　不料，乐羊面对此事仍毫不动心，一点怜子之心也没有，一丝悲伤之情也不见，反而将用儿子血肉做成的羹汤吃了个干净，然后率领着魏军向中山国发起了猛烈进攻。由于乐羊攻城态度坚决，不拿下中山国决不罢休。经过几番激战，中山国终于被乐羊所灭。 　　终于，乐羊打败了中山国凯旋归来。为此，魏文侯为乐羊召开了庆功会，会后赏赐乐羊一个箱子。 　　乐羊心想必定是国君赏赐的黄金美玉，谁知打开一看，里面装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大量非议、中伤自己的奏折密信。乐羊深为魏文侯的信任而感激。这之后，魏文侯提出要给予乐羊封地、封官，乐羊再三推辞，坚决不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领导不能充分信任下属的话，事情很可能半途而废，达不到最终的目的。 　　赵孝成王“用而不信” 　　廉颇是赵国优秀的将领。赵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183年），廉颇担任赵国的将军攻打齐国，把齐国打得大败，攻取了阳晋（今山东郓城），被任命为上卿。从此，廉颇以勇猛闻名于诸侯。 　　在廉颇与蔺相如结成誓同生死的朋友之后，赵国迅速强盛起来。这一年，廉颇向东进攻齐国，打败了齐国的一支军队。过了两年，廉颇又攻克了齐国的几邑（今河北大名）。以后三年，廉颇又连克了魏国的防陵和安阳（今属河南）。事隔四年，蔺相如领兵攻打齐国，并一直攻到平邑（今河南安乐）才收兵。次年，赵奢在阏与（今山西和顺）大败侵韩的秦军，赵惠文王赐封赵奢，封号马服君。赵奢从此与廉颇、蔺相如地位相当。 　　这之后四年，赵惠文王去世，儿子孝成王即位。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58年），秦国与赵国的军队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对阵。此时赵奢已死，蔺相如患了重病，赵王派廉颇带兵攻打秦军。廉颇在上党筑高垒拒秦，想先挫秦锐气而后歼之。秦军反复挑战，廉颇均不理睬。赵王嫌廉颇出师四月余无捷报，又听信秦人散布的流言，说廉颇老朽无用，不及赵括，赵王即心动。秦收买赵在秦的坐探，送来“秦王已在咸阳替廉颇筑就王府”的假情报，并散布说：“秦国害怕的就是担心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为将军。”赵王疑心猛增，因此用赵括为将代替廉颇。 　　蔺相如知道后劝说赵王：“大王凭虚名使用赵括，好比是用胶把瑟的弦柱粘死再弹瑟。赵括只会读他父亲留下的书本，不懂得随机应变。”赵王不听，还任命赵括为将。 　　赵括从年轻时学习兵法，谈起军事来，认为天下没有比得上他的。他曾经和他父亲谈论用兵，赵奢不能驳倒他，但对他并不以为然。他母亲问赵奢看不上儿子的理由，赵奢说：“用兵作战是置生命于死地的事，赵括把用兵说得轻而易举。赵国不用他做将则已，若用他做将，使赵军吃败仗的一定是他。” 　　等到赵括要启程，他母亲就上书给赵王说：“不能让赵括为将。”赵王问：“为什么？”赵母回答说：“当初我服侍他父亲，他父亲那时也做大将。他父亲身下供奉的食客有几十人，结交的知己好友达百人，大王及王族所赏赐的东西他也全部分送给部属和友人，从接受命令的那天起，就不再过问家里的事。现在赵括刚做了将军，就面向东方接受部下的朝见，军官们没有敢抬头看他的；大王赏赐的黄金玉帛，他全部收藏在家里，并且天天打听便宜合适的田地房产，可买的便买下。大王您看这哪里像他父亲？父子的心志如此不同，希望大王不要派他带兵。” 　　赵王说：“做母亲的不必管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趁机说：“大王既然派他，如果有不称职的地方，我能不受牵连吗？” 　　赵王一口应许了她。 　　赵括接替廉颇以后，全部更改了军中的规章号令，调动部属。 　　秦将白起听说后，表面上伪装败逃，暗地里派军队出其不意地截断赵军的运粮通道，把赵军分割为两部分，于是赵军军心涣散。40多天以后，赵军缺粮挨饿，赵括亲自带领精锐部队与秦军搏战，秦军射死赵括。赵括军队失败，几十万军队投降了秦军，秦军把他们全部活埋。赵军前后阵亡将士总计45万。赵王因赵括的母亲有言在先，终于没有杀她。 　　朱元璋以身释疑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征战天下时，率军在方山包围了陈兆先所带领的二万多名元军。但他只是围而不打，这使陈兆先感到很奇怪。 　　晚间，陈兆先站在营寨上，。望山下一簇簇红中军的灯火，密密麻麻，简直比天上的繁星不密。他惶惶不安，心想，如果抵抗下去，必遭全军覆没。这时守军来报，山下来了一员将军，要见主帅。 　　陈兆先问来了多少人，回答说只是孤身一人。陈兆先便下令接见。 　　不一会儿，守军陪着一人走来。陈兆先认出此人是朱元璋手下的大将冯国用。冯国用开门见山，说明来意，那就是要陈兆先投降。 　　陈兆先疑虑他说：“朱帅能不见疑吗？” 　　“哈哈哈！”冯国用大笑起来，“朱元帅念及贵部多为乡民，受元廷的诱骗，来与我军对敌。想我等都是被元廷压迫的老百姓，怎能忍受异族的残暴统治，理应共同携手，驱除鞑虏，重建家园。至于你的顾虑，朱元帅也想到了。”说着，掏出支断箭递给陈兆先，“朱元帅亲折此箭，以此为誓。” 　　陈兆先接过断箭，想了又想，知道抵抗下去难免被歼灭的下场，便决定投降。 　　第二天，朱元璋亲自上山受降。他看到陈兆先手下的将士心中忐忑，疑惧不安，一问才知道他们是怕朱元璋不信任而得不到重用。朱元璋心想，纳降应先纳其心，于是决定夜宿方山，并亲自从降军中挑选出500名身高力大的健卒，充当自己的警卫。 　　冯国用不放心，劝阻他说：“这些人其心难测，主帅还是小心为是。” 　　“我以诚待他们，他们便不会害我。再说，我大军已占据山上的要隘，他全军都在我掌握之中，谅其不敢妄动。我这样做，看起来有些冒险，但要想争取这两万多兵士，就得给他们吃‘定心丸’。这样，今后才能有更多的人来归附。”冯国用听了朱元璋的话，连连点头。 　　但想到陈兆先是自己招降的，便提出跟朱元璋一起睡。朱元璋也同意了。 　　当夜，朱元璋就宿在方山上。他在军中大帐里酣然入梦，那500名新选的卫士在帐外轮班警戒，只有冯国用躺在朱元璋身边，紧张得一夜也没合眼。 　　第二天早起，日朗天晴。陈军全军雀跃，疑虑尽消。朱元璋仍令陈兆先统帅原来的兵马，开赴攻打金陵的战场。在攻打金陵的战斗中，陈兆先带领他原来手下的将士们英勇杀敌，不几日便打下了金陵。可见，朱元璋的“以身解疑”之法收到了奇效。 　　现在人们常说一句话：“企业竞争的制高点是人才。”而用人以信就是发挥人才作用的重要原则。 　　领导者只要把某项工作任务交给有关人员后，一定要相信他们能完成任务。当然，事先要对下属提出明确的目标要求，实行一定的监督检查，进行适当的指导帮助。而这一切不是为了限制下属，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任务，决不能成为干扰。领导对待下属，要以诚相待，切忌对这人怀有戒意，对那人放心不下，满腹狐疑，最后闹得互相猜疑，分崩离析。 　　任何人的经历都不会一帆风顺，常胜将军是不多见的。人在孩提时学走路摔过跤，学游泳时呛几口水，都是常事。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由于种种意想不到的原因，下属任务完成得不好、或者出现了失误时，领导一定要正确对待，不要盲目地换将，这也是对人才的爱护。只有这样，下属才会死心塌地为企业出力。爱护人才，其实就是维护自己企业的利益。 第57章 第三十四计创造环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但人才的珍贵也正体现在这里。“笼络人”不光是要能留住人，还要让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力。不仅要有物质奖励体现人才的劳动价值，更重要的是在生活、精神上体贴关心他们。 　　“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这梧桐树就是环境。 　　环境主要是指企业的内部环境。能否将员工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与企业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使人才既看到企业未来发展的远景，又看到个人事业发展的希望，从而不轻易跳槽。完善的人才培训制度、高品位的企业文化、融洽的团队精神和创业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公平的竞争机制等等，都是企业内部环境的重要内容。 　　稳定人才队伍的核心是企业内部是否存在尊重、爱护人才的良好氛围、是否能为人才提供了最大限度施展才能的机会。 　　反之，如果企业内部不能营造这样一种和谐的环境和气氛，不能为人才提供施展和发展的机会，那么即使物质待遇较高，也留不住人才。在这个意义上讲，环境也是待遇，是广义的待遇，是一种精神待遇。 　　忽必烈设馆待贤 　　元世祖，即忽必烈，元朝的建立者。元世祖之所以能统一中国建立元朝，跟他善举贤任能是分不开的。在统一战争时，他对汉族之士刘秉忠、杨惟中、姚枢等言听计从，采用“汉法”，以团结广大汉族，使能顺利完成统一战争的大业。在他统一全国后，广招人才以治国。 　　《元史.阿鲁浑萨理传》记载：元世祖接受朝列大夫阿鲁浑萨理的建议，遣使求贤，并建集贤馆以待之。应诏来的，集贤馆热情接待，生活待遇很丰盛优厚，都大喜过望。对于那些不符要求的，也给以赏赐送他们回去。 　　有个在宣徽：任职的官员，对如此优待应征之士不满意，便把供应的物品粮食堆放在内殿前，希望元世祖看见。世祖果然看见了，便前来问。此人答道：“这是集贤馆每天给一个人的东西。”世祖听了发火说：“你想让我看了以后减少它吗？用比此多十倍的东西来招待天下才能之士，还怕他们不来，何况减少了，谁还会肯来呢？” 　　元世祖与那位官员的分歧，显然是对待士人的两种看法，那位官员对待士人如此优厚而眼红，这是看不起士人的反映，对于这种官员是不足为怪的。可贵的是，元世祖深知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依靠众多的贤才，故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以表示对人才的尊重，希望能招来更多的贤才，正因如此，他批评了那位官员，提出了“比此多十倍以待天下之士犹恐不至”的高明见解。 　　挥斧如风 　　战国时，有一个叫惠施的人，他是当时一位有名的哲学家。惠施和庄子是好朋友，但在哲学上他们又是一对观点不同的对手。庄子与惠施经常在一起讨论切磋学问。他们在互相争论研讨中不断深化、提高各自的学识。特别是庄子，从惠施那里受到很多启发。后来惠施死了，庄子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才智过人、博古通今，能与自己交心、驳难、使自己受益匪浅的朋友了。因此，庄子感到十分痛惜。 　　一天，庄子给一个朋友送葬，路过惠施的墓地，伤感之情油然而生。为了缅怀这位曲高和寡不同凡响的朋友，他回过头去给同行的人讲了一个故事： 　　在楚国的都城郢地，有这样一个泥水匠。有一次，他在自己的鼻尖上涂抹了一层像苍蝇翅膀一样又薄又小的白灰，然后请自己的朋友、一位姓石的木匠用斧子将鼻尖上的白灰砍下来。石木匠点头答应了，只见他毫不犹豫地飞快抡起斧头，一阵风似的向前挥去，一眨眼工夫就削掉了泥水匠鼻尖上的白灰。看起来，石木匠挥斧好像十分随意，但他却丝毫没有伤着泥水匠的鼻子；泥水匠呢，接受挥来的斧子也算是不要命的，可他却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心不跳，泰然自若。倒是旁边的人为他们捏了一把冷汗。 　　后来，这件事被宋元君知道了。宋元君十分佩服这位木匠的高超技艺，便派人把他找了来。宋元君对姓石的木匠说：“你能不能再做一次给我看看？” 　　木匠摇摇头说：“小人的确曾经为朋友用斧头砍削过鼻尖上的白灰。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我的这位好朋友现在已不在人世了，我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跟我配合默契的人了。”庄子讲完了故事，十分伤感地看着惠施的坟墓，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自从惠施先生去世以后，我也失去了与我配合的人，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能够找到一位与我进行辩论的人了！” 　　庄子和石木匠的感受向我们表明，高深的学问和精湛技艺的产生，依赖于一定的外界环境。这也充分说明为人才创造良好环境的重要性。 　　孙权对下属关怀备至 　　大将吕蒙从小当兵，没有文化，当了大将后，发布命令、起草文件都得让别人帮忙，有些人因而瞧不起他。孙权为了维护吕蒙的威信，培养吕蒙的才干，就督促他下工夫读书。吕蒙生病以后，孙权心中非常着急，立即把吕蒙接到宫内，让御医给他治病。孙权关心吕蒙，想见他一面，又怕一出来吕蒙要起来行礼，就将门帘掀起一条小缝，偷偷看望。看见吕蒙能吃点饭了，孙权就格外高兴，有说有笑，否则就十分着急。孙权对待吕蒙可以说是关怀备至。 　　蒋钦为官清廉，家里很穷。有一次，孙权到他的家，见他的母亲和妻子穿着非常寒酸，心里非常难受，赶紧让人拿来绸缎给他的家人用。 　　大将凌统打仗十分勇敢，总是身先士卒，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凌统死后，孙权好多天不吃饭，还将凌统两个年幼的儿子接进宫里，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抚养他们长大，还专门请师傅教他们。 　　孙权这种从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下属的做法，赢得了人心，所以文武大臣都甘心为他的大业舍命效劳。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是让下属干事，而自己则为下属干事。 　　朱元璋建礼贤馆 　　环境和待遇是企业吸引与稳定人才的两大基本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作为资源，物质待遇问题不可回避；尊重、关心、爱护人才的企业内部环境，在很多情况下显得更为重要；即使不一定很高的物质待遇也能团结一批人才为企业的发展共同奋斗，善于营造这种良好环境的，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和人力资源主管就显得高人一筹。 　　朱元璋打天下时，对名士十分仰慕。他派人去请浙江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琛、章溢、刘伯温等人。 　　刘伯温就是刘基，他是元朝进士，在江西高安做过县太爷。为人正直，惠爱百姓，“发奸擿伏，不避强御。”不过他看不起统治者，他在《卖柑者言》中说统治者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说他们“民困而不知救，坐糜廪粟而不知耻”，因此惹得官也做不成了，一直闲居在家。刘伯温因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在当世名气很大。 　　朱元璋派人礼请这几个人，三人都立场坚定地推托。但朱元璋更加坚定，非要将这些人收为己用不可。朱元璋再三相邀，刘伯温死活不肯出来。于是他让人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给刘伯温，反复说明厉害，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总的一句话，就是不出来不行。信中的语气越来越严厉，搞不好就要来硬的了，实在没有办法，刘伯温等三人才勉强来到应天。 　　朱元璋大喜，特别盖了一座礼贤馆，作为这几个贤士的住处，刘伯温还被朱元璋尊称为“老先生”。 　　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有一天心血来潮，突然想去看望弘文馆学士罗复仁。罗家在城外一个小巷子里，破破烂烂，东倒西歪几间旧房子。罗复仁正扒在梯子上粉刷墙壁，一见到皇帝到来，着了慌，赶紧叫他老婆抱小凳子请皇帝坐下。朱元璋见他实在穷得不堪，心中觉得老大过意不去，说：“好秀才怎么能住这样的破烂房子！”即刻赏给罗复仁城里的一所大宅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下属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也是尊重人才的重要表现。作为领导者，对下属一定要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关怀，感情上体贴，解决属下的后顾之忧，用真情去呵护人。 　　清代晋商杨继美 　　清代晋商杨继美为人豪爽义气，乐善好施，好救人之急。有一个人过去借杨继美很多银两，还债期限早已经超过，仍然不能归还。这个人很是羞愧，有时候在半路上遇见杨继美，便急忙躲藏起来。 　　后来，这人觉得这样躲躲藏藏也不是办法，决心去见杨继美，表示愿意将自己的养家之业交给杨继美抵债。 　　杨继美说：“你以此业养家糊口，如果抵给了我，难道你们一家去喝西北风过活吗？”说完，当面将债券撕掉，旧债一笔勾销。这人感激不尽，叩谢而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获取诸多资源中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付出一定的代价——人力资源成本，是正常的。在一般情况下，人才在物质利益驱动下向高薪企业流动也是合理与正常的。 　　在激烈的商业竞争时代，为了提高生产力，企业的领导者必须善于激励员工，必须慷慨大方，不能让员工感觉到企业是在拼命克扣和压榨他们。 第58章 第三十五计妙炒鱿鱼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企业家要学会及时、慎重、果断地淘汰企业富余人员。当企业原有人才发生变动、人才与职位无法有效结合时，企业家应当努力改变现状，淘汰那些对企业的发展起阻碍作用的人员，或者经过认真考核，对有能力者进行智力投资，给他们创造其他就业机会。如果企业建立了合理的人才选聘机制，那么，富余人员的淘汰并不会对企业员工队伍的稳定构成威胁。 　　在不断进行人才更新的过程中，领导需要学会妙炒鱿鱼。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即位后不到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宋太祖亲自出征，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们平定。 　　为了这件事，宋太祖心里总不大踏实。有一次，他单独找赵普谈话，问他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换了五个朝代，没完没了地打仗，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这到底是什么道理？”赵普说：“道理很简单。国家混乱，毛病就出在藩镇权力太大。 　　如果把兵权集中到朝廷，天下自然太平无事了。”宋太祖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得好。 　　后来，赵普又对宋太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兵权太大，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 　　宋太祖说：“你放心，这两人是我的老朋友，不会反对我。”赵普说：“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但是据我看，这两个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面的将士。有朝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只怕他们也身不由己呀！” 　　宋太祖敲敲自己的额角说：“亏得你提醒一下。”过了几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 　　酒过几巡，宋太祖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出。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儿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多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呀？”石守信等听出话音来了。大家着了慌，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宋太祖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 　　石守信等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连连磕头，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宋太祖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 　　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彼此毫无猜疑，不是更好吗？”石守信等齐声说：“陛下给我们想得太周到啦！”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赏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各地去做节度使。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杯酒释兵权”。 　　过了一段时期，又有一些节度使到京城来朝见。宋太祖在御花园举行宴会。太祖说：“你们都是国家老臣，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我真过意不去！”有个乖巧的节度使马上接口说：“我本来没什么功劳，留在这个位子上也不合适，希望陛下让我告老回乡。”也有个节度使不知趣，唠唠叨叨地把自己的经历夸说了一番，说自己立过多少多少功劳。宋太祖听了，直皱眉头，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尽提它干什么？” 　　第二天，宋太祖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全部解除了。 　　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通过这些措施，新建立的北宋王朝开始稳定下来。 　　为了使军权高度集中，宋太祖又创造了行之有效的“更戍法”。 　　所谓“更戍法”，就是中央的禁军，要按期轮流到各地戍守。将领也要经常调换，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兵”。这就造成了“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的局面。将兵之间生疏，有利于防止军队叛变。 　　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实际上是炒节度使的鱿鱼。历史证明，这一方法，是防止军阀割据的成功举措。 　　唐玄宗炒张九龄 　　唐玄宗后期，终日沉湎于声色淫乐，不理政务，也不虚心纳谏，拒听忠言。当时，宰相张九龄是一位明智的大臣，直言敢谏，又遇事力争。 　　开元二十一四年（公元736年）秋天，正是秋收时节，玄宗想从洛阳返回长安。张九龄怕御驾回宫，会影响农事，建议改期再回长安。 　　李林甫善于巴结逢迎，见玄宗眼色行事，这时便逢迎说：“长安、洛阳，不过是陛下的两处宫室，何必要另选日期？即便妨了农时，免了他们的租税不就可以了。”玄宗听了这番话，当然十分高兴，即日便动身西行。 　　有一天，玄宗想封赏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张九龄执意不同意，再次和玄宗发生争执。玄宗讨厌他，嫌他话多，李林甫在一旁诽谤张九龄，煽风点火，玄宗便想罢了张九龄的宰相。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日子，玄宗命高力士把一把白扇赠给张九龄。这意思很明显：“秋天来了，扇子也没用了。显然是说张九龄你年事已高，应当退位。” 　　张九龄当然明白玄宗的意思，诚惶诚恐地接过赐扇，郑重其事地为玄宗作了一首《白羽扇赋》。赋中这样说：只要能够使用，即便有杀身之祸又有什么关系？纵然秋高气爽，夺了节气，最终归回箧中，也要感激厚恩。这是表达他忠于职守，不计个人得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炒鱿鱼要炒得高明，这样才不伤和气。世事无定，也许被炒鱿鱼的人将来还会成为事业上的合作伙伴。 　　明升暗降的奥秘 　　东汉末年，马腾、韩遂等拥兵割据关中一带，对东汉王朝造成严重威胁。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在中原群雄角逐时，为了稳住自己的侧翼，始终对马、韩二人采取怀柔政策。后来，马腾与韩遂之间发生了冲突，曹操想借机拉拢马腾，以进一步控制关中一带。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打算南下平定刘表、孙权。为了稳定后方，他上表给汉献帝，请任命马腾为卫尉，把马腾调离开关中，让他到汉献帝手下任职。同时，将马腾的家族都迎到曹操自己控制的邱城，以防止马腾在曹操南征期间，趁机在兵力空虚的后方捣乱。 　　卫尉一职，在汉代是很有实力的朝廷要位，专门负责掌领皇宫门禁卫及禁卫军。但是，此时的汉献帝只是一个傀儡而已，手下已没有任何军队，就连汉献帝本人的性命也在曹操的手掌心捏着。所以，这时的卫尉，名义上虽高，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个虚职而已，毫无实权。 　　曹操正是通过这种明升暗降的方法，控制住了马腾。当然，马腾的原先部队也并不是让给了韩遂，而是由马腾的儿子马超统领着。控制了马腾，也就等于控制住了马超，也就意味着控制住了关中的军队。 　　在官场上，用这种明升暗降的计谋控制对方，削弱对方势力的，也不仅仅是曹操一个人。 　　隋炀帝杨广在大臣杨素等人的密谋下，夺取了帝位。这一来，身为楚国公的杨素因屡建功业，对皇上有恩，所以就贵宠日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素通过种种渠道，让自己的诸亲六眷位居要职，有的担任尚书列卿，有的任柱国，有的任刺史。而对那些忠诚于国、功高德重的人，杨素却经常暗中进行诋毁诽谤。据《隋书》所言，当时“朝臣有违忤者，虽至诚体国，如贺若弼、史万岁、李纲等，素皆阴中之。若有附会及亲戚，虽无才用，必加进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可谓权势已达炙手可热的程度。 　　杨素的这一切，很快引起了以阴险毒辣而著称的隋炀帝的警惕。于是，碍于种种情面和杨素的势力，隋炀帝下了一道看似十分关心杨素的命令：“杨先生是国家的栋梁，应主要抓一些大事，那些细琐的事务性小事，就让下面的官员去办吧，杨先生就不必亲自过问了。”表面上是对杨素给以优厚的待遇，以抬高他的名声，但实际上却夺掉了杨素的实际权利。自此后，杨素的行动收敛多了。 　　西汉时，汉宣帝知道霍光的妻子毒死了许皇后，又要害太子，便开始要收拾霍家了。可霍家的权势太大了。虽然这时霍光已经死了，但是霍家的女儿是皇后，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右将军、博陵侯，侄孙霍山为乐平侯，还有霍云的女婿、外孙等很多人在朝廷上做大官，要铲除霍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汉宣帝先是表面上把霍家人升官，实际上收回他们的兵权。他把霍光的大女婿度辽将军范明友升为光禄勋，把霍光二女婿中郎将任胜升为安定太守，不久又把霍光的另一个女婿和外甥女婿、孙子女婿等纷纷调职，最后又升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他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到重要的位子上去。 　　在这前后，虽不时有人控告霍家，汉宣帝始终没让人查办，好让霍家的人安心。终于，霍家的人沉不住气了，商议要造反，废掉皇帝。就在霍家的人还没行动时，汉宣帝颁下诏令，逮捕所有霍家的人。就这样霍家终于被汉宣帝灭掉了。 　　踢开绊脚石 　　企业界有许多实际的例子显示，妨碍或影响企业进步的，往往是当年创业时的伙伴、功臣。这些人以功臣自居，以老大自任，位高而不实心办事，自满而不求进步，只知道结党营私。他们的能力不但早已经赶不上企业的发展，而且成为企业进步的绊脚石。经营者痛心疾首，但不能卸下感情的包袱，既无壮士断腕的勇气，也没有其他治本的良策。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除了天生冷酷无情、刻薄寡恩的人外，一般人多半无法横下心肠将当年打江山、共患难的伙伴一脚踢到门外。尽管其祸害已经到了极点，可是为了“情”字，难免姑息养奸，得过且过。经营者如果善用手段，不但可以兼顾到感情问题，还能使企业脱离困境，再创生机。 　　最好的办法是明升暗降，去掉绊脚石的实权。行政机关将部长、：长改聘为资政、国策顾问，使其高升而无为，同时养以高薪。 　　这样不但不伤面子，还会使权力的转移温和而顺利。还例如，将总经理或副总经理纳入董事会，担任高级顾问，就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第59章 第三十六计同甘共苦(1) 　　创业的过程一般都是非常艰辛的，一旦企业获得了成功，经营者不应该忘记那些同患难的员工，给予丰厚的回报。如果只搞“飞鸟尽，良弓藏”的那套，不但伤了和气，用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对企业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对于那些历代的开国皇帝来说如何对待开国元勋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从底层一步登天的皇帝对于这个问题更是觉得棘手。因为他们都是从底层上来的，因此皇室的势力不大，甚至不及那些开国元勋。历史上，在皇室的势力不及开国元勋的情况下对待功臣的方法有两种方式，一是杀，二是厚待他们，但不给他们实权。这两种方式都各有代表人物，前者是刘邦和朱元璋，后者是刘秀与赵匡胤。 　　刘邦和朱元璋两个都被认为是那种对待功臣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皇帝，是那种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福之人。但其实这两者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第一，刘邦杀功臣是被动的，朱元璋杀功臣则是主动的。刘邦是个豁达之人，而朱元璋则是猜忌多疑之人，文字狱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刘邦对待功臣其实是很宽厚的，但是，作为一个从平民打上来的皇帝，他也不能不有所提防。而且当时有些功臣居功自傲，其中尤以韩信为首。当年韩信趁刘邦危急之时，要挟刘邦封他做假齐王，这足以表露出他的狼子“心。当然他当时之所以没有反叛刘邦，是因为还有项羽这个劲敌在，而且他如果反叛刘邦，也有可能失去人心。因此他当时只是要求做假齐王来试探一下刘邦。此举的确触怒了刘邦，但好在他隐忍了还故作姿态地封了韩信一个齐王，才没有给韩信已反叛的理由。但对于韩信刘邦心中已存介缔。再加上韩信的军事才能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他当时不反，但不能保证他以后不反，因此刘邦不得不先下手为强，而且当时诛杀韩信是得到其他功臣的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认识到韩信是汉王朝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为此，当年月下追韩信的萧何就扮演了引诱韩信上断头台的角色。而英布之流或是因为韩信被杀而感到恐惧或是因为听信谋士之言反叛刘邦在先，才被刘邦杀掉的。因此除了韩信外，杀其他人都是被动的，而杀韩信也非无中生有。但朱元璋杀功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杀功臣纯粹是因为猜忌，不管对方是否有反叛之实或反叛之心，一律杀无赦。可以说他是绝对主动的在杀戮功臣，并且是不杀光誓不罢休的变态心理。 　　第二，刘邦杀的只是几个拥兵自重且有反叛行径或有反叛意图的武将，而朱元璋则是无论文武，只要是有功之臣，有资历的臣子，他都照杀不误。就连宋濂这样的老实人都不放过，虽然因为马皇后的求情而免去了他的死罪，但把这么一个老人发配到边疆，其实就等于要了他的老命。刘邦除杀了几个武将外，对其他功臣还是很厚待的，像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都是汉王朝的重臣，不像明朝，开国元勋没几个活下来的。 　　第三，刘邦杀了功臣后，结果是加强了中央的实力，尽管他死后出现了权力真空，但由于他为后世留下了不少经验丰富的老臣，因此无论是吕氏的篡权还是七王之乱，都没有对中央造成很大的破坏，也使得汉王朝开辟了封建史上的第一个盛世。可是朱元璋死后就没那么幸运，由于功臣被他杀戮一空，结果当靖难之役发生时，中央政府已经没有像汉时周勃，周亚夫父子那样力挽狂澜的人了，结果朱元璋钦定的皇位继承人，在不到3年内就被推翻了。 　　刘秀与赵匡胤打击功臣的后果 　　比较了刘邦和朱元璋，再来比较一下刘秀与赵匡胤。这两个皇帝比起前两个来在历史上的评价要更高些。他们的做法与前两者的杀气腾腾截然不同，他们主要用的是怀柔的手段，虽然手法一样，但也有高下之分。 　　第一，这两者登上皇位的方式不同，刘秀靠的是武力消灭各个割据势力，而赵匡胤则是军事政变。因此刘秀的功臣大多是跟他出身入死且自身有一定势力的地方豪强，而赵匡胤的功臣大都是些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或地方节度使。由于这两者的处理方法是不同的，前者应该削弱和瓦解他们的势力，后者则应该分散和解除他们的武装部队。 　　第二，刘秀对待功臣并没有采取削弱他们的方法，反而使他们进一步做大。他对于那些支持他的豪强，采取了给予他们经济上的特权和补偿来换取他们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力，并和他们联姻来稳固自己的统治。但是这么做只能保证在他活着的时候，那些地方豪强不参与政治，但他死后，由于那些地方豪强有一部分和皇家联姻，于是就以外戚的身份把持朝政，另一部分豪强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在朝堂之上大肆培养自己的亲信和势力，于是乎，东汉一朝，四世三公，门生遍天下的豪门比比皆是。 　　赵匡胤对待功臣的方法就比较正确，他吸取了唐以来武将拥兵自重，中央政府软弱无力的经验教训，对于那些拥戴他即位的高级将领和节度使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做法，既让他们交出兵权，又给他们在经济上的补偿。他的做法虽然和刘秀颇为相似，但由于对象不同，所取得的效果也大不一样。因为那些高级将领，只是在军事实力上对中央产生了威胁，在其他方面则比较差，也就是说他们最大的资本就是军队，离开了军队他们的影响力就几乎不存在了。因此赵匡胤虽然给予他们经济上的补偿，但却没有给他们经济上的特权，也就是说这些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富翁，在政治上是没有丝毫影响力的，他们确实是被削弱了。 　　第三从效果上看，刘秀的做法其实是在进一步地削弱中央和皇族的势力，而且让地方豪强进一步地坐大，也没有解决自西汉以来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为东汉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而且由于皇族势力的单薄，使东汉中后期皇帝和朝政一直在外戚和宦官手中把持。赵匡胤不仅解除了那些将领的兵权，也解决了自唐中期以来数百年的地方强于中央的局面。 　　比较以上4个皇帝对待功臣的做法，从效果上来看，刘邦和赵匡胤做得最好，虽然他们的方法不一样，但都达到了巩固皇权、削弱地方的目的，都使中央政府更加稳固。而朱元璋虽然保证了他的王朝不会被外人夺走，却无法保证他的孙子能安稳地坐在皇帝的宝座上。正因为他不顾后果地杀戮功臣，使得中央政府内人才凋零，根本无力来对抗外部的强敌。刘邦和朱元璋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刘邦把棍子上几根最大的刺给拔掉了，并留给了子孙可以握住这根带刺的棍子的地方，他的子孙可以很轻松地拿着这根棍子来对抗其他势力。而朱元璋则将棍子上的刺全都拔光了，虽然他的孙子可以很轻松的拿起这根棍子，可这个光溜溜的棍子也没有任何威力了，面对对方的大刀长枪只能坐以待毙了。因此朱元璋的做法，只取得了一半的效果。最差的就应该是刘秀了，他采取了逃避的方法，用布把那些扎手的刺包裹起来，却只是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那些刺自然就刺破了薄薄一层布，扎得他的子孙满手是血。 　　单就刘邦和赵匡胤来说，虽然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赵匡胤的手段更高明些，他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没有流血，可以说是在解决开国元勋的问题上处理的最得当的。 　　曹操与曹丕父子 　　在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三国大战场，曹氏集团能够平定中原，甚至一统天下，和他们的用人之道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强极一时的曹氏集团之所以仅仅维持了20几年即土崩瓦解，同样和他们的用人之道不无关系。一句话：得天下者，人也；失天下者，亦人也。 第60章 第三十六计同甘共苦(2) 　　在史书上，戏曲里，演义中，我们看到的曹操常常是阴险、奸诈、多疑的。然而，这远不是他性格的主要方面，至少加入了人为的演义。他对人才的爱惜与渴望，以及他培育人才、吸引人才的制度同样是非常突出的。为留住关羽这位超重量级人才，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既封官，又许愿。可以说，一位领导者能够采用的一切挽留人才的办法，他都采用了。他的诚意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后来曹军在赤壁之战后败走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使他逃过了一劫。在用人上，曹操打破豪门士族的小圈子，不论出身，唯才是举，把大批出身庶族寒门的人才罗致自己的手下，形成了“文武并用、英雄毕力”的盛况。不仅政治人才军事人才他兼收并蓄，就是一些很难伺候的文人们，也被他吸引到自己的麾下，服服帖帖地为其服务。以“建安七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就是他一手培育起来的。在他们父子三人的大力提倡和亲自参与下，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建安文学”。所有这些，都是他同时代的刘备、孙权之流无法比肩的。 　　他的诗歌《短歌行》就是他的人才宣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寓意深沉的诗句，是他渴望人才的自然流露。人才来了，他欢快地唱道：“呦呦鹿鸣，食“之苹。我有嘉宾，鼓琵吹笙。”人才未到，他忧伤地唱道：“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发现人才的所在，他禁不住“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淡宴，感念旧恩”。面对天下人才，他郑重承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确实也做到了，共患难、同富贵，对人才从来不吝啬高官厚禄。 　　和曹操相比，他的后继者曹丕就差得多了。他一改曹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良策，接受陈群的建议，确立了“九品中正制”，使统治集团固定化。在这种体制下，形成了新的士族，扩大了社会等级隔阂。从此以后，由创业到守成，曹丕的进取心弱化了，选才用人的视“也狭窄多了。曹魏政权渐渐由基本上代表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逐步转向大地主阶级。此举扼杀了其父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 　　在丢掉了曹操长处的同时，曹丕却把其父性格中的弱点继承下来，猜忌功臣，并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发展到一种极致，这在曹丕对待他兄弟们的态度上可见一斑。 　　曹操一生共养育25子，除曹昂早逝，曹冲短命以外，还剩下23个。曹丕继位后，立即把他们打发出京，并命令他们：不得擅留京师，不得随意行事，不得离开封地，不得互通音讯。同时，他还给每一位兄弟配备专门的监国使者，对他们的言行严加督责，稍不如意，即奏其过失，弄得兄弟们人人自危，如履薄冰。对生性刚毅威猛的曹彰，他不惜用毒药将其毒死。对于和他有太子之争的曹植，他更是无所不用，让曹植一生都在郁郁寡欢中艰难度过。曹丕人才政策的结果，使得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曹魏集团变得门庭冷落，对曹姓诸王的压制和打击，更直接地动摇了他的统治基础。最后，等到司马氏集团起而攻之，竟然不费吹灰之力，悲夫！ 　　如果说，曹操性格的弱点是那个动荡混乱、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造成的话，曹丕在相对稳定的背景下采取的做法，则更多地暴露了他自身性格上的嫉贤妒能和缺乏自信。 　　由此看来，人才政策的优劣，决定着事业的兴衰成败。选择什么样的人才，又显示着领导者的人格与胸怀。 　　汉景帝刘启 　　周勃曾经跟随刘邦东征西战，战功卓著，后封为绛侯。周勃死后，其长子周胜之继为侯爵，但因罪被除。汉文帝乃择周勃庶子中贤德的人，众皆推崇周亚夫，乃封亚夫为条侯。 　　汉文帝临终时，训诫太子刘启说：“假如有急事，周亚夫是真正可以付与统兵作战重任的人。”文帝崩，拜亚夫为车骑将军。 　　汉景帝三年，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当时叛乱军队力量十分强大，并且叛军有很好的后勤保障，因为吴王濞所在的吴国地处东南膏腴之地，不但物产丰富，而且还有产铜”炼之业。其他各诸侯也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吴、楚早有叛乱之意，军队也训练有素。相形之下，汉代天子的力量反而不及吴、楚。敌强我弱，叛乱军队很快占领了大片地盘，形势万分危急。汉景帝刘启想起乃父临终的嘱咐，马上任命周亚夫为太尉，东击吴、楚。周亚大出发前，对景帝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请求让梁国先吸引他们的主力，我先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才能战胜他们。”周亚夫用此计果然平了七国之乱。但功勋太高，因而跟景帝有了介蒂。 　　有一次，景帝在皇宫中没事，宣诏条侯周亚夫进见，赐食。孤单单地在餐桌上摆下一盘大块肉，又没有刀具可将肉切碎，甚至连筷子也不摆。周亚夫心不平，回头叫宫中尚席官去拿筷子。景帝视而笑曰：“这些不能令君满意吧？”亚夫免冠谢。景帝站起了身，条侯周亚夫“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这个人如此心怀怨恨，断不肯做我少年皇帝的下臣！” 　　没过多久，周亚夫的儿子为了替年老的父亲预办后事，便违反规定，到国家工官尚方署买了甲盾五百副，准备殉葬之用。后来有人借此事告周亚夫想兴兵造反。景帝知道此事后，便把此事直接交给一般狱吏办。吏簿责条侯，条侯周亚夫心想自己乃高贵出身，便不搭理狱吏。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便叫把亚夫解到廷尉处。廷尉责问周亚夫说：“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于地上，即欲反于地下耳。”这真是欲加之罪，问患无辞。周亚夫被下到狱中，周亚夫因绝食五天，呕血而死。 　　这样的例证还很多，像隋朝的高颖，既是开国元老，曾助隋文帝杨坚篡周；又是建国重臣，曾为恢复战乱后隋朝的经济和社会正常秩序，作出过巨大贡献。他担任宰相20年，终于使隋朝江山稳固。这时，隋文帝便听信独孤皇后等人的谗言，罢免了高颖。并且还厚颜无耻说：“自从我罢了高颖后，便瞑然忘之，如本无高颖者。”到炀帝时，更是把高颖对隋朝的功劳忘得一干二净，最后竟罗列罪名杀了他。 　　周亚夫乃一代英豪之子，在西汉王朝危难之时，为其平定七国之乱，对刘汉王朝来说，可谓功益日月，恩泽千秋。可是一待政局稳定下来后。汉朝皇帝便全忘了急难之时，反以功高盖主而嫉恨周亚夫，屡屡找岔刺激他，置之于死地。汉景帝这种做法，确实太过苛刻，失去了人君应有的气度，更失去了知恩图报的千古美德。虽然景帝日后多有善举，但在对待周亚夫这件事上确属不光明之举。 　　以上这些君主过河拆桥，残害功臣，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相反使国失大臣、忠臣，导致国家处于危亡境地，像东晋最后免不了被篡夺、隋朝因炀帝的胡作非为而成了短命王朝，唐朝最后也逃不脱覆亡的命运。这个道理很简单，尽忠报国，反遭灭顶之灾，那谁还敢再尽忠报国呢？ 　　这个教训，从赵宋王朝的倾覆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民间传诵着杨家将的故事，宋朝天子难至则用杨家将，难平则弃、则害，这些传说并非没有根据。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开始，宋朝统治者一直对武将防范、猜疑。高宗乃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杀了岳飞。从此，有志、有能力之士为此寒心，不再以习武报国为本。到孝宗时想再行北伐，可朝中已无可用之将，最终导致惨败。从此宋朝的苟延残喘，蒙古铁蹄一到，便随之瓦解了。 　　许多案例证明，在现代的经济行为中，共患难容易，共富贵难，甚至夫妻之间也是如此。经营者如果不能适当对待同患难的人才，不但只会将人才推向竞争对手的一方，还会令企业后来的员工心寒。古代之所以有养士之风，一是为自己招揽人才；二是不让人才为竞争对手所用。 　　一个企业的成功是每个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人是事物的决定因素”。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企业家们应该时时悬为明镜，以检言行，以照心胸。 第61章 结束语 　　一只小狗的职场启发 　　小狗聪聪到处找工作，忙碌了好多天，却毫无所获。他垂头丧气地向妈妈诉苦说：“我真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没有一家公司肯要我。” 　　妈妈奇怪地问：“那么，蜜蜂、蜘蛛、百灵鸟和猫呢？”聪聪说：“蜜蜂当了空姐，蜘蛛在搞网络，百灵鸟是音乐学：毕业的，所以当了歌星，猫是警官学校毕业的，所以当了保安。和他们不一样，我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经历和文凭。”妈妈继续问道：“还有马、绵羊、母牛和母鸡呢？”聪聪说：“马能拉车，绵羊的毛是纺织服装的原材料，母牛可以产奶，母鸡会下蛋。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什么能力也没有。”妈妈想了想，说：“你的确不是一匹拉着战车飞奔的马，也不是一只会下蛋的鸡，可你不是废物，你是一只忠诚的狗。虽然你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本领也不大，可是，一颗诚挚的心就足以弥补你所有的缺陷。记住我的话，儿子，无论经历多少磨难，都要珍惜你那颗金子般的心，让它发出光来。” 　　聪聪听了妈妈的话，使劲地点点头。 　　在历尽艰辛之后，聪聪不仅找到了工作，而且当上了行政部经理。 　　鹦鹉不服气，去找老板理论，说：“聪聪既不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不懂外语，凭什么给他那么高的职位呢？”老板冷静地回答说：“很简单，因为他是一只忠诚的狗。”在一个企业组织中，往往会出现四种类型的员工，一种是高能力的“马，一种是高忠诚度的狗，一种是能力和忠诚度都很低的废物，一种是能力和忠诚度都很高的主人翁。其中，主人翁类型的人才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作为老板，现实的做法是如何配置“马和狗的工作关系。 　　才华横溢的“马型人才，常常是推动公司进步的原动力。然而，如果没有忠诚的狗来维系日常的程序性工作，所有的变革到头来都只是一场闹剧。 　　人品和能力同样可贵，只是，能力可以用文凭、绩效来证明，人品用什么来证明呢？答案是忠诚。